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
乡村改良与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困境
申 端 锋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乡村建设技术化源于乡村改良，并在当代乡村建设中进一步扩散，日益成为乡村建设的新范式。民国乡村建设的主流是乡村建设实验，但乡村建设实验中蕴含着隐性技术化的传统，在民国乡村改良派那里乡村建设实验与乡村建设技术是混合在一起的。而当前乡村建设的市场化倾向改变了乡村建设的生态，理顺了乡村建设派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正是在乡村建设市场化的推动下，技术派与实验派分离开来，技术派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乡村规划、社区营造、农村电商以及农业技术等成为当前乡村建设中的热门技术，受到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推崇。然而，当乡村建设技术越来越专业化、并且只能从市场上购买的时候，农民自身所拥有的乡村建设技术也就失去了价值，这就造成了小农的去技能化。小农失能之后，便成为廉价劳动力，乡村建设也就越来越依赖技术派；同时乡村建设技术化加剧了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这是当前乡村建设面临的最大困境。乡村建设技术化应该走群众路线，为小农赋能，让小农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强调群众参与的实质是，依靠当地人的技术来建设乡村，这不仅是价值问题，而且事关乡村建设的可行性。
关键词： 乡村改良；乡村建设；技术化；“去农民化”；群众路线；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建设运动在民国时期被视为改良主义，“中国农村派”对乡村建设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批判[1]。但何谓改良，如何改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这妨碍了我们对乡村改良主义的理解。改良主义是乡村建设的特征，改良主义中蕴含着技术化。本文从乡村改良实验中发现了乡村建设的技术化传统，这一技术化特征在今天进一步彰显，并日益成为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范式。乡村建设技术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学界对乡村建设的呆板印象，即理想化、情怀化和宏观化的乡村建设，从而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乡村建设，也是一个祛魅化的乡村建设。我们一直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祛魅，乡村建设技术化便是一个主要发现。但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容易导致“去农民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由于没能和农民结合在一起，结果出现了“去农民化”的困境。当前，乡村建设的技术化特征更加明显，同样面临着“去农民化”的挑战，这是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警惕的问题。本文从民国乡村建设技术化及其批判出发，对当今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困境进行了反思。笔者认为，乡村建设技术化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为小农赋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度精英化，真正实现农民的主体性。
一、乡村改良实验中的隐性技术化
民国乡村建设是典型的国家主义，乡村建设不只是建设乡村，而且是为国家建设寻找出路，是以农本论为基础的国家建设。在梁漱溟先生看来：“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2]19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村建设即国家建设。晏阳初先生也持此种观点：“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3]399
可见，以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为代表的民国乡村建设派，他们关心的还是国家建构和民族复兴这类宏大议题。虽然乡村建设派从事具体的乡村建设工作，但他们关心的却是国家主义的宏大价值。当时以《独立评论》为主要阵地的学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也主要在宏观层面，集中在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上(1) 参见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805-862页。 ，基本上忽略了乡村建设运动所蕴含的微观技术化特征。
当今学界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解，也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学界普遍关注乡村建设派的民族国家情怀，但却鲜有人对乡村建设的微观技术进行深入挖掘。这就妨碍了我们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解和接受，进而也妨碍了对今日乡村建设的认知。本文通过梳理发现，以《中国农村》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中国农村派”，也对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了批评，指出了乡村建设的改良主义特征，认为这种改良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衰败的问题[4]。“中国农村派”所指出的改良主义，就是乡村建设的技术化特征，这为我们理解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乡村建设技术化作为乡村建设的核心特征，是由改良主义发展而来。民国时期的乡村改良已经有了技术化的趋势，但当时的乡村建设者重在探索，面临各方的批评，面临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难题，他们还是非常谦虚的。乡村改良派并不自信，他们宣称自己的乡村工作是乡村建设实验，成立了各种实验区和实验县。应该说民国乡村建设处在技术探索的阶段，还没有达到技术集成输出的阶段。
乡村建设实验，这是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传统，正如晏阳初先生所言：“事实上，我们只是学术社会团体，我们所能为力的乃是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3]400梁漱溟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为了实施我们的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2]384；“我们的实验区，开始在邹平，后来菏泽县也划为我们的实验区……与我们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同时，全国有不少的人也在搞乡村工作，影响较大的除我们之外，还有三个点：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苏昆山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三个机构均有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验区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2]385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都是以实验区的形式开展的。
乡村建设派都是基于某一种理念进行乡村建设的探索，在实验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整套乡村建设技术。“我们不否认乡村建设是艰巨的工作，三十年来许多同志同道深入农村从事研究实验工作，且都有其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在方法与技术方面，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的县政建设，都有极可宝贵的心得提供出来。”[3]399
所以，乡村建设的技术化是民国乡村建设的一个隐性脉络，费孝通先生在批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时指出了这一点。“晏先生的乡村建设工作是技术性的，当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解开了，他现在提倡的四项工作，知识，生产，健康，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是开发民力所需要的技术。”[5]1084在费先生看来，晏阳初的贡献也是教育技术的贡献，“不论他今后做什么事，他在平民教育上的贡献是不应当抹煞的。但是如果晏先生愿意听我们的批评，我也愿意很坦白地说，他的贡献是偏重在教育的技术，尤其是文字教育的技术”[5]1078。
2.乡村建设技术派的谱系
晏阳初先生对这一问题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千头万绪之中，必须抓住问题关键之所在，那就是：建乡须先建民，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架空。”[3]398
在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建设市场对乡村建设技术产生了巨大需求。在乡村建设中，乡村规划越来越重要，地方政府也信奉乡村振兴规划先行的理念。规划下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规划下乡看似城市规划市场的缩小，实则乡村规划市场的扩大。尤其是随着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一起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乡村规划市场，规划师便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技术力量。在各地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乡村规划俨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标配。乡村规划是典型的乡村建设技术，当乡村规划替代了乡村建设实验，乡村建设的技术化程度就大大提高了。至此，技术派便成为绝对的主流，并替代了实验派。
梁漱溟先生对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呢？不能代表乡村的要求，不能发动乡村的力量，那怎么能行呢！”[2]370
农民为什么不动呢？在笔者看来，乃是由于乡村建设的技术化所致。虽然乡村建设派比如梁漱溟先生对现代化有反思，但乡村建设仍然是一套现代化的技术方案。在乡村建设实践中，这套技术并不适合乡村社会，也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甚至给农民带来了麻烦，因而并不受农民欢迎。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在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农民，乡村建设并没有把农民动员起来。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和“去农民化”，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当前，学界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过于美化民国乡村建设，夸大其宏观意义，从而忽视了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困境。
既往学界对民国乡村建设的解读都立足于精英视角，从而忽视了农民视角。从农民的视角来看，民国的乡村建设是典型的精英主导，农民被动参与，乡村建设是“去农民化”的。民国乡村建设在乡村社会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除了乡村建设精英的思想遗产。我们看到的只是乡村建设思想，并没有看到农民参与。后人对民国乡村建设的发扬和继承，也主要集中在乡村建设精英的乡村建设思想上，而非农民的主体性参与。这说明民国乡村建设是高度精英化和“去农民化”的，这是乡村建设技术化的最大问题。
我们过去对民国乡村建设是全盘接受的，且主要是从思想上接受，并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乡村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化的反向运动是有益的。我们的思考也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在这个层面对民国乡村建设全盘接受。越是全盘接受，越是无法有效承接乡村建设先贤们的思想遗产。
如今，乡村建设的技术化特征显性化了，我们对乡村建设和乡村建设派也逐渐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发现，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和“去农民化”，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本文关于乡村建设技术化的判断，完全适用于民国乡村建设。新旧乡村建设派所处的历史处境完全不同，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技术化特征却是如此的相似。要看到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在延续性，不宜一味美化民国乡村建设，批评今日乡村建设。
由此可见，乡村建设技术化源自乡村改良，在当代乡村建设中进一步扩散，成为乡村建设的新范式。乡村建设技术化的最大困境乃是精英化与“去农民化”，不管乡村建设的理念再完美、技术再完善，农民不参与也无济于事。正是技术化和“去农民化”导致了民国乡村建设的失败，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并没有被充分注意到。今日乡村建设的技术化更加凸显，同样面临着精英化和“去农民化”的难题。本文基于对民国乡村建设技术化的理解，揭示新时期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及其困境。
二、乡村建设的显性技术化
3.畜禽发病时，重点是查明并清除病因，改善、加强饲养管理，饲喂富含硫胺素的日粮，饲喂符合营养需要的全价配合日粮，并注意搭配细米糠、麸皮、豆类、青菜、青草等多含维生素B1的饲料。
1.乡村建设的实验派与技术派
民国乡村建设实验的传统被知识分子传承下来了，过去有乡村建设的实验区，晏阳初、梁漱溟从事的都是乡村建设实验。现在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坚持乡村建设实验，以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为代表[6]，以及其他学院派知识分子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这是一脉相承的乡村建设，延续了经典乡村建设的精神。
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是典型的乡村建设实验派。知识分子一般全程参与乡村建设实验，其实验通常包括合作、教育、技术等内容，以综合实验为主。这种实验是带有理念的，是理想主义的。“乡村建设天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要靠知识分子来引导，要靠乡村自身为主力。”[7]377乡村建设实验具有社会运动的特质，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是家国情怀与科学技术的结合。
学界过去重点关注的是乡村建设的实验派，乡村建设理论也主要是基于乡村建设实验生成建构。本文起初要梳理的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乡村建设的实验派，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乡村建设的技术派。当今乡村建设主要由实验派和技术派组成。学界对乡村建设的实验派是比较熟悉的，但对乡村建设的技术派相对来讲较为陌生。在实践中，乡村建设的实验派与技术派有一定的交集，但两者的分野还是相当清晰的。
如何区分乡村建设的技术派与实验派呢？有一个标准，就是市场化标准。凡是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乡村建设技术的，本文都称之为技术派，技术派通过市场向地方政府和企业输出乡村建设技术。凡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乡村建设实验的，本文都称之为实验派，实验派从事的乡村建设更多的是一场社会运动，而不是为乡村建设市场提供技术服务。
根据 García-Morales （2006） 的观点［13］， 将战略柔性划分为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本文将协调柔性和资源柔性划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随着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和市场化，为国家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越来越萎缩。当前乡村建设的主流很显然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实验，而是高度市场化和技术化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技术派已经主导乡村建设，技术派替代实验派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如今的乡村建设派大都是技术派，纯粹的乡村建设实验派越来越少。当我们梳理当代乡村建设的时候，面对的是高度技术化的乡村建设。
技术派提供的是技术，实验派提供的是思想。技术派的乡村建设是与市场密切结合的，输出的是乡村建设技术。这是一种商业主义的而非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实验派并不提供集成技术，而是提供思想、制度和案例，进行的主要是理论思考。当然也会顺带提供一些技术，但技术并不是主流。
谭跟我说：“感觉刚进大学时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佳佳已经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了。如今，我们只是苦哈哈的小白领，每个月拿四位数的薪水勉强够花，人家却已经是名校海归学霸、90后CEO和美女老板了。你说差距怎么这么大，她是怎么做到的？”
乡村建设实验派一般都是首先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然后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这是民国乡村建设的传统做法。实验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要负责乡村建设的实施，全程参与实验。他们试图替代地方政府，建立一套全新的组织体系，“乡村建设运动实为从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之运动”[7]375。也正因为此，乡村建设实验的成败是显性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看不到成功，便被认为失败。这是乡村建设实验派与技术派不同的地方，实验派对乡村建设负全责。
乡村建设技术派则为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服务，提供规划方案，并不直接参与乡村建设实践。乡村规划只是乡村建设的蓝图，并非乡村建设实践。乡村建设技术派只提供技术，并不负责实施，也不对结果负责。乡村建设技术派是很讨巧的，不管成功与否，设计费先拿到了。至于乡村建设能否成功，那是地方政府或者村庄的事情。因此，乡村建设技术派的成败是隐性的。如果跟踪乡村建设技术派的实践效果，也很难乐观。从这一点来看，实验派是很吃亏的。
所以，技术派成为乡村建设市场上的技术供给主体，他们致力于提供乡村建设集成技术，其价值在于建设性。实验派会反思技术，具有反思性。实验派的价值在于反思性和批判性，在反思主流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提供建议。这是实验派与技术派最大的不同。
那么，这种技术化的乡村建设效果如何呢？梁漱溟先生所感叹的“我们动而农民不动”，是对乡村建设技术化困境的一个精准表述，实际指出了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头一个定县平教会，在定县人并不欢迎。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而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2]369
乡村建设实验派虽然也关心技术问题，但他们的主要探索是农民的组织化，致力于将农民组织起来。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则放弃了这一追求，形成了乡村建设的新范式，即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如今，技术派已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技术化的思路占了上风。
式中：p —所述能源子系统的数量；bj—所述绿色最优运行序列中第j个所述能源子系统的耗电量，1≤j ≤p；
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乡村建设实验派有诸多批评，实验派在实践中也遭遇了重大挫折，他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但今天的技术派很乐观，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今天的财力和技术水平均大大提高。政府和社会资本都需要技术派，对技术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乡村建设技术化作为现代化方案，可以说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技术派成为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热宠。
乡村规划、互联网+是当前最热门的乡村建设技术，规划师和电商专家是当前最受欢迎的技术派。还有从台湾来的社区营造专家，近年来在大陆也颇受地方政府的欢迎，社区营造是舶来的乡村建设技术。最早的技术派应该是农业技术派，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并进行了技术推广。此外，乡村建设技术还包括文化创意技术、垃圾分类技术、社会治理技术等。
首先，乡村建设最早的技术派是农业技术派。在民国乡村建设各派的实验中，大都有农业技术的内容。在当时的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农业技术的改进。时任金陵大学教授卜凯开创的农业经济技术学派认为中国农业的问题不在于农佃制度，而在于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落后，因而主张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改良[8]。卜凯还以农业布道者的精神在中国农村推广农业技术。
在乔启明的主持下，金陵大学农学院曾先后在安徽和县、四川温江设立农业经济实验区，以农会为中心，进行农业技术改良实验，“其主要工作如改良品种，防除病虫害等试验与研究，并将试验所得结果，推广到一般农民”[9]279。在乔启明看来：“定县邹平和徐公桥等乡村建设机关不论他们开始的方式如何，近来也都渐渐的趋向这一方面的工作。”[9]279
正如乔启明所言，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华西实验区也将农业技术改良作为重点工作。“(1)改良与推广品种。如推广中农所的改良水稻、小麦、玉米及南瑞苕、美芋等。(2)大量栽种桐树。(3)防治植物的虫害。(4)推销肥料。(5)提倡畜牧、繁殖约克杂交猪。(6)注意兽医，设法防治猪牛病瘟。这些都是建设乡村而必不可少的初步工作，也是最实际有利于农民和增产的工作。”[3]403
现在的农业技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农业技术改良，主要以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为代表，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随着城市市民对食品安全和品质的需求，生态农业日益受到推崇。温铁军领导的乡村建设团队在北京市郊开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分享收获农场，就以推广生态农业技术著称，其倡导成立的“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是当前最大的生态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盟，每年举办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大会引起广泛关注，生态农业在全国得到大规模推广[10]。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蒋高明研究员带领团队在山东平邑县蒋家庄开办弘毅农场，运用生态学原理，探索生态农业技术，在生态农业领域影响颇大。此外，还有中国台湾专家提供的休闲农业技术，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其次，乡村规划派是最大的乡村建设技术派。在乡村建设领域，一开始只有少数另类的建筑师进入，比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2014年左右，大陆高校主流建筑院校和规划单位纷纷进入乡村，比如清华、同济等学校，乡村规划在建筑学科里的地位明显提升[11]。大量的规划机构和规划师进入乡村，规划下乡使乡村建设突然变得热闹起来。规划师代替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典型的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罗德胤主持的乡村复兴论坛，使传统村落保护也成为乡村规划的市场。中国美术学院王澍受地方政府委托，在浙江农村进行的乡村规划与设计，试图以乡村建筑设计推动乡村振兴。曾经向时任总理上书直言三农危机的李昌平，也领衔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院，接受了大量地方政府委托的乡村规划项目，最成功的是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引起广泛关注。
谈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工作中常见问题及对策……………………………………………… 王丹，蔡世骏（12-234）
乡村建设的第三个技术派是社区营造派。随着大陆乡村建设市场的扩大，台湾的社区营造专家也加入了进来。社区营造在传入大陆的时候，去掉了社会运动的内涵，变成了纯粹的营造技术，技术化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说社区营造有价值的话，也只是技术层面的价值，所谓“人、文、地、景、产”就是一套技术[12]。社区营造技术很成熟，其核心内容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并致力于“造人”。
大陆接受社区营造技术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到台湾地区以及日本考察学习，二是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专家接受大陆地方政府的委托，来大陆农村从事社区营造项目。目前，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都与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专家有合作。
近年来，大陆地方政府和乡村建设机构非常热衷于去台湾地区考察社区营造，并形成了热门的游学考察路线。南投桃米生态村是台湾社区营造的经典案例，生态保护、休闲农业、民宿经济、文化创意在这里都有很好的发展，两岸的社区营造派也是动辄讲述桃米村保护青蛙的故事[13]。
这种技术化的社区营造受到了大陆地方政府的欢迎，地方政府愿意为社区营造技术买单。台湾大学城乡建筑研究所培养的人才有很多在大陆从事乡村社区营造，比如林德福博士在浙江、福建等地输出社区营造技术，助力地方乡村振兴。还有朝阳科技大学的陈茂祥博士，受聘福建农林大学，并为福建地方政府提供社区营造的技术服务[14]。大陆的乡村建设市场为台湾社区营造专家提供了机会，地方政府通过各类乡村建设项目购买他们的社区营造服务。
乡村建设的第四个技术派是电商专家。农村电商专家是互联网时代的乡村建设技术派，乡村建设技术不只有农业、规划和营造技术，还有互联网技术。近年来随着国务院提出互联网+行动，互联网下乡进程加快。在各大电商平台的推动下、在电商专家的呼吁下，电商技术受到推崇，农村电商几乎成为乡村建设的标配[15]。农村电商是互联网下乡的一个途径，也是互联网时代乡村建设的典型特征。
近年来，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纷纷布局农村市场，推动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阿里于2014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农村淘宝服务站已遍布各地乡村。阿里大力倡导的“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2016年，全国淘宝村突破了1000个，2017年，全国淘宝村超过了2000个。淘宝村被视为乡村振兴的先行探索和样本[16]。
写作测试在大三（下）的期末考试中进行。题目是2018年英语专业八级的作文题。作文要求有论点，逻辑和实证。三项要求都达到者为优良；有论点+实证二项者为及格；无论点或证据的其他组合为不及格。测试结果是：12%为优良；75%为及格；13%为不及格。也即及格以上人数达到了87%。与开课前比较，批判性写作能力提高得很快。
除了电商平台的布局，还有政府主导的电子商务示范县、镇、村等也发展迅速。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农村电商成为农村年轻人返乡创业的首选。乡村振兴战略也将农村电商作为新产业新业态加以推进。在上述政策激励下，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不少地方将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和淘宝村镇的创建，作为重要的考核任务，并积极打造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推动农村电商转型升级。
民国乡村建设派都是实验派，当时还不存在乡村建设市场。也正是因为如此，民国乡村建设是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探索，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知识分子都是为国家和社会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提供乡村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方案。这种社会实验是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而不是与市场结合的。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家主义情怀，为国家寻找乡村的出路。
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对电商技术产生了巨大需求，电商平台和地方政府都需要电商技术人才。电商平台积极输出电商技术，为农村培养电商人才。淘宝大学是阿里集团的教育培训部门，致力于电商技术的推广。淘宝大学和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培训基地，帮助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学习电商技能。阿里集团还成立新乡村研究中心，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合作，进一步推动了电商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农村电商专家对乡村建设的前途普遍较为乐观，他们认为，电商技术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条件，必将促进农民致富和乡村产业兴旺。不过，农村电商作为乡村建设的新模式，其成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3.地方政府购买乡村建设技术
乡村建设实验是由知识分子进行的，后来国家将乡村建设视为政府责任，政府往往以试点的形式开展新农村建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中央制定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地方乡村振兴规划。乡村建设越过实验和试点阶段，进入了乡村规划时代。从乡村建设实验到新农村建设试点，再到乡村振兴规划，这是乡村建设技术化的一个演化逻辑。
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大中华区总裁黄田强介绍说：“科迪华™（Corteva）这一名称承载了公司愿景以及以科学塑造未来农业的信念。作为专注农业的企业，丰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活，推动子孙后代的进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在塑造未来农业的道路上，我们相信科技创新将为包括中国农民在内的全球种植者启迪农业智慧，照亮丰产和繁荣的未来。”
在新农村建设时代，乡村建设的主要途径还是举办各种试点，这些试点同时也是地方主要领导的联系点。新农村建设实际上还停留在实验的阶段，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布点做典型，可以说是“盆景”，也可以说是实验。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全面铺开，也不具备全面铺开的条件。
在后新农村建设时代，乡村建设的技术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试点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国家技术标准。一些地方也纷纷制定了自己的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这意味着乡村建设对可复制的技术集成产生了需求，一些规划师和建筑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随着各地大力推进使得以乡村规划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对技术产生了巨大需求。乡村振兴战略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乡村建设市场，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乡村建设市场。乡村建设市场的出现，进一步助推了乡村建设技术化，这是乡村建设技术化的主要动力。乡村建设的市场化以乡村规划为典型。因此，乡村建设市场不是思想市场，而是技术市场。
我们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解基于民国乡村建设，民国乡村建设的主流是乡村建设实验，但乡村建设实验中蕴含着隐性技术化的传统。在民国乡村改良派那里，乡村建设实验与乡村建设技术是混合在一起的。当代乡村建设派将乡村建设的技术化传统进一步放大，聚焦乡村建设的技术化。技术派与实验派分离、技术派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就是当代乡村建设的显性技术化。
在乡村建设市场中，乡村建设技术的购买方是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而非农民。乡村建设技术的供给方是乡村建设技术派，主要是各种规划单位以及研究机构。乡村建设技术派受到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推崇，通过市场为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提供乡村建设技术，这便是流行的花钱买服务。
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乡村振兴规划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做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几乎所有成功的乡村建设案例都聘请了专业的规划单位。不管是村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倾向于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正所谓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地方政府热衷于投钱搞乡村规划，这大大助推了乡村建设的市场化。
乡村建设市场化也催生了一些组织专门提供乡村建设技术，原来为城市建设服务的规划单位也转而为乡村建设提供规划。规划师为什么在乡村建设中很火，就是因为他们能提供一套乡村建设技术，并且这套技术可以商业化，因而受到乡村建设市场的欢迎。
在乡村建设市场火爆的情况下，今天鲜有知识分子再去做乡村建设实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为乡村建设市场提供技术，一些高校纷纷成立专门的乡村振兴研究机构，为地方政府做乡村振兴规划。知识分子转型为技术专家，他们致力于提供技术，而不是进行实验，并从乡村建设市场中获益。正如陈序经先生在批评民国乡村建设时所言：“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我们所以怕今后会养出一个吃乡建饭的新阶级。”[17]285
传统工艺的七个本质特征与其价值是一一对应的:实用的品格赋予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就是经济和民生价值;审美的品格使传统工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美育价值,传统工艺不仅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还起着陶冶情操、培育国民人文素养等重要作用;理性的品格赋予传统工艺丰富多样的科学技术基因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只要承认传统工艺具有这些品格,传统工艺就有现代价值,这是符合内在逻辑的。传统工艺的品格具有永恒性,因此它是与人类共存的，它的价值不会被湮没。而且,人的本性是愿意亲近手工艺的。
患儿的病症常常给父母带来巨大的心理和情绪困扰，他们比健康儿童的父母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和焦虑症状[15]。患儿父母的心理困扰首先来自孩子疾病初诊时巨大的心理冲击。虽然有些父母在经历震惊、失去信心和愤怒等情绪后，能够逐渐接受孩子患病的事实，但许多父母难以度过心理上的难关并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特别是当孩子患上一些威胁生命的慢性疾病时(如癌症等)，父母痛苦的情绪通常会持续多年[16]。
乡村建设市场化改变了乡村建设的生态，理顺了乡村建设派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正是在乡村建设市场化的推动下，技术派与实验派分离开来，技术派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乡村规划、社区营造、农村电商以及农业技术等成为当前乡村建设中的热门技术，受到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欢迎。
随着乡村建设的商业化，乡村建设市场一片繁荣，乡村建设也变得热闹起来。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购买乡村规划来改变乡村，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对于乡村建设的这一变化，我们一开始并不理解。当乡村建设技术派成为主流、乡村建设进入乡村规划阶段时，这对乡村建设意味着什么？乡村建设技术化能够改变乡村吗？能够实现乡村振兴吗？乡村建设技术派并没有回答这一系列问题。
国产脉冲水表的优势在于：（1）到货周期快，国产脉冲水表的到货周期一般是2～3d，定做周期一般是7d，相比于进口脉冲水表的到货周期（约56d）要短得多；（2）价格实惠，国产脉冲水表的价格约为500元，而进口脉冲水表的价格约为10 000元。同时在产品质量和运行稳定性方面差异并不大。
三、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困境
实验派的传统议题是农民组织化，乡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组织农民的实验。随着乡村建设技术派成为主流，实验派也向技术派转型。技术派不再关注农民的组织化，将乡村建设归于技术性问题。组织化意味着乡村建设精英要主动放下身段与群众结合。在放弃了组织化之后，乡村建设便更加脱离农民。
1.乡村建设实验派的技术化转型困境
技术派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之后，实验派也开始了技术化转型。乡村建设派的工作不会止步于实验，因为乡村建设内部蕴含着技术推广的追求。正如晏阳初先生所言：“实验运动若果止于实验工作，那也就毫无意义了。它往后一定要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引到另一阶段去，始有它的功用和价值。回顾到我们研究实验的阶段，好似只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在这些学术的研究中，处处顾到实际化和推广化，就是要从学术的研究引到政学合一的新境。”[3]219
民国乡村建设中虽然有技术化的传统，但并没有走到技术化的阶段，当时还没有出现乡村建设市场，而是形成了一场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这主要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后来被打断，在实验阶段就戛然而止，既没有国家化的普及，也没有市场化的推广。而如今，乡村建设具备了良好的国家与市场环境，乡村建设从实验转向了市场化的技术推广，实验派向技术派转型。
乡村建设实验派转向技术派，这是实验派的一个自我演化，突破了过去社会运动的定位，是实验派在乡村建设市场中的重新合法化，同时也是重新组织化。但实验派的技术化也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技术化转型并没有给实验派带来转机，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多于成功，这一点多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二是技术化转型之后，实验派自身的定位纠结，角色混乱。
从乡村建设实践来看，实验派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并且面临重重困难。他们的努力虽然在道义上值得尊重，但在技术上却不能回避失败的事实。近年来乡村建设很热闹，先后有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到乡村建设实验中来，比如一些艺术家的乡村建设实验[18]，但也都以失败告终。不能无视这些失败案例，乡村建设不能忌讳失败。近10年来，知识分子一次次投入乡村建设实验，一次次失败，然后换一个地方继续搞实验。乡村建设实验炒作的动静很大，宣传工作多于实际工作，这是事实。
点评：不仅要绿化荒山，还要在村庄道路两侧及村庄周边栽植绿化树和景观树，在公路沿线、村集体荒滩、荒山、闲置地种植果树、绿化树和风景树，不仅动员村民们干，而且全体党员以“示范林”的形式干，乡村自然生态的改变指日可待！
民国时期也批评了乡村建设实验派的失败，但只是看到了表象，并没有揭示出乡村建设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当时的批评者通常认为：乡村建设宣传工作多于实际工作，甚至有人认为乡村建设就是骗人的东西，有名无实，还侮辱了定县人民的人格[19]。陈序经也指出：“事实告诉我们，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比方在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里，李石曾先生的演讲已趋于理论方面。到了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会里，梁漱溟先生便大谈理论起来。又我们若把历年各处从事乡村工作的报告细心来看，我们便容易感觉到这些工作的报告多是空谈计划与组织。”[17]282
乡村建设实验派为什么会失败？不是人的失败，不是思想的失败，而是乡村建设技术化的失败。乡村建设技术化的弊病在实验派那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乡村建设技术脱离了农民的需求，脱离了乡村社会的现实，农民根本不认同。乡村建设实验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能够开展的工作很有限。民国时期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也曾轰轰烈烈，其以“三大方式”开展的“四大教育”，最后也只剩下了学校教育。
近几年，VR技术得到推广，已有大型的园林规划设计院采用VR影像进行方案汇报，实现了零障碍接触，使人和计算机融为一体，给人身临其境感，这将成为方案汇报的大趋势。已有部分高校园林专业建立了VR实验室，这种虚拟现实技术不仅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领域，在园林植物、园林工程等方面都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因此，建立园林专业VR实验室应纳入专业发展的计划之中。
从笔者对乡村建设实验派的了解来看，今天的实验派并没有超越民国实验派，并且面临着同样严重的问题。虽然乡村建设的外部环境相比于民国大大改善了，但今天的实验派同样追求技术化，同样脱离农民，同样宣传工作多于实际工作。乡村建设实验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能够开展的工作非常有限，并且鲜有成功的案例。笔者一向是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情者，但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乡村建设实验派的技术化转型失败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乡村建设实验派越来越技术化，但他们并不能证明技术的有效性。地方政府和学界对乡村建设实验派缺乏认同，就连成为主流的技术派也看不上实验派，认为实验派务虚多于务实，并没有做成什么实事。在很多人看来，乡村建设实验派像骗子，他们的实验对乡村建设并不具有实用性。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技术派认为乡村建设实验失败的原因是技术化程度不够，恰恰相反，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恰恰是技术化所致，乡村建设实验只不过体现了技术化的困境。
乡村建设实验派的技术化转型最终导致了实验派自身定位的扭曲，一方面技术包装，另一方面理念先行。实验派在理念与技术之间的穿梭抑或纠缠，导致实验派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外界对乡村建设实验的评价标准错乱。如果坚持乡村建设实验的定位，那就不能要求必须成功，实验是探索，即使失败了也有价值。如果坚持技术推广的定位，那就必须要对技术的成效负责。现实是，当外界要求实验派对技术负责的时候，他们讲述理念；而当外界关注其实验探索的时候，他们又提供了技术。
外界对乡村建设的不理解，不是因为乡村建设议题的变化，而是因为乡村建设的进一步技术化。笔者在和实验派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实验派也有封闭化的趋势，其体验并不令人愉快，问题就在于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几乎每个实验派都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技术，过度技术化导致了实验派的封闭化。
乡村建设需要的似乎是一套技术方案，并且这套技术方案是可以复制的。技术派拥有一套可复制的乡村建设技术方案，他们也会吸收实验派的理论发现和总结，但他们只是提供技术，并不提供理论。实验派的旨趣并不在于拥有这么一套技术，他们坚持实验，志在在反思和探索。当然，越来越多的实验派也开始提供这么一套技术方案。问题是，如果乡村建设变得可以复制，那么乡村建设可能就变成了乡村破坏。
即使从技术化的角度来看，实验派的乡村建设技术也还不够成熟。很多时候，乡村建设者将理念当成了技术，乡村建设方案更多是理念和概念的推演，乡村建设叙事很容易用理念冒充技术，以理念混淆技术。笔者发现，知识分子提供的乡村建设方案都很虚，表面上看起来是系统的技术方案，实际上只不过是理念和概念的推演，很多时候都是在用概念搪塞机制，用理念置换技术。
综上，本研究提示Gd-EOB-DTPA增强MRI灌注参数与多期肝胆期强化参数对于肝纤维化的诊断及分级具有一定价值。
这就是当前乡村建设派的最大问题，既想当实验派、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的模样，又想当技术派、在乡村建设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结果混淆了两者的角色，把自己变成了他人口中的忽悠派。这也是社会各界越来越对乡村建设实验派失去信心的原因所在。所以，今日乡村建设实验派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技术化转向，乡村建设技术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实验派的封闭化和自我矮化，最终引发了实验派的角色混乱。
2.乡村建设技术派的技术自信与自我封闭
随着乡村建设技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技术派已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在乡村建设中日益形成了一个技术乐观派，乡村规划派和农村电商派是最为典型的乐观派。他们输出乡村建设集成技术，并且相信这套技术能够振兴乡村。技术派为什么在乡村建设上容易乐观呢？这缘于他们的技术自信。
乡村建设技术派掌握了一整套技术，他们根本不愿意去理解乡村，不愿意去探索乡村，这也是技术派不愿意讨论问题的原因所在。乡村建设实验派还可以交流，技术派简直是没有办法沟通，他们的技术不容置疑。不讨论、用工作回答质疑，看似是一种实干的态度，实际上意味着乡村建设技术的封闭化，背后是技术派的盲目乐观。
实验派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倡导、鼓励讨论；技术派具有封闭性，抵触、排斥交流。正是因为实验派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乡村建设实验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害处，因为乡村建设实验的结果是可逆的。但乡村建设技术派具有封闭性，非常自信，不容讨论，其带来的结果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乡村建设过度技术化，就会导致乡村建设的不可逆，从而使乡村建设陷入失败。
乡村建设技术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逆，一旦搞错了，对乡村的破坏就是不可逆的，这也是乡村建设技术化的最大弊端。近年来盛行的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以及农民集中居住等，都是不可逆的乡村建设。这些技术方案完全忽略了社会、文化、治理等因素，试图用技术重塑社会，充分体现了乡村建设的技术自信。
乡村建设的技术派往往只关注技术，从技术上来看，都是乐观派。正是乡村建设技术的封闭化，才使得技术派容易乐观，一旦开放视野，就不会那么容易乐观了。乡村建设不能只从技术上来谈，而应从农业、农村、农民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技术可以自成一体，但未必适合三农实际。正如民国时期著名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先生所言：“不充分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原理，我们一定不能够达到增进农人生活的目的。”[20]
乡村建设需要的不只是一套技术方案或一种治理理念。如果乡村建设止步于理念推演和技术方案，那乡村建设必败无疑。乡村建设技术的成功是需要条件的，乡村建设技术必须和乡村治理、乡村经营结合起来。技术派不仅要回答技术上的可行性，而且要回答治理和经营上的可行性。技术派如果只着眼于技术层面的乡村建设，那是远远不够的。从目前来看，乡村建设技术派还只是在技术层面思考问题，远远没有进入社会和治理层面。
乡村建设技术派提供的就是一整套乡村建设技术，但乡村可以按照一套技术去设计吗？这是乡村建设技术派需要回答的问题。仅仅靠一套技术是很难振兴乡村的。很多乡村规划根本没有可行性，最多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纯技术主导的乡村建设必然陷入失败，甚至连落地实施的机会都不会有，正所谓“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所以，乡村建设技术派的盲目乐观是没有道理的，也是需要警惕的。乡村建设必须打破技术的自我封闭，才能真正落地。不过，我们对乡村建设的技术化也不必恐惧，不必过分夸大乡村建设技术的作用。乡村建设技术派在乡村建设中只负责技术输出，乡村建设是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民、社会资本、规划单位等各个主体共同推动的。
如果技术派只负责技术输出，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分工。技术派负责输出技术，地方政府或村集体负责实施，这一点笔者在调研中也看的非常清楚。乡村建设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由乡村建设技术单方面决定的，还与制度、体制、治理有关。乡村建设技术派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不宜夸大乡村建设技术派的作用。
从笔者对乡村建设成功案例的调查来看，乡村建设技术派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乡村建设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手里，乡村文化和乡村生活的主体性都还在。凡是成功的乡村建设，一方面借助了乡村建设技术派的技术力量，比如乡村规划方案；另一方面，村集体又保持了对乡村建设的领导权，从而打破了乡村建设技术派的封闭性，避免了技术派的盲目乐观。
3.乡村建设的去理想化与“去农民化”
民国乡村建设的典型特征是理想化，是情怀驱动，这种情怀是家国情怀，甚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关怀。“梁漱溟并不仅仅满足于梦想着他的计划如何能够改造中国的农村；他还看到：这个方案还找到了用中国人创造的农民的新的世界文明最终取代目前变态的、畸形的西方文明的形式。”[21]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都弥漫着这种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
新时期乡村建设在初期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情怀，致力于推动农民的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这一点继承了民国乡村建设的传统。随着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乡村建设的新理想[22]。但随着乡村建设的技术化推进，乡村建设的理想主义情怀弱化。乡村建设的重心已从农民组织化实验转向了技术推广，乡村建设实验派致力于输出技术、标准和样本，实现了向技术派的转型。从理想主义到技术化，这是乡村建设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乡村建设已经失去了先贤们的理想和情怀。虽然民国乡村建设也有技术化的因素，但整体上还是理想主义的，是国家主义的。今天的乡村建设则是去理想化的，是市场化的。乡村建设依然还会有实验派，但理想主义会越来越弱，尤其在年轻的乡村建设者身上，技术化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随着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和商业化，越来越难以看到理想主义的一面，甚至连理想主义本身也被技术化了。
如果研究者依然带着理想主义情怀来观察技术化的乡村建设，就会发现难以理解今日之乡村建设。不仅是因为乡村建设议题的变化，更为根本的是技术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商业化。在技术化之下，乡村建设的气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理想主义转向了商业主义。市场化为乡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也导致了去理想化。
从生态农业到乡村规划，都遵循着同一个逻辑，那就是技术化。乡村建设者依然会打乡村情怀牌，在宣传中标榜理想主义，用情怀来吸引关注。他们一方面讨论技术，一方面讨论情怀，情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技术的点缀。没有理想的情怀就变了味，实际上是伪情怀，是为技术化和商业化服务的伪情怀，这是去理想化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表现。
乡村建设技术化的另一面是“去农民化”，技术化实际上将农民排斥在了乡村建设之外。当今热门的乡村建设技术，不管是农村电商还是乡村规划，都是通用技术。通用技术是由技术派供给的，而非农民创造的本土技术。农民要想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就必须去学习通用技术。而对普通农民来讲，通用技术是很难掌握的，他们便成了没有技能的人，无法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
在乡村建设市场中，只有技术派才是乡村建设技术的供给主体，乡村建设技术的购买者不是农民，而是地方政府或者社会资本。技术派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和资本，而不是农民，其过程和结果必然是“去农民化”的。以生态农业为例，生态农业是为小农服务吗？当然不是，这不是农民的需求，得不到农民的回应。但城市消费者需要，资本需要。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更容易得到资本的青睐，很显然是亲资本的，而非亲小农的，是为资本和城市市民服务的。乡村建设技术化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服务于资本化和城市化。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技术化是面向城市的，这也是通用技术的特点。乡村建设要坚持农民的主体性，但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乡村建设要向城市开放。早在民国时期，吴景超先生就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23]的观点。今天的乡村建设更需要懂城市，懂市民消费。乡村产业振兴要服务城市化，才能在社会大分工中找到乡村产业的定位。乡村建设技术派适应了城市化的需求，技术派的优势是懂城市，缺点是不懂农村和农民。
乡村建设似乎不需要了解农村和农民，他们只需要懂城市。技术派只是为城市建设乡村，而非为农民建设乡村。因此，乡村建设技术化是面向城市的，是现代化的技术方案。农民很难掌握这个城市化的乡村建设技术，农民的优势是了解农村，他们的不足是不懂城市。乡村建设技术是掌握在城里人手里的，掌握在城市化的乡村建设技术派手里。
乡村建设技术化加剧了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农民的主体性缺失，是当前乡村建设面临的最大困境。我们主张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技术派可以服务农民的乡村建设，但不能替代农民，不能喧宾夺主。正如民国乡村建设派所言：“在乡村各种组织中，像我们这些人只可作为指导者，绝对不可以做工作的主角。”[9]280
乡村建设技术化必然会导致“去农民化”吗？这要看什么样的技术，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这才是技术化的根本问题。所以，乡村建设技术化没有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谁的技术化。乡村建设技术化是服务于小农，还是服务权力和资本？很显然，乡村建设技术应该服务于小农，而不是只服务于权力和资本。乡村建设技术化和市场化应该坚守公共价值，坚持农民的主体性。
四、乡村建设技术化应为小农赋能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理论界对乡村的前途普遍持悲观态度，提出了各种乡村衰败论[24]。如今，乡村建设技术化成为主流，技术派是乡村建设的乐观派，在乡村建设中表现积极。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乡村建设市场，对乡村建设技术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技术派。
面对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和市场化，学术界能做些什么呢。乡村建设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是乡村建设技术研究，另一种是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学者应该是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者，而不是乡村建设技术的提供者。乡村建设技术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会跟踪关注乡村建设的技术化，但不会跟风乡村建设的商业化。乡村建设技术是否适应乡村建设的需要，能否促进乡村振兴，这里面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关注的重点不是乡村建设技术化的成败，而是乡村建设技术化的机制。
乡村建设技术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民国乡村建设中就已经出现了。随着今日乡村建设技术派的队伍扩大，乡村建设的议题也发生了变化，但仍然遵循改良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进路，这一特征在民国乡村建设大讨论中就已经显现出来。虽然民国乡村建设派的主张和实践各异，但从整体上来看，仍是一个现代化的技术方案，这个技术方案是脱嵌于乡村社会的。
本文认为，乡村建设的过度技术化及其脱离农民的倾向，是民国乡村建设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这一认识突破了从外部因素来评价乡村建设成败的传统框架，乡村建设失败是技术的失败，而非单单外部政权因素的影响。学界过去对乡村建设失败的分析夸大了外部政权因素的影响[25]，而忽视了乡村建设技术自身的局限性。乡村建设本身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而对技术自身则缺乏反思。技术化这一视角让我们回到乡村建设本身，而不是只从外部政权因素来看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为什么会“去农民化”，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小农的失能，农民的主体性缺失。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拥有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所有技术，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农民是技术的主人。但随着乡村建设的技术化和市场化，农民面临着去技能化，处于失能状态。
当乡村建设技术越来越专业化、并且只能从市场上购买的时候，农民原来所拥有的乡村建设技术也就失去了价值。农民去技能化之后，便成为廉价劳动力。乡村建设也就越依赖乡村建设技术派，依赖专业的规划单位。乡村建设技术派具有封闭性，在他们看来，农民是不可能掌握专业技术的。这就是地方干部所谓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农民便被排斥在技术之外。小农不再是乡村建设技术的主人，也无法参与到乡村建设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供给中来。
这就对乡村建设的技术化提出了要求，乡村建设技术化要能够为小农赋能。通过赋能小农，让小农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成为技术的参与者和主人，这才是解决乡村建设技术化困境的正途。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乡村建设技术化如何才能赋能小农呢？
毛泽东时代倡导的科学种田和“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颇有启发。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基层兴起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各地成立农业科学实验小组，建立了系统的农业科学实验组织[26]。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设立了科学种田的实验组织和人员，同县级科学实验组织人员一起，构成了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形成了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技术组织。
在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里，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要与劳动人民结合。农业科学实验小组里有地方干部和农民，而不只是技术人员，这就是“三结合”。这种基层的科学技术组织，体现了农民经验、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土洋结合。农民在技术供给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地方经验与通用技术的融合。
科学种田中“三结合”农业科学实验的启发是，农业技术必须和群众结合才能成功，这就是群众路线。在笔者看来，群众路线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价值层面的，即以群众为中心；另一个是技术层面的，即技术方案要具有可行性，就是要依靠群众的智慧、知识和经验。
乡村建设技术化要遵循群众路线，群众参与首先是技术参与。但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技术是由市场提供的通用技术，是可以复制的技术，这基本上排除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专业化的技术市场驱逐了小农，造成了小农的失能，小农成为没有技术没有能力的人。他们没有技术和能力进行乡村建设，必须由外来的专家提供乡村建设技术。
乡村建设并不是要把乡村建设得像乡村，而是由农民建设乡村，让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技术派相信通用技术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群众会认为这与地方传统经验相差甚远，技术派则不认同群众的土办法，从而构成了一对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便是群众参与。强调群众参与，实际上是要依靠当地人的技术来解决问题，这不仅是价值问题，而且事关技术的可行性。
本文并不反对乡村建设技术化，反对的是乡村建设技术的“去农民化”，是专家精英对技术的垄断。正如薛暮桥先生所言：“对于乡村改良工作的本身，例如农民教育和技术改良等，我们非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不过假使单靠它来改造乡村，复兴民族，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已经失败了。”[27]这一判断在今天依然成立。
技术派秉承精英主义的立场，正是这一立场导致了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乡村建设技术化应该走群众路线，坚持平民主义，为小农赋能。精英路线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形成一种类似于“公众科学”的技术体系，从而能够有效弥合通用技术与地方经验之间的鸿沟。本文提倡一种参与式乡村建设，破除专家迷信，让农民成为技术的参与者。农民才是乡村建设的真正主人，他们世世代代经营着自己的家园，拥有乡村建设的本土技术。在乡村建设中只有纳入群众参与，才能形成更为个性化的定制式的技术方案，乡村振兴也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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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11-0053-13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机制创新研究”(JUSRP1702XNC)
作者简介： 申端锋，1980年生，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巩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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