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仙小说看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文人论文,神仙论文,精神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唐代之所以能够产生既不同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也异于明清时代的“神魔小说”的“神仙小说”，其主要原因：1.唐代社会有着崇尚道教的气侯：2.文人对生命、爱情、社会有着独特的思考。
[关键词]唐代 道教 社会时尚 神仙小说
唐一代，出现了大批借写仙人仙境或得道成仙等来反映现实人生、寄托思想感情的小说，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仙小说。这类小说以其丰富神奇的想象和瑰丽谲诡的意象，在整个唐人小说中闪烁着卓荦不凡的艺术风彩，它为唐人小说能成为一代之奇文创立了必要的条件，遗憾的是，目前对它的研究，似乎还很不够，还未能很好地挖掘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意蕴。本文通过对此类小说的初步探讨来管窥唐代文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一
唐代为何会出现大量的神仙小说呢？这是首先应弄清的问题。丹纳曾精辟地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貌。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之所以要重视“时代精神和风俗概貌”，是因为“自然界有它的气侯、气侯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侯，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都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①这段话，对于我们正确地解读文学作品很有启迪。他不仅告诉我们，文学的外部研究是必要的，同时也向我们暗示，为了更好地把作品“还原式”地放置到产生它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分析。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气侯”导致了神仙小说的大量涌现呢？牟宗三认为，唐朝完全是靠自然生命的健旺开展出来的，所以唐朝三百年乃是服从生命原则。②对尘世种种快乐（包括功名利禄、娇妻美妾、声色歌舞和长生富贵等）的狂热追求，构成了唐人生命的主旋律。他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是极其功利的，是激情纵欲的。他们缺乏遗世独立的归隐思想，只愿“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只愿“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只愿“建功树名，出将入相”，“荣适如志”，只愿长生不死，永享尘世欢乐。
然而，在时代潮流的跌荡起伏，人间世事的倏忽变幻中，除了天才，又有几个能全逐其欲？尽管我们承认唐朝的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繁荣，但唐一代正是在不断地走下坡路，更何况人生如白驹过隙，死亡又在不断地向人频频招手呢？因此，对人世种种享乐的不满足和对生活短暂的忧患意识，似乎就成了困扰唐人心灵的最大问题。怎样才能求得肉体生命的不朽，并且能永恒地享受人间的种种快乐呢？似乎别无出路，只能夤缘道教。因为道教明确告诉人们：“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③道教不提供禁欲，它反对让人受苦，只要求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飞升成仙为极乐；在极乐世界中，人可以“食甘旨、服轻煖、通阴阳、处官能”，④随心所欲地享用天地间的一切快乐。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美好的宗教啊！鲁迅说：“人往往憎恨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⑤正因为道教投合了人们深层心理中生存、享乐的本能，所以它才对人们产生巨大的诱惑。尽管修道成仙，说来也并不容易，它有难熬的斋仪，有难学的道术，有很危险的服药炼丹，但吃上回把苦，能熬个活神仙，也大赚特赚了。所以唐一代，上至天子、士大夫，下至穷书生、小百姓，都带着各种贪欲崇奉道教：要长生的迷上了炼丹术；要财宝的，迷上了点金术；想当官、攀门好亲的，夜半打醮祭神……而道士也由此香起来、紫起来。史载唐朝的皇帝，几乎个个信奉道教，太宗、肃宗、宪宗、敬宗、武宗等，都因求仙服药，死于非命，可死而无憾，后继有人。一些著名的诗人，如王勃、卢照邻、陈子昂、孟浩然、李白等，也都狂热地迷恋道教，借诗歌来表达对神仙生活的追慕和向往。特别是在中晚唐，由于国势衰微、战争频仍、朋党纷争、宦官专权等，整个社会动荡不已，就有更多的人需要在拜道求仙中安顿自己空虚、失落的灵魂了。尤其是一些文人学士，他们常自觉地借用道教中有关仙人仙境的意象来编织自己在现实中难圆的梦，在梦想中过一下干瘾，或表现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
总之，神仙小说正是在人们都渴望着长生富贵而去慕道求仙的情况下，被一些文人煽起来。不认识当时的这种社会时尚和人们的精神状况，就很难确切地阐释唐代的神仙小说。
二
如上所述，唐代文人在创作神仙小说时，常需借助一些神仙意象，其意象从何而来？大概多出自魏晋六朝时，由一些道士或文人所作的“志怪”。但是，一当唐代的文人从中撷取了自己所需的材料，再进行加工、创造时，它们就不再是为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例如，同样是表现人与神灵的相恋，六朝志怪就缺少一种人情味，多属“传录舛讹”。《幽明录》中记载，钟馗与墟中美女相恋，后女子被狗咬死，“乃是老狸”，而她所献的鸡舌香“即獭粪，顿觉臭秽”；《述异记》中记梁莹与董逸欢好，“逸欲留之，云：‘为汝蒸豚作食’。食竟，逸起闭门户施帐，莹因变形为狸，从梁上走去。”象这些狐仙，尽管变化为人时，容颜姣美，但仅出于性爱与人相通，一旦被人识破，即现出丑陋秽浊的本相，令人败兴作呕。可是，如果它们能有幸进入到唐人的传奇里，那么它们身上丑陋秽浊的气息，就会被一荡而尽，神奇诡异的色彩，也会被大大淡化。在爱情中，它们不仅显出绝尘脱俗的艳情，而且表现得那么温柔、动人。显然，我们认为唐人正是从文学──表现人类情感的艺术这一角度去运用神灵意象的，这标志着“称道灵异”的宗教意象向表现人类情感的文学意象的转变，这一转变无疑是小说史上的巨大进步。
在我们看来，唐人之所以大量描写人与神仙的艳遇，就不再是为了“搜奇记逸”，而是基于对现实爱情婚姻生活的缺憾，不能淡然处之，又不能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权势来改变它，于是乎不得已而借神灵意象来构设一个优美迷人的幻境，来表现自己那不合时宜的情思和妄想，从而也好给自己淹褰的命运以一个假想的转机。例如李朝威的《柳毅传》，虽然对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的不幸有所反映（这是它的深刻进步处），但小说的着眼点显然是在于柳毅命运的升迁。柳毅本是个落第穷儒，只因他巧遇落难龙女，仗义为她捎信，好运从此而至。他不仅获得了巨资，成为淮右巨富，而且因娶了龙女又“寿比神仙”，行动逍遥自在，“水陆无所不至”。《崔炜》亦写一落拓子弟曾因好义救了仙姑之难，仙姑报以艾草，他以艾草先后治愈老僧、富翁和神蛇的疾病，虽受了些惊吓，但结果也是既获巨资、美姝，又长寿成仙。《八朝穷怪录》中的《赵文昭》、《肖岳》，则写神女屈尊，主动追求书生，与之欢合。赵文昭“对月临溪，唱乌栖之词，音旨闲然。忽有一女子，衣青罗之衣，绝美”，来“愿荐枕席”，次日又解金缨相赠。肖岳泊舟望月，遇一艳姝，“以桔掷岳怀中”，以示有情，遂与之绸缪。《感异记》写沈警旅居张女郎庙，因春宵多感，赋诗遣愁，就有二神女主动来与他弹琴饮酒，相互酬唱，后小神女又与他“掩户就寝，备极欢昵。”临别时，二神女还执其手呜咽不舍，赠金合欢和瑶镜以作留念，真可谓多情之至！
这些神女大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美艳绝伦，风流多情，弹琴赋诗，诸般皆精，而且行动无所羁绊，一味奉献，无所索取。她们虽然地位很高，但绝不嫌贫爱富，对穷书生们都一往情深，实是人间难得之佳偶。穷书生们一旦遇上了她们，往往就会受到逾分的尊重和赏识，不仅财色兼得，地位大大提高，甚至还会得道成仙，永享富贵。这些显然都属于穷书生们一厢情愿的幻想，是想扯着豪门闺秀的裙带往上爬升的变相反映，象张文成，他在逛妓院时，不是假想着“游仙窟”吗？他把妓女称作“崔女郎”、“博陵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这分明是在用性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内心渴望啊！他们笔下的女性，都是最能明白他们的渴求了，要色有色，要钱有钱，要长生富贵，就结成配偶成仙。如果还有缺憾或遗恨的话，那责任也多半要由男女或男方的家庭来承担。
又如《崔书生》中的崔生，虽有幸与王母娘娘第三女玉卮娘子相遇，并且一追即成，但其母却以玉卮娘子“妖美无双”，“恐是狐媚之辈”为借口，要求儿子休妻，儿子是个脓胞蛋，不敢违逆母命，只得休了玉卮，结果全家失去了成仙的机会。《后土夫人》写久试不第的穷书生韦安道，因遇后土夫人的青睐，结为伉俪。自此“所服御饮馔，皆如帝王之家”，夫人也甚是温顺、孝敬。可韦的父母却因“莫知所来”而“相与忧惧”，遂告之武则天。则天以“此必魅物也”，就派了许多僧道术士来降妖，均不成功。韦父母无法，只得请儿子休妻，临别时，后土夫人携韦到仙界一游，让他见识见识仙界中的荣华富贵。又叹曰：“此人苦无寿，某当在某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父母压迫，不得久居人间，不果与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钱五百万，与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这两篇小说，都表达了因家长阻挠、破坏而不能与神女永谐良缘的痛憾，它使人感受到唐代文人因不能摆脱家长制和门阀制的桎梏去追求自由美满的爱情婚姻而产生的精神痛苦。《袁洪儿》则从另一角度展示了文人们欲结亲豪门而又无法遂愿的苦闷。小说写袁洪儿因获一翠鸟，得遇鸟主封郎，封郎将他邀至王家华府，设酒款待，又将“美淑善音”的王家闺媛许配给他。他受宠若惊，忙曰：“但恐龙门下难为鱼耳”。成婚之日，袁忘乎所以，婢女们戏谑道：“袁郎行动趋跄，犹似把书入学时。”可惜好景不长，王家很快就弃他而徙。袁郎惝恍流涕，茫然无所之。这实在是文人的一种自欺自怜！《太阴夫人》则巧妙地揭开了文人们慕道求仙的虚伪面纱。仙姿殊丽的太阴夫人因爱上了穷书生卢杞，授之以仙药，又邀他同至仙境。不料凡夫俗子，难脱尘欲，仙女之恋，不敌显爵之诱，卢杞宁做宰相，不求成仙。这生动地反映了文人对待婚与仕的态度；当婚不利于仕时，再美的婚恋，亦可弃置不顾。
总之，在神仙小说中，大凡反映人仙艳遇的故事，多属于一种自慰式的幻想，是种种欲望，特别是婚恋欲望不能满足而又不愿安之若命时所产生的一种补救人生缺憾的方法。
与此相联系，唐人又在小说中不断创造一些富丽堂皇、奇瑰迷人的异境仙域，借以表达对神仙世界的憧憬和向往。如《柳毅传》中金碧辉煌的龙宫、气魄宏伟的盛宴仙乐；《嵩岳嫁女》中的琼楼玉宇、奇花异葩和奢丽豪华的婚宴；《柳归舜》中光怪陆离的奇竹异树、吟诗欢歌的鹦鹉仙子等等，无不呈现出一种欢乐、热闹、恢闳、壮丽的气象。它们充分体现了唐代文人丰富瑰奇的想象力和风流浪漫的情怀。特别是牛僧孺创造的那个“和神国”，更令人心醉神往。在小说里，他从人们的衣食住行一直到生老病死，都作了一厢情愿的美妙幻想。他说，和神国的人们不需要劳动即可丰衣足食，因为“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人得足食，不假耕种”；“一年一度，树木支干间悉生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絍织，异布纤
，不假机杼”；人们亦无需私积囤粮。因“余粮棲田，要者取之”；亦无需酿酒，因田中自有酒泉；做事亦无需动手，因“人人有婢仆”，“不烦促使”；更重要的是，人皆寿至一百二十岁以上，常无岁忧。乍一看，这很有点象《桃花源记》，但细究其味，却大不相同。“桃花源”是陶渊明基于对浊恶世道的不满而创设的一块净美之地，它表现了作者遗世独立的高标风韵；而“和神国”则是基于对现实物质享受的不满足，是为了能更好更舒逸地享受神仙般的生活而作，它所表现的不劳而获皆可遂愿的思想，很能反映唐人狂热地追求世俗享乐的心态，而且也正是由这种心态，促使唐代文人又创造了不少如何得道成仙的小说。
再如《陶尹二君》和《元柳二公》，前者写二老人入山采松脂，巧遇古丈夫与毛女二仙，因获赐“万岁松脂”和“千秋柏子”，服讫成仙；后者是写元、柳二公省亲途中遇风暴，船被刮至一孤岛，得遇玉虚尊师和南冥夫人，夫人赠二公玉壶，并指点玄机，又嘱二公为其子送玉环，二公不负所托，诸事办妥后，遂得成仙。《扬静真》则写一农妇因静修守真而成仙。《江叟》、《薛昭》、《陆生》，写主人公因服仙赐丹药而成仙。这些小说都强调机缘的重要，似乎一有机缘，即可立地成仙。这可视为不花费一点力气即想占有一切的欲望膨胀的写照。而从《樊夫人》、《张左》、《巴邛人》等篇看，传奇作者对道教的仙术也很欣羡。如樊夫人，她与丈夫刘纲斗仙术，屡胜。六百余岁，仍“鬓翠如云，肤洁如雪”。她度湘潭女逍遥成仙，又画符为人治病，并飞至洞庭湖杀白鼍，救了数百人性命。《张佐》写仙叟的前生薛君曹，跟随从自己耳中出来的小童，又去游小童耳中的“兜玄国”，真是神乎其神！
由于对神迹奇术的欣羡，传奇作者便迷恋于生命表相的流转变化，如《张逢》化虎、《薛伟》化鱼、《徐佐卿》化鹤；而《刘讽》中翠钗则化为美女，《元无有》里的故杵、灯台等化为诗人，与作者月下联吟。这些都是以生命为物质性的气化流形的观念，是一种情意的自适，才情的激射，它不需任何条件，只是“意足而起”，或“遇此纵适，实契宿心”，顺着生命的本然，即可拥有一切，这是何等惬意的人生观！
当然，也有与上述相悖而行的另一观点，即认为修道学仙，也非易事，最起码在成仙之前需清心寡欲。这就使人面临一个价值取舍的问题，成仙固然极乐，但尘欲又实难割舍，何况还未必就一定能成仙，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求仙不得而生幻灭意识。如《裴湛》中的王敬伯，深山苦修十数载，不能成仙，就对裴说：“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为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杜子春》也是不能割舍亲子之爱，以致炼丹功行全毁，殊生叹恨。由于成仙是不易的，所以一些人干脆认为，成仙与否，乃命之所定，如《杨恭政》就云：“准籍合仙，是性也，非学也。”既然仙凡有别，不得强求，而大部分人又无仙缘，那么即便“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欲焰又炽”，亦只能安之若命了。
顺着这个观念，一些传奇作者便将所有违背生命原则的事理，拒斥于抉择之外，转而归诸“定命”的先验安排。如《定婚店》、《叶令女》、《窦玉妻》、《郑虢州騊夫人》等，皆宣扬“男女姻缘前世定”的思想。《定婚店》中说，大凡该为夫妻的，一出世即用赤绳系足，不管是“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得一系，终不可逭”。这其实是在教人认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们想，也许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以后，对人生世相的一种解悟吧，尽管这种解悟着实有点悲酸、无奈！
再看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似乎也同样表现梦醒之后的惆怅和喟叹。《枕中记》中的卢生，本是个落魄穷愁的青年，心怀强烈的功名欲望，认为“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肥，然后可以言适”。这种思想在当时极富有代表性，是唐代文人的共同愿望。道士为遂其欲，就让他倚枕入梦，于是在梦中他大遂生平志愿，先是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由是衣服驭乘，日益鲜盛”；继而“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诰”；之后，又兴水利，破戎虏，两度被人刻石记功，封燕国公，恩礼极盛；儿孙满堂，姻媾皆天下望族；自己私生活则“颇奢荡”、“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临终时，玄宗还特遣高力士来慰问。象这样的恩宠殊遇，对于唐代文人来说，真可谓无以复加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卢生的一生荣贵中也出现过两次风险：一是受时宰所忌，由尚书贬为刺史；一是做宰相时，因同列诬他交结边将，图谋不轨，而下制狱，其罹者皆死。这两次获罪，均出于同僚嫉害。联系沈既济生平，即可得知，这是对当时官场政治的影射。据《新唐书》记载，“沈既济，苏州吴人。经学该明，吏部侍郎扬炎雅善之，既执政，荐既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炎获罪，既济坐贬处州司马”。可见，沈是有亲历宦海风险的切身体验的，他似乎在以一过来人的身份劝谏那些热衷功名者，不要把做官想得太美。《南柯太守传》的命意，几近于《枕中记》，因为淳于棼也是靠裙带关系而获瞬息荣华的。所不同者，淳非儒生，而系裨将，因使酒忤帅受斥逐。他梦中荣华来得比卢生更快更容易，他不需要个人奋斗，一步一步往上爬，他直接就当上了槐安国的驸马，权势显赫仅次于王者。他做南柯太守20年，“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他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娉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后来因与檀罗国交战失利，又加公主病逝，于是宠衰谗起，国王疑其“心图不轨”，遂将他孤身遣归尘寰。这一点不同于卢生的受挫复振，他的遭际似更能反映官场的盛衰无常和人间的世态炎凉。而作者以“蚁国”喻官场，以“蚁聚”喻钻营者，也实较《枕中记》更有讽刺意味，总体来看，这两篇小说，无疑都是以浮生若梦、棲心道门为旨归。《枕中记》说：“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南柯太守记》说：“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门，弃绝酒色。”这种议论，乍一听，颇有哲学与宗教的玄趣，但却都是梦中人享受尽了人世欲乐之后，心满意足了，才以厌腻的姿态表示要弃而绝之。这种境界，实基于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消；色后思淫，则男女之见尽绝的理论之上。虽然作者很真诚地表示功名富贵等若浮云，仿佛有所解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却是在为自己人生的失意和缺感，故作壮语；或者藉以冲淡对名利的热衷。它是顺俗情的辩证法，是随着生命的抛物线的起落盛衰而终止于苍凉的观照。
三
以上，我们对唐传奇中的神仙小说，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粗浅和论述，尽管还失之片面，但从中却不难发现唐代文人的创作心态，多半是为了自我抒解来创作这些神仙小说的，而绝不仅仅是为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他们笔下的仙女、仙境、仙术、灵药等，无不是为了迎合和满足自己狂热的世俗欲望。他们是一半沉溺在尘世的欲海里，一半又飞升在理想的天国上；他们向往神仙生活，希望能够长生富贵，享用一切，于是就让自己的各种欲望都插上幻想的翅膀，穿上神仙的衣裳，到仙境中去尽情地享受荣华富贵，他们憧憬羽化登仙，但又不想费力，于是就设想，只要一遇机缘，即可立地成仙；他们迷恋神迹奇术，就设想人与物皆可相互幻化；如果他们再也不能从这些带有欺骗性的自慰式的幻想中获取真切的满足了，那就干脆撤回现实，以一种理性化的态度，割断种种爱欲，寻求所谓的人生解悟，宣扬一饮一啄，系之定分的天命思想，借以冲谈自己浓烈的欲望。这，也许就是唐代传奇作者心灵变幻发展的一种轨迹吧。记得丹纳曾经说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⑥勃兰克斯也曾指出，文学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灵魂。的确，当我们潜心去体会唐代神仙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时，我们就会感到，那是一种生命的流动、才情的迸射和欲望的激荡，其间载寓着唐人对爱情、生命、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独特感悟与思考，展示着唐人热情、浪漫、闳放、豁达、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它们真正称得上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是很具有审美情趣和审美意味的。可是，当神仙小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演化为明清时代的神魔小说时，我们似乎很难再看到象唐人那样坚定地执着于人生，热切地关注个体生命，尽情地张扬人性的精神风格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宗教神秘色彩的天命观念的强化、人类地位的贬低、讽时劝世醒世济世意味的增强。于是，神魔小说就不再象唐代的神仙小说那样主要表现为作者内在情感的自我抒解，而更多地表现为对外在社会现实的关注了。
注释：
①丹纳《艺术哲学》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
②转引自《意象的流变》第480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③《吕氏春秋译注》（上）第4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④《抱朴子内篇校释》第4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鲁迅《小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
⑥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第1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