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实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录论文,刘知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录论是刘知几史学的基本理论。历来学者研究和评论刘知几与《史通》，对此多有 涉及，当今学者或已指出了实录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人在诸贤成就的基础上略抒 浅见，请方家与读者指正。
一、实录是基本的史学理论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大史学家。他的著作《史通》，是一部史学批评专著，也是 一部史学理论名著。实录就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
章学诚曾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刘 知几本人也确实重视史法、史例。他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 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 一辨，彪炳可观。”(注：《史通》卷4《序例》。)《史通》中的《本纪》、《世家》 、《列传》、《表历》、《书志》、《论赞》、《题目》、《断限》、《编次》、《序 传》以及《载文》、《补注》等篇章，确也着重谈纪传正史之体例。因此之故，历来学 者多以为刘知几史学主要特点是言史法，是言史书编撰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多忽视其 也言史意，并有史学理论。
有的学者认为，《史通》不仅有理论，而且有“理论体系”，并就其理论体系的学术 渊源、时代因素、结构和逻辑、主要范畴及其基本矛盾，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证。( 注：参见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颇有识见 的。
《史通》既有一个理论体系，那它有否一个核心的基本理论?这也可以作肯定的回答。 有，那就是实录论。《史通》在展开史学批评，论述史料采择、撰述准则、文字表述、 史学义理、史学功用以及史家素质诸方面，无不使用了虚与实、真与假、曲笔与直书、 实录与伪录等概念，尤其是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注：《史通》卷14《惑经》。) ，这就给学者探讨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以启示，并提供了证据。在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上 ，有些学者颇具慧眼，早已提出高见。清人浦起龙在写《史通通释》时，对刘知几史学 思想已胸有成竹，故他既说“知几论史，黜饰崇真”(注：《史通通释·杂说中》按语 。)，又说《史通》有“良秽、简芜、核直、夸浮之辨”，“斥饰崇质”(注：浦起龙： 《史通通释序》。)。这已摸到了实录论，只是没有明确地提出而已。
傅振伦是研究刘知几与《史通》的专家，曾说：“盖知几主张撰述史书，贵为实录” ，又说：“知几既以史之所贵，在于写真，求为实录，因力倡叙事以时事为转移、时言 记事、史德、阙疑诸说，更有史识良难之叹”。(注：傅振伦：《刘知几年谱》，中华 书局1963年版，第104页。)这实际上已提到了刘知几实录论，所言“叙事以时势为转移 ”、“时言记事”、“史德”、“阙疑”、“史识”等以及就此展开的论析，实际上是 对实录论基本内容的论析。
而明确地提出刘知几实录史学者，当数许冠三。他所撰著的《刘知几实录史学》一书 ，首先于“自叙”提到，“以现代史学概念条陈其义理系统，分由史料学、撰述论与史 评说三层展露其实录准绳”。该书第三、四、五章就是谈的这个内容，而且是以“实录 义例”上、中、下为标题的；又在“绪言”一章中指出：“知几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 实录直书四字。盖《史通》四十九篇，实无一篇不以‘明镜照物’之直书为依归，亦无 一篇不以‘据事直书’之实录为准。全书八万九千字，亦无一字不在讲究‘善恶毕彰， 真伪尽露’”。(注：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3页。)这是言之成理而可信的。
还可以这么说，实录论是刘知几基本的史学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包括有史料学、撰 述论、史评说三个层面，而且还包含有历史文学、史学评论、史家素质等方面；就是刘 知几的史学观点与方法，也与其实录论有内在的密切的联系。这点，下文再谈。其史学 批评，辨虚实、别真伪、分善恶、定优劣的武器，就是实录论。如云：“至于实录，付 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注：《史通》卷14《申左》。)甚至直指历史记 载为“实录”。如云：《公羊传》“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但 于《左氏》有乖，亦于物理全爽者矣。”(注：《史通》卷16《杂说上》。)此中之“实 录”，指的就是历史记载。
二、刘知几实录论之渊源
刘知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其史学理论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其实 录论也是如此，最直接的影响是来自于班固的实录论，或者说，班固的实录论是刘知几 实录论的直接渊源。
谈起刘知几史学及其思想的渊源，近代以来不少学者作了探讨并提出了看法，一般以 为《论衡》和《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刘知几的影响较大，也较为明显。这是可信的。 许冠三则以为，除《论衡》和《文心雕龙》外，还有《左传》和《齐志》。他说：“知 几所向往之实录史学，实以《左传》为首要之经验范畴，他持以讥往哲述前非之若干义 理准则，本质上原是《左传》先例之引申与扩大，或者理想化。”(注：许冠三：《刘 知几实录史学》，第22页。)“于知几史学理论，尤其是叙事行文之道，有显著影响而 不可不提者，尚有王劭之《齐志》。”(注：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第27页。) 其说不无道理。
但需要指出的是，刘知几的史学及其思想，虽受到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影响，然其实录 论的渊源，却是直接来自于班固的实录论。扬雄的《法言》评价司马迁曰“实录”(注 ：《法言》15《重黎》。)，但他没有展开论说。班彪《史记略论》谈到司马迁史学时 说：“然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注：见《 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这个评论具有理论性，但没有提起实录。班固的史学思 想，深受扬雄及乃父班彪的影响。他评论司马迁史学曰：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注：《汉书》卷62《司马迁传· 赞》。)
这是综合了扬雄和班彪的思想，不仅用以评论了司马迁史学，同时还明确地提出了实 录论。这个实录论，包含了叙事、行文、明义及史评等多方面理论因素。(注：参见施 丁：《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这对刘知几实录论 无疑发生了直接的、很大的影响。
这里且以刘知几实录论之有关论说，来与班固实录论试作比较，就可一目了然。《史 通·鉴识》(注：以下凡引《史通》篇章，只写篇名。)篇云：
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 举(孔融)之含异，等公干(刘桢)之有逸，如子云(扬雄)之含章，类长卿(司马相如)之飞 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此中的“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云云，是直接引用了班固实录论的文字，以为理论根 据；而这个理论显然是强调叙事之“核”而不虚不俚，以及行文之“直”而不曲不华的 问题。再看《载文》篇云：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 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固可以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又《史通·杂说下》有“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之句。其论史、论文之直 笔，共同点都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也是个重要的理论，而它也是来自班固的实录 论，是一字不差地征引而来的。《载文》篇末云：“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 ，采贞(一作’真”)实，亦可使乎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 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此中的“拨浮华，采贞实”，实质上是“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的翻新与发展。至于《惑经》篇所说，史官执简，宜类“明镜之照物，妍 媸必露”，“虚空之传响，清浊必闻”，“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 为实录”。这也是班固“文直事核”与“不虚美，不隐恶”的同音和发挥。
于是可见，班固实录论的全部内容，甚至是其所有文字，都被刘知几采择而使用，班 刘之间的理论亲缘关系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自班固之后，实录一词常为从事史学工作及史学评论者所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 家分裂，社会动乱而不宁，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史书，众多繁杂而欠实，于是多有呼吁 实录者，如北魏高允曰：“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注：《魏书》卷4 8《高允传》。)撰史者也以实录为口头禅，如北魏崔鸿自言其所著《十六国春秋》删正 旧史差谬，“定为实录”(注：《魏书》卷67《崔光附崔鸿传》。)。又有人以实录为武 器，批评某些史学著作，如沈约批评以往的宋史著作，“多非实录”(注：沈约：《宋 书·自序》。)。应当特别一提的是《文心雕龙·史传》篇，这是简要的史学批评名作 。它谈司马迁时，因袭了班氏父子的思想，肯定“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 ；谈史书撰述时曰：“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末尾强调，反 对曲笔，主张直书实录。这对刘知几自然也有影响。
三、实录论之重大发展
刘知几的实录论，不只是继承班固的实录论，而且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 史书撰述、史文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等方面。
尽管班固实录论“辨而不华”云云20个字之史学含量很大，可以抽引出史事、史文、 史义、史评以及史德等含义，但也仅止于此，不能再多加延广和阐发，而刘知几的实录 论，无论是量与质，还是广与深，比之班论都大有长进和光彩。
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一书，对刘知几史学之史料学、撰述论与史评说三个方面 论述较详，本文对此略而不谈。现在只就史文用笔、史义申明以及史家修养等三个方面 作简要论述。
关于史文用笔。这是历史文学问题。刘知几认为，在文史分家的情况下，对史笔的要 求是，“言必近真”(注：《史通》卷6《言语》。)，“损华摭实”(注：《史通》卷5 《载文》。)，文质相称。应当“文而不丽，质而非野”(注：《史通》卷6《叙事》。)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注：《史通》卷7《鉴识》。)。刘知几说：“夫史之称美 者，以叙事为先。”(注：《史通》卷6《叙事》。)他感到“世重文藻，词宗丽淫”(注 ：《史通》卷9《核才》。)，乃不良的文风，故反对“华而不实”(注：《史通》卷6《 言语》。)，“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注：《史通》卷6《叙事》。)，“华多而实少， 言拙而寡味”(注：《史通》卷16《杂说上》。)；反对因袭古文(注：《史通》卷5《因 习》。)，“拟古而不类”(注：《史通》卷8《模拟》。)；反对“文饰”(注：《史通 》卷17《杂说中》。)，“浮辞”、“奢言”(注：《史通》卷6《浮词》。)以及“对语 俪辞”(注：《史通》卷18《杂说下》。)。在《叙事》篇中，他强调“叙事之体”三个 要点：一是“以简要为主”，要求做到“文约而事丰”，不可“烦芜”，而应“简要合 理”，务必“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沈在”，就是要求言简意赅。二是主张“用晦之道” 。要求“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 洪纤靡漏”；要求“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语已殚，而含意未尽”；要求“言虽 简略，理皆要害”，“疏而不遗，俭而无阙”。做到“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 骨，睹一字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就是要求文字简练，寓意深远，即含蓄、隽永。 三是反对“润色之滥”。古有“比兴”手法，近世则“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 古”，“或假托古词，翻易今语”，于是萌发“润色之滥”。更有甚者，“持彼往事， 用为今说”，“虚引古事，妄足庸音”，“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刘知几对这种 “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讥曰：“文非文，史非史 ，譬如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注：以上引文，均见《 史通》卷6《叙事》。)刻鹄类鹜，则文质不相称矣。刘知几对叙事行文的主张，颇有历 史意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可能受到他的启发。
关于史义申明。班固实录论只提到“不虚美，不隐恶”，关涉史义，再无其他。刘知 几则在史义方面大加发挥，以为“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注：《史通》卷14《惑经》 。)。并说，对待人物，需要“申藻镜，别流品”，分清优劣等次，使其善恶昭著，“ 其恶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后”(注：《史通》卷8《人物》。)。又说：“史者固当以 好善为主，嫉恶为次。”司马迁、班彪是“史之好善者”，晋董狐、齐南史是“史之嫉 恶者”，只有左丘明“兼此二者”。(注：《史通》卷18《杂说下》。)他认为，只有好 善嫉恶，才能“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注：《史通》卷7《品藻 》。)。意思是，史义就在于起教育和劝戒的作用。
关于史家修养。刘知几言史家修养，以能直书实录的“良史”作为标准，他以为，近 代文人修史，“言皆浅俗，理无要害”，“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篇累牍，罕逢 微婉之言”。(注：《史通》卷9《核才》。)当代监修更是“凡庸贱品”，而无“直若 南、董，才若马迁”的人才。(注：《史通》卷10《辨职》。)这就谈到了史家修养的才 、学、识三个方面。他还以为，才、学、识三者，识最为重要。他说：
夫人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 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 ，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注：《史通》卷7《鉴识》。)
无论是史评还是撰史，都是识比才、学更具有关键性作用。
刘知几答郑惟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之问时，谈到：
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亩，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殖货矣；如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两《唐书》本传所记略同。)
刘知几此说，“时以为笃论”(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两《唐书》本传所记 略同。)。一般看来，此中只提到才、学、识三个方面，其实所谓“犹须好是正直，善 恶必书”，显然是言史德，没有“正直”之心，是难以坚持善恶必书的。《惑经》篇云 ：史官执简，宜类“明镜之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之传响，清浊必闻”。“苟爱而 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意思是，只有心如明镜的公正者，才能做到善恶必书。《直书》篇云：人品不一，“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曲笔》篇云：“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收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这里提到的“正直”与“邪曲”以及“有惭正直”、“恶直丑正”等，都是从史家的思想修养和品德方面发论的，是史德问题。《辨职》篇云：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者?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 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将“高才博学”置于“下”，“编次勒成”也仅为“次”，而将“彰善贬恶”推为“ 上”，实际上是强调“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史德比史才三长(才、学、识) 更为重要，史家的思想修养起着主要作用。
刘知几的实录论，可谓实录论发展之新里程碑，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树立了真正的史 学理论形象，标志着中国史学理论之特色。
四、实录论之历史价值与意义
实录论，自公元一世纪班固明确提出，至八世纪初刘知几加以发展，在中国史学史上 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的史学理论，早在先秦时期已有萌芽。就狭义的史学理论来说，所谓“属辞比事 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注：《礼记·经解》篇。)的“属辞比事”，就是个理 论问题。有个解释：“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者，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 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注：《礼记·经解》之《孔疏》 。)照这个解释，“属辞比事”就含有记事、行文、申义三个史学因素。孟子云：“王 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 ，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注：《孟子·离娄下》。)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事”、“文”、“义”史学三要素 ，构成了史学理论之基本内核。《左传》有云：“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 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注：《左传》成公十四年。)其中所言“五例”乃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也涉及记事、行文、明义三个方面，这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刘知几史学显然与其有一定的源流关系，其言史笔的“用晦之道”就是“志而晦”之继承与发挥。钱锺书曾说：“《史通·叙事》一篇实即五例中‘微’、‘晦’二例之发挥。”(注：钱锺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页。)的确，知几所谓“以简要为主”，“晦也者，省字约文”，乃“微”、“晦”之引申，当然既继承又发展。至于“惩恶劝善”，《史通》中更多有发挥。
西汉史学中也有史学理论的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透露了不少史学思想，其论孔 子修《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 人事浃”(注：《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也提到了事、文、义三个方面。 扬雄评论《史记》，提出了“实录”这个看法，但没有展开论述。只有到了东汉初年班 固评论司马迁与《史记》时，才提出了实录论，言简意赅，含义深刻，才树起了传统史 学理论的旗帜。
刘知几对实录论之继承与发展，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与意义。值得注重之点是：
(一)史学批评中寓史学理论。我国传统史学多是在史学批评中申明基本的史学理论， 几乎整个古代没有纯粹的史学理论著作，左丘明、孟子评孔子与《春秋》，司马迁评孔 子与《春秋》，班固评司马迁与《史记》，范晔评班固与《汉书》，是如此；《文心雕 龙·史传篇》是如此，刘知几也如此；刘知几而后，郑樵、马端临以至章学诚等，还是 如此。刘知几的《史通》，思想突出，寓有理论，在史学批评中运用实录论为武器，同 时发展了这个理论。我国古代史学家不喜欢空言理论，可能以为那种做法空泛无味，不 如言事而明理，史论结合为好。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有的中外学者以为中国古 代史学发达可惜没有史学理论，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了解不多不深，或对中 国史学批评著作没有读懂读透之故。
(二)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史官与权贵。《编次》指出，当代史官所撰《齐书》 、《隋书》，写朝代更替之际颇为不实，以“取悦当代”权贵。《古今正史》篇指出， “总统史任”之许敬宗所书不实，主要是因他“或曲希时指”，阿谀讨好最高统治者而 曲笔，“或猥饰私憾”，以权谋私而讳饰。刘知几指出这种情况，是有切身感受而愤发 直言的。他在《自叙》篇中提到：“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 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 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 嫉。”直言监修贵臣妨碍了他坚持实录的做法。刘知几又以史局“监修者多”，甚为国 史之弊，乃“奏记于萧至忠”，要求辞职。(注：《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又 《新唐书》本传。)辞职书中详言监修之弊，提到“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 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 何在?”(注：《史通》卷20《忤时》。)他感到，权贵当道，监修谀世，难以做到实录 。他辞去史职，实际上是挣脱监修控制，以便私撰《史通》，发表实录论。这是颇有战 斗精神和意义的。
(三)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呼吁直书实录。刘知几是尊重历史的，他以为古今有变化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 ，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注：《史通》卷8《摸拟》。)他以为文化有发展和进步：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注：《史通》卷13《疑古 》。)，还认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注：《史通》卷9《烦省》。)基于此，刘 知几主张面对现实，正视是非，并决心救弊纠偏。《曲笔》篇末云：
自梁陈以降，周、隋而往，诸史皆贞观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 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 爽实。昔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 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日能官。 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 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 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他面对现实，不是畏惧退缩，而是予以揭露，指出“直笔见诛”，而曲词“无谴”是 由于某些权贵袒护，故难以实录。他以为，这种情况，“所宜惩革”，即必须改变现状 ，史学才可能健康发展。这种声音，难能可贵。
(四)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历史文化形成一种传统之后，或容易陈陈相因，或为人 怀古守旧。刘知几则不囿于传统守旧，而强调相时因俗。他写道：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苟世 无其录，则阙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 者记事，亦在相时。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于南则有宋《南徐州 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都邑之事，尽在是矣。 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 家谱》，中原有《方司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自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 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夥，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水经》加注 ，郦元编而不穷。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 文?譬如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 匠者，何虑山海之仙罄哉?(注：《史通》卷5《书志》。)
刘知几之前，纪传体正史中，没有都邑、氏族、方物等篇目内容。他根据汉魏以来社 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主张新设三志。或以为“史之有志，多凭旧说”之观点，提出责 难。他提出“记事相时”之说，予以反驳，并列举史实，说明新增三志是有历史根据和 丰富的材料来源的，若有心“相时”而探求，就不必担忧。在《因习》篇中，刘知几更 明确地论说因俗随时：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舟以救剑也。
历史不断地发展变化，撰史应当“因俗随时”，随之而变。史事已变了，史文没有变 ，这可谓胶柱调瑟或刻舟求剑。刘知几指出，有的因袭旧文，不加审辨，而照抄搬来， 记入新史，闹出种种笑话。他提醒人们应当“识事详审，措辞精密”(注：《史通》卷5 《因习》。)。在称谓问题上，刘知几反对“自我作故”及“意好奇而辄为”，主张“ 取叶随时，不藉稽古”。(注：《史通》卷4《称谓》。)在体例问题上，他强调不可“ 名实无准”，当识“随事之义”。(注：《史通》卷8《摸拟》。)他特别反对“拟古而 不类”(注：《史通》卷8《摸拟》。)，讥笑“必翦裁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 涉守株”。(注：《史通》卷1《六家》。)他指责有些人摸拟古文，“貌同而心异”， 乃“守株”之法，“叶公好龙”，实为“无识”(注：《史通》卷8《摸拟》。)。相时 因俗，即正视实际而因俗变化，实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五)辨史论史要求通识。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几所论有三点值得重视：1.首先是思想 与观点的问题。刘知几云：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况史传为文，渊浩广 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注：《史通》卷7 《鉴识》。)
这是说，史学范围广博，如果不能深入地探其奥秘，就不能明其利害得失。而从事探 讨，务使爱憎毁誉端正，首先要求神智清明，鉴识通达。如果神晦识塞，那就要出差错 ，甚至颠倒黑白。刘知几以为，《左传》比之《公羊》、《谷梁》二传显然“为传之最 ”，而很长时间儒者“盛推二传”，这就有“通塞晦明”的神识问题。2.辨史优劣有个 标准问题。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 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呵，知其妄施弹射矣。”(注：《 史通》卷7《鉴识》。)这告诉人们，鉴评史学有个以“文直事核”的“实录”抑或以“ 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飞藻”为准则的标准问题，换句话说，史学批评当以实录论 为武器，辨其虚实真伪，乃神明通识之关键。刘知几反对《尚书》、《春秋》之讳饰， 揭露史书为本朝及个人恩怨而讳饰(注：参考《史通》之《曲笔》、《疑古》、《惑经 》及《古今正史》等篇。)，都是以实录为衡量之标准。3.要明确作者“指归”。史学 批评，首先要求抓住要点，不能抓了芝麻，抛掉西瓜；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刘知几 云：
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 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注：《史通》卷7《探赜》。)
指明应当了解“指归”、“深旨”，而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源”。在《探赜》篇 中，知几批评了“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强奏庸音，持为足曲”，“文饰其非”， “凭虚亡是”，“情理不当”，“矫妄”，“异说”等不良学风与倾向，并指出：“考 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臆，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严正 地批评主观任意之作崇。他还提出警告：“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 ，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注： 以上引文，均见《史通》卷7《探赜》。)主观主义遗害无穷，而腐儒末学受其流毒而不 悟，只有神明通识者才“不惑”。“智者不惑”，即神明通识。
(六)刘知几实录论之历史影响。对这个问题，前贤和近人多有论述，本文只简述几个 要点：1.郑樵颇受刘知几影响。傅振伦指出，郑樵与刘知几相同之史学思想有“尚通” 、“论史料”、“重宪章”、“反对五行迷信”等，“樵又主张史贵征实，以求实用； 史贵直书，当废论赞；文人不可修史；详近略远。是等观点，皆与知几同”。(注：傅 振伦：《刘知几年谱》，第146—147页。)此言有据。但就史学理论的基点来看，郑与 刘相同之点，主要是实录论，这就说明郑樵是深受刘知几影响的。2.乾嘉史学受到实录 论影响，浦起龙评《史通》“斥饰崇质”(注：《史通通释·自叙》。)，切中要点。乾 嘉时期历史考证，可谓斥虚崇实，开乾嘉考史风气者王鸣盛言《史通》“要为有意务实 者”，并坦言“故予窃比之”(注：《十七史商榷》卷100。)。王氏与钱大昕等标榜“ 实事求是”(注：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 自序”。)，并有很大成绩(注：参见施丁：《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求是学刊 》2001年第3、4期。)，说明与实录论大有关系。当时北方考据大家崔述云：“今为《 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 推广《史通》之意也。”(注：崔适：《考信录提要》卷上。参见顾颉刚编订：《崔东 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这就足以证明刘知几实录论对后世史学 大有影响。3.章学诚也受到刘知几史学的影响。就以章学诚自得自喜的“史德”论与“ 史学所以经世”论来说，显然是受了刘知几史学影响而加以发展的。刘言“犹须好是正 直”，而章提出了“史德”论(注：参见《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刘言近世及 当代史学之是非，批评曲笔阿世，而章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说(注：参见《文史通 义》内篇二《浙东学术》。)，两者的源流关系虽若隐若现，但还是清楚的。可惜章学 诚没有认识到刘知几实录论之重大历史价值和意义，这是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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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对实录论之继承与发展及其历史影响，说明实录论乃中国传统史学之基本理论 ，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实录论启示史学工作者，记事真实，行文如实，阐义从实，鉴 识据实，史评切实。凡史学必须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