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增长：原理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3—035—05
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连续高速增长。显然，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其首要前提就是：弄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正确对策。——本文力求阐明这两点。
一、经济增长原理
就任何一国而言，在抽象意义上，保证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一般原理都是：第一，假定社会中所有个人都且仅仅唯一追求财富最大化；第二，社会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被安排在所有可能产值中的产值最大处；第三，财富一经生产出来，社会所有个人都仅仅消费掉维持自我生命的部份，其余所有剩余财富都被用于再生产（包括人力资本再生产）投资，且每一单位投资所能实现的现值都相等、都是可能实现的最大值。
显然，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由以上三点内容所表达的仅具有抽象意义的“经济增长最大化”。
之所以如此，那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第一，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仅仅唯一偏好财富增长；第二，因受住处稀缺以及其它条件限制，各种生产要素不可能都恰好配置在最优处；第三，人不是机器，除了从事生产，还必须消费闲暇和娱乐等等。
于是，我们可得出如下推论：任何一国仅在抽象意义上才能成立的“经济增长最大化”只是一个“抽象极值”。在现实生活中，它会在许多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作用下被合理扣减。为便于叙述，令“抽象极值”为M，合理扣减值为P，则一国在现实中实际可达到的经济增长极限值即为：
M-P
不言而喻，M除了必然遭受各种不可抗拒的扣减外，还可能遭受许多本可避免却未能避免的扣减。令所有这类扣减额总计为N，则一国在现实中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即为：
M-P-N
若一国P+N=M，则该国经济只能实现零增长，若一国P+N＞M，则该国经济就只能实现负增长。只有当P+N＜M时，该国经济才能实现正数值增长。
由于在M-P-N中，P不可抗拒，因此只能存而不论。于是，就任何一国而言，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要害即在于：尽可能减少N，尽可能使N趋近于零。由此又可推论出：若一国现有的N值越大，则表明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越大。关键在于：如何识别N？如何消除N？
由前述M定义可知，使M成为抽象极值的要素包含三点，即：（1）人的偏好；（2）资源配置；（3）消费与投资决策。与此相应，作为M的扣除额，N也必然由这三点生出。我们从这三点出发，依次分析如何识别与消除N。
1、人的偏好。虽然我们不能说，只要社会中各个人都偏好经济增长，就一定能保证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是我们却可以断定，只要社会中各个人都不偏好经济增长，就一定能保证经济无法实现快速增长。（极端例证是：假定一国居民全由苦行主义信仰者或清净无为信仰者组成，则该国经济必定无法高速增长）。可见，让社会中各个人树立起对经济增长（追求财富）的强烈偏好，是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正如诺斯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
就中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表达了经济增长的强烈偏好（当时提出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等），但由于在资源配置、消费与投资决策上的N值太大，使得经济未能实现快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意识形态变成“反修防修”（当时的偏好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于是，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都导致了N值趋最大化，结果，由M-P-N表达的经济增长体现为：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向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1）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把高度偏好经济增长作为带动意识形态前进的火车头；（2）在资源配置上，通过市场取代计划，大大减少了N值；（3）在消费和投资决策上也由市场导向，大大减少了N值。于是才造成M-P-N连续多年的高数值。
十六大以后，中央又通过各种媒体反复强调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各项工作的中心，这就为未来M-P-N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在具有强烈的经济增长偏好前提下，要想使M-P-N尽可能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剩下的任务就是：必须解决好资源配置与消费、投资决策这两大难题。
2、资源配置。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资源配置上，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几十年间，通过承包制、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股份制等等措施，使原来数额巨大的N大大减少，创造出了几十年M-P-N连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不过，在改革已进行20余年，各种渐进式改革策略几乎业已用尽之后，若不能开创出新的重大改革思路，就既不可能保证未来几十年间既有N值的大规模减小，又难以阻挡新的N值不断滋生和膨胀，将无法保证国民经济从2000年算起二十年之后实现翻两番。
这里所说的“重大改革”，意思是指：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否应当建立在具有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华盛顿共识”基础上？
所谓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改进收入分配，增加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民营，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林毅夫，2002）。
我国不少学者反对以华盛共识作为改革的坐标系，其理由有两点：（1）前苏联、东欧采取华盛顿共识作为改革坐标系，非但未带来J型快速增长，相反却造成L型长期衰退；（2）由于中国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因此，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理论前提的华盛顿共识在中国行不通。
认真分析，以上两点理由都难以成立。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前苏联、东欧虽然表面上实行了迅速改制，但实际上，华盛顿共识的许多原则根本无法立即贯彻实行。许多原国有企业改制后效率不高，广大职工生活无着落。政府不得不继续对这些企业实行“父爱主义”，给予大量补贴。这样一来，名义上虽然改了制，实行市场经济，实际上还不得不继续进行政府干预。所谓激进式“休克疗法”，只能从相对意义上理解，并非绝对激进，绝对休克。就实际进程而言，仍然在一定期程度上不得不“渐进”。——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休克疗法”因其动作过猛造成一时阵痛过大，但由此留下的后遗症较少，一旦经济逐渐真正走上由华盛顿共识表达的基本格局，其经济发展的后劲必然较强。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休克疗法实施的最初几年，即是证明。（注：直到2003年，即在实行所谓激进式休克疗法十多年后，俄罗斯全国电力部门还继续国有经营，全国电力供应还在实行国家指令的补贴性低价。可见，人们以为前苏联通过休克疗法一夜间就建立起了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格局，实在是误会。
现在，伴随着俄罗斯、东欧经济的复苏，我们似乎应当作如下思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两者究竟敦优敦劣？若以几年或十来年之短期来计算经济成就，似乎是渐进改革可取。但若以更长时期（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为标准来算总帐，则激进改革比渐进改革或许更可取得多。倘若结论果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没有充分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宣称中国式渐进改革一定优于俄罗斯、东欧式激进改革。）
第二，所谓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不过是政府管制企业、政府干预企业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既然政府还在管制企业，还在干预企业，就表明实际上并未贯彻华盛顿共识。可见，就逻辑而言，这并不是“因为企业无自生能力，所以华盛顿共识行不通”，而是“因为政府还在大量的管制干预企业，由此即表明尚未实行、尚未贯彻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自身当然内容的华盛顿共识”。
就中国当前而言，确实有众多国有企业还在继续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多种控制、干预。与此相伴生的怪现象是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的“商人化”：成年忙于各种招商引资和创收活动，忙于插手解决本地国有企业的各种经营难题。固然，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商人化”行为是他们在既定游戏规则下必然采取的博弈策略。既然以经济发展速度论高低，同时现有制度法规中又存在各种控制、干预渠道，他们当然会使出浑身解数以各种控制、干预手段去谋求本地经济发展。虽然我们不能说地方政府官员的所有这一切行为全都无益于经济增长，但这类行为必然内含着（或必定滋生出）较大N值（例如地方保护主义、官员为追求表面政绩采取短期行为、瞎指挥、乱拍板、纵容本地假冒伪劣以及严重污染环境产品大量生产等等，造成资源大量浪费）。（注：必须说明，即使假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因偏好闲暇而厌恶干预本地国有企业经营，也会在本地国有企业在经营中陷入各种困境时被迫干预。举例来说，在现有体制下，若某地国有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开工，成千上万职工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生活极端困难。在此条件下，本地政府官员无论如何也不得不干预企业经营——千方百计四面八方找钱，为本地国有企业解燃眉之急。）
说到底，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是保障M-P-N在资源配置领域趋向极大值的根本条件。
3、消费与投资决策。现在假定，我们在求解M-P-N极大值上已经完全成功地解决了“人的偏好”和“资源配置”这两大难题，国内生产总值已实现极大值。在此前提下，面对数额如此可观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应当如何作出消费与投资决策？
前已述及，若仅就抽象原理而言，为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实现增长极限值M，就必须满足如下条件：“社会财富一经生产出来，社会中所有个人都仅仅消费掉维持自我生命的部分，其余所有剩余财富都被用于再生产（包括人力资本再生产）投资，且每一单位投资所能实现的现值都相等、都是可能实现的最大值。”这种抽象原理，在现实中显然无法实现。在现实中，围绕消费与投资决策求解M-P-N极大涉及如下两大难题。
第一、由不可抗拒的多种原因造成P对M的大量扣除。对此，我们无可奈何。
第二、由于我们已假定，在资源配置领域业已彻底实行华盛顿共识，这就意味着，私有产权业已受到保护。财富一经生产出来，所有分配到居民个人手中的收入都是私有财产，政府不能命令所有居民为求解M极大值而安排消费与投资。此外，既使居民愿意听命于政府，政府也没有能力做到使所有投资都能在满足极大值条件下恰到好处。
面对以上两大难题，在消费与投资领域求解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M-P-N极大值只能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在以华盛顿共识为坐标系建立的市场经济结构中，由政府耗费成本通过各种媒体提供公共知识，让所有具有自我财富增长偏好的居民明白如何才能实现自我财富增长的最大化，并用各种方式诱使居民将尽可能多的私人财富用于投资。
第二，尽可能疏通投资的信息渠道，以降低投资风险、增大投资收益。为此，也需要政府花费成本，政府在花费这些成本以及在花费其他任何成本时，都必顺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效率原则。
综上所述，就原理而言，保障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要害是：尽快建立并尽快完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结构。
二、具体对策
在以上所述经济增长“原理”中，反复强调了中国当前经济改革必须以华盛顿共识作为坐标系，建立起以华盛顿共识为基准的市场经济结构。
就中国经济结构现状而言，不符合华盛顿共识因而不断滋生出大量N值的环节甚多（这正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最低效率国有企业的继续存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运行的过多管制干预，严重拖累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改革显然应从这两点入手方可取得大成效。
不过，切莫以为，建立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就意味着必须把所有国有企业、所有政府干预一扫光。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即使在美、英、法、德、日、意各国，虽然早已建立起了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但直到现在，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国有企业和政府干预。其中特别是法国，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在上列各国中首屈一指，政府干预经济的面也相当宽广。就此可参阅表1和2。
表1：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
┌────┬───┬───┬───┬───┬───┬───┬───┬───┬───┬───┬───┐
│产业│ 邮政 │ 电讯 │ 电力 │ 煤气 │ 石油 │ 煤炭 │ 铁道 │ 航空 │ 汽车 │ 钢铁 │ 造船 │
│国家│ │ 电话 │ │ │ 生产 │ │ │ │ │ │ │
├────┼───┼───┼───┼───┼───┼───┼───┼───┼───┼───┼───┤
││ 100％│ 100％│ 100％│ 100％│ 25％ │ 100％│ 100％│ 75％ │ 50％ │ 75％ │ 100％│
│ 英国 │ │ ↓ │ │ ↓ │ ↓ │ │ │ ↓ │ ↓
│ │ ↓ │
││ │ 50％ │ │
0 │
0 │ │ │
0 │ 25％ │ │ 75％ │
├────┼───┼───┼───┼───┼───┼───┼───┼───┼───┼───┼───┤
│ 法国 │100％ │ 100％│100％ │ 100％│ │ 100％│ 100％│ │ 75％ │ 50％ │ 75％ │
├────┼───┼───┼───┼───┼───┼───┼───┼───┼───┼───┼───┤
│ 意大利 │100％ │ 100％│ 75％ │ 100％│ │ │ 100％│ 100％│ 25％ │ 75％ │ 75％ │
├────┼───┼───┼───┼───┼───┼───┼───┼───┼───┼───┼───┤
│联邦德国│100％ │ 100％│ 75％ │ 50％ │ 25％ │ 50％ │ 100％│ 100％│ 25％ │
0 │ 25％ │
├────┼───┼───┼───┼───┼───┼───┼───┼───┼───┼───┼───┤
│ 比利时 │100％ │ 100％│ 25％ │ 25％ │ │
0 │ │ 100％│
0 │ 50％ │
0 │
├────┼───┼───┼───┼───┼───┼───┼───┼───┼───┼───┼───┤
│ 荷兰
│100％ │ 100％│ 75％ │ 75％ │ │ │ 100％│ 75％ │ 50％ │ 25％ │
0 │
├────┼───┼───┼───┼───┼───┼───┼───┼───┼───┼───┼───┤
│ 奥地利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瑞士 │100％ │ 100％│ 100％│ 100％│ │ 100％│ 25％ │
0 │
0 │ │
0 │
├────┼───┼───┼───┼───┼───┼───┼───┼───┼───┼───┼───┤
│ 瑞典 │100％ │ 100％│ 50％ │ 100％│ │ 100％│ 50 │ │ 75％ │ 75％ │
0 │
├────┼───┼───┼───┼───┼───┼───┼───┼───┼───┼───┼───┤
│ 西班牙 │100％ │ 50％ │ 0
│ 75％ │ │ 50％ │ 100％│ 100％│
0 │ 50％ │ 75％ │
├────┼───┼───┼───┼───┼───┼───┼───┼───┼───┼───┼───┤
││100％ │ 0
│ 25％ │ 0
│ 0
│ 0
│ 25％ │ 0
│
0 │
0 │
0 │
│ 美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 │ │ │
├────┼───┼───┼───┼───┼───┼───┼───┼───┼───┼───┼───┤
│澳大利亚│100％ │ 100％│100％ │ 100％│ 0
│ 0
│ 100％│ 75％ │
0 │ 0
│ │
├────┼───┼───┼───┼───┼───┼───┼───┼───┼───┼───┼───┤
││100％ │ 100％│ 0
│ │ │ │ 75％ │ 25％ │
0 │ │ │
│ 日本 │ │ │ ↓ │ 0
│ │ 0
│ │ ↓ │
↓ │ │ │
││ │ │ 100％│ │ │ │ │ 75％ │
0 │ │ │
└────┴───┴───┴───┴───┴───┴───┴───┴───┴───┴───┴───┘
注：↓表示国有企业已被私有化。
资料来源：（日）远山嘉博《现代企业总论》，东洋经济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121页。
表2：发达国家主要经济部门的国有化比例（％）
┌──────────┬──┬──┬──┬──┬──┬──┬──┬───┐
││联邦│日本│瑞士│美国│法国│瑞典│英国│奥地利│
│
经济部门 │德国│││││││ │
│├──┼──┼──┼──┼──┼──┼──┼───┤
││1950│1960│1960│1960│1954│1960│1962│ 1966 │
├──────────┼──┼──┼──┼──┼──┼──┼──┼───┤
│总计│ 9 │ 10 │ 11 │ 15 │ 17 │ 20 │ 25 │ 31 │
│包括农、林、渔总计 │ 12 │ 14 │ 12 │ 16 │ 22 │ 22 │ 26 │ 33 │
│公用事业│ 43 │ 20 │ 60 │ 28 │ 83 │ 71 ││ 100 │
│运输和通汛 │ 74 │ 42 │ 63 │ 18 │ 69 │ 53 │ 70 │ 78 │
│服务业（公共管理等）│ 33 │ 40 │ 31 │ 42 │ 41 │ 56 │ 87 │ 59 │
│建筑│ 0 │ 14 │ 6 │ 12 │ 1 │ 12 │ 8 │ 4
│
│制造和矿冶 │ 1 │ 0 │ 1 │ 1 │ 8 │ 4 │ 9 │ 25 │
│商业和金融 │ 0 │ 0 │ 2 │ 1 │ 5 │ 5 │ 1 │ 18 │
│农、林、渔 │ 2 │ 1 │ 3 │ 1 │ 1 │ 5 │ 2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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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有化比例”系指在一相关的行业或部门，国有企业中经济活动的人数占总经济活动人数的比例。比例是从GNP数据中获得而不是来自劳动力数据。
资料来源：弗理德里克·帕约《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和工业化》，印地安纳大学1973年出版，第46—47页。
从以上两个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国有制。并且，在某些部门（例如邮政、电讯、铁路、航空等等）国有化程度还非常高。可见，我们不能说凡是国有制，就都是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说，只有实行国有制，才是在于社会主义。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大量实行国有制，而在于是否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是否能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表述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我们建立华盛顿共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结构的行为根据所在。
实际上，华盛顿共识的根本要义，既不在于要不要国有企业和要不要政府干预，也不在于要多少国有企业和要多少政府干预，而在于要“效率”。与此相应，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华盛顿共识为坐标系，其根本要义也仅仅在于用高效率保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保障二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
因此，这里存在的唯一标准是“效率”（其实，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所谋求的根本也是“效率”）。基于此，应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将现有国有企业分类，因势利导地进行改革。具体说来，应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凡涉及国防机密等等，不适合于民营的国有企业，理应继续保留。
第二，面对市场失效、由政府经营一定比民营更有效的国有企业，也应保留。
第三，在市场竞争中，某些在未获得政府优惠待遇条件下，效率确实长期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国有企业，也可保留。
第四，业已反复被实践证明，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效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注定拖累经济增长的国有企业，应尽快通过各种方式民营或实施破产。
第五，政府退出所有市场效率高于政府干预的领域。政府仅限于干预市场失效领域中的事务。即使对上列一至三条保留的国有企业，凡是市场有效运作的领域或经营环节，政府都应免于干预。
第六，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应彻底退去商人角色，应从忙于各种形式的“跑买卖”中解脱出来，专心完成自己应有的本职工作，包括：（1）当好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守夜人”；（2）以制度、法规等形式建立并完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结构；（3）在市场确定实失效的领域尽可能高效廉洁地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
第七，进行一系列确保社会稳定的配套改革。具体说来就是：（1）要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别是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至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2）要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产权改革中的各种教训，用严密法规防止国有资产被各种腐败行为大量侵吞。（3）改革步骤必须稳妥，确保社会稳定，是任何一项改革的必要前提。
以上七点，是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保障二十年间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当务之急。
除以上七点外，还有许多与建立华盛顿共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结构相关的事务需要完成。诸如“三农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劳动力和人才流动问题、金融改革问题等等。不过，首当其冲的是前述七点。只要我们从抓好以上七点入手，带动其他各项，即可保障我国经济实现连续高速增长，保障二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
总之，尽快建立起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结构，是保障未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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