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德新著《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外交政策论文,起源论文,韩德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节之前接到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韩德（Michael Hunt）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我深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起源这个题目在搜集资料方面的难度，而韩德的特长就是挖掘各种资料，这从他已被翻译成中文的专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中国与美国，1784—1914》中就可窥见一斑。这一次，他又广泛地搜集和利用了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日记、回忆录、文集和其他专著论文等。
全书共分为4个部分和作为附录的一份详细的参考资料介绍。第一部分：背景。这个部分介绍了历史传统对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影响，特别指出中国在列强侵略下蒙受的屈辱。在清朝晚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原有的帝国疆域，但其外交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它们包括财政困难、国内冲突、领导软弱、权力分散、机构效率低下、缺乏人材和指导思想的困境等等。
第二部分：知识分子的骚动。这部分在分析了大量知识分子的言论之后指出，19世纪末面临崩溃和瓦解的中华帝国使中国人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情绪。其结果是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在爱国者之间引起了争论。这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人们怀疑现存的王朝的价值观体系能否解决国家危机；二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承担起国家领导责任和管理官僚机构。旧的王朝体系是改革的基础，但越来越为人们所抛弃。三是谁作为基本民众，他们同国家的关系基础是什么。民众被视为国家的基础，但实际上人们对这种关系有不同的看法。直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才逐渐形成对国际关系的正统观念。这种看法包括三个方面。1.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围攻；2.有必要同苏联建立特殊的关系；3.弱者和被压迫者需要联合起来。从这一世界观出发，中国人开始提出自己的对外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不久，即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提出对外主张，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帝国主义、苏联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中共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把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相结合。
第三部分：毛泽东取得领导权。这部分指出，在30年代初之前，中共领导人虽有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谈不上外交政策。直到30年代末，才由毛泽东奠定了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要促使美国和苏联以有利于中共获取政权的方式来介入中国事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泽东采取了“弹性的外交政策”（见第157页）。虽然毛泽东谴责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但不是简单的抨击。毛泽东还是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只要不是以领土和主权为代价。为此中共作了大量的记者工作和采取了其他措施，使外国人了解自己。由于赫尔利破坏了中共的一切外交努力，才使毛泽东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感到担忧。对于苏联，毛泽东虽想保持密切关系，但由于在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以及苏联不向中共提供援助，毛泽东对苏联感到失望。战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仍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初期由于美苏都表示不干预中国内政，国共和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马歇尔在华后期起，美国执行了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中共寻求和平的努力未能成功。在毛泽东批评美国的同时，中共军队作出防止美国军事干预的准备。尽管如此，中共还是留下了建立外交关系的余地，期望美国能改变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还是希望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条件是对方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和相互承认主权和平等。但由于“杜鲁门政府不承认共产党的胜利”，他不让司徒雷登去北京。美国方面要求外交特权，但又不承认中共方面的权威；美国支持蒋介石轰炸封锁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美国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总之“美国的敌意造成中共更多地依赖苏联”（第178页）。与此同时，中共在一些事件上的作法也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如对沈阳总领事的宣判和对待美国在北京军营的处理。
第四部分：历史模式和解释实例。这部分先是从毛泽东个性和思想意识对决策的影响总结了作者对中共外交政策起源的看法，然后分别介绍了中美两国学者是如何论述这个起源问题的。作者认为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起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和不断变化的思想意识。
在这部著作中，韩德是在拥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但有些观点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商榷。如作者认为毛泽东要“恢复旧时帝国的边界”（见第211页），甚至用乾隆皇帝来进行比喻，但又没有举出具体根据。事实上，虽然毛泽东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要打碎列强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里加给中国的桎梏，但是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解放初期，尽管毛泽东对苏联大国主义的作法不满，但还是承认蒙古的独立，接受了苏联的一些特权要求。后来，中国在处理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朝鲜等国的边界问题上都作出适度的让步，以求得和解。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虽然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并没有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耐心地通过谈判以求妥善处理。还譬如作者认为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和在朝鲜战争处于僵持阶段时，毛泽东身体健康不佳妨碍了他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二者间看来还缺乏事实来充分证明其必然联系。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专著。作者在最后一节提出的建议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考虑。一是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时，不仅着眼于两国间的关系，更要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对两国自身的实际影响及反影响。本书在不少地方采用了把内政与外交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虽然大家都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承认外交对内政的影响。但很少见中国学者把两者联系起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二是目前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论著中大量借用了国外的词汇，如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地缘政治的、马列主义的等等。这些词汇不能充分表现出中国外交的特色，应该在史料越来越丰富的条件下，把中国外交置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环境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作出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