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斯特罗论文,古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距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只有90海里的加勒比海上，屹立着西半球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无论是美国长期的经济封锁、贸易禁运、派遣雇佣军入侵，还是80 年代末、 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都没能使古巴屈服和改变方向。领导古巴人民推翻独裁统治、赢得革命胜利，并在胜利后克服重重困难、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从爱国者到革命者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 日生于古巴奥连特省（现奥尔金省）马亚里市郊比兰村。其父安赫尔·卡斯特罗原是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一贫苦农民，19世纪末在美西战争期间参加西班牙殖民军来到古巴。战争结束后，安赫尔定居古巴，先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子公司当劳工，后逐渐购置土地，建立了庄园。到卡斯特罗出生时，安赫尔的庄园面积已达800公顷，雇佣200～300户佃农。〔1〕
自5岁起，卡斯特罗便离开了家， 先后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的耶稣会学校上小学和中学，少年时代他便对劳苦农民寄予同情，13岁时，他曾组织蔗糖农工进行反抗自己父亲的罢工。他不满父亲对雇农的盘剥，为此他曾多次与父亲争吵。〔2〕
19岁时他考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先后任法律系学生代表和学联主席， 成为哈瓦那大学的风云人物。 1947年卡斯特罗参加了古巴人民党。同年，他在古巴参加了一个反对多米尼加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组织争取多米尼加民主委员会并任主席，积极参加讨伐特鲁希略的远征队。
1948年4 月卡斯特罗出席了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反帝反殖学生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当地的反美活动。1950年他获哈瓦那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当律师，为穷苦大众和进步学生辩护。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主张反对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实行社会变革。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策动军事政变上台， 建立亲美独裁政权。卡斯特罗看到，通过选举的和平合法斗争道路已被堵死，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推翻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100多名爱国青年攻打古巴圣地亚哥市的蒙卡达兵营，揭开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起义遭到失败。 卡斯特罗被捕入狱， 被判刑15年。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为自己作了义正词严的辩护，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一系列目标， 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著名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5年5月，卡斯特罗在大赦中获释，不久流亡墨西哥。1956年3月他宣布脱离人民党，成立“七·二六运动”革命组织。同年11月25日他率领81名战友乘“格拉玛”号游艇离开墨西哥，在奥连特省红滩登陆。登陆后不久，他们遭到政府军的袭击，不少战友英勇牺牲，只剩下12人， 7支枪。卡斯特罗率余部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开展游击战，他任起义军总司令。卡斯特罗把游击战同农民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得到贫苦农民的支持，起义军日益壮大。到1958年春季，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形成了一个拥有5万人口的根据地。同年10月， 卡斯特罗在根据地颁布了第一部土地改革法，即“第3号法令”，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在农民的支持和国内其他革命力量的配合下，起义军节节胜利，向首都哈瓦那进军。1959年1月1日凌晨，巴蒂斯塔逃往国外；起义军胜利进入哈瓦那，宣告了古巴革命的胜利。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就任总理。1961年7 月“七·二六运动”与“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次年5 月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又更名为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先后担任这三个组织的第一书记。1976年12月起，他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至今。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他领导武装斗争时，并不是古巴老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的党员。他承认自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时，他很可能“存在着无数条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一系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3〕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实施了土改和外国企业国有化，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改造了旧的经济制度，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1960年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即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 1961年4月裕冠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前一天， 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庄严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4〕同年， 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古巴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以卡斯特罗为首的核心领导作出了英明的决断，选择了将革命从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正如卡斯特罗所说：“我们曾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继续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剥削和欺凌之下……使我国继续处于过去的贫困状态，还是进行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或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选择了一条惟一正直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已经采取的道路：反帝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5〕
促使卡斯特罗选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因素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从主观因素来看，卡斯特罗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起，就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他十分崇拜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曾多次说过，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马蒂主义者。大学学习期间，卡斯特罗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对马列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说：“在大学三年级时我真正接触了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解释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从客观上来看，美国的威胁和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及时援助， 古巴人民社会党态度的转变，都促使卡斯特罗作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30多年革命生涯中，多次重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号召古巴人民“誓死捍卫社会主义”；在“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中，面对苏联解体带来的严重困难和美国封锁造成的巨大压力，他领导古巴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古共是“信奉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古巴惟一政党”。
经济建设中探索自己的道路
卡斯特罗早在1961年就正确地指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不一定都一样，应该具有适合本国的特点。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条人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是说各国的条件都完全一样、各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都要一样、应该丝毫不差地抄袭人家已经使用过的方式。……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使自己的纲领、方式和策略适合本国的特点，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7〕
从60年代初期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就积极探索和尝试在古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和方法，试图创造出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子。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古巴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一）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由于急于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古巴政府大幅度削减蔗糖生产，提出迅速实现农业多样化和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1963年古巴甘蔗种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5%，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社会生产总值下降1.1%。因此，1964 年古巴政府又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糖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1964～1966年，古巴领导层内就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问题展开了辩论。以当时工业部长格瓦拉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实行财政预算制；以当时全国土改委员会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为代表的另一方，主张实行经济核算制。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的中心报告中说，革命初期围绕着这两种体制哪个更合适的问题，曾展开过讨论。但讨论没能深入下去，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结果，“我们领导经济既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已普遍实行的经济核算制，又放弃了曾一度开始试行的财政预算制，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经济簿记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之前，取消了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形式和购销关系。”“看起来我们当时好像在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日益靠近，实际上背离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正确道路愈来愈远。”〔8〕
1968年3月，古巴政府发动“革命攻势”， 接管了几乎全部小商小贩和小企业，消灭了城市中的私营经济。与此同时，古巴扩大了免费的社会服务，取消了工资级别，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取消了贷款利息和包括甘蔗收割税在内的对农民征收的所有税收。结果，不仅指标没达到，而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恶化。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报告中承认：“我们在经济领导工作中无疑是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我们有时看不到现实中存在着我们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9〕
（二）参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
1970年卡斯特罗多次发表讲话，强烈批评政府过度集权和官僚主义化、古巴共产党在行政职责上“党政不分”，提出若干分散行政权力的措施，强调党的作用应限于协调和监督行政职责的执行情况。 1972 年11月，根据古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古巴成立了由总理和8 名副总理组成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每位副总理分别负责几个部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使总理下放了部分权力。
70年代前半期，古巴为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了一些准备，逐步调整了国民经济结构，注重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改善企业管理，恢复劳动定额，强调按劳取酬。1972年古巴参加了经互会，同苏联签订了到1980年的长期经济协定，实现了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
1976年古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新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根据这一体制，古巴逐渐完善和加强国家计划体制，加强中央计划委员会的职权，并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企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自筹资金制，使企业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同时，利用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杠杆调节经济。
70 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初， 古巴政府逐步放宽了某些经济政策。 1977年，古巴允许职工从事第二职业，建立了平行市场；1980～1981年，允许在一些服务行业自谋职业。1980年，古巴允许开设农民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出售剩余产品和艺术家及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艺术品。从这一年起，古巴还对工资制度和物价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定额工资和计件工资及奖金制；对领导干部实行考核制；有限度地实行对外开放。
1980年12月，古共召开“二大”，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卡斯特罗在会上肯定了“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他说：“建立这个体制的成效从一开始就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表现了出来”，“无论目前存在什么缺点，我们都要坚持不懈地尽最大努力，实现建立这个体制的目的和决心。”〔10〕在1986年2月古共“三大”上， 卡斯特罗批评说：“在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初步建立之后，没有继续使其不断完善。积极性没有了，也没有出现必要的创造热情来使一种积极吸取其他国家经验的制度更好地运用于我们的具体条件。”〔11〕大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决议》，总结了建立这一体制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完善这一体制的10项总目标。从决议的内容来看，当时会议对这一体制基本上是肯定的。
古共“三大”闭幕后不久，卡斯特罗严厉批评了古巴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弊病和“不良倾向”，提出要在全国掀起一场“整顿不良倾向运动”。随后，古巴开始了“纠正错误和消极倾向进程”，调整和放慢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关闭了农民自由市场，恢复了国家统购统销制度；自1987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了27 项经济紧缩措施，以节支增收，平衡预算。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在工会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在古巴出现了新的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古巴的富人阶级，其规模相当于当初被古巴革命消灭的资产阶级。”〔12〕
80年代后期，卡斯特罗在纠偏运动中多次强调不能照抄苏联的模式和经验，应该寻找自己的道路。1986年6月他在企业管理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从过去和现在的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即每次革命必须加强和发展它自己的风格和作法。当我们拒绝他国的一切经验时，我们是犯了错误； 但当我们抄袭其他国家的经验时，……我们也犯了错误。 ”1988年6月他又说：“我们将继续寻找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
80年代后期， 由于种种原因， 古巴经济没有得到发展。 1985 ～1989年，古巴社会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0.4%， 而同期人均社会生产总值年均下降了0.7%〔13〕。但是， 古巴纠偏运动的积极作用确是不容忽视的，它保证了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避免了模仿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所搞的“改革”，使古巴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它的巨大冲击。
新形势 新思路 新举措
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对古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使古巴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也使古巴经济暴露出不少严重问题。多年来，古巴经济的主要能源石油，居民所需的粮食，工业所需的设备和原材料，主要依赖苏联、东欧国家；而古巴生产的蔗糖主要向苏联、东欧出口。苏联、东欧的剧变使古巴能源严重短缺，原材料供应不足，工厂大批停产，交通一度瘫痪，断电断水严重，蔗糖主要市场消失；古巴经济连续4年（1990～1993年）出现大滑坡，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40%， 外贸总额下降了75%，外汇收入从80亿美元降至不足20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革命胜利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美国的封锁更加剧了古巴的困难。古巴共产党和人民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古共和人民经过30多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能够在困难中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为了阻止经济的滑坡，克服面临的困难，坚持社会主义，自1991年年底以来，古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一）放宽外国投资条件，扩大投资领域，投资形式更加灵活；（二）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进一步下放权力，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权；（三）政府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四）允许在135 个行业中建立个体和私营企业；（五）将原有的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生产基层组织”，使40多万原领取国家工资的农业工人变为合作农民，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六）初步实施财税、物价改革。
1995年年初，卡斯特罗在会见墨西哥记者时说：“古巴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因社会主义大家庭消失和苏联解体对古巴带来的灾难。古巴经受住了考验”。他又说：“为了能够在这个单极世界特殊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下去”，“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势，进行改革，作出努力和巨大牺牲。”〔14〕
古巴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一定的成就。（一）成功地阻止了经济的滑坡。1994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自1990年以来首次取得了0.7%的增长。1995年增长2.5%，经济开始恢复，除蔗糖生产以外，其他主要经济部门都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增长，制造业增长6.4%， 农业增长4.2%，其中镍增长65%，烟草增长52%，粮食增长20%， 化肥增长100%。1996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5%。〔15〕（二）外国投资不断增加。到1995年年底，合资企业已增至212家， 外国投资协议总额达21亿美元，实际投资约占50%。〔16〕（三）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93年财政预算赤字达50.5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5 %，1994年减少到14.21亿比索，即减少了72%；1995年进一步减少到7.75亿比索，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 〔 17 〕居民手中的流通货币从1994年年底的99.52亿比索减少到90.62亿比索，减少了8.9%。 比索的价值有所回升。
目前，古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国民经济虽有所恢复，但仍十分困难。 作为经济支柱的主要出口产品蔗糖的产量连续5 年下降， 1995年降到330万吨，为50多年来的最低点。外债负担沉重， 累计积欠外债近300亿美元。居民基本食品及日用消费品十分短缺。 农牧产品市场价格虽有所下降，但依然相当高。（二）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强。继1992年美国布什总统批准国会通过的托里切利法案，对古巴实行全面封锁之后，1996年3月克林顿总统又签署了进一步加强对古巴制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由于美国坚持对古巴采取敌对立场，古美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古巴社会贫富差异日益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1995年以来，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主要领导人多次强调，由于开放农牧业产品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和外汇持有合法化，一些人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发财致富，在古巴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新的富人阶层”。1995年年底，卡斯特罗在古巴全国人代会上说：“一些人正变得越来越富……对国家来说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由此产生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越是强大，它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大，对社会主义的挑战越严重。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战略问题，我们应多加注意。”〔18〕劳尔·卡斯特罗也强调：“我们必须将经济开放路线同革命的坚定性结合起来。”他要求党和政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控制，严格要求，加强纪律”，以反击美国的经济封锁和意识形态渗透，捍卫社会主义。〔19〕
1995年11月卡斯特罗在访问了中国和越南后，十分重视这两个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此同时，也强调古巴的情况与中、越不同。他认为，首先，古巴是受封锁的国家，而中、越现在没有受封锁；其次，中、越两国农村人口占居民的大多数，而古巴正好相反。因此，要注意学习中、越的经验，但不能照抄。〔20〕卡斯特罗提出古巴要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数十年来，作为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在维护民族独立，坚持社会主义，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方面表现出来的革命者的智慧、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赢得了古巴人民的信任和爱戴，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在“双重封锁”的逆境中不仅得以生存，而且取得了进展，这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一大贡献。
注释：
〔1〕〔巴西〕弗雷·贝托：《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宗教》， 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1986年，第98～100页。
〔2〕〔英〕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上册，第6页。
〔3〕《卡斯特罗言论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二册，第243～245页。
〔4〕〔5〕同〔3〕，第26页和第261页。
〔6〕同〔1〕，第158～159页。
〔7〕同〔3〕，第256页。
〔8〕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90页。
〔9〕同〔8〕，第40～41页，第87页。
〔10〕〔11〕同〔8〕，第245～248页和第385页。
〔12〕卡斯特罗：《1987年1月14日在古共中央工会第53 次全会上的讲话》，载《社会主义古巴》1987年1～2月合期。
〔13〕〔美〕卡梅洛·梅萨－拉戈：《古巴的纠偏进程：原因、政策和对经济的影响》，西班牙宪法研究中心1991年版。
〔14〕1995年1月15 日菲·卡斯特罗同墨西哥出版组织主席马里奥·瓦斯盖斯的谈话，载《格拉玛》周报，1995年2月22日，第3～4页。
〔15〕〔16〕卡洛斯·拉赫1995年12月20日的电视讲话，载《格拉玛》报1995年12月22日第4版；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关于1996年经济社会计划的报告，载《格拉玛》报1996年12月27日，第4～5版。
〔17〕古巴财政和价格部长曼努埃尔·米利亚雷斯关于199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载《格拉玛》报1995年12月28日，第4～5版。
〔18〕〔19〕《格拉玛》报，1995年12月30日，第4版；1996年3月27日。
〔20〕参见1995年12月21日卡斯特罗在第10次科技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载《格拉玛》报，1995年12月23日；卡洛斯·拉赫的电视讲话，载《格拉玛》报，199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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