粮食：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武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粮食论文,武器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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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名言，叫做"民以食为天"。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同样简捷的语言宣布了一个朴素而其实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全部小麦问题的人，没有资格当政治家。"
粮食是人类生存、生活的最基本必需品。粮食之于人，尤甚于燃料之于飞机、轮船、火箭。这是因为，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研、文化教育、艺术和生产制造及其他社会活动。一位名叫丹·摩根的美国资深记者通过长期采访和研究，写下了一部论述国际粮食贸易的著作——《粮食巨人》，在正标题的下面印着醒目的副标题：《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就足见其地位显赫。正是由于粮食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使得一些粮食大国常常用它来作为迫使对方俯首听命于自己的工具和手段。粮食对于美国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和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尤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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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任内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在1980年的一次听证会上强调粮食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时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它们就越发不愿意和我们捣乱。"话说得连一点外交修饰也没有，似乎不大合乎华盛顿的绅士风度，有损于美国的"清誉"。几天以后，这位农业部长改换了一个动听的说法，称粮食为"和平的工具"。
美国不得不重复地宣布早在40年代就已实行的一个叫做"粮食用于和平"的计划。这项计划最早的鼓吹者之一、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曾如此这般地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赞扬这一计划的成果：
人们将为了粮食的缘故而依赖我们。我明白，有人会认为这不是个好消息。依我看，这却是个好消息，因为人必须先吃东西，才能干些事情。如果你想找一种办法让人家依靠你，仰赖你，也就是与你合作，那么，粮食方面的依赖似乎是绝妙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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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用过一条口号，叫"小麦赢得战争"。这个口号的制定者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粮食对于战争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发运的粮食，"同盟国可能会崩溃，……很多国家就可能被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火焰吞没"。
一战以后，同盟国把控制德国的食品供应作为从政治上控制德国的最有效武器。美国政府向盟国领导人发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不断向西方推进，它在毒化德国。我们不能靠武器阻止它，而只能靠向饥饿的德国人供应粮食。"根据这样的理由，美国政府又于1921年底拨款二千万美元资助发运玉米给"饥饿而失望"的苏联。这项决定不仅使战争结束以后跌价的美国粮食恢复了生机，更重要的是帮助了那些仍活跃在苏联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美国农业部的官员指出："粮食是一种自卫的武器，没有我国的粮食，英国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于美国和侵略者之间"。按马歇尔计划，美国把大量谷物以赊帐方式提供给法国和意大利，以免它们成为共产党国家。该计划的策划人马歇尔也很明白："食品是我们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当巴基斯坦面临旱灾威胁的时候，杜勒斯公开为向巴基斯坦提供粮食作辩护说，巴基斯坦控制着开伯尔山口，这个山口守护着苏联与南亚各国之间的通道，而且巴基斯坦人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因此，向巴基斯坦提供粮食就具有了国际的政治意义。但与巴基斯坦紧邻的印度，在1946-1947年发生严重饥荒时就很不幸了，理由同样简单，它在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外战略地图中尚未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前沿地带，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堆积如山的粮仓里获得一粒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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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摩根的《粮食巨人》一书对美国把粮食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战略武器做过仔细描述。他写道：
1945年以来，美国粮食援助的政治成分始终是一清二楚的。南斯拉夫1948年拒绝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后，想摆脱苏联影响的铁托元帅的行动受到了美国粮食发运的支持。总的说来，凡是美国在那里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国家，就能分到480公法计划补助的最大最好的一份。诸如巴基斯坦、南朝鲜、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购买美国军事物资的国家，都大大享受到美国粮食援助的好处；对于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整个东欧最独立的共产党国家，以及原料储备雄厚的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来说，情况也一样。国务院一位成员有一天为出口棉花和稻米给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条扼要的论证："它们有石油，我们有农产品。"但480公法计划这一手段也可以反过来用。
在尼克松和后来的福特担任总统的时期里，美国外交越来越使用粮食武器。援助计划的功能比任何时候更政治化了。1972年和1973年，在480公法计划补贴的产品中，70%是用于南越和柬埔寨战争经济的。……在那些经济和居民都依赖进口美国产品的国家里，粮食援助就作为棍子和胡萝卜交替使用。1971年，480公法计划向南朝鲜提供了购买食品的贷款。同年，向葡萄牙提供了同样的贷款，换取的是，延长亚速尔群岛美国军事基地的使用期。1974年，孟加拉在同意停止向古巴出口黄麻后，也享受了同样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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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摩根担任了多年的华盛顿邮报驻欧洲记者，到写作和出版《粮食巨人》一书的时候，他已负责美国农业和原料方面的对外联络工作。在这部并不为众人熟知的书中，作者经过长期采访和研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晓的材料。智利是他用来解释和说明美国使用粮食这种战略武器的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丹·摩根说：
美国粮食的供应量随着智利国内的政治变化而变化。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发运给智利的补助小麦停止了。在他下台后，1973年9月11日，发运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或不援助是尼克松政府为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破坏稳定"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新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开列了一份"美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对智利的援助"表格，用以证明美国政府及其操纵下的世界银行在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以及支持政变后的军政府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份表格里有一项叫"粮食用于和平"的援助情况：1968-1970年弗雷时期为"25"，1971-1973年阿连德时期为"0"，1974-1976年军政府时期为"107"，单位为100万美元。这三组数字所代表的含义同它本身是同样一目了然的。援助者当然更明白粮食对智利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对一个国家由于它自己的人民不负责任而倒向共产主义竟然袖手旁观。"尼克松总统则显得更加坦率、干脆，没有因为干涉别国内政而有一丝一毫的遮遮掩掩和羞羞答答，他说："即使是一颗螺母、一个螺栓也不许运到智利去。我们必须使它的经济变得一团糟。"值得回味的是，1968-1976年的9年里，每3年为一个时期，这当然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如果说基辛格的话对第三个时期的"107"作了一个明确说明的话，那么，尼克松的话则可以看成是对第二个时期的"0"下了一个绝好的注脚。这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常常提供一些对后来人来说有意思的启示，尽管这变幻莫测的背后可能只是历史创造者的悲惨和痛苦。倒是阿连德时期的智利农业部长贾克斯·孔高尔以这段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说了一句足以令世界警醒的话："谁控制粮食出口，谁就控制世界。"我们还是有必要回过头来看一看丹·摩根所作的结论：
480公法计划就这样使美国把粮食分配给像埃及或智利那样的国家，以换取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利益。美国发运的补贴粮食，和其它一切对外援助一样，只是因为受援国家弱、穷或缺少外汇到世界市场上去买粮，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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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几段引文里，好几处提到480公法计划。这个计划是美国在1954年制定的《农业贸易促进与资助法案》的简称，其目的是"促进美国农业在经济上稳定和促进国民福利"，"改进美国的对外关系"。美国农业出口的相当一部分是由这项法案规定条件的贷款来资助的。最终结果是美国粮食的大量涌入把受援国的粮价降低到无法与之竞争的程度，从而破坏了受援国的农业生产，增加了受援国对美国食品进口的依赖性。这项法案实际上是美国以所谓捐赠、贷款、援助等手法大规模地向国外倾销自己的过剩粮食及其它食品，转嫁本国的农业危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粮食援助都附带着种种条件。如1974年9月，美国政府提供给埃及10万吨小麦援助，但这项援助是以埃及允诺参加基辛格草拟的"和平计划"为条件的。80年代曾担任美国政府一个援助委员会顾问的欧内斯特·格雷夫斯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政府做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把给它们的援助推迟到它们这样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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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人口、农业生产和气候趋势的潜在后果》为题进行过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为美国的粮食政策与美国利用粮食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外交活动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世界对美国粮食越来越大的依赖"预示着美国权力和影响的增长，特别是对那些穷困的、缺少农业资源的国家来说更是这样"。第三世界缺粮"可使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美国的过剩粮食加强了它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的："援助的目的首先是要使需要援助的那种制度得以长期保持下去"。无粮不稳，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正是由于美国的粮食援助，才得以保持了西欧国家经济上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则首先是"为了防止苏联扩张的威胁和西方国家中共产党人获取政治利益的堡垒"。战后美国不仅加强对南朝鲜提供粮食援助，而且对菲律宾、印尼、尼加拉瓜、巴西和很多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这种援助，按丹·摩根的说法，"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显然是被考虑在内的"，目的首先是"加强这些国家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开创新的市场。"他说："在美国，要把同共产党人做交易与政治分开是不可能的。"
1962年，原苏联小麦歉收，政府决定从美国进口小麦弥补自己的粮食短缺。这在美国的反应，犹如一潭静水里扔进了一块大石头。"苏联是敌人，政治上的强大压力阻止两国经济上的接近，更不许可拿粮食去喂饱苏联人。"这里提供了两种趋向：如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保尔·道格拉斯所说，向苏联提供粮食，会"损害靠内部革命推翻苏联和中国的最好的希望"；另一方面，大量过剩粮食又赋予美国应该充分利用的力量。结论是，不妨趁此机会向苏联出售粮食，耗费苏联有限的外汇储备，换取它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的石油，并迫使它减少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控制。农业部长哈丁在给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说，这样的销售"是为美国最大利益服务的"。劳动部长约翰·邓洛普在回答农民的怀疑时愤怒地指出："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在同苏联的谈判中不能利用粮食，因为你们的利益有受到危害的可能，是不是？但这是关系到民族利益的问题。"经过几年的讨价还价，美国提供给苏联的贷款达5亿美元，条件是苏联必须保证在3年中至少购买7亿5千万美元的美国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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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17日路透社的一篇新闻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苏联的饥民比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饥民更值得帮助吗？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82-198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严重旱灾，波及36个国家1.87亿人口，即大约80%的国家和46%的人口受到威胁。在灾情最严重的1984年，仅谷物就比灾前的1981年减产14%，加上豆类及块根类作物的歉收和牧草干枯造成牲畜大批死亡，整个地区至少缺粮1840万吨，这次旱灾中死于饥饿的人口逾百万，直接受到饥饿威胁的人口达3000多万。仅重灾的埃塞俄比亚一国在1984年2月至11月的9个月中，就饿死了30多万人。1990年5月31日至6月6日的一期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的文章指出，马里、乍得、贝宁、布基纳法索等国每日人均不足2000卡路里。主要受害者是儿童。1988年约有30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美国农业部197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如果那些受饥饿和营养不良折磨的人每天只要能得到500卡路里的补充热量，饥饿情况就可缓和。150克小麦、玉米、高梁或小米就含有500卡路里的热量。每年只要有2190万吨粮食就可以缓解全世界的饥饿情况。海地和洪都拉斯离美国都不到1300公里，如果用飞机运粮一个小时就足够了。但它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距离就更容易从美国的粮仓里讨一点粮食来养活它们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1991年3月15日《东京新闻》一篇题为《非洲面临史无前例的饥荒》的报道援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统计，非洲已有约2700万人濒临饿死的境地。特别是苏丹、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安哥拉以及莫桑比克五国，它们必须得到270万吨的粮食援助才能渡过饥荒难关，其他非洲国家还缺少总计为120万吨的粮食。以往曾为非洲提供剩余农产品的西方国家却把粮食提供给了苏联。埃及《金字塔报》1994年6月3日文章透露，由于食品匮乏，第三世界国家每天约有4万儿童死亡，每年大约有2000万人饿死。近年来，向贫困国家提供的援助在减少，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竞争停止之后，美国已宣布停止对20个国家的援助。
美利坚大学国际经济学专家詹姆斯·韦弗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上述的疑问："援助是以反共产主义为条件的"。美国参议院营养和人类需要特别委员会主席麦戈文宣称："我们处理剩余粮食并不是根据哪里最需要这些粮食，而是根据对外事务方面权力与政治上的考虑。换句话说，我们用粮食作为弹药。……我们'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中的粮食很少运往非洲，虽然非洲有成千上万的人活活饿死。"1990年，以色列自动得到了30亿美元，埃及得到22.6亿美元。希腊和土耳其也得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留给非洲的只是很有限的一点。美国学者斯特林·沃特曼和小拉尔夫·卡明斯在80年代初出版的《世界粮食问题——挑战和战略》一书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书中说："大量的美国粮食援助给予了那些对美国有明显政治利益的国家。""美国以粮食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援助力量受到短期政治考虑的严重影响。每年美国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援助总额只有40亿美元，其中差不多15亿是粮食援助。余额的40%以上给了两个国家，埃及和以色列，为其它需要帮助的多数国家，相对来说是所剩无几了。"这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充当了支付美国在这些国家的机构或农业研究的费用。与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正如1990年11月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担心，食品的严重短缺，甚至可能的饥荒，可能在苏联引起强烈的抗议，从而严重损害戈尔巴乔夫为使这个国家走上自由市场道路而作的努力。这些努力受到白宫和华盛顿的欢迎。……西方对苏联的援助同苏联奉行的国内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一直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促使苏联政策朝着它们所期望的方向变化。事实上，援助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荷兰工党议员阿德·梅尔科特说，苏联"近期需要多少就提供多少。"1990年的美苏首脑会谈，布什送给戈尔巴乔夫的两份礼物之一就是新的五年谷物交易协定。这年6月4日的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社评指出，该项协定"对于戈尔巴乔夫解决国内经济改革问题并无助益，但对于戈氏在国内的权威与地位，对于戈氏的体制改革大业，具有象征意义"。1994年9月19日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受损的将只是这个国家的自尊和它的经济利益"。"戈氏的体制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业"？曾任苏联集体农庄工会会长的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说："我本来准备尝试一些改革，看看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它所带来的就是50年来最发达的灾难。即便是糟糕的共产主义时代我们生活得也相当不错。那时我们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有希望。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支持的这种"体制改革大业"，在导致苏联国家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的历史逆转中怎样功劳赫赫，已经不再是需要用外交辞令遮遮掩掩的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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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计划为使粮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武器打下了基础。1992年11月12日出版的法国《快报》周刊文章《贸易：美国推土机》指出，"美国人在保护其大豆和小麦生产者的幌子下企图夺取食品武器来树立世界领袖地位"。1973年，尼克松为使欧洲和日本在东京回合的贸易谈判中作出让步，宣布禁运大豆。在当时，这项决定的威力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去年，关贸总协定的一位负责人在评论乌拉圭回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时说，"一切事情都像是美国想要恢复世界统治。粮食市场是重要的地理政治市场。华盛顿拼命要控制绿色大权。"美国政界人士对此也直言不讳，"扩大世界各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量就包含着某种政治影响力"。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做一个小结："粮食是美国的一种真正的政治货币。""粮食贸易是美国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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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要成为一种始终有效的战略武器，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粮食短缺的一方对粮食过剩的一方的依赖，而且粮食缺口愈大，依赖愈深，武器的力量也就愈强大。因此，为了掌握这个武器，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即便没有条件，也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创造条件。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94年11月22日一期刊登的日本国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叶芳和的文章，把美国称为"世界粮食基地"。那么，这个"基地"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战争无疑起了火车头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军火工业大发横财的时候，农业特别是小麦生产也得到空前发展。1915年，美国小麦总产量创二战前的历史最高纪录，达2722万吨。在战争的4年里，年平均输出小麦375万吨，比战前增长一倍。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1929-1939年的10年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农业也难以逃脱这个命运，小麦面积减少404.6万公顷以上，玉米面积减少364万公顷。大批农产品滞销、霉烂。粮食价格在危机期间下跌了2/3。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农业摆脱了困境并刺激了粮食生产的繁荣和发展，与大战爆发前的1939年相比，小麦增长了49.5%，玉米增长20.1%，水稻增长38.5%，牛增加29.6%，羊增加8.5%。粮食价格也上涨了50%。从此美国成为世界上粮食超级大国。另一方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由二战前的粮食出口国逐步变成了粮食进口国。这个变化，促进了美国粮食的大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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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传统主食是大米和面条。从麦克阿瑟将军把面包运到他当时军事占领的日本时起，面包就作为一种主要食品在日本渐渐流行起来。每人每年的面粉平均消费量由战前的14公斤增加到1955年的40公斤。这就使日本每年必须进口230万吨小麦，主要来自于美国。1954年，480公法计划通过后，美国农业部加强了在日本的食品宣传，并负责安排学校食堂的食谱，培训面包师，在大商店里进行示范，以便使美国食品遍及到日本的各个角落。美国政府还把日本的面包商和面粉业主邀请到美国，以向他们显示中西部小麦的良好质量，这样到1965年时，美国在日本的小麦销售量增加了70%。在台湾地区，蒋介石用"吃小麦就是爱国"的口号鼓励和促进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美国政府为向国外销售自己的过剩小麦找到了很好听的解释："面包里有营养，包含有肉食的食品可以使亚洲人长得高大，更健壮；进口粮食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可以为工业化解放劳动力和资本；而且美国具有成为世界粮仓的天然有利条件"。这些理由看起来倒是冠冕堂皇，好像进口美国小麦不用花一分钱似的。比较起来，丹·摩根的见解诚实和勇敢得多，他说："战胜者对战败者在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影响是一种在整个历史长河里都可以找到的现象，但很少看到美国人在胜利后造成的其它地区人民进食方式彻底改变的情况。"战胜者对于战败者在文化和习俗方面的影响无疑是一种征服，造成进食方式的改变，无疑也是一种征服，而且是一种更带根本性的征服。
"必须使外国人也以美国人的方式来吃饭。"这个解决过剩粮食的战略是根据美国农业部以及诸如卡吉尔、康迪南特之类的粮食公司提出的意见而制定的。他们说，很简单，"一种使千百万吃米饭的亚洲人开始吃面包的全球经济，可以吸收美国取之不竭的小麦生产。"按测算，在亚洲的水稻耕作中，每投入1卡路里的能量就能生产出包含5-5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而按西方的方式生产却要投入5-10卡路里能量才能获得1卡路里热量的食品。对亚洲国家来说，引进这种本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的西方进食方式的开始，其实就是引进灾难性后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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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通过接受美国人的进食习惯而不得不向美国开放市场，拱手迎进美国的小麦、大豆而被树为"榜样"的国家。一直到70年代末，伊朗三千多万人口主要靠自己收获的粮食和畜产品生活，基本自给。自己生产的绵羊肉和山羊肉，以及较小数量的牛肉也可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农民每年收获一百多万吨小麦，基本解决了饲养这些牲畜的饲料问题。每年只从美国进口少量大豆油。自从食品供应制和需求结构变化后，伊朗变成了美国"农业保护国"之一。丹·摩根的话直言不讳：
伊朗在美国的面前就这样把农业方面的大部分主权放弃了。
美国农业部甚至获得了干涉伊朗农业内务的权力，……伊朗同意在农业部里安插七名美国专家，"以帮助制订政府的农业政策和指导农业部今后的工作"。为了表示感谢，伊朗还必须购买美国的农业设备和种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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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曾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的纪元。它以其独立的主权和尊严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仰慕和敬重。从粮食这个人民生活的最基本方面搞垮苏联一直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挖空心思寻找的目标。列宁、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在继承了对国家的领导权的同时而没有继承他们的坚定品格，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了美国为其布下的陷阱。按照世界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的标准，苏联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应达2560大卡。实际上，60年代以来，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在3300大卡以上，相当于需要量的130%。按1984年的统计，苏联的人均每天的食物热量达到3443大卡，不但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3329大卡的平均水平。但就从60年代起，苏联开始仿效美国的饮食方式，即通过大量增加畜牧生产，使人们更多地吃牛排、猪肉和家禽肉。而苏联显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无限地支持这个政策。
由以粮食、蔬莱为主的食品结构到以肉类为主的食品结构的改变，需要有雄厚的粮食基础。据统计，粮食转化为肉类，要失去75-90%的卡路里和65-90%的蛋白质。也就是说，要达到同等的热量和营养，生产1吨肉牛大约需要消耗8吨谷物饲料，生产1吨肉猪大约需要消耗5吨谷物饲料，生产1吨肉鸡需要消耗3吨谷物饲料。美国人说牛排实际上是"塞满玉米的牛皮包子"，倒也不是夸张。日本从1951年开始进口玉米作为发展畜产品的饲料粮，1952年时进口量只有11.68万吨，1959年便达到153万吨，平均每年增加进口20万吨。1960年进一步实行玉米贸易自由化，使1965年的进口量超过500万吨，1973年又增加到1191万吨。在22年的时间里，饲料粮进口量增加了100多倍。1983年的饲料粮进口更上层楼，达到1503.2万吨。可以这么说，日本的畜牧业是完全建立在美国饲料基础之上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和《贸易年鉴》的统计，苏联1983年和1984年粮食总产量分别为1.87和1.86亿吨，而每年用作饲料的粮食一直保持在1亿多吨的水平，占粮食消费总量的60%以上。这两个年度粮食进口量分别是2986万吨和4107万吨。另外，为了满足对肉食品的需求，苏联还直接进口牲畜，1982年进口肉牛15.1万头，羊30.5万头，猪71万头，鲜肉或冷冻肉85.46万吨，1983年进口肉牛15.5万头，羊39万头，猪67.5万头，鲜肉或冷冻肉88.68万吨。素以战略家著称的基辛格认为，粮食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很有好处，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成功手段"。美国农业部长布兹以自豪的口吻把美国农民称为"当代伟人"，因为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供政府作为武器使用的取之不尽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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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粮食贸易，使世界更加牢固地成为一个整体。如果说，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出口或所谓援助是输出养分的话，那么它的根本目标是为了从这些国家身上吸取供它发展的血液。1975年，秘鲁报纸就把美国驻利马的农业专员称为"帝国主义的吸血鬼"。美国的世界粮食问题专家斯特林·沃特曼和小拉尔夫·卡明斯在他们合著的《世界粮食问题——挑战和战略》一书中，就涉及到了这一点，尽管离问题的实质还差距很远。他们说："粮食援助赢得了维持生命的时间，但它却延误了任何缺粮的发展中国家去进行认真的粮食生产运动，抵销了它的人道价值。粮食援助使受赠国依赖于赠与国，这对受赠国的领导人是不愉快的，如果不是政治上危险的话。"大卫·霍珀则试图从另外的角度转弯抹角地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部分责任可能是在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农业发展是费钱的，其它方面的发展……夺走了农业对宝贵资源的使用。农村开发也是一项充满政治内容的努力。……富裕国家总是以不费力的商定优惠条件供应食物。工业国家对粮食的慷慨施舍，不管是为了自己利益，还是出于所谓的公正分配的冠冕堂皇的说法，可能对发展中世界农业发展的元气挫伤比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大。粮食不仅削弱了发展农业的政治决心，并且由于国外生产的谷物加入到本国的产量，使得当地的价格保持在破坏了本国农民积极性的水平上。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的认识无疑又前进了一大步，他写道：
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本应用来种植粮食以满足国内的需要，现在却为了满足西方的需要种上了经济作物。……在巴西东北部，一片片深绿茂密挂着银白色花穗的甘蔗林随风摆动。可是种植和收割甘蔗的工人却被排挤到大路两旁一间间狭窄的棚屋里，四周连一小块菜地也没有。由于圈地运动而被逐出家园的英国农民曾经抱怨说"羊吃了人"，而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吃人的却是经济作物。紧接着保罗·哈里森又补充了一句："西方世界的肉食者也吃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像上述保罗·哈里森所指出的现象已经不是少数。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富人由于过多地食用肉类食品而造成世界粮食的极大浪费，打乱了世界粮食市场，刺激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从而使穷人越来越买不起足够的食品，从而更加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我们没有理由不赞成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带有深远意义的分析："这一七颠八倒的世界粮食市场景象，现在是世界上一大部分人苦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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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粮食问题，越来越迫切。一方面，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和农业资金投入减少，另一方面，世界粮食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美国等粮食大国操纵和控制世界粮食贸易市场和粮食价格，饮食方式的西方化造成进口粮食的猛烈增长。这两个方面不是平等、并列的关系，更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后一个方面无疑起着根本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个问题的足够重视和认识，在全部关于粮食问题的文章中时有所见但并不太多，也有一些学者带着一副不以为然的目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本文在这里也只是简单提及并作为结束语，留待后面的文章再作论述。好在粮食问题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199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