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意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管意识到与否，其实我们都已经立足在一个新兴起的中国文学场域中。这就是中国新世纪文学。
“新世纪文学”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一个命名问题或所谓文学“权力话语”的兴替，这种弄不好就偏向某种“厚黑学”味道的所谓“文化研究”话语并无益于真正的学术探讨。如果我们对历史抱有一种谦逊的态度，对生活对文学抱有积极的精神，都会明白，恰是那叙事宏伟和虚怀若谷的历史在“命名”着我们，在言说着我们。而我们的言说，如果说有所“创新”或“建构”的话，那也是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如此难遇而又不可更替的历史语境。对新世纪文学话语而言，首先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建构应该建立在现实所能提供的特定的新而复杂的语境之上，首先是历史和现实在建构，而我们，不过要顺应历史和现实大势，做些自己该做、能做的事而已。我们当然要脚踏现实面向未来参与历史的创造，但首先是历史在创造我们。对此我们当保持着清醒。新世纪文学表述的出现及其语义探讨与使用，不仅说明当代文学主体力量的建构努力，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学在昭示自身的一种新的语境的生成，在表明我们一定要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立场上来言说讲话。立足于新世纪的文学现实视野是一种立场，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文学建构是一种姿态。而这一切的根据，则在于新世纪文学之潮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兴起。
我们在新世纪发现中国文学的历史。
首先要辩明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用法及其演变的历史。
诚如雷达先生指出过的那样，“新世纪文学的名称从新世纪开始就出现了①。只要翻检一下那时的文学报章，诸如“新世纪中国文学”、“21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就连续不断地出现，这说明人们对“世纪”这种用法已经随着时间的前进自然而常态地使用着，它与中国当前文学的联结，并没有什么惊奇，是顺时顺理的事情。雷达甚至指出了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有关走向新世纪、21世纪、世纪末的话语就不断地流行，乃至使人大有一种构建“新世纪文学乌托邦”的整体印象。②“世纪”话语的流行成为一种“世纪问题”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当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世纪”的自己的理由和情势。它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理解融入世界或全球化趋向的表征，另一方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和进步的符号象征。对于一个世纪的清算和清理，如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之所以成为一种8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极大的流行文学观念，正在于此，在于它试图超越以近代、现代、当代等“断代”方式呈现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间的政治”④，而采用一种仍为现代性范畴的“世纪表述”来替代，不过，这“世纪表述”的时间性似乎更加具有超越和宽容的姿态，提供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不断“革命”、“断裂”、“转折”、“创新”的紧张状态的某种反思和舒缓的契机。其实这种总结旧世纪的整体性“世纪表述”早已暗含了一种对新世纪或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期待视野了。“到本世纪末……”，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康、翻两番等等，曾经是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目标时限。于是，到了这个世纪之交，到了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二个世纪之交⑤，世纪话语的流行，并凝聚或寄托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新的理想，新的期望，虽似朦胧未明，但其萌动欲出，却是可以明确从“新世纪文学”的语词符号的使用中予以指认的。至今，这种隐含在有关“新世纪文学”语用中的面向未来敞开的理想期待的基因依然存在，虽然人们对文学现实的未来指向并不明晰甚至抱着谨慎的态度，但其由“新世纪”的中国现实文化语境所提供的审慎乐观的调子，对超越过去百年的一种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期待，应该说，在“新世纪文学”概念中确已显露某些心迹，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文学界以外，有关“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⑥的表述在一种普遍性的关注和使用中也似乎没有了热烈和浮躁的内涵，倒是其颇多理性前瞻和审慎乐观的义涵，应和了新世纪中国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与愿景，在对话和理解的氛围中被人们接受和使用着。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的提出与使用也当如此理解，它是我们理性对话和文明发展时代的一种体现新现代性精神的宏观概念与时间表述。
许多评论家对这种将现实中国文学托付给未来百年“新世纪”的“新世纪文学”暗含的语义调子选择沉默。他们没有像拥抱“新时期文学”那样快速地作出明确的表态。想必一个“新”字，一个“世纪”大词，都使他们为难，过去一个“世纪”的狂热追“新”逐“利”行径和诸多怪象已成就了他们心头的某种禁忌。而我们从这种审慎中仍可以看出一种理性的态度，这似乎也是对“新世纪文学”语义使用的一种静观式的可予珍视的姿态。人们明白，无论如何，无论采用“新世纪文学”概念与否，只要我们对当下文学来讲话，都可以或已经被“新世纪文学”一语所覆盖，大概都不出“新世纪文学”的所指范畴。相比之下，那些怕被指责为“新名词”、“命名情结”、“时间神话”⑦的顾虑，倒由于这种趋于理性的氛围而冲淡减缓不少。相比于上个世纪末有关“新状态文学”的沸沸扬扬的责问，这已够令我们欣慰了。我想说的是，在没有诸如“新世纪文学”这种总体化的概念情形下，对当前文学的宏观把握和历史动向的探知，多少会受到影响的。在这里，一种总体性宏观概念的使用，如果尚且可以的话，会为我们提供进入现实的新的平台。上个世纪末以来的十余年间，由于对“新状态文学”之“新”的有关“命名”的形式纠缠与批评，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宏观概念和宏观研究的衰落，这与“新时期”之初的80年代的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并重的良好格局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在一个不能没有“大词”的时代，文学评论界似乎觉得除了“新时期文学”以外，早已不再需要什么宏观概念，依然可以混得过去，一部一部作品地跟踪，一个一个作品讨论会的召开与鼓吹，一些人指出的所谓批评的失语现象在根本上是宏观把握与时代眼光的缺失。这在两年之前的情形尤其如此。“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兴起和使用，说差强人意也好，说它过于宏大和纯时间性也好，总归它多少向人们显示了时代的文学进程，恢复了当代评论对宏观研究的信心，并有助于改变一个时期以来文坛微观有余的琐屑研究和评论现状。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审慎静观的理性状态在另外许多评论家那里表现出更为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乐于使用“新世纪文学”概念，用以归纳概括和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出现于文坛的大规模数量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探讨新世纪以来的作家转型和文学现象。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应该说，自2005年第2期《文艺争鸣》杂志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栏目以来，这种探讨变得越来越多，“新世纪文学”概念的使用变得越来越自觉。随后，由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艺争鸣》杂志举办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研讨会”于2005年6月在沈阳召开，“新世纪文学”在会上得到了热烈的研讨。2006年、2008年两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都将“新世纪文学”列为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起初，评论家们主要把“新世纪文学”作为一种时间意义的总体化概念，其“新世纪以来”的义涵成为这一概念的基本用法。因为毕竟“新世纪以来”已有五六年左右的时间，首先看看这五六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文学的状况，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新的表现，可供梳理总结，不失为客观审慎的态度。其实这种意指“新世纪以来”的当下文学的用法，表明了“新世纪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时间前沿并向未来敞开的动态语义形象，成为其目前最为稳定的语用意义。
然而“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单纯而明确的时间性，大而化之的语义倾向，又使人们对它的描述客观事物的笼统和不实在处难于满足。文学史理论的思维体制和文学时代的断代描述习惯，促使人们总是要试图确定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区别于其它历史阶段的文学的界标，进而说明这种文学的历史性质和审美特征，彰显进化的历史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概念也提供了富有魅力的探讨空间和可能性。人们发现新世纪文学不仅可作为纯时间概念的总体化的用法，而且也可以作为超越自然时间性质的社会时间用法而被肯定下来，“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很快得到了初步的挖掘和阐释。
于是，在对“新世纪以来”若干年时间内的当下文学进行梳理研讨的同时，以此为立脚点，一种“向后看”的文学史视域又因“新世纪文学”而形成。的确，人们意识到，若想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给予界定，必须将其置于一种关系语境，针对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作出有说服力的探讨。由此，“新时期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也将因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和研讨而得到语义的澄清，并由此可拥有一个更趋完整的意义。
“新世纪文学”从一个纯时间性的对现实文学的描述性概念很快走向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性和审美特性的文学史概念，是先从新世纪文学与此前文学“分期”入手，来寻求界定的。从对“新世纪文学”概念一开始提出来进行自觉的探讨，人们便已不拘泥于其时间的自然限定，而明确将“世纪之交”的数年也都包括进来。雷达说：“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已有五六年，若加上性质相近的上世纪最后五六年，也有十年左右的光景了，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大量新质素，已不容忽视。”后来，他又明确新世纪文学的发生定在1992年⑧。持此种看法的还有於可训，也明确地以中国开始确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90年代初年作为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的分界点⑨。这种种研究在明确界定新世纪文学概念范围的同时，也将凸显出“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过渡性历史时期文学的性质。在这方面，往前推进得最快的说法是程光炜在2006年10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上说，新时期文学实质上就是限定在“伤痕文学”上。这使我们想起10余年前陈晓明就宣布过1987年为“新时期文学终结”，“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⑩。人们急于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框定中出来，张颐武则沿着他的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来展开文学史描述(11)，其实这种用法也与时下的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架构和用法有着相似和某种重迭。
上述缘于时间归纳理解的“新世纪以来”的“新世纪文学”用法，或者缘于与“新时期文学”的“分界”切割的“新世纪文学”的用法之外，还有一种相对动态的更侧重在对“新时期文学”的“过渡性”上的理解。我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一文中认为(12)，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是相互重迭在一起的，互相包容的，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并不是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反动和抛弃，我们宁可将二者看作是一体生长的东西(13)，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将新时期文学的1978年的起点，同样看作是开启了21世纪文学的起点。站在今天新世纪的立场向后看，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新世纪文学不过是从新时期文学中仿佛蝉蜕一般生长出来的一种新质的文学，而新时期文学就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前世肉身，一个可供蜕变的潜结构，一个过渡性前奏。如果更明确地说起二者的区别，我主张新世纪文学不以一个自然时间来理解，而以一种文学社会时间来理解，对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些不是在突破和否定旧有文学的意义上，而是在面向新世纪展开上具有更为积极意义的作家或作品，因其具有新世纪的价值意义而应给予新世纪的文学认同。甚至不仅从1992年起始，比这更早的如汪曾祺写了《受戒》、《大淖记事》，阿城写了《棋王》，莫言写了《红高粱》，王安忆写了“三恋”，铁凝写了《玫瑰门》等，这些在“新时期文学”中降生，某些特殊气质却很难按“新时期文学”的观念体制归类，亦即很难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观念体制归类的作品，不正是一种新的文学先声吗？这也就是说，要突显新时期文学的过渡性质，尤其要突显其中的有关“拨乱反正”的价值意义，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其中不但生长着面向断的中国文学形态和性质的萌芽，而且同时甚至在更多时候，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旧有文学成规的否定、突破和拨乱反正上。因此说伤痕文学可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典型代表。而新时期文学的否定与前进、告别与创新两种因素相胶着的状态，从反思文学开始表达一点憧憬始，到以刘索拉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到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以及90年代先锋写作，都很明显地显示了一种过渡性的叛逆与开新的纠缠演进的状态。这种状态随着时运迁移，突破、反叛、否定的意义愈来愈少，愈来愈平淡无奇，而所谓的“创新”也愈来愈在平淡和日常的意义上为人理解。如此我们来到“新世纪文学”，“新时期文学”的蝉皮已蜕，整体上看，一种新的文学正在破茧而出。此时的新世纪文学之新已非激进之新，早已是当代文化对话中的平常之物。此时如果你说新时期文学可以包容新世纪文学，这大概可以接受，因为谁也未宣布新时期的终结，但新世纪文学已全然不同于新时期文学，它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向未来敞开，回溯和反题都不能成立，从新世纪文学看去，它已不能被所谓的新时期文学置换和覆盖。这正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所给予新世纪文学的语用现实。是的，环顾中国，我们不否认处在那个有着固定起点的“新时期以来”的时间表述之中，但最好直接说，或进一步明说，或更多时说，对，我们已在“新世纪”，在“新世纪新阶段”，此时，我们的话语言说现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而如果出于一种智慧的处理，可以说，由于“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兴起和使用，它使我们有理由将“新时期文学”作更为开放式的理解，即新时期文学也许并不是一个具有单一性的固定的本质含义的概念，它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用法，一是广义理解的“新时期文学”，它就是一个至今仍然很有效地使用的大的时间性历史范畴，“新世纪文学”被其所包含，或者如前所述作为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之后的一个新的时间段的文学；或者也如前所述，作为这一广义理解的“新时期文学”之中的“新世纪文学”，是代表作为一种广义理解的“新时期文学”中的一种新性质的文学，它表现了这个“新时期”所不同以往的中国新现代性，因而作为一种新质的文学，它在新时期文学中逐步萌芽壮大，乃至在新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替代格局，由此，“新世纪文学”将是一种真正的“新时期文学”。二是一种狭义理解的“新时期文学”，也即洪子诚先生所解释和描述的“文学新时期”概念(14)，这种狭义的“新时期文学”或者主要就限定在80年代文学上，以启蒙性文学为主流价值取向，标举“重回五四”，抱定“普遍人性”；或者就是在广义理解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历史的大背景下，成为一种与渐渐兴起发展的新形态的被称为“新世纪文学”的文学相对而生，并相互博弈、相互对话、又相互驳难与对抗的文学发展取向，滋养、蜕变，最终成就了一个更为宽阔广大的“新世纪文学”，此时，这个“新世纪文学”也就可以替代“新时期文学”，它们同体而生，共有历史和未来。“新世纪文学”促成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有了更为细致和完整的认识，乃至于对“新时期文学”历史的重写。而只有在这种更具包容性和广阔性的“重写”之下，新时期文学才能逐步显露其伟大性的本真一面。
另外，我们还应给予足够重视的是“新世纪文学”在与“20世纪文学”的相互关系阐释中产生的用法。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看，狭义理解的“新时期文学”很可能是“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因此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区别界定“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各自的性质及其相互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是一个相对于“20世纪文学”颇有理想立场和抱负的词汇，这也是它所具有的可能性阐释空间之一。“新世纪文学”就是“21世纪文学”，是相对于“20世纪文学”而来的“新”的文学对话、“新”的文学历程。张颐武正是在这两种“世纪表述”之间展开他的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论述，大胆提出了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的思考”，认为20世纪的“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已趋于完成，而新的历史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些都在文学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15)。除此，从对“80后”的“新性情写作”的研讨中，我认为还要对20世纪受到新文学观压抑的性情趣味写作观进行重审，要从新世纪文学出发理性地回溯审视20世纪新文学观，构建新世纪的新“新文学观”。(16)而正是在这种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之所以说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具有新的文学质素，就在于这些作品总体而言超出了20世纪“新文学观”，超越了“新文学观”的更多地借鉴西方文学思潮的“启蒙”、“批判国民性”等主流文学价值，而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其“拨乱反正”，正是要恢复“五四”新文学精神内核，正是在这点上，新世纪文学在继承接续之后迅速超越它，以更加宽容的文明视野和文学精神接续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走上自主发展的新现代性的和谐文化之路。这个判断我想是不错的。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有关中国的“文学新世纪”的说法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是否这个“文学新世纪”早已开始？不仅汪曾祺、阿城、莫言，而且像《白鹿原》、《废都》、《活着》、《玫瑰门》、《长恨歌》等，也都可以放在这个不同于“新文学”传统限制的“新世纪文学”中来给予全新的解读与探讨？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新问题。我注意到，已有人将“新世纪以来”之前的90年代的若干具有新质素的文学称为“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如果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对这个“暧昧的90年代”加以讨论澄清。一些著名作家是否在90年代已完成他们最好的作品、体现“文学新世纪”的作品，而“新世纪文学”不过是这个早已开始的“文学新世纪”的另一种说法，一个迟到的命名。而令我们于今不无惊讶的是，这个“新世纪文学”或“文学新世纪”的确在“新世纪”正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容，新的倾向和现象层出不穷，而新的文学生活及文学语境的多元景观已然成型，新的力量持续加入垫高文学现实，其间的代际转换更趋迅速而明显，因此现在看来它已经是一个有着较长时段的文学历史新格局了，只不过我们方才醒悟而已。现在，也许我们可以试着说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新时期文学(当然是狭义理解上的“文学新时期”)，那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结束，一个“复归”式的接续“五四新文学”的结束；那是21世纪的一个开始，一个前奏，一个“告别”式的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始和前奏。现在的问题也许是：不是“新世纪文学”被“新时期文学”所含纳，而是“新时期文学”将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前奏曲，大幕拉开后，真正出场的主角将是属于新世纪的文学之子。“新世纪文学”概念的使用凸显了在两个世纪夹缝中生存的“新时期文学”的过渡性。“新时期文学”概念所含蕴的特定历史氛围语义已使我们不好意思再用它来意指当下的文学现实，“新世纪文学”的出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我们只有站在今天“新世纪文学”的立场，只能以新世纪文学为中心，“新时期文学”只能被回溯同时也被压缩，它将被两个世纪的文学史述所分割牵扯，这是宿命，或者历史的天平又摆回了似乎公允的位置？除此而外，也许我们只能在此将“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大的纯时间性的概念来使用它，它开启，它不结束，就像我们的文学界至今“有始无终”，有着一个向未来无限开放的“当代文学”概念一样，而如果这样，我们便无话可说，因为“新时期”不被宣布结束，就像“当代文学”不被宣布结束一样，那就让它们存在并无限地生长去吧，让后人让历史去处理。但所有这些，已和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无关，“新世纪”此时已走在它由三十年来的不断“增量”而形成的仿佛固有的“世纪表述”的路上，说着另外的意思，有关“世纪观”的新内涵。进一步说，这个“新世纪”的“世纪观”肯定不同于上个世纪，这是注定的。我们的言说，就是要说出这个“不同”。对此，我曾用了一个“中国新现代性”的说法，尝试去回答。这个“新现代性”是我们解释这三十年来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的关键词。而这样的被赋予了“新现代性”的文学，是中国文学中从未有过的新的性质的文学，她留下了像《活动变人形》、《玫瑰门》、《长恨歌》、《废都》、《活着》、《檀香刑》等一大批杰出作品，创造了新的丰富的而敏锐的中国文学感性样态，其辉煌可堪中国文学的伟大纪元。
总之，“新世纪文学”概念主要是用于对当下文学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的归纳研究，同时，这个概念更大的现实意义或许在于由此深入认识“新时期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并在得出“文学新世纪”的思想上丰富对晚近30年来中国文学的认识，有望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后开启一种新的文学史“叙事”和“论述”。与启动这种富有意义的讨论相比，“命名”或者叫什么名称确实并不重要。“新世纪文学”概念所显示的是一个语义场，在这个语义场域中，不同的语义用法都显示了一定的有效性，它们在一种对话的格局中显示出探讨的多维空间。我们还清醒地看到，所谓“新世纪”也就是21世纪，这个“新”迟早要不用的，但由此而开新的21世纪，是此时此刻我们开始的“又一个世纪”的漫长求索，未来正未有穷期，不能企望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和先在的本质，不能指望一种没有疑议和辩驳甚至失败的言说，好在对话已经兴起，就从“新世纪文学”概念的使用开始。
注释：
①参见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②雷达：《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③张未民：《世纪问题》，《作家》1999年第1期。
④参见[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一书中有关“时间的政治”的讨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⑤有关“世纪表述”的文学史表述方式，参见拙文《中国文学的时间》，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我认为现有中国文学史的时间表述方式大约有三种：朝代表述方式、现代性表述方式，以及作为现代性表述方式变体的“世纪表述”方式。有关“世纪”的问题，应该认为虽然世纪纪年的时间点是起自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末年，但这也只是一种中西历法时间换算的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的“世纪体验”应起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段日子，因此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应该是中国所真正经历的“第二个世纪之交”。参见拙文《中国文学的时间》和《世纪问题》。
⑥有关“新世纪新阶段”的提法，最初出现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中。
⑦参见朱立元：《命名的“情结”——“新状态文学”论刍议》，《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6年第5期。
⑧雷达：《新世纪文学初论》，《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⑨於可训：《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⑩陈晓明：《“新时期终结”与新的文学课题》，《文汇报》1992年7月8日。
(11)张颐武：《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从新世纪文化到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12)张未民：《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作家》2006年第7期。
(13)参见程光炜：《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程光炜早已指出：“在‘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联系上，‘断裂’将是一个难以立足的文学史概念。”
(14)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15)张颐武：《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河北学刊》2006年第7期。
(16)张未民：《关于“新性情写作”——有关“80后”等文学写作倾向的试解读》，《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