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与中国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尚书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3-0021-07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讲，《尚书》是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经典之一。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绪论一》云：“《庄子天运篇》引孔子对老聃之言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以此六书为六经，古籍中殆初见于此。”可见至迟到战国时期，《尚书》已成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尚书》一直是封建士大夫们必读的教科书，而以“六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和由此而形成的经学又是指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思想基础，因此对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小说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作者又多为封建士大夫，则不可能不受《尚书》的影响。
从现代文化的角度讲，《尚书》是今所见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散文总集。小说作为一种后出的文学体裁。孕育于上古的其他各种文体之中，经考察，发现《尚书》对小说的影响不可低估。搜罗剔抉，厘而类之，其影响大略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伪古文《尚书》与中国小说
在汉代，《尚书》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流行最早的是济南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汉书·儒林传》同。文帝时伏生已九十余，焚书时亦当年逾知命，所藏之书，肯定是他年轻时所习的先秦古本，肯定是用古文字写成。也就是说，伏生所传《尚书》，原亦古文《尚书》。及以之教人，则因时人已不通先秦古文字，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书写，于是便成了所谓的今文《尚书》。此史有明载，毫无疑问。
在汉代，除了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外，还有孔安国的所谓古文尚书。《史记·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孔氏古文《尚书》来自何处，《史记》未载。西汉末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等均承此说。其实，此说并不可靠。汉代经学盛行，大师继出，马融《尚书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郑玄素尚古文尚书，其《尚书注》虽分十六篇为二十四篇，但并未为之作注。可见在东汉，对其真伪已有疑问。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等更详加考证，力辨其伪。可见孔安国的所谓壁中古文，实难令人相信。如今小说史界众所周知：“历史家纪录，小说家创作。”（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这种伪造的所谓古文《尚书》，显然已不是纪录而是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显然已具有了小说的性质。可惜早已亡佚，形式、内容无可考辨。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汉书》对孔安国古文《尚书》的记载就已经具有了某些小说的韵味。《汉书·艺文志》叙其来历说：“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尤其是末句，几近志怪小说，可见传说成分。
在汉代，除上述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外，还有几种伪书痕迹更明显的所谓古文《尚书》。大略有《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载西汉河间献王德所集“古文先秦旧书”中的《尚书》，《汉书·儒林传》所载东莱张霸于汉成帝时所献的百二篇古文《尚书》（经校勘，此书当时即发现是一部伪书），《后汉书·杜林传》所载杜林所传的漆书古文《尚书》等等。这些古文《尚书》的不同版本经后世经学家考证，皆为伪书，可见它们与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一样，都是“创作”（作伪）而不是“纪录”，都不是真正的历史文献而是具有小说性质的文本。这些伪书在汉代以后全部失传，不但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均为伪书的结论，同时也可以说明这些创作的具有小说性质的文本在经学史上不被后世经学家所接受的事实。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和《隋书·经籍志》记载，至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梅亦作枚，赜亦作颐）又向朝廷献出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此书除题为孔安国的自序外，共分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中有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但分成了三十三篇，另外还多出二十五篇。此书在隋唐并没有什么争议，唐初太宗敕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尚书》即用梅本，并由政府颁行，故对后世影响极大，流传至今，列于《十三经》之中。但自宋代以来，随着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吴棫、朱熹、梅鷟、顾炎武、李巨来诸儒，已从中发现了问题。朱熹《尚书纲领》便以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明代的梅鷟更著《尚书考异》，系统而全面地辨证其伪。至清初，阎若璩又在此基础上著《尚书古文疏证》，将梅鷟之说“推广为疏证”，使古文《尚书》的辨伪更臻完善，恰如王世舜《尚书译注前言》所说：“从伪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文理不合等八个方面条分缕析，提出许多坚确的证据加以考证，确切地证明了古文尚书之伪。”此后，丁晏著《尚书余论》，惠栋著《古文尚书考》，王鸣盛著《尚书后案》，崔述著《古文尚书辨伪》，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又在阎氏的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考证，使古文《尚书》之伪成为定案。十余年前，笔者曾撰《史学辨伪与小说探源》一文，论述了史学辨伪与小说探源的关系，指出史学辨伪的成果不但会为史学研究提供真实可考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可以为小说史研究提供新的证据。因此，经学史上数百年以来对古文《尚书》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尤其是上述辨伪工作，无疑也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特别是其中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这些后人伪造的所谓先秦文献，显然已不是“纪录”的历史散文，而是后人“创作”的某种体裁的文本。如果这些文本具有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典型环境这三大小说要素，那么这些文本便显然具有了小说的性质。
如今已成定论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中，有《大禹谟》、《汤诰》等小说因素甚微的记言之作，也有《太甲》、《说命》等小说因素非常明显的记事之作。《伊训》、《太甲》（上、中、下）两篇记载了伊尹扶佐太甲的故事，说成汤崩后太甲继承帝位，伊尹作《伊训》、《肆命》等训导太甲及太甲不守祖训法典，被伊尹放逐桐宫，三年后迎归。关于这段历史，据西晋武帝时汲郡战国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则伊尹放逐太甲，自立七年，太甲后还，杀伊尹而复位。二说抵牾，虽然许多正统的儒家学者力排后说，但两种记载的现实则说明此事颇类后世的宫廷政变，扑朔迷离，本身就是极好的小说素材。
《说命》三篇小说因素就更加明显。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一段原文：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说命》：王宅忧，亮阴三祀。即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因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呜呼！钦予时命，其惟有终。”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接下来，《说命》中叙“惟说命总百官”之后，傅说劝谏高宗奉若天道，戒逸豫甲胄，任人惟贤，虑善以动，事事有备，勿耻过作非等，且在高宗嘉其言之后言及“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说命》下则叙傅说劝高宗博学师古，学以顺志，方能“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及高宗从谏如流，认识到“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实际上、中、下实为一篇，通过高宗武丁与傅说君臣相得的故事塑造了高宗武丁与傅说这两个明君、贤臣形象，表现了后世儒家的社会理想。特别是《说命》上，叙武丁即位后力图复兴而苦于不得贤相，乃借居丧之机，三年不言政事，至使群臣进谏，求其言政。武丁见时机成熟，乃言“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且“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关于此句，《十三经注疏》注谓“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间。”这一情节，无疑是后世小说画影寻人之原型。像这种后人作伪的所谓历史散文，实在无异于后世的小说创作。伪古文《说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个性突出，语言生动形象，实际上已超越了历史散文的领域，进入了小说的范围。
二、虞书、夏书与中国小说
《大禹谟》等二十五篇为伪古文《尚书》，已成定案，那么今存于《十三经》中的其他三十三篇今文《尚书》就全是可靠的上古史官“记录”的历史文献吗？事实也并非如此。众所周知，今文《尚书》为二十八篇，按时代可以分为虞、夏、商、周四部分。其中虞、夏四篇，据前人考证，显然属于后人的追记或假托，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样，显然都不是当时的“记录”，而是后人的“创作”，同样具有某些小说的性质。虞、夏四篇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就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记言、记事二类。《皋陶谟》、《甘誓》属记言类，《尧典》、《禹贡》属记事类。
虞书《尧典》今本题《尧典第一》，为《尚书》开篇第一篇，虽在今文二十八篇之内，但写作年代迄今未决。不过文章开篇“曰若稽古”四字，已清楚地说明，此文是后人依据传闻或史料整理而成，决非当时“纪录”。关于作品的作者和写作年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郭沫若《十批判书》则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东西，当作于子思之徒；而张西堂《尚书引论》则引用顾颉刚的观点，认为当出于秦汉时期。诸说虽无定论，但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则是肯定的。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其中必然具有后人“创作”的成分，必然具有小说的因素。全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叙尧的事迹，后一部分叙舜的事迹。第一部分可以明显地分为四段：第一段为全文的总叙，概括地介绍了尧的德行业绩；后三段则分别叙述了尧一生中的三件大事——制定历法，选拔官吏，议举酋长。第一段属概述，还看不出与小说有什么关系。第二段述制定历法，便称“以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其中，“羲和”虽传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但屈原《离骚》中乃太阳之御者；《山海经·大荒南经》则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显然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茅盾《神话研究》称“中国神话在最早时即已历史化，而且‘化’的很完全。”黑格尔《历史哲学》则称“中国的史家把神话的和史前的事实也算作完全的历史。”《尧典》述羲和，显然具有这一特点。羲仲所宅之“旸谷”，又称汤谷，同样也是神话传说中的地名。这样的所谓历史散文，显然已具有了小说的属性。三、四两段述选拔官吏，议举酋长，主要运用了对话的写作方法，如：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驩兜、共工都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以头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的故事尽人皆知，《尧典》不但将他们历史化，而且在叙述时绘声绘色，通过描摹将人物的口气、神情表现得维妙维肖，活龙活现，大有形象如在目前，声音犹在耳畔的艺术效果。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论《左传》之记言曰：“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咳欤？”并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传》如此，《尚书·尧典》之记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夏书《禹贡》也是一篇叙事之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书之一。其写作年代，或认为在西周全盛之时，或以为在春秋之际，或以为出自战国，或以为出自汉代，迄今虽无定论，但非当时人记录则毋庸置疑。《禹贡》与中国小说的关系虽不像《尧典》那样明显，但其中隐含着大禹治水的古代传说及对后世地理博物类笔记小说的影响恐怕也是不庸置疑的事实。
虞书《皋陶谟》和夏书《甘誓》为记言之作。《甘誓》的写作年代，有人以为在商代，有人以为在战国，虽然都是难作定论的推测，但非禹的儿子启所作则毫无疑问。既然是后人依据传闻写成的，其中便必然具有“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小说成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出现了“五行”一词，这恐怕是此词的最早记载。众所周知，后世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国志怪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追本溯源，怕亦肇始于此。
《皋陶谟》从内容看像是舜、禹、皋陶等人在一次会议上的讨论记录，也是后人依据传闻整理而成，开篇“曰若稽古”四字即是明证。本文虽为谟诰之体，属后世奏议类记言之作，但从形式看，确如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所言：“盖皋陶与禹在帝舜之前，与舜互谈，颇似颜渊、子路侍坐于孔子，各言其志者然。”是一篇典型的对话体散文。《尚书》为儒家经典，乃读书人必读之书，故后世涉及对话之文体，如历史散文、小说等，无不受其影响。为了更清楚地展现《皋陶谟》对话描写与后世小说的关系，我们不妨仿当代小说对话的形式，分行列之，以见其对话体例：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
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
禹拜，昌言曰：“俞！”
这样的对话描写与上文所论《尧典》第一部分三、四两段对话相比，显然更加细腻，更加生动，尤其是“禹拜，昌言曰：‘俞！’”一句，将禹发言时的动作都形象地写了出来，堪谓绘声绘色，维妙维肖。这样的对话描写，显然不是当时的记录，而是后人根据传闻进行的加工润色。另外，作品第一大段主要叙述了皋陶的言论，带有浓厚的后世儒家思想的色彩，显然是后人依托。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数句，郭沫若就认为是后世儒家的观念，在当时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79页）。这种后人加工润色，摹拟依托而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有典型环境的所谓历史散文，显然具有了后世小说的属性，必然对后世小说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应特别指出的是，作品最后描述了讨论结束时君臣共乐的宴乐场面：“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在这样的场面中，“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乃赓载数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散文中穿插诗歌，不但使故事在充满和谐愉快、典雅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也使全文散韵结合，具有了诗的韵味。中国传统小说一向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民族特色，细味《皋陶谟》，约略已见其源矣。
综上所述，可见虞书、夏书与中国小说之渊源关系。
三、商书、周书与中国小说
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虽然后世学者也有不同的说法，但多数人则认为基本上是真实的，应属于历史散文的范畴。历史散文是小说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中国小说的母体”，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立场上看《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概而论之，其小说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叙事顺序方面。通观今文《尚书》商书与周书二十四篇，在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盘庚》。盘庚是成汤十世孙，继兄阳甲即位，为商代第二十位君主。时王室衰乱，他为了王朝复兴，决定迁都于殷，但遭到多方反对，不得不多次告谕臣民，晓以利害。史官记录了这些诰词，是为《盘庚》。关于写作年代，《尚书·盘庚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可见作者即盘庚。然《史记·殷本纪》则曰：“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则以为事后追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认为“《盘庚》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篇中可能有训诂字）。”就今所见《盘庚》文本看，《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较为可信，即非盘庚所作，而是殷商后人根据当时史官的记录整理而成。
《盘庚》今本三篇，上篇从“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的记载看，盘庚讲话的时间肯定在“迁于殷”之后。中篇篇末盘庚的讲话中有“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之语，可见讲话的时间肯定在迁殷之前。下篇一开始就说“盘庚既迁”，又可见肯定是在迁殷之后。对于这种时间顺序的颠倒，许多经学家早已觉察，并认为可能是“错简所致”。清俞樾甚至进一步据此推断中、下两篇当为上、中，上篇当为下篇。然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中《盘庚》本为一篇，且师徒口耳相传，错简之说实难据信。如此，从叙述学的角度讲，只能解释为追述者运用了倒叙抑或插叙的叙述方法。历史只能按时间先后发展，决不可能颠倒。倒叙或插叙的叙述方法本身就违背了“历史家纪录”的实录原则，从而具有了某些小说的因素。
其二表现在故事性及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方面。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在论及小说的情节时曾经说过：“我们曾给故事下过这样的定义：它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虽然情节中也有时间顺序，但却被因果关系所掩盖。”《尚书》在叙事的时候，虽然大部分篇章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叙述事情的经过，但有的作品显然已突破这一历史散文的主要叙述方法，注意故事性与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从而具有了后世小说的情节因素。在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周书中的《金縢》篇。
《金縢》是《尚书》中问题较多的一篇。详其内容就会发现，其故事情节显然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极类今日之小说。《金縢》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篇首至“王翼日乃瘳”，叙武王有疾，周公以身为质，向三王祷告，祈代武王以死，然后将祝词“纳册于金縢之匮中”，武王次日病愈。第二段自“武王既丧”至“王亦未敢诮公”，叙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三监流言，中伤周公并勾结殷商遗民叛乱。周公东征平叛，成王怀疑周公。第三段自“秋大熟”至文末，叙秋天百谷丰收在望，未收获而遭雷电风灾。成王与大夫开金縢，见周公祝祷祈代之词，问诸史，得实情，翻然悔悟，亲自出郊迎接周公。“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尚书》多为上古史官所记“典”、“谟”、“训”、“诰”等记言之作，而此文除第一段涉及祝词外，详其始末，终以叙述故事为主。从第二段首句“武王既丧”可见，第一段为追述武王时事，二三段述成王与周公之矛盾。关于这一点，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此篇经文当止于‘王翼日乃瘳’，或史臣附记其事，亦止于‘王亦未敢诮公’。其‘秋大熟’以下，考之《书序》，有‘成王作《薄姑》’，则是其逸文，后人见其词有‘以启金縢之书’，乃以属《金縢》耳。”蒋伯潜《十三经概论》论及此时则说：“此段首云‘武王既丧’，乃武王崩后记叙之辞，距前事当有间，非谓方瘳而又死也。”其实，此皆狃于论史，若换一个角度，从小说史的立场上审视《金縢》，则会发现，此文在情节安排上已有意或无意地注意了情节的因果关系。第一段所述周公祝天，祈以身代武王的故事，只不过是为打消成王对周公的怀疑而张本铺垫；而第三段风雨雷电，天人感应的生动描写，则只不过是矛盾解决后的必然结果。全文结构紧凑，情节完整，因果分明，小说因素十分明显。尤其是二、三两段，“显然和第一段不同，记事简而不明，比较文从字顺，与真《周书》各篇不类，大概是后人追忆往昔的传说故事，信笔写成的。由于年代较远，所记不免模糊不清，易生疑窦。编辑《尚书》者因它与周公有关，遂附于第一段之后，总名之曰《金縢》。这两段虽晚出，并非后人有意的伪作。”（赵光贤《古史考辨》第56页）围绕塑造周公形象，按因果关系组织安排“信笔写成的”故事情节，更见其与小说的关系。
其三表现在叙事详赡、周密谨严、生动形象方面。《尚书》以叙事为主者有《尧典》、《禹贡》、《金縢》、《顾命》四篇。其中《顾命》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其写作时间当在成周之际，但当代学者多持怀疑、认为当作于东周时期。若果如所言，则其已具小说性质。即使非如所言，则单凭其叙事之周密详赡，也必定会对中国小说的叙事产生深远的影响。
《顾命》全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自开篇至“缀衣于庭”，记成王临终托孤，篇名“顾命”，即取义于此。其中“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
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已露叙事周详之端。第二段从“越翼日，乙丑，王崩”至“太保降，收。”叙康王即位仪式。其叙即位仪式之陈设曰：
狄设黼扆缀衣。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粉纯，漆仍几。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鼗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
叙即位仪式之卫兵仪仗则曰：
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
；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
在这样仪卫森严的氛围中，康王等人才“王麻冕黼裳，由宾阶
。卿士邦尹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太史秉书，由宾阶。”纷纷登台亮相。这样的叙事，详赡周密，生动形象，历历如在目前，直可与《金瓶梅》之叙李瓶儿出殡，《红楼梦》之叙秦可卿出殡、大观园宴会相媲美。第三段自“诸侯出庙门俟”至篇末，叙康王朝见群臣及朝见时的“康王之诰”，虽不如上段详赡，亦足启发后人。如前所述，《尚书》为历代文人必读之书。这样的叙事烂熟于他们心中，若见之于笔端，必然影响后世的小说创作。
商书、周书与小说的关系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还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其中，周书中的《洪范》堪为代表。《洪范》是《尚书》重要篇目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哲学思想史的重要文献。据文中所载，“惟十有三祀，（武）王访于箕子”，箕子为陈治天下之法，即所谓“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而所谓“洪范九畴”即：“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德，威用六极。”其中“五行”、“稽疑”、“庶征”都与中国小说史关系密切。
“洪范九畴”第一条即“五行”。表面上看，只对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特点及属性作客观的叙述和说明，似乎应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但联系武王“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的提问和箕子“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回答以及回答的九个问题中的占卜、庶征等内容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五行”的真正内核是“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神学思想。其对后世中国思想史的影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汉董仲舒就是把“五行”思想和阴阳之道揉合到一起，创造了所谓“阴阳五行”“人副天数”的理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作家刘向更在这一基础上著《洪范五行传》十一篇，上承《洪范》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事”（《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分列条目，附合人事祸福，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说，颇具志怪小说韵味，实开志怪小说先河。东汉班固著《汉书》，将《史记》之“八书”扩为“十志”，其中的《五行志》记述灾异，显然是上述思想的影响。查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本事见于《汉书》者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多篇见于《五行志》。仅此诸端，即可见周书《洪范》与中国小说之关系。其他如“稽疑”中所谓“雨”、“霁”、“蒙”、“驿”、“克”、“贞”、“悔”，皆卜筮之征兆，古人用以占卜凶吉者。这种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风俗习尚，源远流长，成为中国文化、东方神秘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文化现象不但影响了志怪小说，在其他类型的各类小说中也有表现，《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四十六回“妻妾笑卜龟儿卦”等就是明显的例证。检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言小说总集《太平广记》就会发现，在其所分的九十二大类中，专言“庶征”的“征应”类就有十一卷。显然也是《洪范》九畴第八“庶征”影响的产物。其中“帝王休征”四十九篇，“人臣休征”四十一篇，“邦国咎征”三十六篇，“人臣咎征”九十二篇，共计二百十八篇。至于其他作品，也就不言而喻了。
《尚书·洪范》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中国小说思想内容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五行”、“稽疑”、“庶征”只不过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而已。然仅此，已足“管中窥豹，冀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见《尚书》与中国小说之关系：伪古文《尚书》不是上古史官之记录，而是后人之作伪。作伪即创作，实际上已失去了历史散文的纪实性，具有了小说的虚构性，其中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有典型环境三大小说要素的作品，如《太甲》（上、中、下）、《说命》（上、中、下）等等，实际上已具有了小说的性质。虞书、夏书虽与伪古文尚书不同，不是后人有意的作伪，但也不是上古史官的直接记录，而是后世史官的追记，难以据为信史，“曰若稽古”四字即为明证。追记也是一种创作，这样的作品同样也具有小说的性质。其中《尧典》将神话传说历史化的地方，选拔官吏、议举酋长的对话描写；《皋陶谟》绘声绘色、口吻毕肖的人物对话，结尾时的宴乐描写、诗歌穿插等，都已与后世小说十分相近。商书、周书虽基本上隶属于历史散文的范畴，但在叙事顺序、故事性及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叙事的周密详赡及思想内容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涵孕着小说的因素，孕育、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小说。历史散文是中国小说的主要源头之一，《尚书》与中国小说的上述关系即可以清楚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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