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在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先，我们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我国一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为政治经济学，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经济学或经济学。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更倾向于用“现代经济学”或“经济学”来取代“西方经济学”。但本文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作为同义语使用。其实，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大部分外国经济学家都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同义语使用。不仅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是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在相同意义上使用，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在有代表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两者也常常是统一的。比如说，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开篇就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字样。影响巨大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1976年的第10版中也用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字样，只是在1985年的第12版中，才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删除。①还值得注意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同义语：“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含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②
因此，在本文中，政治经济学就是指经济学。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在一篇文章里说清楚。故，我将结合历史背景主要介绍在美国的不同时期有较大影响的经济学派。
一、美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学
无疑，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发展水平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今天，当人们谈起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候，往往所指的其实是美国经济学的帝国主义。③人们发现，在世界各国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撰写的，在绝大部分国家的课堂上，老师们所讲授的也主要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发展和整理的理论。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经济学杂志主要是在美国而且主要发表的也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就业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由美国培养出来的。在1969年至2008年的所有6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中，美国人占了43位，在剩下19位当中，还有6位是长期在美国大学工作的。
然而，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西方流行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当中很难找到早期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学发展的中心一直是欧洲。直到二战之后，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中心才逐渐转移到了美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早期就没有较好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赞扬美国早期的经济学家富兰克林④，还多次提到过波特尔⑤以及奥普戴克⑥等人。但是，客观地说，直到19世纪末期之前，美国确实没有出现过对经济学有非常重大影响的人物。正如熊彼特评价美国在1790-1870年间的经济学时指出的：“邓巴在1876年所发表的意见，即美国文献‘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毫无贡献’，并没有由于最近的研究提供的资料而失去效力。”⑦
在相当一个时期，经济学在美国是一门外来的科学，许多在美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有在欧洲留学的经历。但是，在欧洲居于主流地位的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在相当程度上却不符合当时美国工商业者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在19世纪中叶最负盛名的富翁兼政治经济学家亨利·查尔斯·凯瑞(Henry Charles Carey)，虽然鼓吹在国内市场中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但是在国际贸易领域一直强烈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另外一位美国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也像李斯特那样鼓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国民财富”。而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对这个时期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更有生动的描述：
在弗兰西斯·维兰德1837年第1版的《政治经济学要素》（后40年间成为美国大学的教科书）中，他开始接受资本家操纵一切这一观点，并对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表示道歉。他说：“这大概算是个劝告，没有商业阅历的作家们不应该涉足那些由务实的人们经营的事业。”在亨利·克雷的年代，这一观点在国会中影响巨大。国会里那些从没听说过李嘉图的政客们都与尼克·比德尔一道尊重有影响力的选民的利益，更甚于尊重曼彻斯特主义的原则。由于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经济理论同法律投票之间的裂缝演变成了大峡谷。经济学家的观点一直为政客所忽视，除非这些观点与他们家长式的管理不谋而合。因此，经济学者们开始隐退到学院派的平静之中，无伤大雅地编织着自己的网。年轻的大学生们得到的都是修饰过的英国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中他们了解到的是混乱的英国工业生活所孕育的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悲观思想。
必须承认，学院派经济学家都处于不幸的位置，与早先的加尔文主义者大同小异。如那些年迈的牧师一样，他们远离现实生活。他们是正统英国学校的产物，但他们在维护自由发展时感到受拘束。但作为受有钱人资助大学中的一分子，他们又不能肆无忌惮地对不需要自由贸易理论的强大利益群体展开进攻。总体来说，他们比较勇敢地紧握他们的武器，从维兰特到萨纳都支持自由竞争的抽象原则。但是，他们竭尽全力通过其他方式来平息保护主义的怒气；学院派经济理论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稳定和睦关系主要体现在学院化事务的本质之中。农业经济和无产阶级经济在大学校园里没有什么声音。除了英国古典学派，其他流派无人支持。……高雅传统中的智慧贫乏遗传给了学院派的经济学家……⑧
二、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学
有人认为，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尔克(Francis Amasa Walker)在19世纪70年代的著作标志着美国有了自己的经济学。此后40年中美国的经济学主要是由跟随沃尔克的“正统”经济学家所主导⑨。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学，正如熊彼特所言：“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经济学界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⑩
19世纪的最后30年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到1870年时，由于运河的开通，尤其是全国范围的铁路网的初步建成，整个美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为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竞争不断加剧并快速走向了垄断。伴随着铁路、钢铁等产业兴起的是寡头的崛起、金融恐慌和农业危机。财产的迅速集中以及新兴产业的掠夺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出现了农民运动以及越来越激进的工会，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许多劳资冲突的血腥事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些平民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比如说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以及进步主义者开始变得越来越活跃。面对这种情况，经济学家们也必须选择他们究竟站在哪一边。
在此期间的美国大学系统，尤其是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主要是由那些现状的辩护者们所控制，比如说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James Laurence Laughlin)在芝加哥大学，查尔斯·富兰克林·邓巴(Charles Franklin Dunbar)和富兰克·威廉·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在哈佛大学，阿瑟·特威宁·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勒姆(William Graham Sumner)在耶鲁大学。这些人都积极维护新工业时代并谴责那些工会和民粹主义者，一般被称为辩护者学派(Apologist)。而在那些州一级的大学，比如威斯康星大学和密执根大学，由于地处农业区域或者是中西部的工业区，因而能够保留更多的进步色彩。
但要为当时的那个时代辩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是由规模较小的制造业和自由的农场以及一个有限的政府所组成的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些辩护者们现在要维护的是一个正在破坏先前的社会经济状态的新的工业资本主义，而且它是由一些垄断的托拉斯集团所控制的。他们要说服贫困的小农场主、破产的手工业者以及大量的移民，给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关于财富和独立的梦想，并为了这个梦想而接受现实并平静地组成一个工业劳动大军，去接受范德比尔德、古尔德、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古根海姆等工业领袖的领导。他们还必须向这个仍然是相当清教徒式的传统的美国，解释那些“强盗般的大亨”们的不受限制的贪婪、掠夺性的行为以及到处进行的炫富行为为什么仍然是合理的和道德的。同时，他们还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一个几乎是公开腐败的政府仍然应该被允许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摧毁工会和农场主组织，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使用管制手段去尽量减少公司之间的竞争，同时建立贸易壁垒以保护这些公司。而这些立场在欧洲的自由主义者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完成这些困难的任务，这些辩护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他们非常强烈地倾向于使用宗教的和道德的手段去为现状辩护。他们经常宣称“经济学的永恒规律”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是正义的，而任何修改这些规律的行为，比如说反垄断立法或者让工会合法化，都应该从道德上加以严厉谴责。还有一些辩护者，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纳姆，则用进化论来为这些所谓的经济“自然规律”辩护。当然，也许我们也不应该苛责这些经济学家，因为，在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缺乏集中控制，个人和机构的竞争力量十分强大。学者们被视为雇员，一旦与赞助人意见不合，就会遭到随意开除，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指望他们从事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研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还坚持说，他们的经济学家不打算支持自由贸易。大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饶有兴趣，希望理论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的’意见，使业界产生了职业性而不是政治性的保守主义倾向。”(11)
作为主流学者，这些辩护者们控制着绝大部分正在扩张之中的美国大学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系统，主要研究和传授的是源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正在形成当中的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以及美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系统的逐步改善，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对正在进行的所谓“边际革命”以及经济学从古典向新古典的发展作出贡献，从而涌现出一些一流的理论家。其中最出名的无疑是克拉克，在他的所有成就当中，又以他的边际生产力论影响最大。在该理论中，他完成了从萨伊和西尼尔开始就想要完成的任务，即证明社会是和谐的，根本就不存在剥削。而他的办法是证明每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产出，也就是说，每一个生产要素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既没有剩余也不会存在剥削。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无论是古典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主张自由放任的。而这并不完全适用于尚未完全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以国际贸易为例，虽然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为此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但美国却一直厉行贸易保护主义。(12)这为一个独具美国特色的经济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条件。这就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学派。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批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纷纷从德国的大学里面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到美国大学。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都受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重大影响。这些人包括理查德·西奥多·伊利(Richard Theodore Ely)、亨利·卡特·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埃德温·R.A.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以及西蒙·纳尔逊·帕顿(Simon Nelson Patten)等。他们成为在20世纪早期取代辩护者学派的美国制度学派的重要人物。当然，最著名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是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威斯利·克莱尔·米契尔(Wesley Clair Mitchell)。
制度经济学派一出现，就以当时统治着美国经济学界的辩护者学派为主要批判对象，同时批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13)他们强调历史、社会以及制度等因素对所谓的经济“规律”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经济世界当中，每个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而不断变化的。在方法论上，他们反对当时流行于英国和奥地利等国的抽象演绎方法，反对19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拒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原子似的“经济人”的集合，也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看成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相反，他们坚持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演化出来的（比如说，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凡勃伦特别强调演化的社会哲学观），从而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所谓的普适性。同时，和辩护者们不同，他们并不回避美国社会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是一直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市场经济本身的各种缺陷弊病，强调国家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因此，制度学派在美国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中的凡勃伦和康芒斯，更是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关于凡勃伦，亨特教授的这些评价是颇耐人寻味的：“尽管在观察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时，凡勃伦装出一幅公正的、中立的、无私的姿态，但是事实上，他非常支持‘普通人’而反对‘既得利益’；支持理性的、和平的人类关系而反对‘掠夺剥削’；支持创造性、建设性的技艺而反对‘商业阴谋破坏’。”(14)
而凡勃伦所反对的，都是当时美国的现实。因而亨特教授这样评价凡勃伦：“最全面地反映和描述这个时期制度和文化转型的是凡勃伦的著作。凡勃伦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具独创性的、影响最深远的社会理论家。”(15)
也许是因为其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符合了当时美国社会的需要，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初一度压倒了辩护者学派而成为美国经济学的正统。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其对现实强烈的批判态度不可能长久地得到大学资助者们的支持。很快地，制度经济学到20年代就开始风光不再，他们失去了许多重要的据点，比如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美国经济学会。而“边际主义革命”在美国经济学界影响力的日益增大(16)更使得制度经济学派只能退缩到少数几个大学当中去了(17)。他们也开始从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抗中退下来，集中研究如何对商业周期进行测度以及经济史的资料编辑等当中去了。(18)而“凯恩斯主义革命”更使得制度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影响力减弱。但即便如此，直到最近，哈佛大学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纽约新学院大学的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L.Heilbroner)还在坚持着制度经济学研究。
在谈论这个时代的美国经济学时，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到的，他就是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乔治是那个时期的一批非职业的经济学家的代表，他们有时被称为自由职业经济学家或者炉边派理论家。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专门对这批经济学家进行了评价，“用他们的天才为当时的经济理论思考作出了巨大贡献。理论界对他们发起进攻之后，他们就销声匿迹了。不管怎样，他们不应被遗忘，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当时社会良知的忠实表达者——对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和农民加以抗议的一股朴实的力量。但因为他们试图扭转‘明显命运’的大方向，所以他们被人们忽视，甚至被无礼地践踏了……”(19)在乔治所有的著作中，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影响最大。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解决的办法是对土地征收单一税和土地国有化。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他从不掩饰他对那些古典经济学家和现状的辩护者们的藐视和愤怒。帕灵顿是这样来描述乔治的：
他相信，就是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歪曲了整个经济学。说得好听一点，他们是用一个“经济人”的假设与悲观的世界观使经济学非人性化，成了一门沉闷的科学；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将经济学变成了剥削阶级的武器，使他们能够暗地里使用经济法去使他们的阶级政策正当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做的一次演讲中，亨利·乔治以这样的话语表达了他对古典学派的“尊敬”：“政治经济学经常被用来平息工人阶级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方面的努力……看一看最好的也是流行最广的教科书吧。当他们鼓吹资本自由时，当他们以公用事业为理由，恨不得让钱能生出钱来，面对穷人的悲伤而不改变铁石心肠，这样的贪婪，这样的吝啬，都被正当化的时候，他们却让工人少养几个孩子。他们的许诺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吗？(20)
对这样一位无情地批判古典经济学家的非职业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评价却是，“他一个人的成就就大于我们名单上所有其他人的成就”(21)，这里的其他人可是包括从邓巴、哈德利、纽科姆、萨姆纳、沃克、韦尔斯，到克拉克、费雪、陶西格等这个时期的杰出经济学家！
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政治经济学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深深打上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的烙印。同时，苏联的快速工业化成就和冷战的发生，以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等等历史事件，无疑对其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心，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及广泛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之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积极地参加到了对这一理论的介绍和讨论当中。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似乎还来不及有重大贡献。
除此之外，许多美国学者也试图从其他角度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以使之更贴近现实生活。其中比较重要的至少有三位：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以下简称小克拉克）、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H.Chamberlin)。奈特是早期（或者说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中坚力量，致力于维护自由市场和竞争的长处，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他在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也强调其局限性，他不认同把人简化为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而认为人是复杂的动物，其行为受到多种动机和价值观的影响。而且，他还认为经济分析关注的只是直接满足欲望的行为，只是人类行为甚至只是经济行为的一小部分。从总体上讲，奈特赞同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完全竞争以及完全竞争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的观点，而小克拉克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它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市场和竞争，他引入“企业管理成本”的概念来分析企业的行为以及企业对垄断地位的追求。基于这些分析，他反对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主张社会管制。张伯伦则引入了垄断竞争的概念，认为市场既是竞争的又是垄断的，因而必须放弃远离现实的完全竞争假设，对市场结构进行分析。
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激烈的批判无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界的传播的标志性事件是1942年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资本主义发展论》的发表。此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学术界一直没有什么影响，就连斯威齐于1932年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时候，他最初的目的还是师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但他逐渐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而且，当他在一年后回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些较有名的大学的讨论话题。但是，正如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还没有相当全面而且有分析性的英文论著。”而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填补这个空白”(22)。在该书中，它除了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时的一些新的发展。
但是，如果完全接受凯恩斯等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完全竞争假设的不现实，那就很难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辩护。而这时苏联快速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更使得一批主流学者感到很有必要维护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而所谓的“边际主义革命”，正好为经济学的数学化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所谓的“帕累托复兴”(The Paretian Revival)，它继承和发展了边际主义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从预算约束条件下个人效用最大化当中推导出需求曲线方面，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是仅有的几个首创者之一(23)；在从利润最大化生产决策当中推导出生产曲线方面，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24)和霍特林(25)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新福利经济学”领域，霍特林是首先把“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引入经济学的学者之一，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奥斯卡·R.兰格(Oskar R.Lange)则是首先用数学证明福利经济学两个基本定理，并提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问题的学者之一。(26)事实上，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与伦敦经济学院等欧洲著名学府一样，是少数的几个“帕累托复兴”和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据点。
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使得大量经济学家移民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大量俄国经济学家移居到了美国，而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大部分移居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自德语国家。他们的到来加速了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心的过程。在这些移民当中，最为著名的大概要算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和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了。里昂惕夫开创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到现在还在被各国广为使用，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到现在还在被引用和评说。他们对美国经济学教育的贡献也许只要指出一件事就够了，即后来成为美国经济学泰斗的保罗·萨缪尔森当年是由他们俩指导的博士生。
四、二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学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它也成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中心。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情况，许多经济学说史方面的著作都有较详细的论述，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重复那些细节。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主要梳理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学发展的脉络。
这个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这个时期，新古典—凯恩斯综合派（以下简称新古典综合派）是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均处于边缘地位；第二个时期是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在这个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新古典综合派成为主流。
人们一般认为，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纳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所以，在这些国家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应该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在一定意义上讲，自从凯恩斯本人去世以后，就不存在原本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了，继承他的主要是两个学派：一个是新古典综合派，以美国的萨缪尔森等人和英国的希克斯为代表；另一个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以英国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以及美国的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和海曼·明斯基(Hyman P.Minsky)等人为代表。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源的。凯恩斯本人及其理论都是矛盾综合体。作为长期学习、研究并信仰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凯恩斯不可能完全割裂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正如亨特教授所说：“他想放弃市场自主调节的假定，从而将资本主义从自我毁灭中挽救出来，但同时他又想保持对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的信仰。他希望在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干预，而在挽救社会于危机时才发挥作用。”(27)也就是说凯恩斯虽然放弃了新古典学派关于市场自主调节的假设，但又坚持了该学派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假说。与此同时，虽然凯恩斯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才是“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理论只适用于特殊情况。但是，他在结束《通论》时也指出，“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假设总产量为既定的；即取决于古典学派思想体系以外的力量和因素，那么，我们对古典学派的分析并没有反对意见。”(28)这些都为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相嫁接提供了可能。
但同时，凯恩斯也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面对危机和衰退无可奈何，是因为该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出现危机的可能。因此它必须引入其他的概念和方法来改变新古典经济学。他所引进的新的概念和方法当中，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可知性”彻底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即人们拥有完全的信息和完备的知识。这个新的假设给论证市场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造了很大麻烦，又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打着凯恩斯旗号反对和批驳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可能。另外，在《通论》最后一章中，凯恩斯提出了“投资社会化”的主张和“食利者阶级的消亡”的前景。以至于前美国总统胡佛把《通论》当中的思想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学说”。这又为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抛弃凯恩斯主义当中具有颠覆性的和激进的假设、观点和方法，以及新自由主义者彻底反对和完全拒绝凯恩斯的理论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性。
其实，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一些比较明智的西方政治家已经开始采用政府干预的政策。比如说，曾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于1929年提出了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伊始就推行了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由国家向社会注入购买能力的政策。这些方案和政策对这些国家走出大萧条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却无法得到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从而其广泛传播和被普遍接受则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中的具有颠覆性的和激进的假设、观点和方法又容易让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因而，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改造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嫁接就成了一种制度性的需求，新古典综合派应运而生。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在1947年出版了大量引入数学并对新古典主义思想加以系统化的著作《经济分析基础》之后，就开始动手撰写至今仍在不断修订和再版的教科书《经济学》。在1948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中，萨缪尔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浅出地介绍凯恩斯的理论，但在接下来的每个版本中，萨缪尔森都试图加入更多的新古典理论。在1955年的版本中，萨缪尔森已经基本完成了将凯恩斯主义（作为宏观经济学部分）与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部分）相嫁接的任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此后新古典综合派当中的新古典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他们不仅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的假设，而且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即新古典经济学只适用于特殊情况，凯恩斯主义才适用于普遍情况。反之，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短期情况，而新古典主义则适用于长期的情况。也就是说，在短期内，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是中肯的，但长期而言，工资和价格将不再具有刚性，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将失去有效性，这个世界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
由于适应了上述的制度性需求，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在二战以后20多年一直在美国居于正统地位。但在此期间，也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这套折中的理论，有两个虽然处于边缘地位，但在后来有重要影响的学派也在开始发展。一个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另外一个是后来被称为激进经济学的学派。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就是新时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是用各种新的名词术语和方法重新包装过的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学派的核心组织是于1947年4月在瑞士成立的“朝圣山学社”，其成员主要来自两个学派，即以哈耶克为首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二战结束后不久，哈耶克就从英国来到了美国，随后加入了芝加哥大学。后来风靡转型经济国家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也于60年代初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这个学派的特点就是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任何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他们无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顽固地坚持新古典的学说，把危机、萧条以及其他市场失衡的情况都归因于政府政策失误等非市场的、外生的因素。他们坚持认为“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为严重，政府应当尽量少地干预经济。由于他们的这种极端保守的立场不为绝大部分学者和公众所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长期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之内。
所谓激进经济学派，这里主要是指两个学派，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在60年代末期之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凯恩斯原来的同事们所发展，在美国影响还不是很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此期间也有所发展，但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虽然被萨缪尔森视为“埃克塞特大学和哈佛大学培养的最优秀的人……他很早就是他那代人当中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之一”(29)，并得到熊彼特的强力支持，斯威齐还是未能在二战结束后恢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职，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幸好他幸运地继承了家庭财产，从而能够摆脱靠学术来维生的人所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压力并创办《每月评论》杂志。在冷战开始后，尤其是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斯威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乃至迫害，但他坚持把这个杂志办下来并且创办了与杂志同名的出版社以出版各种进步书籍。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真正在大学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只有一个，他就是保罗·巴兰(Paul A.Baran)。但他受到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正如利皮特教授指出的，“在大学管理当局意识到他的激进观点以前，他受雇于斯坦福大学。由于巴兰是按照任职期制受雇的，大学管理当局不能毫无困难地将其除名，但管理当局用各种方法来刺激他离开大学，如拒绝提升和增加薪水……巴兰在许多方面是孤立地工作着，被剥夺了在其学术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与同辈人进行学术交流的权利；他于1965年逝世，享年54岁。”(30)每月评论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开山之作。由于受到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压制，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不是很大。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流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面临挑战，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尤其是在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现象（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给该学派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因为它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为其他两派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利皮特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在这个时期激进经济学在美国的兴起，“60年代初期的民权运动和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加强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民众斗争，使得许多人对形成美国资本主义基础的那些令人安心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假设表示怀疑。对国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对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和工人的剥削，深入到许多研究生的意识中，并有助于决定他们的学术方向。对贫穷和不平等的研究第一次在研究备忘录中占据到重要位置。”(31)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经济学界大批地出现激进经济学家。在这个时期，除了斯威齐等人继续活跃以外，还从哈佛、耶鲁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学府中涌现出的一批年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提斯(Herbert Gintis)、大卫·戈登(David Gordon)、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等人。随着激进经济学研究者人数的增加，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性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1968年夏诞生了，这是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的第一个专业性协会，其会员数在70年代中期一度超过2000人。(32)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不仅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关于价值转化成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论，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关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且非常关注当时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依附理论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利润挤压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等等。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矛盾所决定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无法解决这些内在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对资本主义作制度性的改变。
与此同时，以戴维森和明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成长起来。他们继承了英国后凯恩斯主义者们（比如说罗宾逊夫人、卡莱茨基和卡尔多等）的研究成果，强调不确定性、历史时间以及非历态(non-ergodicity)的重要性，反对货币中性说以及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他们在货币金融、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他们反对“自然失业率”说，把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引入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鼓吹应该给予工人更多的经济权利，实现经济民主，从而解决滞胀问题。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凯恩斯主义者，给滞胀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较大的并且是不利于资本的改造，这无疑很难被当时美国的统治集团所接受。受到他们青睐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上面已经谈到，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当时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影响不大。甚至到了70年代初，弗里德曼（以及共和党籍的总统尼克松）甚至还宣称自己也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滞胀现象的出现严重打击了新古典综合派，同时也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机会。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增加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经费被投入到芝加哥大学等相关机构，资助新自由主义学者作研究、办杂志以及开研讨会等，媒体也适时地跟进报道。当时美国主流媒体不断宣称“凯恩斯已经死了”，以至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专门撰文进行反驳(33)。
为了支持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先后分别访问智利并与皮诺切特面谈。虽然这给新自由主义带来了不少非议，但随着媒体大肆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到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已经从意识形态变为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当然，这时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新添了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的学术流派。
在这里还不得不提及的是，虽然新古典综合派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但并没有彻底消亡，其继承者主要是一批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学者，其代表人物是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和尼古拉斯·G.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等人。他们坚持把凯恩斯的宏观分析与新古典的微观分析相结合，并试图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他们在信息经济学以及价格刚性的微观基础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学界基本是上述三大学派共同发展的时期。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但在主流杂志，比如说《美国经济评论》上，三个学派的论文都有可能被发表，即便被发表的几率存在很大差别。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正统，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要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则变得非常困难。本来，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令人失望的表现严重损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誉，许多人以为它将很快失去主流地位。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和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增大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并巩固了其主流地位。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更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相当的霸气。以至于在1992年，包括萨缪尔森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4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体签名，专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了这样一个声明：“我们，在下面签名者，担心经济学受到了垄断的威胁。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强力推行一种方法或核心假设的垄断，并宣称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经济学家们总在口头鼓吹自由竞争，却不愿意在观念的市场上实践它。”(34)在指出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号召建设一个多元的和严谨的经济学。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当一个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收敛，凭借着国际组织的支持和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新自由主义成了许多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大部分苏东国家陷入了所谓的“转型萧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矛盾更加激化，以至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百姓近年来用选票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送进了总统府。这些情况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遭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五、近期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至少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已经风光不再，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也站出来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受到苏东国家转型的影响而有所消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开始出现了再次复苏的势头。与此同时，演化经济学、女性经济学以及新一代的制度经济学都开始发展起来。
而这一轮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则进一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人们很容易想起凯恩斯在《通论》的第一章就给我们的警告： “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的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他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35)
根据历史经验，在这次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将在全球彻底失去其主流地位，重新恢复为一个很小的学派，如果不是被人们彻底抛弃的话。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学派，将在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学派中产生。至于究竟是哪个学派成为主流，则取决于这些国家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主流是不可能的，即便其影响力将会变得很大。
究竟哪个学派会在美国成为主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②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70页，转引自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③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经济学在空间上的扩张，而人们经常使用的是经济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扩张。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5、187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7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54页等。
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5-216页。
⑧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2页。
⑨参见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设立的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网站(http://cepa.newschool.edu/het/schools/apologist.htm)，本文中多处借鉴了该网站的观点和材料。
⑩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70页。
(11)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196-197页。
(12)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26页。
(13)有意思的是，正是制度经济学派和辩护者“旧学派”之间的斗争带来了美国经济学会的成立。在与同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保守的经济学家纽科姆的斗争中，为了模仿德国历史学派古斯塔夫·冯·施默勒(Gustav von Schmoller)建立“社会政策学会”来促进社会进步，同时也是为了向校方证明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伊利在另外两个经济学家的帮助下于1885年成立了美国经济学会。最初，它被辩护者学派认为是制度学派的一个组织，因而陶西格、哈德利以及萨姆纳等人都拒绝参加并指责它“有社会主义倾向”。但伊利成功地邀请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著名的辩护者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尔克担任了学会的会长，而自己则只担任秘书一职，同时他还放弃了用这个组织来促进社会进步的想法。这些使得这个学会以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组织的面貌生存下来并发展起来。
(14)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2版），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6页。
(15)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2版），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6页。
(16)特别是费雪(Irving Fisher)在耶鲁大学、陶西格在哈佛大学以及奈特在芝加哥大学分别成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学者。
(17)除了米切尔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康芒斯在威斯康星大学外，其他人都只能到一些小的大学里去，比如说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由凡勃伦等创立）和德克萨斯大学。
(18)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米切尔于1920年创办了国家经济研究局。
(19)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1页。
(20)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5-886页。
(2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72页。
(22)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23)Harold Hotelling,"Demand Functions with Limited Budgets",Econometrica,vol.3,1935,pp.66-78.
(24)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Harold Hotelling,"Edgeworth's Taxation Paradox and the Nature of Supply and Demand Func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0,1932,pp.577-616.
(26)Oskar R.Lange,"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Econometrica,vol.10,1942,pp.215-228; "The Stability of Economic Equilibrium",Econornetrica,vol.10,1942,pp.176-177.
(27)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2版），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6页。
(2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2页。
(29)Paul Samuelson,"Memories",Newsweek,June 2,1969,p.84.
(30)维克托·利皮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5页。
(31)维克托·利皮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页。
(32)蒋自强等：《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
(33)Tobin James,"How Dead Is Keynes?",Economic Inquiry,vol.15(4),1977,pp.459-468.
(34)Moses Abramovitz etc,"A Plea for a Pluralistic and Rigorous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2,1992,p.XXV.
(3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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