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美学方法论的误区与出路_美学论文

当代中国美学方法论的误区与出路_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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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8)03-0001-07

美学理论的建构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会随之出现什么样的美学理论。因而方法论的选择对于美学理论建构至关重要。我们现在正面临建设面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美学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对建构美学理论所用方法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因为方法虽然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是主观的,但是方法也必须要和研究对象适应,否则所建构的理论就失去了解释的有效性。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反观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史时,就会发现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陷入了两大误区之中:一种误区是无条件的将美学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直接采用哲学的方法来建构美学理论,即从哲学命题出发来推演美学命题;另一种误区是将美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美学理论,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两大方法论误区直接影响到我们新世纪的美学理论创新,对这两大误区及其弊端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指出走出这两大误区的途径并重建与美学自身相适应的人文方法在今天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一、方法论误区之一:哲学方法论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建构中国当代美学源自于我们在内心深处一直把美学认定为是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所谓哲学方法论是指从哲学的高度把哲学的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不加置换地直接带入到美学研究之中,从而把美学的理论建构在哲学的基础上。从美学发展历史来看,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这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既然美学是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我们采取哲学的方法来建构美学理论就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美学是不是无条件地附属于哲学?也就是说,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美学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这一美学最基本问题的解答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美学理论建构。由于中国当代美学家忽视了对这一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直接将美学认定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因而他们在美学理论建构上就直接采用了哲学的方法,即:从哲学命题出发来推演美学命题,将哲学的主题直接嫁接到美学理论之中;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演化为美的本质问题,认为在美的事物中有一个美的本质的东西在支撑着美之为美;就哲学认识论问题演化为美感的发生机制问题,将哲学的主要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演化为美感与美的关系的问题,美感就是人们对美的事物的认识所产生的心理效果。这种在哲学方法论支配下的美学理论建构忽视了美学与哲学的根本区别,它完全使用哲学的话语来建构美学体系,从根本上遮蔽了美学的学科本性。由于中国当代美学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总是和哲学的话语纠缠在一起,因而使得美学的感性意蕴被哲学的理性话语消解得荡然无存。用哲学的方法论来建构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方式根植于哲学的话语方式。从哲学本体论演化而来的美的本质问题在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之初就显现了出来,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美学论争中诞生了四大派美学,他们论争的焦点是美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美的本质的问题上纠缠于唯心与唯物之分。这四大派在第二次美学论争中的焦点就是美的本质问题,自然客观派美学认为美的本质是客观的自然事物,社会客观派认为美的本质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社会性的客观事物,主客统一派认为美的本质在于人的意识中意识到的客观的事物,而主观派美学就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观念,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美的事物。美学的第一、二次论争就奠定了美学的哲学依附性,从哲学方法论出发研究美学命题就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金科玉律。另外,美学的认识论倾向在中国的当代美学理论建构中显得更加突出。这首先有美学历史方面的原因,美学的认识论倾向在德国美学家、 “美学之父”鲍姆加通这里第一次得到了明确的证明,他从美学学科建制的高度提出美学是一种感性认识的学科,相对于逻辑学的高级的理性认识,美学只能是一种“低级的认识论”,是一种感性的认识,研究的是人的情感。美学的这一定义决定了它的认识论基础。康德虽然不赞同鲍姆加通的观点,但他最终还是把美学作为沟通逻辑学和伦理学的中介,以达到他追求实践理性本体的目的。由于他悬搁了“美的本质”,从追问“审美如何可能”入手,从而扭转了传统的美学研究形而上的方法,但康德美学认识论倾向还是明显的。把美学归之为哲学认识论,这是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成为主流的产物,受到他们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美学学人在接受西方美学的时候,就把美学作为一种认识论来处理。解放后,受到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当代的美学家基本上都把美作为物的一种客观的属性而接受下来,美感就是对美的认识,美与美感的关系演化为一种认识论的原则,这种认识论的原则一直支配着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无论是四大派的美学还是实践美学都没有能够摆脱这种认识论误区。一直占据优势的美学体系是基于美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美学体系中,审美活动就是对美的反映或认识,人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美感和审美意识等观点。这种认识论的方法暗含着对美学的这样一种理解:有一种外在于人的美存在,审美活动就是去“审察”这种美的认识活动。但是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毕竟是不同的:第一、认识的本质是认识客观世界规律,掌握客观世界真理。在认识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关心的是对象的存在状态,本质内容及与外界的联系;而认识的对象则对人显示出它的存在实质与状态,即它“是什么”与它是“怎样的”,在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理论关系。第二、审美活动根植于人的生命活动,只有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才能成为审美主体。客体才能成为审美客体,所谓的美与美感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形成,审美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轻松的享受,一种感性的、情感的活动。因而审美活动和认识活动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不是预成的,而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而认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预先生成的。哲学认识论和审美活动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哲学认识论是一种理论活动,而审美活动更多的则是一种生命情感活动。用哲学的话语方式(本体论和认识论)来建构美学理论是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掩盖了美学自身的学科特性,使美学成为“有学无美”的学科,遮蔽了美学的感性特质,掩饰了美学与人类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

其次,中国当代美学三次论争都是围绕着哲学命题展开的。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美学论争的主题是美在物还是美在心的问题,即美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这一问题,这次论争所形成的四大派美学就是根据美在物还是在心来划分的,而事实上,唯物和唯心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用哲学的基本问题代入美学研究就会使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式陷入困境之中。发生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初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是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的延续,四大派的美学在这一阶段都得到了发展并且树立了实践美学的核心地位,各大学派都提出了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设想,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发展,但是透过论争的表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次美学论争的主题是美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如何对美下定义的问题,虽然参与美学论争的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美的本质的见解,但是这种论争由于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相互缠绕而使得美学论争远离了美学而具有哲学的意味,最终要看哪一位美学家的哲学修养和逻辑修养更高,他就有可能取得美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权,因为任何一个美学体系的建构都是从美的本质来推演的,在“美的本质”的统帅下进行哲学逻辑推延就可以形成自己的美学观念,只要看一下李泽厚的美学体系就可以看出这时美学理论的哲学意味有多么的浓厚。我们也可以把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看成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三次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声称自己所建构的美学体系超越了实践美学,他们强调感性、个体性和超越性来反对实践美学的理性、群体性和现实性,而实际上,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在于其哲学的逻辑起点不同,两者的论争是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一场论争,实践美学依靠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而后实践美学依靠的是西方现代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在这场论争中,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都是在哲学的范围内进行的,因而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但两者在美学研究的体系化建构上可谓是殊途同归,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来建构自己的体系,而后实践美学则是以“生命”、 “生存”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从这三次规模较大的美学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学的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哲学方法论的控制,在哲学方法论控制下,美学成为了哲学的训练场,哲学的理性面孔从根本上蒙蔽了美学的“美”之感性意蕴。

从哲学的形而上命题出发来演绎美学理论会遮蔽美学的感性意蕴,这是美学研究中哲学方法论的死穴。当代美学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困境就是源于对这种哲学方法的简单套用。美学表面现象的三次争论其实与美学理论本身无关,大家都在说一个非美学问题,一个超出美学本体范围因而无法进行讨论的假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美学的研究必须回到美学自身,即从哲学话语回到美学话语,从哲学问题回到美学问题,从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回到审美活动,从人的现实世界回到人的审美世界。这就意味着必须对美学的基本问题——美学是什么进行重新定位,分清美学与哲学的区别和联系,从而确立属于美学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应该肯定,美学仍是哲学的分支。虽然文艺美学是研究文学的美学问题,但是它毕竟不是对具体作品的学理阐释,而是从美学的层面对文学形成新的解释,这是文学服从于美学,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美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具体的学科还是作为部门美学它都是哲学范围内的一门学科,但又与哲学根本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哲学是什么?不管界定上有多少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是研究存在本身的一门学问,而存在是包括最高意义上的真、善、美在内的。哲学包括一个严整的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着逻辑学,即对理智功能的思考;伦理学,即对道德功能的思考;美学,即对审美功能的思考。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的关系是总体与分属的关系。对于哲学来说,没有对理智、道德、审美活动的思考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存在就体现在这些活动之中,并只有通过这些活动才能被体认。而对于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来说,没有哲学作为基础和灵魂,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真、善、美这样的观念只有在存在这个总体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定性。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美学不等于认识论,就像哲学不等于认识论,美对于美学就如同存在对于哲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的对象。对美的本质的追问形成了所谓的“美的哲学”,但美的本质并不等同于哲学本体论,美的本质有着自己的意义范围,它并不是研究关于美的哲学,而是要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给人以关怀。而哲学则是对整个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进行总体研究的学问,其他科学可以把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但并不能单独构成一门特殊的哲学。美学只有在形而上关怀这一维度上才具有哲学的本性从而成为哲学的分支。但美学也不是如后实践美学所标榜的那样是“哲学的哲学”、“哲学的前卫”,因为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除了具有形而上的哲学品性之外,还包含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形而下的领域,正是这些形而下的领域才构成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获得自己独立存在的理由。美学既是形而上的,这是它本质的方面;又是形而下的,这是它非本质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学可以分为形而上的美学与形而下的美学,美学是一个整体,而美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整体性。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对于美学来说,并不存在着一个可跨越的鸿沟,因为美学归根到底还是对审美活动的反思,而审美体验就融合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美学的意蕴就在于如何通过个体的审美体验来领悟形而上的意义[1](PP.393-395)。

美学是什么这一美学本原问题经过上述梳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并不等于哲学。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而是审美活动;美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及其关系问题(认识论范畴),而是在审美活动中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用简单的哲学方法论去套用美学研究,一方面会使大量非美学内容挤入美学领域,另一方面又会使大量的美学问题被束之高阁,最终会使美学湮没于嘈杂的哲学话语之中。

美学不是哲学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它探讨的不是整个宇宙世界的本体,而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一个领域或一个方面,即审美活动问题。美的本质,美的本体问题虽然与哲学本体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学研究应该以哲学的方法作为指导,这是由美学的形而上品性所决定的,但决不能用哲学原理直接“代入”美学,因为美学有自己形而下的层面,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在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美学研究时,要直接面对美学事实本身,回到现实的审美现象中去,用感性美学话语而不是理性哲学话语,这样才能把握美学的精髓和意蕴[2]。

二、方法论误区之二:科学方法论

美学不是自然科学,这在今天已经成为美学界的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影响和现代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美学在理论建构上有一股趋向于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潮流。所谓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是指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观念、手段及其过程来研究美学、艺术现象,从而建构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它将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两个世界,主体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支配、控制、认识客体,从而达到改造客体的目的。在科学方法论支配下的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一方面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出发去建构美学理论;另一方面又热衷于采取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去探讨审美和艺术问题,主张美学研究的定量化、模式化和精确化。

让我们具体地来分析一下四大派的美学观点,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四大派美学在理论建构上的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立场。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产生了四大派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场论争中划分出“客观派”、“主观派”、“主客统一派”、“客观社会派”,而这些派别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又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只要认为美是客观的,便是唯物主义,认为美是主观的,便是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肯定是错误的、反动的。因此,大家都在表白自己是唯物主义的同时,批判别人是唯心主义。李泽厚批判朱光潜“主客观统一说”是用主观去统一客观,实质是唯心主义,又批判蔡仪美在于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是“机械唯物主义”。而蔡仪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朱光潜是“主观唯心主义”,李泽厚是“客观唯心主义”。而事实上,美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根本与唯心和唯物就没有关系,把美学问题放在唯心和唯物的框架内加以论争,并将其划分为“主观派”和“客观派”恰好表明了大讨论本身在方法论上陷入了科学主义的主客二分之中。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大讨论中美在客观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因为它与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合拍的。客观派的代表人物蔡仪就是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建构自己美学体系的,蔡仪认为,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是物质对象的自然属性或规律,是典型。蔡仪明确地把美限定在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本身,审美则是主观的人对客观自然属性美的认识,审美就是一种认识论。蔡仪认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于这事物的本身,不在于我们意识的作用”[3](P237)。既然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自然属性,那么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美仍旧存在,那么美的本质是什么呢?蔡仪的回答是:美在典型。蔡仪说:“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3](P238)所谓典型,是具有突出的、生动的现象并能充分表现出本质和普遍性的个别事物。这样,蔡仪在远离人类精神领域的客观世界寻求到了美的本质。由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去研究美学,从而得出审美就是人对客观事物美的属性的认识。他把美学体系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美的属性的基础上,并用哲学上反映论原理去套用美学研究,作为主体的人去“审视”作为客体属性而存在的美从而获得美感,在美与美感的关系上蔡仪陷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之中。

美在客观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李泽厚,他首先肯定美是客观的,但不是蔡仪所说的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而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社会属性。李泽厚说:“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社会形象和自然现象。”[4](P59)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美是客观存在事物的社会属性,因而美是客观与社会的统一。事实上:美是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蔡仪)与美是客观事物的社会属性(李泽厚)在科学主义这一方法论基础上并无二致。他们都把美建立在主客二分的世界的基础上,企图从客观方面去探讨人类精神现象的审美。至多李泽厚的客观性具有人类实践活动的痕迹而已,由于方法与研究对象本身的错位,因而解答不了美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当代美学中的主观派在中国当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势单力薄,因而成为不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主流。但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倾向毕竟在主观派美学那里得到了表现。在主观派那里,根本就不存在客观事物的美,无论是客观事物的自然方面或社会方面都不存在美,美仅仅是人的一种观念。高尔泰说:“当我们觉得某事物是美的,就把这感觉的内容派作物的属性,实际上就是用主观代替客观,把主观当作客观,这种观点使美学问题变得扑朔迷离。”[5](P5)高尔泰认为,作为主观意识的美还必须体现在客观事物身上,客观因素是美的条件,但并不是美。美是人赋予客观事物的,美不能外在于人而独立,而是因人因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变异。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得不佩服高尔泰的理论勇气,但是他从主观方面去探求美的答案最终也流入主观性的弊端——相对主义的窠臼之中。因为美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它就不存在,要想超越美感去研究美,那绝对不可能。主观派将美由对象回归到人本身,体现出对客观派美学的反驳,但却严重陷入了相对主义,走向了对美的普遍必然性的否定,因为美学上是没有客观标准的。这样,高尔泰一方面反驳了美学史上的客观主义,但另一方面又陷入了美学上心理主义的漩涡。

作为建立在主客观统一说基础上的朱光潜美学是否弥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缺陷呢?初看起来,朱光潜的美学是建立在主客统一的基础上,看不见其分裂的痕迹。但他的主客统一是建立在主观和客观预先存在并且分裂的基础上,用主观的观念、意识去统一客观事物的形象,其美学体系的落脚点还是在主观上,客观的形象符合主观的意识形态,主观的意识形态消融了客观的物的形象。所以,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说还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之上的。

上面从方法论的视角分析了四大派的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们的美学思想都是建立在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这种方法论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从客观方面去寻求美的客观属性,而这一层面被现代的分析美学认为是无意义的;另一形态是从主体的心理方面去寻求美的情感特质,由于流于主观性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因而,无论是从客观主义还是从心理主义去求解美的答案都会徒劳无功:美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是异常复杂的,用某一种简单的方法去粗暴分析只会消解美的特质。透过中国当代美学第一次大讨论虚假“热度”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是它在方法论上的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的实质,以及他们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攻击对手时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惑和答非所问的尴尬。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美学论争主要是围绕着“美的本质”而进行的,上述的四大派以美的本质的探讨为中心,将美归结为外在的对象,美感则是对美的对象的反映,结果把人类精神现象的审美活动归结为一种认识活动,美学成为一门科学。这与当时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人们普遍相信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美学当然也不例外。蔡仪明确把美同真连接起来,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美的形象是真理的形象,审美就是关于真理的认识,因而认识论成为美学的理论基础[6](P16)。朱光潜的“物甲”和“物乙”说也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必然产物,“物甲”是客观自然事物,“物乙”是物的形象,是主体的人对“物甲”认识的结果,所谓美是“物的形象”的说法实质上是一种认识论的科学图式,他因此指出“美学实际上就是认识论”[7](P5),高尔泰也认为“美学问题……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5](P1),而他从认识论角度来探讨美学最终是要解决美是“主观”还是“客观”问题。李泽厚在吸收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了实践美学,并取得了这个时期美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权,但他也还是认为“美学的发展趋向将走向实证科学的研究”[6](P14)。由于局限于这种认识论的模式,中国当代美学家总是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划不开界限,总是希望从科学方法论中寻求解开美学理论建构的金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一种科学主义方法论的诉求在美学研究中逐渐升温。有学者开始热衷于采取自然科学经验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美学,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方法的引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很多的美学研究者在这一阶段都纷纷撰写文章表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的意图,周来祥就认为可以采取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问题,对审美意识可以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8]。林兴宅也提出了用自然科学定量的方法来研究美学,并提出用电子计算机来预测文学风格的走向和文学的社会效果[9]。王明居用数学上的模糊理论建构了《模糊美学》。等等。这种把美学作为自然科学来研究的方法从根本上遮蔽了美学的学科本性,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它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它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充满生命鲜活力量的生命现象,对这个对象的把握,我们既不能采取纯粹逻辑思辨的哲学方法,也不能采取客观的、明晰的、精确化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美学可以忽视自然科学的方法,对这种方法视而不见,我们适当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摧毁那种远离现实的逻辑思辨的美学理论大厦。但是,我们要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有效性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不能把科学的方法论视为美学理论建构方法论的楷模。要对美学的学科本性以及研究对象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寻找到适合美学学科本性和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三、走出方法论误区,建立美学研究的人文方法论

当前我们的美学建设面临着种种问题,在方法论层面我们面临着科学主义方法和纯哲学逻辑方法的冲击,这就需要我们美学研究者从这两大误区中解放出来,恢复美学人文学科的本性,直接面对美学事实本身,找出适合美学自身存在的具有自己独立品性的研究方法。美学本身是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兼备的学科,作为形而上的学科它具有哲学的品格,这就决定了美学必须采取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是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看成为一种时间空间形式,看成为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演化的实在,从而用这种观念去看待、分析、评论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方法。毫无疑问,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美学、伦理学人文科学都要借鉴这种方法。”[1](P529)但是,如果用纯粹的哲学方法去研究美学又会窒息美学的生命力。正如前节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如果看不见美学学科作为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以及结合美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哲学的方法,简单地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代入美学研究,是不利于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所以,尽管哲学方法对于我们研究美学非常重要,但我们也不能不经中介直接搬用到美学研究中来,否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美学特殊性质和规律的细微把握。另外,在运用哲学方法的时候,我们容易混淆机械论和辩证法,往往以机械论的方法来取代辩证法,把哲学的方法“知性化”。因而对于丰富而生动的人类审美现象,我们常常习惯于只从某一角度、层面去进行研究,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或形式的东西,而很少注意到它们彼此间的内在关系和联系。这样,审美现象中那样鲜活的东西会丧失殆尽。这样的美学体系必定是枯燥的、贫乏的、教条式的、脱离美学实际的。

既然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美学会有这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么用科学方法能否把握美学的奥秘呢?前面我们分析了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构中的科学方法论的误区,因而科学的方法也不能够成为研究美学的方法,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美学学科的特殊性。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也是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它既不等同于文学,也不是哲学。美学研究的是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是需要人的整个生命投入其中的活动,是人的一种本真境界的生命活动。美学作为人文科学尚有自己独立的特点,它关心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是美学的主题,美学正凭借这一点而成为人文科学的中心,也正是这一点才可以借助人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那么,人文科学的方法与科学主义的方法又有那些根本不同呢(可以简称人文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第一,科学的方法研究的对象是不以人的存在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物,而人文方法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的生存及人的自由。第二,科学方法所探讨的是知识,是“是什么”,即客观自然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自身规律。而人文方法所探讨的是价值,是“应如何”,即客观事物对人的生存的意义,以及它的形成、演变特点。第三,科学的方法所追求的是事物的普遍性,而人文的方法所追求的是特殊性、个别性。第四,科学的方法所采用的是观察、实验、归纳、演绎等客观手段,而人文的方法采用的是理解、体验、反思等主观置入手段。第五,科学方法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手段去把握和表达客观对象,而人文方法则采用个体感受、领悟、体验等手段去面对个体经验。第六,科学方法采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人文方法则建立在主客统一的基础之上。

美学作为人文科学来说,它所面对的是包括主体在内的作为自然的与社会的人的总体。因为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是统一未分的,所以在方法上主体可以直接融入对象中去体验而不必置身于对象之外作科学主义的判断。美学研究的是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即在审美活动中人如何超越自身现实的存在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它是包容着感性与理性、现实与超越、物质与精神、自然与自由在内并融为一体的生命活动。“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1](P531)这种研究方法从其基本方面来说是体验—反思—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学学科的人文特性所决定的。

审美活动是个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但这一个体的生命活动却体现了普遍必然性。康德用先验的方法解决了个体的审美经验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一悖论。即人人都具有的“先天共通感”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人有可能在当下的审美体验中了解他人在审美活动中所获得的情感特质,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作为最具自己独特经验的审美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个人的经历、知识和整个人格。由于审美活动的个体性,因而审美活动所显示的人的个体的生命世界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所以对于另外的人来说永远是一个不可解开之谜,这个秘密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观察实验、综合分析的方法去查知。但由于审美活动的普遍性特征(审美活动表现为个人性却具有普遍性特征在于个人是作为群体一分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经历、人格、知识都是在群体中获得的,而且,审美活动之所以可能也是基于群体之间交流的需要,只是由于群体的存在,个人与他人及自然才能构成对象性关系),体验才成为美学的最基本方法。在审美活动中,个体在当下的审美体验中体验到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而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是与人类的群体需要相一致的。因而,个体在审美体验中可以获得一种普遍必然性的东西——对宇宙人生的把握。

体验作为美学的基本方法它针对的是个别性,而对于审美活动来说,只有当下的个别性才是最真实的。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有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但美学的这种普遍必然性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在于对个别性的审美活动的把握,同时美学的意义也在于对个别性的审美活动的掌握之中。不过,体验作为美学的基本方法,它的立足点并不是个别性,它不是以个别性去体验个别性,而是以个别性的体验来领悟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在个体的审美活动中体验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个体在审美活动中体验所领悟到的普遍必然性是在反思中形成的。反思的基本含义是主体反观自身的一种思维活动。康德把反思分为“先验反思”和“逻辑反思”。传统的“逻辑反思”不事先对人的知性认识能力进行批判从而走向怀疑论和独断论。而“先验反思”主张先验地考察知识的各种来源及相互关系,以便发现心灵的先天原则,保证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康德借助“先验反思”把“反思”从个人感觉的特殊性引向“情感”的先验的、普遍的结构本质。因而康德的反思是建立在先验论的基础上。而我们今天用“反思”来作为当代美学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要借鉴康德“反思”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要抛弃其建立的“先验”基础。审美活动并不等同于认识活动,它不是以求知为目标,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愉悦,它追求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一种价值,一种意义,是“如何是”。意义的揭示,必然不能采取科学主义观察、实验、归纳的方法,而应该采取反思的方法。而反思作为一种美学方法论建立在个体对审美活动体验的基础上,它是对当下的体验与原有的体验,自己的体验与他人的体验(技艺品、艺术品)进行比较、综合,从而把握其普遍性的特征及本质的过程,作为主体的人在审美活动中反观自身,从而领会其中意义的过程。

审美活动是一个作为整体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合目的性的评价,同是也是对自身自由的一种体验。审美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价值活动,但它包括评价的因素。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评价,并没有任何外在的价值标准或尺度,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性,它的标准和尺度内在地潜存于人们的心灵中。因此,康德把它称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它只是合目的的,而不是有目的的,正因如此,审美活动不可能使人趋近客体,不可能引发主体对任何善恶、功利的考虑。这里的自由意味着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有限理智、有限意志、有限情感)而领悟无限的意义,而这一领悟过程是在体验、反思中进行的,同时这一过程又意味着对客体进行合目的性评价。

审美活动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精神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一般与个别,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而这些矛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坚持辩证的美学方法论原则就必须既要反对把矛盾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那种片面性和极端化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建立起一个封闭的体系把各种内容都往里填的机械论倾向(这是当前美学理论建设的通病)。辩证思维方法是人类最高层面,也是最普遍、最有意义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美学也要吸收这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的方法选择都不是任意和无限的,因为方法是为学科宗旨服务的,美学学科的性质及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在方法上的多样性,但这些多样性的方法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们之中必须有一基本的方法,其他方法则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当代美学在李泽厚建立实践美学之后就停滞不前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学没有自己基本的方法,而是游离于哲学的、科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各种方法之间,这种美学“方法论的错位”是有方法,而无方法论,即没有对方法本身进行本体论思考[10]。如果美学没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合目的的方法支持,就会消失在其他各学科之中,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把体验—反思—辩证作为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且体验—反思—辩证是三位一体的,彼此不可分割的,它们三者只有在彼此关联的统一体中才有意义,研究方法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成性是美学这种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学科的一个必然特点。正是体验—反思—辩证的方法论才使得美学具有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收稿日期]200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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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美学方法论的误区与出路_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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