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长城的建筑与汉民族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长城论文,秦汉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万里长城，犹如一条长龙，它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河北山海关，东西相距一万余里。这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工程，是历经我国几个王朝的修筑而告竣的，由于其工程之艰巨，历史之悠久，举世罕见，故被誉为世界的一大奇迹。而对长城的研究，也就被视为一项专门学问，即“长城学”。目前，对长城的研究，还只偏重于长城本身，如有关长城的遗存、历史、沿革等方面的研究，而对长城自身之外的研究，除了从战争角度去研究长城外，诸如从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对长城的研究则相当少。本文拟对秦汉长城建置与汉民族形成的关系，作一探讨，作为填补“长城学”空白点的一个尝试。
关于长城的建置与汉民族形成的完成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历来有多种说法。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汉民族秦汉形成说。抗战前，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说：“我以为《中庸》里边‘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最早提出了汉民族秦汉形成说①。新中国建立之初，范文澜先生又著《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②，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提出自秦汉时，汉民族的“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就是‘行同伦’”，“‘车同轨’可以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比较科学地阐明了汉民族汉形成说。当时，由于学界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理解的不同，范文澜的文章发表后，马上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不少学人在对范文澜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同时，还提出了他们自己关于汉民族形成的看法：或认为汉民族是从明代后期起形成的，③或认为汉民族是人清代起形成的，④或认为汉民族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形成，⑤等等。在五十年代展开了一场关于汉民族形成的大讨论。由于各种原因，这场讨论没有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到五十年代末就匆匆经束了。直到八十年代初，有关汉民族形成的话题又在学术界重新提起，但到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文章都基本倾向于汉民族汉形成说⑥，争执已少，汉民族秦汉形成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目前，许多持汉民族秦汉形成说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时，都是偏重于探讨秦汉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问题，至于其共同地域的形成，则未见有专门论述。这大概是因为在研究汉民族形成时期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时，有《中庸》所说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作引导和依据，很容易入手，而要研究此时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则缺乏前人的引导和明确的文献记载作为依据，较难入手。对秦汉之际汉民族共同地域的研究，目前唯有范文澜先生指出的秦汉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就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这句话，但为什么说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没有说明。如果说秦汉之际汉民族已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而却未形成共同地域，那么就不能说其已形成；反之，在这种情况下，若汉民族也形成了共同的地域，其民族的形成也就完成了。
那么，秦汉之际，汉民族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共同地域呢？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遗书匈奴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并于是年制诏布告天下：“匈奴无入塞（长城），汉无出塞。”
《汉书·匈奴列传》记载：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曰：“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
由此可见，至迟在汉代，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均有各自的活动地域，且彼此间正是以长城作为分界线的。
我们知道，秦统一中国后，马上就采取了许多统一措施，其中采取的“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等措施，经秦一代的实旋，遂使汉民族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而“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⑦，与此同时，还“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⑧。总之，秦的“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⑨等一系列经营国防措施、无疑就是在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特别是与北方匈奴族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使彼此间产生了明显的隔离。据史载：“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⑩这样，汉民族便在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里初步确定了一个共同活动区域。不过，此时这个民族疆域还不十分牢固。秦末，匈奴族乘农民起义之机，大举南侵，占领了河套以南。于是汉一建立，就面临着与匈奴的疆域之争。汉民族为了巩固其疆域，不断加强对边防、尤其是长城这道藩篱的经营。
汉高祖刘邦，对匈奴的入侵，一开始也进行了坚决的抗击。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率兵32万，“从晋阳连战，乘胜北逐，遂至平城，”(11)由于轻易冒进，被匈奴困于平城（山西大同）东南十余里的白登七天七夜，后经行贿单于阏氏而得解围。为了巩固刚建立的政权，汉高祖遂采取了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和亲只能一时对匈奴有作用，到文、景之时，匈奴又“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12)对此，文帝、景帝也曾多次予以回击，如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7年）就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句注、北地，坚守以备胡，并修缮了秦时所筑长城。(13)西汉大规模的抗击匈奴和修筑长城，是汉武帝时进行的。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4)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对长城的修筑；到公元前121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往西延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为了充实河西走廊一带的边备，汉在这里设了郡县，首次在匈奴浑邪王旧地设洒泉郡(15)。发关东饥民罪犯数十万屯垦，开水利。而随着河西郡县的设置，长城也延伸到了洒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命张骞使乌孙及中亚各国，汉与匈奴的斗争逐渐向西北转移，长城也便一步一步地向西北延伸。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于是洒泉亭障至玉门关”，(16)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不仅修固了朔方以东的长城，还将之向东北延伸，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17)长城修到了卢朐河（今克鲁伦河上游）。另外，是年汉还在朔方以西的居延泽（今甘肃居延海）筑了长城，派重兵驻守以防御匈奴右贤王对新建的河西郡县的扰乱，(18)同时从玉门关以西“列亭障至盐泽”，(19)将长城西延至新疆罗布泊（盐泽）。至此，一条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长城屹立在汉民族的北方疆界上(20)。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匈奴不服，汉民族的北方疆域又开始不安靖。及东汉甫定，因国内多事，顾不到边疆防守，也遂采取了与匈奴和亲政策，没想匈奴却乘汉廷“空匮，资用不足”之机，(21)经常入塞侵扰。《后汉书·郡国志引汉官》记载：“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才十二三。边陲肖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隧绝灭。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堠堡壁。兴立郡县。”眼见疆土日损，(22)汉廷不得不派兵戍边和修筑长城。东汉对长城的建筑，主要在汉光武帝的建武年间：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二月，“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部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23)同时“遣谒者段忠将众部施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24)建武十三年（37年）“卢芳与匈奴、乌桓连车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施刑徙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25)建武十四年（38年），“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堠。”(26)东汉修筑的长城，主要在正北方向，如上述建武十四年修筑的四道长城：一、自山西离石县境（西河）西至陕西咸阳县东南（渭桥）；二、自陕西高陵县境（河上）东至山西夏县北（安邑）；三、自山西太原县（太原）东至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四、自河北定县（中山）南至河南临漳县西南（邺）。(27)
与秦一样，汉之筑长城是伴着谪民戍边和屯田同时进行的。正如《后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攘之于漠北，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以汉武帝期间为例，此期间汉民族向长城沿线移民垦殖就有好多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诸郡地屯田戍守土卒60万人；(28)无狩四年（公年前119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是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三万五千口”；(29)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发戍田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30)长期大规模的向长城沿线移民屯田，使长城沿线以内的地方渐渐产生了许多汉民族的居民点，从而改变了长城纯粹是战争防御线的局面，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南北民族的区域分界线，而这个分界线，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双方的承认，如汉民族的皇帝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匈奴族首领单于也说，“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于是，汉民族在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之同时，又形成了以长城以南为广大疆域的共同地域。至此，汉民族的形成也就宣告完成。
秦汉长城建置的民族背景
筑长城以拒匈奴，并非始于秦汉，早在战国时代已有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均筑长城以拒匈奴。由此可见，汉民族虽说是形成于秦汉，然其民族自我意识的萌芽却很早，至迟不会晚于战国。秦、赵、燕三国筑长城拒匈奴即是这种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秦汉长城的滥觞。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每个民族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一个民族形成的同时，在其周围必然也有另一个或几个民族在形成，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包含着人类种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文化丛体，可以说不同的民族就是不同的文化群，这些不同文化群的产生，是在相互产生差异或对立的情况下形成的，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就是因为其感觉到了自己明显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汉民族自我意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汉民族的先民华夏族，不仅能把居住于其周围的民族一一识别开来，还能指出他们之间明显不同的地方：“中国（华夏）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31)不仅是汉民族的先民有这种感觉，就是其他民族也有此意识。例如戎人当时也认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32)基于这种意识，各民族产生了互相排斥心理，即华夏族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3)于是民族间的磨擦与战争也随之展开。当时居住于中原一带的汉民族先民华夏族经常受到周边异族的骚扰，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下侵掠，故《诗·小雅·采薇》有言：“靡室靡家，
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西周就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犬戎攻入镐京后灭亡的。东周时，这种民族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春秋时，汉民族的先民诸夏掀起了一场“尊王攘夷”的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战争，在这场斗争中，以齐桓公联合诸夏，内辅王室，外攘戎狄的事迹最突出。《国语》云：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南城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帅诸侯而朝天子。”(34)当时孔子曾赞扬说：“管促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促，吾其被髪左衽矣！”(35)春秋时期“尊王攘夷”的斗争，在某个程度上，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族的内聚力，而华夏族在这场斗争中，也得到了发展壮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及民族形成时说：“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而到了野恋时代的高级阶段，“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密切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放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然的了。”正如恩格斯所说，汉民族的先民华夏族，在春秋战国之前，主要是分散在各个诸侯国中，到春秋之际，诸夏联盟“攘夷”，便朝汉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再到战国，散居于各诸侯国的诸夏，彼此间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更加密切，彼此间的融合也加快了，又加之外御异族入侵的共同要求，使诸夏走向统一成为必然。这样，随着秦一统六国，诸夏联成一体，汉民族便披着国家的外衣出现了。
由上可见，秦汉长城的建置，是战国期间诸侯国筑长城以拒匈奴的继续，而战国期间诸侯国的筑长城以拒匈奴，则是由春秋之际诸夏联盟“尊王攘夷”发展而来。概括于说，汉民族是在中原诸夏与周边异族，特别是北方诸胡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长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筑起来的。
汉民族形成之我见
说到中原诸夏与北方诸胡的斗争，有必要继续追源溯流。究之，其源头是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这里，让我们从对我国原始民族的划分入手。
对我国原始民族的划分，历来有多种说法，目前尚未有统一的看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徐旭生先生的划分法，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将我国的原始民族划分为：(1)炎黄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出于陕甘黄土高原，后来沿黄河东进，而分布于华北一带，即是后来华夏族的来源；(2)风偃集团。即太皞、（风姓）、少皞（赢姓，赢同偃）的后裔，分布于淮、泗、河、洛的东方平原，即后来东夷诸族的源头；(3)苗蛮集团。为南方民族，主要分布在洞庭湖、鄱阳湖之间。(36)二是蒙文通先生的划分法,他在《古史甄微》中，将我国的原始民族划分为：(1)海岱民族，处平汉铁路以东，又称泰族；(2)河洛民族，位平汉铁路以西，又称黄族：(3)江汉民族，位于江、汉水流域，又称炎族。(37)我国远古民族比较复杂，以传说或文献记载的某一人物、部落、或地域来概括，都难以说清楚。这里，我们将民族学资料、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考察，以我国原始民族的生产方式为依据，大体将之划分为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和半渔半农民族三大集团。
原始游牧民族集团，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文化，是以细石器文化为主，出土了一大批以玛瑙、石英、燧石等打制出来的，适宜于狩猎和畜牧生活的细小器物，有尖状器、切割器、簇头、石核刀、圆刮器、砍砸器和石核、石叶等。这类以压制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都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文化。(38)至于我们所见到的传说中的北方民族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北方民族——戎、狄、胡，莫不属于随畜转徙的游牧民族。
原始农业民族集团，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以南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有自己的文化发展系列，大体是：前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公元前5500——前4800年）——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前1900年）。这些文化遗存，与北方的细石器文化有明显的不同，均属于典型的原始农业经济文化遗存，至于“沿长城一线存在的既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成分，又大量存在细石器，就是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结果”。(39)传说中活动于中原地区的炎、黄等民族，也莫不属于农业民族，而其后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来的夏、商、周也都属于农业国家。
原始半渔半农民族集团，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的东南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这地区以富有地方特色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明显区别于中原的文化，在其文化遗存中，虽极富农业文化特征，但也含有一定的渔猎文化内涵，这表现在这些文化贵遗存中出有独木舟、干栏建筑及有一定数量的贝丘遗址。至传说时代，南方民族也是多属舟楫民族，如《淮南子》记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困之也。”(40)而始见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我国南方民族——越族，“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辑为马，往若飘风”，(41)亦是以从事渔猎和农耕为主的民族。
根据上述的划分，华夏与四裔的不同，可能是由于各自所属的经济生活类型所致。由于中原农业民族的经济生活比较稳定，故社会发展较快，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其自称为“华”、“夏”或“华夏”，便带有浓厚的大文化色彩；(42)至于南方半渔半农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其经济生活相对不稳定，故社会文化较中原农业民族落后，便被中原农业民族贬称为“四裔”，即戎、狄、夷、蛮。在这三大原始民族集团中，中原农业民族居于中间。由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故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较激烈，而中原农业民族与南方半渔半农民族，在文化上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故民族关系相对缓和些。从这个角度来讲，汉民族的形成，是中原农业民族在与周边游牧民族及半渔半农民族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而来的。
一点说明
综上所述，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是中原农业民族在共同抵御周边异族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秦汉长城的建置，就是汉民族形成完成的标志。不过，在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我们把秦汉长城一线作为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并不意味着也把长城看成是秦汉之北边疆域，众所周知，自秦汉始，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封建集权国家，秦汉之际的北疆，均已远远超出长城一线，我们在这里是把秦汉长城放在民族学上考察，根据当时长城的文化性格而提出这个看法的，与我国历史上的疆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而我们把秦汉长城当作南北两种文化分界线的同时，也认为长城是当时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汇线，当时南北两种文化的互相接触与传播，都是从长城脚下开始的。当时南北民族正常的交往方式——关市，均设于长城一线关口，诚如西汉贾谊所说：“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讨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已不以许之大市……则胡著于长城下”，(43)关市使“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44)于是南北两种文化在此不断得到交征和传播。
注释：
①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1期。
②刊于《历史研究》1954年3期。
③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教学与研究》1955年6期。
④见张证明：《试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4期。
⑤（苏）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2辑。
⑥参见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中有关文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
⑦《史记》卷88《蒙恬列传》。
⑧《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⑨《汉书》卷27《五行纪》。
⑩汉贾谊《新书》卷1《过秦论》。
(11)《汉书·高帝纪》。
(12)《史记·匈奴传》。
(13)见《汉书·孝文帝本纪》。
(14)《史记·匈奴传》。
(15)《史记·大宛列传》：“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16)《史记·大宛列传》。
(17)《汉书·匈奴传》。
(18)纪庸编著：《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19)《史记·大宛列传》。
(20)汉、赵充国《屯田秦》，见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
(21)《后汉书·伏湛传》。
(22)据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东汉北疆比西汉少了五十四个县。刊于《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创刊号、第2期。
(23)《后汉书·光武纪》。
(24)《后汉书·杜茂传》。
(25)《后汉书·王霸传》。
(26)《后汉书·马成传》。
(27)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
(28)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29)(30)《汉书·武帝纪》。
(31)《礼记·王制》。
(32)《春秋左传正义》卷16。
(33)《晋书》卷56《江统传》。
(34)《国语》卷6《齐语》。
(35)《论语注疏》卷14。
(36)参阅除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37)参阅蒙文通：《古史甄微》。
(38)(39)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1月。
(40)《淮南子·原道训义》。
(41)《越绝书》卷8。
(42)唐嘉弘：《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上）》，《文史知识》1987年6期。
(43)贾谊《新书》卷4《匈奴篇》。
(44)《史记·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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