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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命信仰的研究，在学界，除一些工具书或论著列有相关的解释条目，或举二三材料而略有涉及外（注：这些工具书是《汉语大词典》、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佛光大辞典》。论著中涉及本命的是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北斗”条，第11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詹鄞鑫《神灵与祭祀》“十二生肖的崇拜”一节，第11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笔者闻见所及，尚未见有专论者；故兹不揣谫陋，拟对本命信仰的相关问题，试作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本命信仰的文化背景与起源
本命亦称元命，宋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岁复当生次，星临本命辰。”[1]（卷26，364页）从诗题与诗句言同一事而有措辞之异，可知本命即元命。本命又或与行年相合而称年命，如《抱朴子内篇·仙药》在言本命年所属干支时，又有“年命之所在”的措辞，同书《地真》言本命忌讳则径称为“年命之忌”[2]（209页，325页）；再如前蜀杜光庭《张崇胤本命南斗北斗词》有云“因星文临照，值年命凶衰，遂搆灾危”[3]（《广成集》卷12，1084册676页），也称本命为“年命”；而所谓行年，依《北史·萧吉传》所载推算法，即隋文帝的本命年干支为辛酉，其行年干支就为庚申，则行年很可能是指本命年前的一年[4]（第2953页）。与“本命”相关的，还有“元辰”的说法，广义的本命信仰亦包括元辰信仰在内。又，正如杜光庭“因星文临照”和范成大“星临本命辰”句所示，本命信仰的本质应是一种星命信仰。
本命信仰的本质既为星命信仰，则其起源显然是以天人感应的观念为其文化背景的。在先秦两汉，人们已认为星象律历与人事之间有感应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军国方面的吉凶大事，一是个人禄命之事。以前者而言，如在《孝经》的纬书中就有不少记载，《孝经古秘》、《孝经雌雄图》、《孝经雌雄图三光占》、《孝经章句》[5]（1031页、1032-1049页、1050页、1051-1054页）几乎全是这样的内容。以后者而言，较早记载星位与个人禄命的关系者，则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命义篇》：“国命系於众星，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至於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6]（46-48页）是则人不仅禀星气而生而长，且人一生禄命的盛衰变化也与其所禀之星的运行有密切关系；虽然王充未径直道出“本命”或“元辰”之辞，但其所言与后世本命信仰的命理之说实有相近之处。
最早明确言及本命元辰说的文献，为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五所引纬书《春秋佐助期》及元辰类五行家书《孔子元辰》，萧吉引录了前书中“第一星神名执阴，姓颈梁”及后书中“北斗第一神字希神子”等北斗七神的姓名，且归纳说“七星之名，并是人年命之所属，恒思诵之，以求福也”[7]（123页），这说明有的纬书和元辰类五行家书已明确言及本命元辰说了。《隋书·经籍志·子》著录有《孝经元辰》等十四种元辰类五行家书[4]（1030-1031页、1036页）；尽管这些书已亡佚，但据其“元辰”的题名，可推知书中有萧吉归纳《孔子元辰》所说的本命元辰信仰的内容。
至若本命元辰说的起源，由于纬书《春秋佐助期》等已言及本命元辰信仰，且《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孝经元辰》也属纬书，如清朱彝尊就将之归入谶纬类的《毖纬》[8]（1351页），故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六认为这些元辰类“术数家之书亦有从谶纬而出”，“元辰命禄之说，秦汉时已有之”[9]（5599页）；又，由于《史记·日者传》言汉武帝时有所谓的“丛辰家”[4]（3222页），《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钟律丛辰日苑》[4]（1768页），姚振宗遂进而以为“丛辰似即元辰”[9]（5598页），其意似谓谶纬家的“元辰”说殆即“丛辰家”的“丛辰”说。倘若我们更往上溯，还可见《诗经·小雅·小弁》有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郑笺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谓六物之吉凶。”孔疏云：“昭七年，《左传》晋侯谓伯瑕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服虔以为：‘岁，星之神也……；时，四时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为六物也。’”[10]（452-453页）尽管诗句及笺、疏，皆无涉及本命元辰之辞，但它实含有人之生有其所值之星辰等六物，而六物推移之吉凶关乎人之祸福悲喜的观念；此观念同《论衡·命义篇》的说法一样，皆与后世本命信仰的命理之说接近，故我们据《诗经》诗句，似可推测本命信仰或许在西周时就已流行。
二、本命年的两种计算法
计本命年法有两种，一种是十二年周期法，即仅以生年之地支循环一周来计本命。如《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载，管辂自言其寿命不会过四十七八岁，其所说的理由中，就有“吾本命在寅”一条[4]（826页）；管辂未活到六十岁，且仅以生年之地支“寅”循环一周来计本命。第二种是六十年周期法，即合天干与地支一起，以生年之干支循环一周来计本命。如范成大的“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以及宋末元初方回《过白土市》“丁亥当生本命过”[3]（《洞江续集》卷14，1193册396页）的诗句，又如宋太宗时的一次改历日体式事亦可证之，《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六载，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虽止六十，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于为限”[11]（2130页）；太宗何以要行用无所稽据的新历呢？据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下所载太宗之言，即“支干相承，虽止於六十，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并不见当生纪年。若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本年号”[12]（48页），以及清褚人穫《坚瓠九集》卷二所言人“但年过六十，不见所生，便觉凄然有物化之感，太宗之虑深矣”[13]（15册288页）云云，则见太宗是为了优老荣寿，使过了本命年者即六十岁以上者，能在历日上看见自己出生年的年号年次及岁数，才颁布新历的；这说明宋代司天监所代表的官方也以六十年为本命年周期。六十年周期法不知起于何时，但在唐代即已行用矣，如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句及“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14]（692页）的自注，即可证之。
唐宋时虽已有六十年周期法，但十二年周期法也仍并行，前者在今俗中似已不用，而更多的是把六十岁称为花甲，尽管六十岁也因是十二年的第五个周期而是本命年。今俗更主要的是行用十二年周期法，《现代汉浯词典》对“本命年”的解释颇可说明之：“我国习惯用十二生肖记人的出生年，每十二年轮回一次。如子年出生的人属鼠，再遇子年，就是这个人的本命年。”而计本命年法的这种返祖复古，很可能渐变于明清，因为六十年周期法在清末就已不流行，如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六曾就范成大诗说：“六十一岁为元命，今无此说矣。”[15]（1074页）
三、释道二教关于本命信仰的命理之说
关于本命信仰的命理基础，自汉魏至初唐应是本于阴阳五行生克说。如《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戴洋传》云：“丹阳太守王导，问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昭天，此为金火相烁，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导呼冶令奕逊，使启镇东徙，今东冶是也。”[16]（827页）“君侯命在申”句，《太平御览》卷一七○[17]（826页）和房玄龄等撰《晋书·戴洋传》[4]（2470页）俱作“本命在申”。戴洋所言显然是本于五行生克之说。又，道教也有本命信仰，如六朝古灵宝经《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卷一，即主张在“本命之日，诵是经”，以求诸种利益[18]（1册3页）；《真诰》卷八载东晋许
家有理衣下人名“草”者，亡妻易迁夫人一夕来云“草今年自有本命厄”，“令其乞符自保而带之”[18]（20册532页）；唐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序》和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卷一，载骊山老母尝告李筌，若将《阴符经》于“本命日诵七遍，令人多智能”[18]（2册736页）及“益心机，加年寿”[18]（10册885页）。而其命理基础也为五行生克说，如《抱朴子内篇·仙药》云：“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属庚，卯酉属己，……若本命属土，不宜服青色药；……以五行之义，木克土。”[2]（209页）又如《旧唐书·尚献甫传》载献甫初出家为道士，则天时拜太史令，长安二年献甫奏：“臣本命纳音在金，今荧惑犯五诸侯太史之位。荧，火也，能克金，是臣将死之征。”则天遂转献甫为水衡都尉，且谓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4]（16册5100-5101页）尚献甫曾为道士，故其本命命理也应是本于道教之说。而在初唐之后，本命信仰的命理基础中则明显羼入有佛教的星命之说。
在唐中期，密教的纯密曾一度甚为兴盛，其星命思想中即有本命之说。依其说法，本命分别有以生年、生月、生日来定的本命星，本命宫，本命曜、本命宿四种。本命星即配生年的北斗七星，如《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在贪狼星下说“子生人，向此星下生”，在巨门星下说“丑生亥生人，同向此星下生”等[19]（21册425页下），日僧赖瑜《秘钞问答》第十四末亦说本命星“依生年取七星中故，一生涯无违”，“所谓子年人，以贪狼星为本命星”，“余可准之”[19]（79册554页上中）。本命宫即配生月的羊、牛等十二宫，本命曜即配生日的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曜，本命宿即配生日的角亢氐房等二十七宿（或二十八宿），如《秘钞问答》第十四末云：“本命宫，生月宫也。本命曜生日曜，取七曜中也。本命宿又生日宿也，取二十七宿中。历，七曜二十八宿顺旋掌日故。”[19]（79册554页上）其配属法甚繁，可参唐释不空译《宿曜经》[19]（21册387-399页）。在密教中，与本命星深有关系的还有元辰星（又称元神星），如唐释一行撰《北斗七星护摩法》以灯明印及其真言所奉供的“北斗七星本命星，并曜宿元辰等”[19]（21册458页上）中，就有元辰星；元辰星亦在北斗七星中取，日僧静然《行林抄》第七十一载有其推算法：“假令子岁生人者，以贪狼星为本命星，以武曲星为元辰星也。阳男阴女前一冲为元神，阴男阳女后一冲为元神。……阳男自本命属星当第八星为元神星，阳女自本命属星当第六星为元神星，阴女自本命属星当第八星为元神星，阴男自本命属星当第六垦为元神星；自本命星右绕计之可知也。”[19]（76册458页上中）密教的元辰星以阳八阴六来推，应该是搀杂了中土的阴阳五行观念。《行林抄》还言及本命星与元辰星的关系：“以本命星喻树枝叶，以元神星喻树根也；仍此二星於人最要也。……又本命司命，元神司禄也；本命削死籍，元神付生籍；仍本命前安利刀，元神前安笔墨云也。”[19]（76册458页上中）
本命星宫曜宿等支配着人的命运，如本命星的北斗七星，《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云：“须知北斗七星管人生命、一生之中所有灾厄、官事口舌、釜鸣百怪。”[19]（21册436页上中）人的本命月日在十二宫与七曜、二十七宿中取，故宫曜宿与人的命运亦大有关系，如《宿曜经》卷上就十二宫云：“凡十二宫即七曜之躔次，每历示祸福，经纬灾祥。”[19]（21册387页上中）又就七曜云：“夫七曜，日月五星也，其精上曜于天，其神下直于人，所以司善恶而主理吉凶也。”[19]（21册391页下）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亦言九种“执曜天巡行二十八宿之时，能令昼夜时分增减，世间所有丰俭苦乐，皆先表其相。”[19]（19册437页上）此所谓九曜（又称九执），指七曜与假想天体罗睺、计都。二十七宿也主理人的吉凶，《宿曜经》卷下就列有详细的“二十七宿所为吉凶历”[19]（21册395-396页）。正如上引者所示，人间的祸福与七曜或九曜在天上的周行很有关系。而当它们逼犯到某人的本命星宫宿时，就会致此人蒙灾，如《宿曜经》卷上云：“凡如七曜运天，犯著人六宫宿者，必有灾厄。”[19]（21册392页中）卷下云：“夫五星及日月陵犯守逼命胎之宿，即於身大凶。”[19]（21册398页上）不空译《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云：“若有国王大臣及诸眷属一切庶民，或被五星、罗睺、计都、彗、孛妖怪恶星，陵逼帝座于国于家及分野处，所属宫宿，灾难竞起。”[19]（19册338页上）而要避本命之灾，密教就叫人要修星供，“受持供养转读”《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等有关经典[19]（《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21册426页上），或“修功德，持真言念诵，立道场以禳之”[19]（《宿曜经》卷上，21册391页中）。
六朝道教本命信仰的命理基础，前文曾说是本于五行生克之说，但随着佛教密教的传入，二教的命理学说有了相互影响，故其间既有区别，又有共通之处。如一行撰《梵天火罗九曜》，专讲密教修九曜星供以避本命之灾的仪轨，但其中也引录有道教的“葛仙公礼北斗法”[19]（21册462页上），即是密教受道教科仪影响的例证。道教也有本命星与元辰星之说，如《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据性别之异，列有每一甲子即干支的本命星和元辰星及其星官、从官人数等，如“甲子本命王文卿，从官十八人，贪狼星，元辰乙未，杜仲阳，十六人；女，癸已史公来，从官九人：[18]（32册717页）从其本命星在北斗七星中的配属、男女的元辰量按阳八阴六来推算观之，与《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和《行林抄》所言密教的配属与推算法是完全一致的。而元辰星之说，极可能是密教受了道教的影响，因为道教在唐代以前就有元辰之说，如初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潜遁篇·感应缘》，在论老子数易名字事时，就已言道教有《元辰经》，且撮述其“人生各有厄会，到时易其名字以随生气之音，则可以延年度厄”[19]（53册520页中）的经意。而道教的元辰说又是出自中土传统的星命之说，但在中土传译的密教经典中，无论是纯密还是杂密经典，俱无元辰星之说；在密教的著述中，除了前引《北斗七星护摩法》里提到灯明印所奉供者中有元辰星外，还有就是《梵天火罗九曜》言修九曜星供的仪轨时，提到“宜送本命元神钱，画所犯神形供养”或“宜著白衣醮谢本命元神作福田”[19]（21册460页上中）等；但这两种密教著述皆非传译经典，而是中土僧人一行所撰，并且一行在后者中又正好引录有“葛仙公礼北斗法”，这些都表明密教的元辰星说，应该是中土僧人将道教或者说我国传统的星命之说嫁接过去的。
道教认为本命星支配人的命运，故要人们设斋醮祷祝本命星君，以禳灾祈福，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说，“凡人性命五体，悉属本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将、本宿星官常垂荫祐，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夫本命真官，每岁六度降在人间，降日为本命限期”，“本命真官降驾”，“可以消灾忏罪，请福延生；随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本命限期将至”，若“不设斋醮，不修香火”，则“天司夺禄，减算除年，多致夭丧”[18]（11册347页）。但道教在本命之灾的原因解释上与密教各有侧重，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说太上老君因“见众生无门进修真之路，无诚向礼斗之科”，故说了一番“北辰之宿列为七元”，“以为天地之枢轴，是以北斗司生司杀、养物济人之都会也，凡诸有情之人，既禀天地之气、阴阳之令，为男为女、可寿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令也”，即“七元政令，结人元神，故名本命”的道理[18]（11册349页）；又，《元辰章醮立成历》卷上所载的醮仪中，也言及本命灾之因，如其“二献酒”之上章词说，“谨有某州县乡里官男女生人某”，其“行年、本命之上，并见罗网所缠；本命支干、生月支干，并相克贼，恶星丑宿临身。”[18]（32册709页）据其本命之灾乃因支干克贼的道理，以及人的本命与其所禀“阴阳之令”有关系，可见在解释上，与密教本于梵历九曜说不同，道教更多的是本于中国的阴阳五行生克说。《元辰章醮立成历》卷下所载的消灾之法，对此亦有所体现，该卷列有六十干支神名，若以某一干支为本命，循其推解法可推知此本命的恶、子、合神为哪三位干支神，如本命为甲子，则恶神在庚辰或庚戌，子神在丙寅，合神在己丑，然后就‘谨请子神某乙”，“为某和释自相为恶之灾，消却本命上所见诸厄”，“又请合神某乙”“为某保护本命，令得无他”[18]（32册713页）；其推算法即本于干支的阴阳五行生克之理[20]（1018页）。
总之，本命虽为我国传统的星命信仰，但在中古它又羼杂有佛教的命理之说；而释道二教在中古的兴盛，也同时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本命信仰的深广程度。
四、隋唐五代社会的本命信仰
在隋唐五代，从皇帝至庶民，皆有本命信仰者。以皇帝为例，《北史·萧吉传》载萧吉在开皇中曾上书，论隋文帝的本命及行年干支辛酉、庚申与岁月合德，并据《阴阳书》“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云云，以“为悦媚焉”，文帝悦而“赐物五百段”；而在文帝的皇后死将出殡时，吉又上奏：“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4]（2953-2955页）又，同书《袁充传》载，仁寿初袁充也上表言文帝的“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文帝“大悦，赏赐优崇”；而在隋末天下大乱，炀帝心不自安时，袁充复托天文嘉瑞，上表以献媚，其表文有云：“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本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炀帝览表大悦而超拜之为秘书令[4]（2555-2557页）。
而唐代的情况，除前述尚献甫事外，《唐会要》卷八又载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泰山事云：“有雄野鸡飞入斋宫，驯而不去，久之，飞入仗卫，忽不见。邠王守礼贺曰：‘……圣诞酉年，鸡主於酉。斯盖王道遐被，天命休祯，臣请宣付史官，以彰灵贶。’”[21]（119页）玄宗生于垂拱元年，岁在乙酉，则其本命肖兽为鸡，故李守礼之贺是以玄宗的本命所属为基础的。又，由于在干支与五行的配属中，如《淮南子·天文》所言“庚辛申酉，金也”[22]（277页），即酉属金，而金又当西方，故天宝九载礼部尚书崔翘等，还尝以此而请玄宗封禅于西岳，如《册府元龟》卷三六载崔翘所言的众请封理由中，就有西岳华山当“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23]（405页）的一条。而李守礼与崔翘之所以皆以本命迎合玄宗，又是因为玄宗本人即崇信本命之说，如《旧唐书·礼仪志三》载“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元十年“于华岳祠前立碑”，“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至天宝九载，又将封禅于华岳”[4]（904页）。可见在崔翘表请封禅西岳前，玄宗早已以自己的本命之故而屡有崇重西岳的举动了。而从开天君臣在本命信仰中重视五行方位，以及在华山置道观以修功德之举来看，其本命信仰所本的应是道教所传的五行生克说，而非密教的梵历九曜说。此外，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云，“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泊鸡坊于两宫间”，“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而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上生于乙酉鸡辰”之故[25]（538-539页）；可见玄宗本命信仰影响之巨，已波及于开天之士庶风俗了。唐刚卯先生已揭此事，但仅言“唐玄宗之喜爱斗鸡与唐人十二辰信仰有关”，惜未进而见出开天此俗实关乎玄宗之本命信仰。盖偶有思所不逮，未足为病。又，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云：“玄宗尝御勤政楼，于御座东间设一大金鸡帐（障），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帘以示荣宠。……禄山或拨去御帘而出。肃宗谏曰：‘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46]（85页）唐先生所揭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新唐书·安禄山传》，也载玄宗为安禄山设金鸡障，是欲“厌弭”禄山；唐先生认为此厌胜之法“来源于古已有之的阴阳学说”，“玄宗是以‘积阳’之鸡‘厌弭’来自西北‘衣旃裘引弓’的胡人”（注：《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唐研究》第6卷。此承刘黎明先生见告，谨致谢忱。）。此说固亦有其理据，但此厌胜之法似更与玄宗及安禄山二人的本命有关。《安禄山事迹》卷下言禄山“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杀”，“年五十五”[46]（98页）；古人以虚岁计年龄，故可据而推知禄山生于长安三年癸卯。其本命年地支卯的五行所属，《淮南子·天文》说是“卯，木也”[22]（227页）。而玄宗的本命年地支酉的五行所属为金，循“金克木”的五行生克说，那么玄宗用金鸡障厌胜禄山，或许有藉己之本命年地支酉或其肖兽鸡所属之“金”，去克贼禄山本命地支卯之“木”，以消弭“渔阳鼙鼓”之用意在焉。
又如《旧唐书·德宗纪上》载德宗“天宝元年四月癸巳，生於长安大内之东宫”[4]（319页），其年干支为壬午，则德宗的本命地支为午；同书《李泌传》复云：“代宗山陵灵驾发引，上号送于承天门，见輼輬
不当道，稍指午未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当道。’上号泣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卒命直午而行。”[4]（3623页）虽然德宗本人不信本命之忌，但有司以其本命之故，竟擅改大行皇帝灵驾车道，这颇能说明当时本命忌讳观念的影响非小。而有司之所以如此，盖与德宗之父代宗甚有关系。《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载代宗于“大历十年，于当寺别敕赐东塔院一所，置毗卢遮那灌顶道场，七僧持念”[19]（50册295页上）；而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日僧圆仁在会昌元年曾“于青龙寺设供养，便于勅置本命灌顶道场受灌顶抛花”[24]（152页），可见代宗大历十年所建者为本命灌顶道场，这说明代宗是迷信密教的本命说的。
唐代的士庶社会亦有信仰本命者，且形式多样，如题唐于逖《闻奇录》载，贞元中吉州剌史魏耽，有女年十六，颜色甚美，天上贼星下凡欲强娶之，幸得圉人救免；事后，圉人告云：“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昼夜焚修，今乃报之。”[25]（259页）可见唐代有供奉自己的本命星君者。此外还有不伤害自己的肖兽的信仰形式，如柳宗元《三戒·永某氏之鼠》载，永有某氏者“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26]（535页）。又，《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一载“宝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张灯相人影，知休咎”[27]（108页），亦颇能反映唐代本命信仰形式的多样性。唐末以来随着密教的相对式微，士庶社会的本命信仰受道教的影响似乎更多一些（参下文）；而读读道士们写的本命斋醮词，或可使我们对当时的本命信仰多一些现场实感和切近的了解。杜光庭《广成集》中就有不少本命醮词，从设醮原因看，可约分以下五类。
第一类如其卷七《莫庭
本命醮词》云：“臣窃虑谬膺抚字，有旷辑和，刑章或爽於重轻，教化未臻於德义，因成罪咎，录在灵司；……又虑天文宿曜或值照临，本命行年或逄否塞。……敢因元命之日，虔诣灵山修设醮筵，披露诚款。伏惟天曹释过，地简祛灾，……兼乞邑境安宁，生灵康泰。”[3](（1084册634页）同卷另一篇题名相同者亦有“叨居禄秩，……秉朝宪则笔定典刑，督邦赋则庭施木贾楚；功或兴於土木，膳未罢於炮燔；故误之罪其知，轻重之文或爽”[3]（1084册635页）的忏词。据同书卷六《青城令莫庭为副使修本命周天醮词》的题名，可知莫庭为当时的青城令，其为官中殆有刑章爽於重轻等事，恐因之结业而难逃本命之灾，故在本命之日设醮祛灾。第二类如同卷《本命醮三尊词》云：“臣自惟凡陋，叨荷宠荣，未著勋劳，洊深渥泽，而维鹈起诮，聚鹬为灾；盖薄德所招，亦迍蒙所萃。三命之内，或有刑冲；九曜之中，仍闻临照。敢因元命，虔扣上玄，伏希回此凶衰，锡其祯贶。”[3]（1084册638页）“维鹈起诮”，用《诗·曹风·候人》“维鹈在梁”典[10]（385页），言被人讥为才德不称君宠的如鹈小人。“聚鹬为灾”，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10]（1818页）典，言服冠不称而招灾。设醮者殆因受主荣宠而招同僚嫉妒倾陷，以为这与年月日之干支即三命相冲及九曜临照有关，故于本命之时设醮以解。第三类如同卷《杨鼎校书本命醮词》云：“臣顷以灾蒙，……因与幼男两地隔暌，仓皇相失，音讯冀通，唯昼祝长天，夜瞻斗极，冀其通感，再获团圆。……小男以壬子生，微臣以庚申定命，常希圣力永赐保持，祛五行三命之灾，解宿度天文之厄。”[3]（1084册640页）此为亲人分离，祈本命神护ｙòｕ⑥以获团聚一类。第四类如卷九《青城郑瑱尚书本命醮词》云：“臣今年火曜居本命之方，九宫金星在行年之上，久缠疾苦，未获痊平。……敢因本命之辰，虔备醮祈之礼，……辍死籍於黑书，再延命禄；定生名於丹录，尽赦深瑕。”[3]（1084册648页）此为久病不瘥而祈祷本命神一类。第五类则是其卷六《众修北帝衙醮词》和卷十一《众修本命醮词》等，此类酿词未言特别的设醮原因[3]（1084册628页、667页）；而之所以如此，正如其题名中“众修”所示，醮词所适用的非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众人之故；据此亦可知五代有集体设醮者，而众人之所以集体设醮，或因在本命年月日中，他们正好有同干支者。
通过对《广成集》中的醮词作设醮原因的分析，我们可看出五代人易将生活中各种不顺心的事和本命联系起来；即使那一年并非其本命年，他们也会怀疑某不如意的事与其本命月或本命日有关，而在其月或其日去设醮；这反映出本命灾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已占有相当的分量。
五、宋代社会的本命信仰
宋代的本命信仰较其前更有所发展。如以帝后而言，文献中与其本命有关的记载就远比唐代帝后的多见。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万寿观”条言天禧“五年七月作皇帝本命殿于宫中，名万寿”[3]（920册189页），是则真宗时已有专建皇帝本命殿之制矣。又，《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卷一○○“天圣元年二月庚申”条云：“初，自祥符天书既降，……及真宗诞节、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内外为斋醮；京城之内外，一夕数处。帝即位，……礼仪院请帝及太后诞节、本命宜如旧。”[28]（890页）同书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月戊戌”条云：“监修南京鸿庆宫内臣，请于本宫隙地建皇帝本命殿。上曰：‘建宫观所以为民祈福，岂可劳民自为耶！其遇本命道场日，止命设版位祠之。’”[28]（1673页）可见宋代皇帝的本命斋醮很可能始于真宗，仁宗即位后亦承其制，且扩大到太后的本命。其后，哲宗也曾诏命为英宗高皇后的本命修功德，如同书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辛亥”条载诏书云：“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岁旦日，斋在京及天下州军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内在京于中太一……等六处宫观、大相国寺十禅院，自正旦日，各用憎道开建道场七昼夜。”[28]（4382页）徽宗也虔信本命之忌，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卷中载南岳真君观中有《移建皇帝本命殿碑》，并说：“大观二年三月奉旨建元辰殿，乃‘集福殿’，在观中。……每岁六月生辰及春夏二祀，皆自京降御名词表，於此致醮。每辰焚御香六两祝圣寿。”[19]（51册1068页中）此元辰殿亦即本命殿，但文中载徽宗的生辰在“六月”，恐有文字错讹，因为徽宗的生日虽有两种记载，但都不在六月。一种记载是十月十日，如《东都事略·徽宗纪》[3]（382册80页）和《宋史·徽宗纪》[4]（357页）皆载徽宗是元丰五年十月十日生；另一种记载是五月五日，如《癸辛杂识》后集云：“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12]（104-105页）明谢肇淛《五杂组·天部二》亦云：“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考之载籍，齐则田文，……宋则道君皇帝。”[29]（24页）因此我们据《正统道藏》所收的一卷本《南岳总胜集》中“六月”作“六度”[28]（11册112页），认为“六月”当是“六度”之讹；又，前引《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有云“夫本命真官，每岁六度降在人间，降日为本命限期”[11]（347页），则徽宗的“每岁六度生辰”之意，盖以生日即本命日的干支来计的，即同一干支每六十日循环一次，一年则正好循环六次，也即是说每年有六次本命日。除了设本命元辰殿外，徽宗之虔信本命还有更甚的表现，如《曲洧旧闻》卷七云：“崇宁初，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两万。太学生初闻之，有宣言于众曰：‘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当年未闻禁畜猫也。’”[3]（863册332页）徽宗此举之荒唐，亦贻讥於后人，如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云：“此古今最可笑事。”[12]（32页）清梁绍壬《两般秋雨
随笔》卷一条亦以为此乃“古今怪事”[30]（34页），清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九“禁屠狗”条云：“此禁甚为可笑，若然，使人主生丑年未年，祭祀当不得用牛羊矣。”[15]（1624页）
南宋的帝后们亦信本命。在高宗的父母徽宗和显仁皇太后羁留金朝时，高宗曾诏令寺观为之奉本命香火，如绍兴五年诏德信“承替思彦住持圆觉院，依旧崇奉太上本命香火”[11]（7874页），《咸淳临安志》卷八一载临安报慈圆满院于绍兴初“被旨奉显仁皇太后本命”[32]（4册4109页）。高宗为自己亦建有本命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万寿观”条：“万寿观，以奉皇帝本命星官，……绍兴十七年建。”[12]（79页）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丁亥”条：“作皇帝本命殿于万寿观，依在京以纯福为名。”[31]（2848页）同书卷一八○“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条：“名江州太平兴国宫新建本命殿曰申福。”[31]（2994页）孝宗也有奉其本命香火者，据《两浙金石志》卷九载，台州之白云昌寿观即为崇奉其本命香火之处[39]（14册10410页）。理宗亦有本命殿，《咸淳临安志》卷八一录宋林希逸《（寿圣禅）寺记》：“寿圣禅寺，……宝ｙòｕ⑥甲寅（僧怀隐）勤苦二十年而后寺之成规，……继而皇帝本命有殿，……遂为御前香火寺。”[32]（4111页）理宗谢皇后、度宗亦有本命殿，《咸淳临安志》卷八一“普济院”条：“有理宗皇帝元命殿曰祈永，又有寿和圣福皇太后元命殿曰顺福，今上皇帝元命殿曰申ｙòｕ⑥。”[32]（4102页）从本命殿的修造情况来看，南宋帝后对本命的信仰似超过北宋。而这些建有帝后本命殿的寺观，朝廷一般会予以优遇，或“许免科敷”，或赐其庄田，如《两浙金石志》卷九所载天台桐柏崇道观[39]（14册10407-10408页）以及前揭台州白云昌寿观，即是其例。
另外，辽、金朝帝后亦信仰本命，如《辽史·礼志六》云：“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4]（879页）虽然再生仪有时不到十二年也举行（注：参林瑞翰《契丹民族的再生仪》，《大陆杂志》第4卷第2期，1952年。），但作为通例，再生仪是在本命年前一年举行的，而这正反映了再生仪与本命信仰有关。金朝的情况，则见于《宫观碑志》所录石刻，如郑子聃《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大定七年……乃诏复兴，……自经始迄于落成，凡八年。……次有殿曰延庆，以奉元辰众像；翼于其东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18]（19册716页）此观即今北京白云观。又，魏抟霄《十方大天长观玄都宝藏碑铭》云：“国家定都永安，迄今四十余年，天长观媞奉香火。……明昌改元之元日，……起丁卯瑞圣殿，以奉太母本命之神。”[18]（19册717-718页）此太母即金章宗母徒单氏，《金史·显宗孝懿皇后传》云：“后以皇统七年生於辽阳。”[4]（1524页）是年岁在丁卯，与孝懿皇后的本命殿之名为“丁卯瑞圣殿”，可相互印证。据上二碑可见，不仅金世宗在中都天长观建有延庆、澄神、生真等皇帝元辰殿，而且金章宗即位后，也在此观为其母建了本命殿；天长观已成为金皇室的专奉香火宫观，这表明金朝帝后们也迷信本命忌讳。
总之，在宋代，为帝后设本命斋醮或建本命殿，已有制度化的倾向，可见宋代帝王的本命信仰视唐代帝王为普遍而虔深。另外，无论是宋朝还是金廷，本命殿大多建於道观中，这可证本命信仰受道教的影响似更多一些。但亦有佛教寺院为皇帝后妃修奉本命者，而之所以如此，是因密教虽相对式微，然其本命说仍有一定的影响，如宋释遵式《炽盛光道场念诵仪》言，在奉请三宝来临道场时，也要奉请“宅中长幼宫宿元辰”[19]（46册980页中）；炽盛光佛顶法本为密教的星宿信仰之一，故在其行仅中奉请元辰宫宿，自是情理中的事；但在与密教关系不大的行仪中，也有奉请本命星辰者，如宋释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一载，在授菩萨戒的十二科中，所要奉请的和“施戒功德”的回向对象里都有“住居香火本命星辰”[19]（46册860页上、862页上）。可见密教之本命说已渗透天台宗行仪矣。又，宋代禅林也流行“本命元辰”的用语，如《宏智禅师广录》卷三：“属虎人本命，属猴人相冲。”[19]（48册32页中）《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四：“将个业识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尽是痴狂外边走。”[19]（47册868页中）密教虽式微，然其本命说仍藉天台、禅宗继续发挥影响，而这即是寺院为宋代帝后修奉本命香火的原因。
次再述宋代士庶社会本命信仰的情况。《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正月庚戌”条云：“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士逊卒，车驾临奠。翌日，谓宰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临丧，朕以师臣之旧，故不避。’”[28]（1521-1522页）检《宋史·仁宗纪》，仁宗是“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4]（175页），是年干支为庚戌，是日干支为癸亥；故仁宗所言“庚戌是朕本命”，是指其本命年干支。据此可见，在本命年月日三个时间层次的干支中，宋代本命忌讳至少可以在年和日两个层次的干支之间交叉；如仁宗的本命年干支是庚戌，本命日干支是癸亥，那么他除在凡遇庚戌之年有本命之忌外，在平常年份每遇庚戌和癸亥之日，他也有本命忌讳，是则一年之中他的本命忌讳至少有十二次。当然这只是循理而言，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未必都会严格避忌，如仁宗就不仅本人以师臣之旧而不避，也不许宗室以本命之忌而破坏礼法，《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正月戊申”条即云：“降郢州防御使宗懿为信州团练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命日不临穴故也。”[28]（1780页）宋代的本命忌讳不仅范围广，且本命信仰的形式也多样，如宋代也有供奉自己的本命神者，《夷坚丙志·无足妇人》载，有朝士悦一鬼物所变之无足妇人，取致其家为妾，居一年许，在鬼物欲加害他时，得一伟丈夫救免；事后，伟丈夫告之曰：“我即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来救护。”[33]（429页）又，由于本命的地支与十二肖兽有关，故有的本命信仰者是不伤害自己的肖兽的，如《夷坚支癸·穆次裴斗鸡》载，穆度好斗鸡，曾怒己鸡败而虐之致死，后梦被北斗七垦所化之七道人迫至阴司而责之曰：“汝生於酉，鸡为相属，何得残暴如是？今诉于阴司，决不可免。”穆度赂以设醮而得放还，遂终生不复食鸡[33]（1234-1235页）。宋人还有为避本命之灾而去寺院转经藏者，如黄庭坚《山谷简尺》卷上云：“今日二长季及儿妇以老夫本命，到寺中转经藏。”[3]（1113册782页）
另外，《夷坚丙志·蛇犬毙》所载二事还颇能说明宋人本命之忌的另一类型：“林廷彦为临川守，之任未几被疾。廷中人正昼见人坐於厅事椅上，以为使君病间能出矣。或前视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於侧。取杖欲击之，蛇去不见，但毙犬，货於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黄县涂千里者，夏日与宾友坐於所居之燕堂，犬衔蛇径至前，啮杀之，委于地而去。客以为此杨震鹳雀衔鳣之瑞，千里愀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巳运而有蛇祸，吾殆不免乎！’不一岁，果卒。”[33]（469页）洪迈所记虽为怪诞之说，但其中蛇与犬的角色搭配恐非出偶然，而别有深意寓焉。此犬蛇相克之象极易使人以为是本于五行生克之说，为辨明之，我们先来看五行与十二地支、十二肖兽三者间的关系。古人就其关系所言各有异同，《淮南子·天文》云：“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22]（277页）其“四季”按理即指丑辰未戌四地支。虽然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四言此“盖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从五行出耳”[34]（723页），但从我们后举之例中，可知《淮南子》所言既是“干支从五行出”之理，也含有其间的搭配关系。如《论衡·物势篇》说，“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酉，鸡也，卯，兔也”，“金胜木，鸡何不啄兔”；“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6]（148-150页）。此处尚未言及辰，但其书《言毒篇》说“辰为龙，巳为蛇”，“龙、蛇，东方、木”[6]（957-959页）。又，《抱朴子内篇·登涉》说“午者，火也”，“巳亦火也”，“申者，金也”，“酉者，金也”，“子者，水也”，“亥亦水也”；葛洪仅说及此六个地支的五行配属，余者以“他皆仿此”而略[2]（303页）。以上三书所言仅在辰的五行配属上有异，故可谓是同一系统之说，但在古代也有其他说法，如《礼记·月令》“食麦与羊”句，郑注“羊，火畜也”，孔疏“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牛为土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但阴阳象多涂，故午为马，酉为鸡，不可一定也”[10]（1355页）。此为另一系统之说，其说除丑之牛属土、亥之豕属水，与前一系统之说同以外，余者皆异。孔疏仅言“犬为金畜”而未及巳蛇的五行，倘若我们假设其所未及的巳蛇同于前一系统而亦属火，那么，依五行生克中“火克金”之理，《夷坚丙志》所记犬蛇相克之象，似乎有了其可勉强解释得通的理据。但是，用后一系统之说来解释犬蛇相克之象，使人不免心存两个疑问，一是在后一系统中，孔疏所未及的巳蛇的五行是否果真属火，二是在宋代是否就流行后一系统的说法。对前一疑问，因无例证而无法回答，但对后一疑问，宋陈元靓《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己集卷上“定干支所属法”条却能答之，其言云：“甲乙寅卯木，丙丁巳午火，戊己辰戌丑未土，庚辛申酉金，壬癸亥子水。”[35]（152页）此书为宋代民间日用的百科全书，其记载颇能说明宋代士庶社会在两种系统说法中，是取前一系统而舍后一系统的；这也可证我们依后一系统所作的假说甚难成立。而宋代流行的戌犬为土、巳蛇为火的配属法，据五行生克中“火生土”之理，则见犬与蛇不仅不相克贼，反而还是相生相济的。据此，我们又能进一步反证出洪迈所记犬蛇相克之象，并非本于五行生克之说。那么，犬蛇相克又是本于何理呢？我们来看《事林广记》的另一版本，即《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壬集卷七“鬼门关”条：“亥怕凶辰戌怕巳，此时皆号鬼门关。”[35]（512页）此“戌怕巳”，与洪迈笔下的犬蛇相克之象是相通的；又，同卷“元辰杀”条复云：“鼠忌羊头向，牛嗔马不耕。虎增鸡觜堑，猴怨兔不平。龙嫌猪面黑，蛇惊犬吠声。”[35]（512页）此“蛇惊犬吠声”，亦指的是犬蛇相克之象。此条目名为“元辰杀”，而我们循前引道教《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及日僧静然《行林抄》所载的阳八阴六的元辰星推算法来验证之，则《事林广记》“元辰杀”条所言正与之相合。兹述验证过程如次：
综合《五行大义》卷二[7]（36页）、《七修类稿》卷四[36]（41页）、《戒庵老人漫笔》卷七[12]（270页）的记载，我们可知子寅辰午申戌属阳，丑卯巳未酉属属阴；现在试作推算：假若某人本命年的地支为申（或亥），而申为阳（亥为阴），那么按阳八（或阴六）来推算，从效申（或亥）为一开始，数到第八（或第六）就会是卯（或是辰），则本命年地支为申（或亥）者，其元辰地支即是卯（或辰）；而若以卯（或辰）为本命年地支，其元辰地支亦必会推算出是申（或亥），故申与卯（亥与辰）是互为本命和元辰地支的，此即所谓“猴怨兔不平”（或“亥怕凶辰”及“龙嫌猪面黑”）的组合。《事林广记》中包括“戌怕巳”或“蛇惊犬吠声”的其余四对本命和元辰地支组合，皆是按阳八阴六法来推算的。可见，洪迈所记犬蛇相克之象，应该是本于本命星与元辰星的关系“原理”，而与五行生克说无关。
此蛇犬毙故事甚有学术价值，我们据之可看出在宋代的本命忌讳中，也包含有与元辰星有关的元辰地支及其肖兽的内容，即互为本命和元辰的两个地支是克贼的，若本命地支的肖兽在其本命年与元辰地支的肖兽有克贼或斗杀，则前者的败死，兆示着其所象征之人也难逃本命之灾。
六、本命信仰在宋代以后的影响
从元到清乃至今天，本命信仰也一直不绝如缕，如《元典章》卷二八载有至元十六年元世祖的圣旨：“如今你每奏说：‘随路分州城里官人每，每年做圣节，……更兼本命日，又科敛钱物，百姓生受。’有如你奏说是实呵，从今以后，圣节、本命日，都住罢了，休做者。”[37]（787册302页）虽然元世祖为避免向百姓科敛钱物而停罢了作皇帝本命法事的旧例，但元成宗即位才三月又恢复了它，《通制条格》卷八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御史台呈：‘旧例，钦遇圣主本命日，所在官吏率领僧道纲首人等，就寺观行香祝延圣寿。拟合遍行依例施行。’都省准呈。”[38]（355页）又，据《常山贞石志》卷十九《祝延圣主本命长生碑》载，元仁宗延祐四年执礼和台尝在河北正定隆兴寺施经捐俸，“为圣主本命，看转诵读”[39]（18册13498页）。另外，在元人的别集中，我们还可见到为皇室成员的本命元辰所撰的祝文，如元黄溍《太史院秋祭祝文》中，即有《皇帝元辰天刚》、《皇后元辰小吉》、《太子元辰太冲》等九篇[40]（卷二三，叶二右、左）。而在明代，明武宗与宋徽宗禁屠狗一样，亦演出了一出禁止畜猪或屠猪的闹剧，《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一八一载正德十四年事云：“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41]（37册3515页）此外，据《国榷》卷五一[42]（3191页）、《罪惟录·武宗纪》及同书《正德逸纪》[43]（210页、1046-1047页）、《明武宗外纪》[44]（史都56册625页）载，是年武宗在保定、扬州、仪真等地，皆有此禁，或言其因是“以国姓同”之故。但《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言及还有本命信仰的因素：“余家藏旧通报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时牌面，其略云：养豕之家，易卖宰杀，固系寻常，但当爵本命，既而又姓，虽然字异，实乃音同，况兼食之随生疮疾。宜当禁革，如若故违，本犯并连当房家小发遣极边卫，永远充军。”[12]（143页）《万历野获编》卷一[12]（32页）和《两般秋雨随笔》卷一[30]（34页）所载大同，亦有“但当爵本命”之语。又，明代戚继光亦迷信本命，其《练兵杂纪》卷三《将官到任宝鉴》主张“凡上官赴任……等事，先看作主之人本命无犯冲克，然后选用”，并据“《道藏》经论本命支干对冲”，而详列了六十干支的对冲关系[3]（728册821页）。在清代，也有本命信仰的记载，《清稗类钞·迷信类》“鼠建楼阁”条：“盐城有何姓者，其家主人自以子为本命肖鼠也，乃不畜猫，见鼠，辄禁人捕。”[45]（4803页）此记载与前揭“永某氏之鼠”事殊相类。而在今天，也仍有本命迷信者在其本命年中要身穿红色裤袜，或在腰、臂上系红线以避灾。北京白云观每年春节时还有人到元辰殿去跪拜本命神像，而此盖与其在金朝时就建有延庆、澄神、生真、丁卯瑞圣等帝后元辰、本命殿深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