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比较学者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自那以后，危机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着比较文学。当然，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危机”的涵义不同。韦勒克所说的“危机”，指比较文学第一阶段过分注重文学外部的因果和事实联系，忽视文学内在性和审美本质的实证主义倾向；此后二十余年间，比较文学的危机又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忽视甚至无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外部因素；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开始向漫无边际的文化领域扩展，从而混淆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概念，使比较文学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比较学者的危机感。英国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1993年写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中说“在一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我国比较学者谢天振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比较文学"to be or not to be"的质询，他们的议论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典型的表述。
当代比较文学的危机实质上是比较文学究竟要不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自比较文学诞生的时候起就存在，只不过今天显得更为尖锐罢了。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是一个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一直处在不断的争论中。早期的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支，认为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关系，例如文学的渊源、模仿、借鉴，作家、作品在国外的流传和声誉，一种类型或一个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流传演变，各种媒介的作用等，这时的比较文学被人们总括为“影响研究”。二战后，美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不应该是文学史的一支，而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一支，它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具有事实联系的各种文学影响，而且应该包含不具有事实联系，但却具有可比性的各种文学关系，研究的范围不仅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同时也应在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这种研究被人们称作“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其实，不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偏颇，前者由于视野局促、研究方法过分板滞（只讲事实、因果和历史线索）、不重视文学性而为人诟病；后者则由于太忽视文学的外部诸因素、范围过分宽泛而受人攻击。总之，关于比较文学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其要点是，比较文学究竟是文学史还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究竟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方法论，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究竟有多大等等。
如果说七十年代以前关于比较文学自身的争论仍在文学的范围内进行的话，那么当代关于比较文学的争论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之类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比较文学出现了大规模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势，这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论文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属于纯文学的研究文章已经越来越少，研究者关心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语言学、哲学、宗教、法律、心理学、人类学、种族学、社会科学等种种文化层面的问题，比较研究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我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淹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
造成比较文学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的哲学背景是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其中以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解为最烈。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西方解构主义者提出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其实质是要消解西方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形而上思维体系，消解这一体系中“中心”、“存在”、“本源”、“真理”等终极观念，因此，它的矛头事实上指向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所有层面。在这样的一股强劲的解构大潮冲击下，作为文化中最精英层的文学，其自身的本质特征不复存在，“文学消亡了”，“作家死亡了”，“文本之外，别无所有”，文学变成了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语言的游戏”。文学自身的失落一方面造成了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另一方面也往往使比较文学变成了纯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研究，这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文论和批评中看得很清楚。
使文学逐渐泛文化化的另一个推力来自新历史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是对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非历史化倾向的反拨，但在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却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解构主义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不仅颠覆旧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真实、确定性等观念，而且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整个人类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新历史主义这一术语的创造者格林布拉特后来更多地用“文化诗学”来代替“新历史主义”就清楚地表明它是一种文化批评。况且它的研究是不考虑学科界限的，人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经济、政治等完全可以混合在一起，因此学术界也有人称其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的研究由于缺乏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性常被一些学者讥讽地称做“一个没有明确指涉的术语”。新历史主义论文集的编者韦塞尔在总结其共同点时明确指出，混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是这一流派的五个特征之一。这样，许多追随新历史主义或采用新历史主义方法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把这一学科推向文化研究的层面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了。
女性主义主要是从女性角度出发的一种理论，其早期阶段较多关注文学，但后期则逐渐转向文化的各个领域。新马克思主义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其关注的焦点始终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因此二者对比较文学的巨大影响也必然导致其向文化领域转移。
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当然也有社会的原因，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造成了不同文化的频繁交流和碰撞，今天，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再偏安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同文化多方位的接触和对话必然会把研究文化异同的比较文化推到最前沿的位置上。
尽管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具有合理性。问题依旧存在，争论依旧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美国比较文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文学派和文化派的激烈论争，也是全球范围内比较学者两种意见交锋的一个缩影。在笔者看来，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移的趋势一方面指示了比较文学的某种前景，另一方面也标志了比较文学学科出现的新危机。这一新危机的实质仍然是比较文学是否应该有自己的学科理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比较文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这一学科具有开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说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这就是说，它的界定将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它将永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永远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
事实上，比较学者界定自己学科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自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出版专著《比较文学》，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五十年代基亚的《比较文学》、六七十年代奥尔德里奇的《比较文学的内容和方法》、雷马克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引论》，欧美论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专书何止数十种。既使在比较文学面对自身失落危机的近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学者仍旧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一学科的理论建设，我国学者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原理》、笔者和陈惇教授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西班牙著名学者纪延的《比较文学导论》（1993年由西班牙语译为英语，改题为《比较文学的挑战》）、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等都是这一努力的具体成果。
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论争面前，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换言之，研究者的出发点和指归必须是文学。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较文化中，它才能成为核心。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层面，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
说到中国的比较文学，笔者虽然不赞成“中国学派”的提法，但却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比较文学也许可以在下述三方面有所建树：发掘以《文心雕龙》为核心的古代文论，整理出可以和西方文论对话的话语体系，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明确中国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发展脉络及独特性，致力于中西文类的比较研究；深入研究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以便与以歌剧和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研究。此外，影响研究、形象学、翻译研究等也都是颇可用力的领域。笔者不揣浅陋，姑且以这些简略的议论作为自己的比较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