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内蕴
许晓丽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提出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体状况，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相关理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具有实践性、人民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的基本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表明当前社会供需矛盾已经从之前的“数量短缺型”转化为“质量不足型”，转化的实质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阶段性质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上“变”与“不变”的具体体现,即矛盾具体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供需矛盾依然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也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新时代我国各项政策的制定也必须从目前我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必须坚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不动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及其解决途径决定了新时代基本方略的特征和具体内容，并为其顺利推进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小时代；供需矛盾；发展型需求；一带一路；锐实力
一、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及其源流
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学术界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探讨、研究的时间跨度跨越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研究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再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研究内容包括概念的厘定，以及不同阶段理论背景的分析、理论内容的比较、理论意义与经验教训等多个方面。在研究实践中，其主要成果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纵向梳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成果较多，且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梳理[注] 此类成果包括：褚阿芳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研究》，湖北大学，2013；韩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矛盾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1); 周海荣、何丽华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视域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社会科学,2018(4)，等等。 ，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探索历程的梳理[注] 此类成果包括：赵象举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历史演进研究》，湖南大学，2012；谭劲松、赵大亮论文《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艰辛探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1);常春、张荣华论文《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及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15(2)，等等。 ，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梳理[注] 此类成果包括：赵科天论文《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甘肃社会科学，2005(2);何勇洲博士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再思考》，江南大学，2012，等等。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分析态势，如：王伟光教授1988年的博士论文《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立足于经济的分析》，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利益矛盾相结合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经济学分析[1]；吕世荣教授则从哲学角度剖析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式[2]。三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学术界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展开较为集中的探讨，如：卫兴华在《应准确解读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一文中，阐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以及解决矛盾的途径与方略[3]；艾四林等强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理论创新[4]；廖小琴则强调要从历史脉络、理论创新、实践发展去把握矛盾的逻辑生成,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去把握矛盾的实践指向[5]；韩喜平等强调从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去整体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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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已有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成果是笔者研究的重要理论借鉴。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的相关理论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围绕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理论基础以及理论意义四个方面，集中研究新时代的具体指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内涵与理论实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新时代的辩证关系等理论问题,以推进当前关于新时代及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研究.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时代背景
时代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是基于特定社会形势作出的一种政治性时间判断，正确判断时代性质及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依据。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7]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我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争论不休[8]。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时代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新时代的判断依据
时代划分标准问题是时代问题探讨的首要问题。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时代。如果以科技为标准，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如果以社会交往状态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封闭时代、半开放时代、开放时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生产技术为中轴，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不同的时代；吉登斯按照社会系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展程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与阶级社会[9]三个时代；马克思的“社会五形态说”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标准的划分。“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等概念都有其或清晰或模糊的判断标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划分时代的依据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状况。马克思强调：“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他把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时代的首要标准[10]。据此，马克思在1859年1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把它们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1]。列宁强调阶级在时代划分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者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2]143。据此，列宁将资本主义时代划分为三个时代：(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又将十月革命作为资本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过渡的标志。
由此可见，经过40年的改革与创新，我国新闻出版业循着构建新体制、释放新动能、展现新活力、满足新需求的发展路径，建立起了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体制，实现了从单一事业体制向事业与产业并重的华丽转身，践行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宗旨。
按照马克思主义划分时代的标准，我国当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判断依据是当前中国的生产方式状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无论从广度上、深度上还是力度上看，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历史性的，变革也是根本性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富起来的时代，那么十八大以来我国则开始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更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现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质的飞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重大变化。从历史方位上讲，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突出。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社会矛盾，决定了新时代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因此，从生产方式、历史方位、主要矛盾、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来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划分标准的科学判断。
(二)新时代的具体指向
根据时代划分的不同标准，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时代。按照马克思晚年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我国当前属于“在未来社会出现之前、资本主义之后的过渡时期”；按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对时代的划分，我国当前属于十月革命开启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按照党的十三大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时又是这个阶段当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是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但又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阶段。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在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社会生产力总体显著提高但又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个阶段。相比较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大时代”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基于当代中国的一个“小时代”概念，这是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因此，新时代在具体指向上特指当代中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非泛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特指我国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同时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
(三)新时代的时间界点
在时代划分方面，新旧时代更替的时间界点是不能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作为最早对时代问题进行系统化、理论化阐述的列宁，在划分时代界点方面也有其独到的看法。列宁认为，时代的分界线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变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相对性。他说：“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10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13]
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在不断变化，但其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现实生产状况相对于不断增长的需要来说依然不能满足，这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这就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具体形式的“变”与实质的“不变”。因此，如果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变化,是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同样,如果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体形式的变化理解为党的主要矛盾理论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也是不科学的。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实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地进行了艰辛探索。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这是时隔36年后我国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进行的新的论述，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的理论特征。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是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相较于之前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当前我国社会生产的总体状况已经有了较大改观，很多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二是依然存在发展结构不平衡和发展水平不充分的问题。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物质生产与文化发展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发展不充分表现在虽然我国社会当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已有较大发展，但依然存在不成熟、不完善之处。民生领域、生态环境、社会文明等依然存在不少短板，突出表现在社会创新能力、发展动力、发展成果转化与共享等方面。
图书馆是直接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场所，其影响力是通过它直接服务于读者需求逐渐显现出来的，所以图书馆馆员要在接待读者服务中调查、分析、研究读者需求，研究如何更好地为读者需求服务。图书馆可以说是一所敞开的社会大学课堂，是读者自主学习并获得知识的重要基地，图书馆应该以得天独厚的文献资源优势提供给读者优质阅读服务，为读者获取信息资源和开发信息资源起到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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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相较于之前的“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的理论判断，“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新时代人民“需要”的内容更广、层次更高。从内容上看，人民的需要已经不仅仅是物质文化方面的“硬性需求”，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在内的更多的“软性需求”；从层次上看，当前我国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要求的质量更高，而且在政治、生态、科技、教育、安全等多个领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增加。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5]70。这一切表明，当前我国人民的需求已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需求转化，从“创造型”到“创新型”需求转化[16]。这是对当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行的生动详细的描述。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1981年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较，依然是从供需矛盾角度进行的理论总结。但是，矛盾双方从之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表明新时代社会的供需矛盾已经从之前的“数量短缺型”转化为“质量不足型”，这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质的飞跃。
二氧化碳综合利用研究覆盖了矿业、化工、能源、环境等领域。二氧化碳微藻生物制油以炼厂二氧化碳废气为碳源，吸收二氧化碳能力相当于森林的10～50倍，同时养殖的微藻为生物柴油的开发提供基础原料，可为炼厂减排二氧化碳20%以上，同时实现循环利用。目前，中国石化已完成中试。磷石膏矿化固废利用及二氧化碳合成气等技术获得了重要进展，展示了良好前景。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基本特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情况而作出的科学论断，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人民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特征。
1.实践性
DSSD算法以一组固定数值比例作为维度宽高比生成预测框,即使在网络的训练过程中会根据输入数据样本进行不断调整,得到的预测框维度也往往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本文根据YOLOv2[11]计算固定框的长宽维度值,使用K均值聚类实验[12],并按照公式(7)的宽高比计算方式,获取更适合网络训练的预测框维度值。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它的提出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也将在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当中接受检验并不断丰富完善。
2.人民性
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人民的满意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以人民为中心”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精髓，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其政治活动的目标[17]。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5]7。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理论判断的内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特点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特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推进理论的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的具体实践当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当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因此，当前我们必须坚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不动摇。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重大理论的确立来之不易，“历史告诉我们,动摇就会失误,否定就要失败”[24]。正如承认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并没有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反而是对其从理论上的充分肯定一样，承认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并没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既有贡献，而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坚持的基本理论，也必将为新时代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推动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动力，反映了新时代社会的生产关系状况，决定着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新时代基本方略制定的理论依据。由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因此它具有阶段性，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下去理解，而不能脱离或者超越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
4.发展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发展过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在新时代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也必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推进而继续发展完善。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它的存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8]。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同时，矛盾又具有不平衡性，“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9]322，事物的性质会随着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主要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当然有不同的表现。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矛盾问题的理论，为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提供了理论借鉴。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质
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ADCtot值与S-1均是患者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肿瘤大小、年龄、性别、支架、肿瘤部位、其他治疗等因素与总生存期未见明显相关性。ADCtot值的风险比为1.083，即ADCtot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患者的病死风险升高1.083倍。S-1的风险比为0.329，即射波刀加口服S-1患者的病死风险是未口服S-1患者的0.329倍(表1)。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成就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高度概括。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新时代理论的重要内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不仅是判断新时代的重要依据，而且是进入新时代的推动力量，也是制定实施新时代基本战略的理论依据。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矛盾规律的客观分析。
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艰难探索的历史，也是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基础，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也是党在主要矛盾理论问题上“变”与“不变”的具体体现。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准确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这是主要矛盾理论的“变”；与此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又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其内容实质依然是社会需要与现实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其转化不会改变当前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这是主要矛盾理论的“不变”。显然，党的主要矛盾理论的“变”与“不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具体实际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第二步，打开翻浆冒泥病害区域底界坐标控制点数据文件，编辑离散的翻浆冒泥病害区域底界控制点的坐标值C(X，Y，Z)，如下表1所示。其中：Z为控制点的深度值，轨顶值为0，值不变；X为控制点在某测线的里程值，值不变；Y为垂直X方向(即铁路线路横向)的坐标值，一般定义铁路线路方向最左或最右的测线的Y坐标为0，按测线间距编辑设置每条测线的Y值。
(一)主要矛盾的“变”与基本矛盾的“不变”
任何理论的生命力都在于与时俱进。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确立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到过渡时期强调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从中共八大提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反右斗争扩大化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新时代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伴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而不断发展。
如果说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突出问题的集中反映，体现的是矛盾的特殊性，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则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体现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它需要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生产关系状况的不同，又会具体为若干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也相应地需要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了新时代这个新的阶段，新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状况和新的供需矛盾决定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在新时代的深化和发展，是主要矛盾形态的“变”。但是，社会基本矛盾则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不变”的矛盾形态。无论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而不发生改变。
(二)矛盾具体形式的“变”与实质的“不变”
党的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俱进的历史就是矛盾具体形式随着实践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从1956年中共八大确立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1981年提出的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新时代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具体表述在不断变化，但其实质都是供需矛盾，是社会需要同现实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现实生产状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
以上用例中“绿色2”不仅限于作修饰成分，独立成词时也可反映与“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相关概念如（26）、（28），只是这一时期的“绿色 2”一般加注引号以示区别。但发展到2010年后不加注引号也能单独使用。例如：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性质由其内部占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决定，矛盾主要方面只要不发生变化，矛盾的性质就不会变化。从1956年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特有的较长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生产总体状况呈现出的是落后面貌。尽管当前总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显著提升，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况依然突出。与此同时，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当前人民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停留于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集中表现为对包括物质富足、政治民主、精神愉悦、社会和谐、环境美好等方面在内的多方面的需求。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依然不能满足当前人民的需求，社会诸多矛盾当中供需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
尽管列宁强调划分时代界点的相对性，但他同时也强调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时代时间界点的重要性。他强调“那些特别突出和引入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意义[12]144。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以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以此为界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逐步实现向强起来时代的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当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同之前相比较，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都实现了历史性巨变，而这种质的飞跃是在十八大以来出现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我国社会不仅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且在党内生态净化、社会全面进步和国际参与度提升方面实现了历史性变革。2013—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7.2%，远高出世界同期2.5%的增速；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2年的17.58%提高至2016年的20.08%，平均每年提高0.63个百分点。过去五年间，在我国 “反腐风暴”中处分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达150多万，追回3 400多名外逃人员；贫困人口减少6 000多万，平均每年1 300多万人脱贫；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2017年的76.6岁；发起史上最大规模的污染治理之战；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生产关系的面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间界点是党的十八大。
(三)主要矛盾的“变”与基本国情的“不变”
党的十九大在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同时，强调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国情没有发生变化，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发生改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改变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问题上必须遵循的“变”与“不变”。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新时代的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发生改变，当前我国在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资源环境、发展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短板依然明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依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方面。在新时代着力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推进新时代基本方略的实践中，必须从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从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生产状况出发，而不能因为当前社会经济的总体显著提高而过高地估计我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状况，在实践中企图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地位已经显著提升。被西方媒体惊呼为“觉醒的巨人”，并判断“中国赢了”。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认为“21世纪将属于中国”[22],“中国责任论”“锐实力”等论调在西方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依然严重，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开发和创新能力依然不够强大，人均GDP在世界排名70位。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显著增强，但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话语理念的国际融通等方面依然处于“国强声弱”的尴尬境地，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3]。这一切表明当前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是新时代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我国新时代的外交政策也必须从我国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现实。
(四)理论发展的“变”与理论坚持的“不变”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主要矛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正如我们不能把某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当作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一样，我们也不能固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中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不改变。当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是新时代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也是符合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变”。与此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内容，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坚持的基本理论判断。
3.阶段性
最后，在设备型号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对工程机械设备的要求进行考虑。选择具备性能稳定、运转效率高、环保效率强以及使用效率高的设备。
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意义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其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至今已经60多年，从改革开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至今已经40年，我国社会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四大实力”即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五大面貌”即党的面貌、国家面貌、人民面貌、军队面貌和民族面貌也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 678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0万亿元，不少领域已经进入世界领先水平而非“落后”状态，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这一切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状况已经由总体落后转化为总体发达、结构不平衡、局部不充分。与此同时，人民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已经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对矛盾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成为现实之必然。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表现，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迁过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从理论形态看，从总体落后到总体发达、结构不平衡、局部不充分，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到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量的扩张所导致的阶段性质变。从实践形态看，虽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新时代依然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21]，在新时代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的实质都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新时代的深化和发展，是矛盾形态的阶段性质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决定着新时期社会中的其他矛盾，也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内在动力。
1993年—2000年水文数据表明博罗水文站同流量下的水位也不断处于下降趋势(见图2(a))。通过比较1966年及1997年地形条件实测洪水K值(见图2(b))，利用1966年K值延长2000年K值近曲线，可进一步计算出1997年地形条件下博罗H-Q曲线。分别利用文献[16]实测水文资料及2003年枯季实测资料计算K值[15]，分别计算出博罗H-Q曲线1和曲线2(见图2(c))。上述曲线与本文推出的基于1997年地形条件下的博罗综合H-Q曲线非常接近。
(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是判断新时代的重要依据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理论，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状况是划分时代的依据。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生产方式成为判断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状况的集中反映，因此，也成为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状况发生改变，从而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判断我国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
从1981年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总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长，其增长率几乎在所有年份都遥遥领先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世界主要大国。当前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人们的需求层次也从单单追求数量的满足到开始注重品质的享受。我国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中服务类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尤其是“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上升，2017年占GDP的比重已达51.6%，服务型消费将成为未来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主导方向。相关数据显示，新世纪以来的十五年间，我国海外旅游消费价值从131亿美元猛增至2 922亿美元，海外代购价值则从50亿元猛增至1 549亿元。与此同时，发展的不平衡、分配的不均衡问题更加突出，“不患寡而患不均”成为当前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这些变化，突出地表明我国社会生产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中的主要方面——社会生产状况由于量的扩张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阶段性质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是判断我国进入新时代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二)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是进入新时代的推动力量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从心理学动机理论看，促使人们进行社会活动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动因是需要和利益。恩格斯提出物质经济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需要和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具体动因。马克思强调“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是进行生产的前提[25]，个人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经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26]。可见，马克思也认同观念上的需要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进行生产的前提的观点。
对于人的需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需要是经过社会关系过滤后的一种利益化的社会需要。人的现实需要和利益促使人们进行社会生产活动，从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又会使社会产生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继续进行新的社会生产活动，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同时代条件下的社会需要与现实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从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始从社会需要和现实生产两者相矛盾的角度定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对矛盾在随后几十年间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从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社会需要同现实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它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推动力量。
(三)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制定实施新时代基本方略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一段时期内的社会主要任务，也是制定实施该阶段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从方法论视角强调开展矛盾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它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19]326。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证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作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成为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制定各项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基本纲领，从而制定出了正确的战略及策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在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矛盾则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27]，由此确定了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据此我们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主要矛盾理论探索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首次从社会需要和现实生产状况方面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提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但是，这一科学判断在随后实践当中遭遇挫折，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实践中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把社会需要与现实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确立为社会主要矛盾，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28]，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战略。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都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战略也围绕这对主要矛盾正在不断推进中。
作为优选实施例，红外传感器采用 HC-SR501，空气质量检测器采用TGS2600，异味传感器[5]采用QS-01，窄带物联网通信模块采用NB-IOT/GSM通讯模块；窄带物联网通信模块是基于华为Boudica芯片的系列NB-IoT模块WH-NB71(高性能、低功耗的NB-IoT通讯模组WH-NB71。[4]产品支持B1/B3/B5/B8/B20频段，超小尺寸封装，全网通、全球范围通用；支持CoAP透传功能，支持TCP/UDP；可接入透传云、电信云等云平台，方便用户设备更好传输。
当前我国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决定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任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及其解决途径决定了新时代基本方略的特征和具体内容，并为其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实践性决定其解决途径必须融入“四个伟大”的具体实践中，在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中着力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现实基础。在“五大建设”实践中，要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作为重点，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甲洛洛思量再三，还是觉得第二个办法可行，唯一的担心就是那个丁主任的同伙会不会狗急跳墙，杀我灭口，可那瘦瘦小小的身板，看了也不是什么有能耐的家伙，再说自己手里提着斧头，也不怕他们赤手空拳。
第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人民性决定了新时代基本方略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习近平2017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所强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是“以人民为中心、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29]。
第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阶段性决定了新时代基本方略的阶段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其解决过程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划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具体任务和目标。
第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发展性决定了新时代基本方略也将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实践而逐步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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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judgment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XU Xiaoli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P. R. China )
Abstract ： The judgment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is based on the status of China’s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is in line with relevant theories of Marxism on the times.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affinity to the people, periodic and developmental. The evolvement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shows that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 supply and demand has 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quantity shortage” to “quality shortage”. The essence of the evolvement is the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human society in the new era. The evolvement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is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changes” and “invariability” in the CPC’s theory of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That is, the change of the specific form of contradiction has not changed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eing still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nor has it changed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must proceed from the current reality of China and 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reality, and the theory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must be adher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its solutions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basic strategy of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smooth progress.
Key words ： new era;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the need for a better life; small time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developmental nee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arppower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5831( 2019) 05- 0197- 12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gg.2018.12.008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许晓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内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97-208.Doi:10.11835/j.issn.1008-5831.gg.2018.12.008.
Citation Format: XU Xiaoli.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judgment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9(5):197-208.Doi:10.11835/j.issn.1008-5831.gg.2018.12.008.
修回日期： 2018-10-19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安全认知视阈下‘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路径研究”(2018-ZZJH-251)
作者简介： 许晓丽(1982—)，女，河南卢氏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思潮研究，Email:26611926@qq.com。
(责任编辑 彭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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