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对城市的较量——在张同志与陈喜的背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志论文,农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4)02-072-0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短篇小说引人注目，这就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六十年代初出了一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又拍成电影，家喻户晓。这两部作品 今天都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讲当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忽略它们，但当年的遭遇可 是迥然不同：萧也牧带着他的作品受到批判，一蹶不振。《霓虹灯下的哨兵》则大红大 紫，一直受到正面的评价，包括在文革当中。这两部作品何以会有如此悬殊的待遇?或 者说，两者有什么关系，要放到一起来讨论?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它们题材相近， 但主题却不同甚至相反，放在一起才更容易看出两者的差别，这差别正是其不同命运的 根源，这样，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有了。
《我们夫妇之间》写的是农村妇女张同志随革命队伍进城后，对城市生活不适应，也 与生长在城市的丈夫——自称是知识分子的初中毕业生李克——发生矛盾，最后两人的 思想都发生了转变，认识得到提高。张同志检讨了自己的缺点，也改进了自己的行事和 思想方式；李克则看到并且承认了自己身上的问题，两人决定相互帮助和学习，更好地 完成党交给的工作。小说对张同志的刻画很见功力，从心理和感情到语言和行为，都十 分鲜活传神。她的直爽，她的正义感，她的急性子，她的知错就改，她的疾恶如仇，她 的一口一个“鸡巴”的粗鲁，把一个朴素单纯、没有文化教养的农妇写活了，真正是形 神兼备，没有丝毫拔高的痕迹，不仅真实自然，且有一种天然的幽默感。
评论家们指责《我们夫妇之间》情趣低下，污蔑了工农干部，其实这只是兴师问罪的 表面理由，问题的根源在于作者对城市和农村亲近疏远的选择上。张同志看不惯城市的 生活方式，主要是看不惯城市人的爱美：女人抹口红、烫发，冬天还光着腿，女人坐车 还要掏出小镜子照半天，打扮得“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她反感城市的男女，也不理解 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张同志有淳朴的平等观和正义感，她看到一个十 三四岁的瘦孩子车子上拉着个自得其乐的大胖子，就说，在“俺解放地哪见过这!得好 好改造一下!”在如何对待城市这一问题上夫妻俩发生了矛盾。张同志质问丈夫：“我 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 朴素的作风?”张同志的要改造城市是问题的关键，李克认识到：“今天她来到城市， 和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李克也同意改 造，只是说要慢慢来。李克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说：“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 村一样!”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能完全用农村改造城市，其实是对城市的部分肯定。 张同志看出李克喜欢城市，并不想怎么改造，所以忿忿地说：“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 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两人发生冲突争吵以后，张同志愤慨地写信给丈夫：“李 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变了……”她认为丈夫受了城市的感染，说他：“没良心的鬼! 你忘了本啦!”事实上，李克虽在革命队伍中生活多年，但并未被农村化。他的“本” 并不是张同志所习惯和坚守的农村道德和农村价值，他对城市生活中的地毯、沙发、高 楼、爵士乐等感到既熟悉又调和，有回到故乡之感，城市的生活对他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他觉得妻子狭隘、保守、固执，嫌妻子穿得不漂亮，土气十足，还嘲笑妻子的农民意 识。李克事后在妻子身上发现了不少新东西，肯定了这些都是自己所没有的，觉得妻子 比他敏锐，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并没有改造好，对旧生活还有留恋，和工农在思想 感情上还有距离。但张同志也认识到自己的简单和褊狭，后来对女工的涂口红、烫发也 能看得惯了。她服装也讲究了，也注意仪态了。总之，她对城市是部分地投降了，被城 市改造了。可以说两人达成了某种妥协，对原来的自己都有所反省和取舍。但是，确切 地说，李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认识上，认识到妻子的优秀品质和自己的不足，并没有实 质的改变；而张同志的变化却是看得见的，她在向城市的生活方式、向更高的更丰富物 质生活靠拢了。
《我们夫妇之间》揭示的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即掌权的农村文化和被征服的城市 文化的冲突和调适问题，这在当时应有极大的普遍性。张同志是携带着简朴刚硬的农村 文化进城的。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中，向来是城高乡低，农村人看不上城里人，城里人 看不起农村人，但城市是占上风的。然而这次的城乡相见在主体地位上与以往相反，乡 村文化的携带者是城市的征服者。张同志以其包括观念、价值和习惯在内的农村文化表 现出对城市的强烈排斥，她认为城市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要加以改造，且居高临下，信 心十足。但是，她坚持的、以为绝对正确的简单和质朴几乎注定要被取代，经过一系列 的挫折，仍是城市改造了她，而不是她改造了城市。这是一种真实的描写，但这种真实 却冒犯了新的正统观念。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以后，农民虽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 还被加上了新的束缚，但新的正统观念却是农民本位的，在这种观念中，工农高于知识 分子，农村高于城市。张同志既代表农民，又代表农村，她的对立面既有知识分子的李 克，也有一般的城市生活。但是作者却让张同志改变了，她的改变差不多就是对这种观 念的放弃和背叛，触犯了神圣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这种描写于是就成了大大的问题。作 为正统意识形态捍卫者的批评家们显然认为张同志不应该改变，应改变的是知识分子李 克，应该改变的是城市的生活方式。
《霓虹灯下的哨兵》与《我们夫妇之间》相同，但内容要复杂得多。《霓虹灯下的哨 兵》写的也是革命者胜利后进入城市，被全新的环境包围，面临着对城市采取什么态度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和《我们夫妇之间》一样，而表现出更加严峻的形 势，把城市写得更为险恶，突出了它的糜烂堕落及资产阶级的腐蚀和诱惑。但是，剧中 主人公陈喜却与张同志完全相反，他十分喜爱城市。剧中态度类似张同志的赵大大不喜 欢上海，他说：“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简直乱七八糟!”陈喜却如鱼得水，很 是喜欢。一听说要在南京路上站岗，陈喜就说：“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解放，当然由 我们来站几天，看看大上海到底是什么玩艺儿!”他觉得南京路上“连风都有点香”， 对城市产生了了解和感受的强烈愿望。他看着上海的什么都是好的，城里的女人比自己 的乡下妻子好，城里人穿的花袜子比自己穿的布袜子强，他几乎是不自觉地在向城市的 生活方式靠拢。他甚至很高看上海人，没有别的军人自信的征服者的姿态。他数落赵大 大：“你这个人啊，脑袋瓜子就这么古板，怪不得上海人见你就有点怕。”他注意梳头 和自己的形象，也叫部下注意影响，注意形象。他是在迁就和贴近上海人，即使对上海 的兵，也格外宽大和优容些：“领导上海兵就得放灵活些，得讲点情面，大炮筒子不能 解决问题!”
《霓虹灯下的哨兵》是六十年代初中国政治气候的一种反映，表现的是阶级斗争和继 续革命的主题：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这种刻意的宣传和灌 输是枯燥和勉强的，注定要遭到观众的厌弃，但这个剧本在同类主题的作品中却显得更 有生气和吸引力，表现出难得的真实性和趣味，这真实性和趣味主要来自主人公陈喜， 来自对陈喜的心灵世界的刻画，陈喜是整个剧本的灵魂。陈喜的口头禅是：“靠边站站 吧!”在受到阶级斗争的教育、思想转变了以后也还是这句话。一般作品中人物的口头 禅都是为弥补描写的不足，往往显得低能和讨厌，但陈喜却不然，因为他是在对历史发 言，是革命者在历史进入新的时期后的精神写照。被陈喜靠边了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打 仗时穿的布袜子，二是农村妻子春妮。前者代表物质生活，后者代表精神生活。作者竭 力要从中开发出重大的意义。作为作者代言人的剧中人物鲁大成把陈喜扔掉的布袜子还 给他时说：“你啊，赶快把那双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吧!还是它结实，耐穿 ，穿着它，脚底板硬，站得稳，过去穿着它能推倒三座大山，今天穿着它照样能改造南 京路!”这显然是在用革命历史拒绝上海的现代工业文明，也点出了改造城市时代性意 向和主题，而且是用战争年代的一套也就是用农民的一套去改造上海。
陈喜不只是喜欢上海的物质条件。见识了上海女性林媛媛和曲曼丽后，陈喜的心理天 平已经倾斜，正余味无穷的时候，妻子春妮来了，他劈面就问：“你来干什么?”还说 话“你拿根扁担干嘛!不不楞楞打着人怎么办?”他向往受过教育的洋味儿的上海女人， 嫌弃春妮土气，也想叫她靠边站。这是一种深层的选择，是对现代和文明的向往，尽管 旁观者都会谴责这种行为。这一情节有着大大的时代背景，即胜利者进城以后，几乎立 即变成了城市中的贵族和特权阶层，换老婆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要办的喜事。这是让人寒 心的，但也是不可阻挡的。面临婚姻的危局，春妮说：“我春妮但愿他别辜负党对他的 培养。”又说：“他是把部队的老传统给扔掉了，把解放区人民的心意给扔掉了!指导 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他这么多年，没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 的南京路上了……我真为他的前途担心!”她求指导员拉陈喜一把，也就是让领导来干 涉。春妮的话使她面目可憎，这是企图用政治手段组织渠道解决个人危机，也不象一个 农村妇女的做法，作者不过是用春妮的口亮出主题罢了。老班长洪满堂代表作者说：“ 就让她这样走了?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 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他在这里不断地变换指称，逻辑上矛盾 又混乱，是勉强地挂钩。其实，乡亲们知道了只有无可奈何而已，还会怎样?
陈喜首先是在政治上被弄得站不住脚：忘了敌情，不再继续革命，抛弃了艰苦朴素的 优良传统，不再喜欢劳动人民代表的春妮，等于背叛了劳动人民，同时在道德上喜新厌 旧，即将抛弃糟糠之妻，也将被人唾弃。他是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昏了头，这香风就是 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现实阶级斗争和革命历史的教育下，陈喜的思想转变了。 这转变就是抛弃城市，回归农村，他在大城市上海必须坚持农村的和以农村为根据的打 仗道路上的生活方式，必须拒绝城市特别是典型的城市上海的生活方式。他进入上海以 后，由于向往和羡慕城市的生活，走了一段“弯路”，后来终于在现实中和历史上的阶 级斗争事实的教育下“改邪归正”，这才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真正期待和予以肯定评价的 。反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否定城市文明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潜在主题，与阶级斗争 的主题相呼应和扭结。在这个戏里，连追求进步的资产阶级小姐林媛媛都要下乡种地了 ，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革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陈喜形象有一定的喜剧色彩 ，是被有意夸张和奚落的，但从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趋向看，他的兴趣和追求却是必然的 ，至少是无可厚非的。迫使他改变的大道理却显得做作和勉强。完全否认历史和生活方 式的发展，把标准都定在红军或解放军行军打仗的水平是没有道理，也被历史证明是行 不通的。张同志的失败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她的想法和做法在城市中就行不 通，最后是被城市改造、同化和吸收了，这其实是高位文明对低位文明的胜利。《霓虹 灯下的哨兵》的基本思想是用落后和禁欲主义批判先进和人性的正当欲求。这在那个时 代的文学中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霓虹灯下的哨兵》一个剧本的问题。同时，《霓 虹灯下的哨兵》描写的陈喜的转变也是不真实的，不典型的，因为进城的干部除了一些 难以改变的生活习惯以外，他们很快就在享受城市提供的一切了，甚而远远超过原来住 在城市的资产阶级，而不是像陈喜那样的“改邪归正”。
《我们夫妇之间》是用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是城市长大的干部的角度叙事的，对城市生 活是肯定的，对张同志持某种程度的批评态度，至少是建议她改变自己。而《霓虹灯下 的哨兵》则是站在政治方向和革命道路的高度，站在农村的立场上否定城市，讽刺和否 定的是向往城市生活的陈喜，两者正好相反。陈喜的终点是张同志的起点，张同志的起 点是陈喜的终点。爱城市的陈喜受到否定，他终于放弃了他对城市的物质生活和女性的 喜爱，穿起布袜子，爱起春妮，回到了农村的立场，这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努力要得到的 结局，是对意识形态的一个图解，自然是很正确的；而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和城市 相冲突的张同志却终于检讨了自己的不足，至少是呈现出化入城市的趋势，在农村文化 本位的时代里也就难怪要要受到攻击了。
一九四九年成功的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是农村包围城市，在观念价值上同样是农村包围 城市，这是必然的，因为革命的主体是农民，最高领导人也是农民出身，因此农村正统 论是新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文明、城市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以反面的形象 出现的，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和堕落的，否定和抗拒城市文明一直是主导意识努力的 方向，任何人的言论和思想如果与此相悖，都不会不受到惩罚。但当代意识形态又具有 极大的虚伪性，常与人性相悖。在它的笼罩下，《我们夫妇之间》这样真实的、符合历 史发展进程的作品就要受到批判，而并不真实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指的是后半部分 陈喜的转变)却受到高度褒奖，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在文革结束前的二十七年中，几 乎一切忠于现实和真实的作品都遭到了批判，《我们夫妇之间》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而受到夸奖的都是和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而改写了生活实情的作品，所以才有《霓 虹灯下的哨兵》的好运气。
收稿日期：200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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