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时期豫省基层河务机构的重建及研究
贺咪咪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六省黄河埽坝河道全图》中第三幅舆图为蓝本，将地方性地名材料与已有地理信息数据对接，从而对道光时期豫省黄河堤防系统进行基于GIS的重建。在此基础上结合档案材料与地方文献，提取舆图中相关信息，对以往黄河史研究中重视不足的清代河务基层管理机构进行研究，认为清道光时期豫省河务机构设置遵循“分汛”原则，空间分布呈现“隔河而治”的特点。“分讯经管”“隔河而治”虽便于明晰河务官员权责，减少推诿，但各管一段造成险情转移、河道工程量增加等弊端也显而易见。
关键词： 道光；黄河；河务；黄河管理机构
黄河自三门峡出黄土高原，向东进入豫省。武陟以东为华北平原，黄河流速减缓，曲流发育，历史上的决口、改道多发生于此。其中，豫省在宋代之后饱受“黄患”之苦，故清代有“欲治河南，必以治河为先务。河水一日不治，则豫省一日不安”[1]之说。清廷建立伊始，就重视治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累朝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堤固防，至嘉庆、道光时期，黄河下游豫鲁苏地区已经堤防绵延[2]。与工程相伴随的是清代复杂、庞大的黄河管理系统，这个管理系统包括官僚层级、财务制度、物料制度等，是清中央管理河务的最重要手段。
清代河南的河务层级，大致为河道总督—管河道—厅—汛—堡等若干级。顺治初年设河道总督驻济宁。顺治九年(1652)设河南省归德府管河通判，河政体系以济宁为中心向豫省扩展。康熙十七年(1678)将豫省岁修工程交由河南巡抚料理。至雍正二年(1724)，在豫省设副总河管理豫省河务。至雍正六年(1728)，授副河道总督为河东河道总督，分管河南、山东段的黄运两河事务[3]。自此之后，东河、南河两河分治，东南两河道总督无主副之分，东河河务地位由起初的附属于以南河为主的总河，上升到与南河同等地位。康熙十七年(1678)，河南省特设管河道，以协同巡抚治河。雍正五年(1727)时又设河北道一人驻武陟兼管河务。顺治时就有河厅设置，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不断增设，至道光时期豫省共有13厅。厅的长官由府的佐贰官担任，如同知、通判等。汛制最晚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确定[4]，其长官由县或散州一级的佐贰官或县属官担任，即县丞、主簿、巡检、州同、州判。河堡驻于河堤之上。豫省河堡开始发挥其作用的时间不得而知，但堡制的完善应在雍正时期。其中，厅、汛、堡直面每年黄河之水情，本文暂且将其作为清代河务的基层管理机构。
以往治黄河变迁史者，如岑仲勉、[5]贾国静、[6]马俊亚、[7]李德楠[8]等对河工体系的研究多关注上层机构，河厅以下的河工体系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厅、汛、堡面对着不断变化中的黄河，能直接体现河防体系在实际情况中如何发挥作用。河务基层机构针对性研究是清代黄河史研究中面临的极为迫切的问题。此项问题的解决，可以为清代黄河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参考，使研究者可以更为清楚地将史料中黄河相关记载与其地理位置信息联系起来。黄河作为横跨多个地理区域与政治区域的动态研究对象，其相关研究更应该在相对精细的地理环境下进行。这正是此次复原工作的初衷。同时，在河道管理、河工财政等专项研究中，河道总督、河南巡抚乃至清廷中央的治河策略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基层河务机构进行相应的执行落实，以物料筹集、人夫调配、经费支出等问题为指征的治河政策落实情况的研究，绕开基层河务都无从谈起。
以往研究受制于资料和技术方法，无法将史料中的“汛、营、堡”等基层地名与现代地理信息建立起联系。近年以来，在历史地理学界，以GIS(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技术提供了处理此类问题的可行方案。清代黄河研究多以档案材料和会典事例为主，研究内容受制于材料，无法深入厅、汛、堡等基层黄河管理机构进行系统性研究。这也是黄河史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此项基础性的研究在利用清代河图的条件下逐步清晰，有迹可循。因此笔者希望将清代河图与地方性文献结合，通过图形化史料和多种地理信息数据重建豫省的基层河务机构分布,对清代黄河研究方法进行新的探索。
一、道光时期豫省黄河堤防系统的重建
(一)资料来源
1.地图资料
重建使用了两幅古地图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六省黄河埽坝全图》(编号G7822.Y4N22.L8, Liu sheng huang he saoba he daoquantu)中的第三幅图(以下称《豫省河道图》)，是此次重建的基本依据。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9]中将此图所示信息的时间定为1803年至1820年之间，但笔者认为应在1820年之后，原因有二：其一是图上“寜”字避道光帝讳均写为“寕”[10]。其二是《豫省河道图》上有“中牟大工”一段，可将图示信息的时间上限定为中牟大工之后，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同时图示黄河下游还未在铜瓦厢一处决口改道，因此可将图示信息的时间下限定在铜瓦厢决口时，即咸丰五年(1855)。综上，《六省黄河埽坝河道全图》绘制内容反映的时间年代为1843年至1855年之间。《豫省河道图》图幅西自武陟汛嘉应观，东至铜瓦厢所在的兰阳上汛。
豫省黄河南北两岸管河道有二，北岸为河北道，南岸为开归陈许道，两岸分治。河北道下辖5厅，开归陈许道下辖8厅，各设有道库收支分管河工银。豫省的河务机构包括黄河北岸的黄沁、卫粮、祥河、下北等4厅和南岸的上南、中河、下南等3厅。厅下设汛，每厅辖汛数量不一，少至1汛(祥河厅、中河厅)，多至4汛(上南厅)。多数为每厅辖3汛。汛依黄河大堤而设，汛辖范围受堤长及县界影响，每汛长度不一。汛下设堡，堡的数量受堤长影响也相差甚多，少至2堡(下北厅陈留汛)，多至38堡(下南厅祥符下讯)。“(雍正)九年议准，江南省黄运两河堤岸，每二里盖堡房一座，设夫二名。”[15]在进行豫省黄河堤防系统重建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堡的间距并非“二里”，豫省七厅平均堡间距约263丈。上南厅荥泽汛堡的平均间距最小，约为184丈，不及“一里”；而上南厅郑州上汛堡的平均间距最大，约为426丈，超过“二里”。堡的间距与数量为何不一，文字记载尚不明确，目前可推断为依据不同汛段工程量不同所导致的。每堡设堡夫数也并非2名，豫省7厅平均每堡设有堡夫2.8名。卫粮厅阳封汛平均每堡设堡夫数最少，约1.6名；祥河厅祥符上汛平均每堡设堡夫数最多，约3.8名。豫省堡夫数在雍正初达到900余名。雍正三年(1725)，田文镜曾上奏“题为详请仍留堡夫以重修防以资巩固事”[16]，是对雍正二年(1724)自江南拨1 000名河兵至东河后可能裁汰豫省堡夫的回应。最后堡夫并未被裁汰。此奏疏中有“切查黄河两岸，堤工绵亘千有余里，向设堡夫九百余名，令其按堡修防”[16]。雍正八年(1730)时豫省增设堡夫340名。至嘉庆、道光时期堡夫人数基本固定在1 400名左右。嘉庆末年，豫省共有堡夫1 396名；至道光时期，有1 390名。其中嘉庆末豫省7厅有堡夫940名，道光时期有895名。黄沁厅减少24名，祥河厅减少21名，其他5厅未发生变化[17]。
再以《民国三十四年制二十五万分之一中国分省图》中的《郑县图》为辅助地图。此图利用现代地图学方法绘制，精度准确，并有1945年郑州地区黄河大堤的地理信息显示。将初次复原后的豫省河堤与配准后的《郑县图》进行比对后发现，郑州汛五堡至十八堡之间河堤受道光时期河道影响与民国时期位置不同；郑州汛头堡至四堡，中牟上汛、中牟下汛头堡至九堡间河堤与《郑县图》中堤坝位置接近。《郑县图》中牟汛河堤与黄河相距400余米，仅为图中其他河堤距离的1/3甚至更少。这与当时“宽河固堤”的筑堤方略相悖，因此这一段堤防系统应是民国时期沿用清代大堤加筑而成，从而可以通过《郑县图》对这一区域的堤防系统进行复原。
因黄河河道南迁，这一区域黄河南岸的河堤由原来的在中牟、阳武两县境内演变成只在中牟境内。这与嘉庆、道光时期的中牟上、下两汛地理位置情形相符。引文中吴志所言“旧志”即乾隆十九年(1754)孙和相所修县志。因此也可推断乾隆十七年(1752)之前，中牟上、下汛之间曾有阳武汛，后因河道南摆，黄河南岸的阳武汛随阳武大堤消失。
重建以中国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2015年居民点空间数据(河南省)(1) 中国境界与政区图层2017版,http://service.tianditu.gov.cn/#。 和1820年层数据 CHGIS V4中的河流数据和地名数据(2) CHGIS V4, https://sites.fas.harvard.edu/～chgis/data/chgis/v4/。 为空间标准。
3.现代地方志、地名志资料
“分汛经管”的预期设想是便于管理，权责分明。但这样看似界限分明的河汛管理方式，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河防管理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考察《豫省河道图》中的堤防系统可以发现，如果将连续两个以上的河道小工程定义为“复杂工程”，那么豫省7厅的各汛交界处存在“复杂工程”的只有祥符上、下汛交界一处。但这一处复杂工程是“祥符大工”，不属于常态下的河道工程。因此两个交界河汛之间的河防事务处理是“分汛”制度下存在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临河相对的两汛之间也存在因“分汛”而产生的问题。笔者在数据化《豫省河道图》的过程中发现，河道有五段坐弯明显(古地图与现代测绘地图不同，更加突出其需要表现的信息。数据化之后的河图反而缺失了这一信息(图1 )。但回到原图中方可见五段坐弯)。如果以北岸为参照，这5段分别为：卫粮厅阳武汛头堡至六堡段(下称Ⅰ段)，卫粮厅阳武汛十五堡至阳封汛十三堡段(下称中牟大工段)，卫粮厅封邱汛头堡至十五堡段(下称祥符大工段)，祥河厅祥符上汛十堡至十六堡段(下称Ⅳ段)，下北厅陈留汛头堡至兰阳厅十堡段(下称铜瓦厢决口段)。Ⅰ段河道向南坐弯，其北岸有一处大型挑水工程。中牟大工段河道坐弯4处，其中最西侧一段向南坐弯，成为中牟大工决口处。此处河水北岸亦有一处延伸至河道的大型挑水工程。祥符大工段河水有3处坐弯，最西侧一处南向坐弯后在河道堤工控制挑水之后又北向坐弯；北侧河堤亦筑有大型挑水工程，又将河道挑至南向坐弯。这一处南向坐弯发展成为祥符决口。Ⅳ段与铜瓦厢决口段没有大型挑水工程。由以上5段坐弯显著河道看，虽豫省河道曲流发育，容易有坐弯产生，但河道大型挑水工程的修筑会将此向的坐弯河道引至彼岸。如果对岸河厅无法及时修筑相应河道工程，便会遭至决口。同样，图中仅有中牟大工一处有开挖引河。大工不同于日常岁修、抢修、另案等工程，它是黄河决口后由朝廷直接任命河官而进行的大型堵口工程，因此不受“分汛”制度限制，而可以在南北两河厅之间的河道中进行。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有挑水工程的4段堤防系统中，其水流形势均威胁其对岸的堤防安全。如果此形势在挑水工程修筑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这一工程的修筑无疑是没有顾及对岸防御系统的安危；如果此形势是在挑水工程修筑之后形成，可见此番工程在筹划时就未能考虑到水流会因此威胁对面堤防，抑或是工程修筑之前已经预见到会导致的后果，但也并未顾及对岸堤防而改用其他类型的工程。
《豫省河道图》中的地名具有极强的地理信息意义。通过对所示地名的文献考证，确定了今中牟县六堡、九堡村分别为河图中中牟下汛黄河大堤上的“六堡”“九堡”；今中牟县杨桥村为河图中中牟上汛南侧的“杨桥”(3) “(清道光年间)依黄河防汛第六堡房建村”见中牟县地名办公室编《河南省中牟县地名录》1987年版，第173页；“村西有水潭，为清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决口处”见第166页；“杨桥，原址在村西”见第171页。 ；今郑州市六堡村、七堡村、八堡村北200米分别为河图中郑州上汛黄河大堤上的“六堡”“七堡”“八堡”(4) 花园口乡志编写组.《郑州市郊区花园口乡志》，1986年版，第77页。“八堡村位于花园口东七公里处，因古时防汛修筑堡房而得名……1979—1981年，因黄河部门淤背固堤，向南搬迁二百米”;“七堡1979—1981年间向南搬迁二百米”;“六堡1979—1981年间向南搬迁二百米”。 ；今郑州市核桃园为河图中荥泽汛界黄河大堤与南侧月堤之间的“核桃园”；今郑州市北来童寨村为河图中郑州下汛的“来童寨村”；今新乡市清河村为河图中祥符下汛黄河大堤北侧的“清河集”[14]；今新乡市陈桥为河图中祥符上汛黄河大堤与北侧月堤之间的“陈桥镇”[14]；今新乡市荆隆宫为河图中封邱汛黄河大堤与北侧月堤之间的“荆隆口”[14]。除此之外，今原阳县郝庵村、曹庄村、张庵村应为河图中阳武汛黄河大堤南侧与黄河之间的“郝庵”“曹庄”“张庵”三地。现代地名中，虽村落会有重名，但在此精度下，三个村落按序自西向东分布，可以排除重名的情况。同时现在此三个村落以南还有现代村落，而河图中此三地紧邻河道，因此也可排除因黄河北侵导致村落北迁的情况。确定《豫省河道图》中部分地名的地理坐标后，根据图中黄河大坝与定点的位置关系，对豫省的黄河大堤及河堤上的堡与汛界进行了复原。《清会典事例》中记载有江南河道堡的设置原则，“(雍正)九年议准，江南省黄运两河堤岸，每二里盖堡房一座，设夫二名”[15]。目前尚未见到关于豫省堡制的资料。因此在复原过程中，精度较低的区域遵循“二里一堡”(一里约长576米)的原则，精度较高的区域适当调整，同时保证每个汛内的堡间距相同。在复原堡的过程中，同时确定了汛界。最后对月堤及埽坝工程进行了复原(图1—图4)。
(二)重建过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省各县、市、地区曾大规模组织建立地方志、地名志编纂小组，修订了系列地方志与地名志。通过查阅其中的《郑州市郊区花园口乡志》[11]《郑州黄河志》[12]《河南省中牟县地名志》[13]《河南省新乡市地名志》[14]等，可以将《豫省河道图》中的一些地名信息与现代地名数据建立起联系。
图 1道光时期豫省黄河堤防系统复原图
图 2道光时期豫省黄河堤防系统复原分域图 1
图 3道光时期豫省黄河堤防系统复原分域图 2
图 4道光时期豫省黄河堤防系统复原分域图 3
二、道光时期豫省河务机构的分布情况
河汛在堤界与县界的影响下，呈现显著的沿河分布且“隔河而治”(即分布在黄河河道两岸的河汛各成单位，没有跨河道设汛现象)的特征。“隔河而治”现象不仅是河汛分布的特征，同时表现在河厅、河堡分布上。但因河道工程建设多以河汛为单位，故分汛考察更便于分析“隔河而治”对河道工程所产生的影响。
表 1道光时期豫省河务机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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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豫省河汛分布特征与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规定“嗣后黄运各工除道员外，文武员弁，将堤工段落丈明里数，分汛经管，俱令于堤工紧要处盖房居住。一切兵夫土牛子堰柳株等项，责成分驻之员一体兼管”[4]。清中期形成了分汛管理的定制，通过“分汛”明晰河务官员权责，以便在河道工程出现问题时河官可以及时处理，上级河务机构有责可追，从而减少推诿含混造成的诸多问题，提高治河效率。那么汛的划分原则以及在这一原则下设置的河汛是否有利于治河，正是此部分要探究的内容。
2.4 超声评估与US-G FNAC统计学指标比较 US-G FNAC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高于普通超声，假阴性率低于普通超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特异度和假阳性率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一)“分汛”原则与河汛分布特征
从《豫省河道图》的复原过程中可以明确，河汛因堤而设，设汛是为了固堤保堤。因此堤界即两汛交界。从民国二十五年《中牟县志》中的一段材料还能推测出“县辖范围决定河汛界限”的分汛原则：
黄河南岸大堤，西自郑州堤界除中隔阳武大堤八百九十五丈外，东至祥符堤界止(顺长九千三百二十二丈，堡房二十六座)。吴志云，旧载南岸大堤中隔阳武，其时河尚迤北也，后水势南迁，全在中牟境矣，现计西自郑州界起东至祥符界止，大堤共长五十八里，一百六十四丈五尺(上汛堤长二十里一百四十三丈五尺，堡房十一座，下汛长三十八里三十一丈，堡房二十座)[18]。
2.电子地名数据
根据《豫省河道图》上的文字资料，将道光时期豫省河务机构设置列表如下(表1)：
(二)豫省河汛分布特征下产生的治河问题
压缩机启动前，供油系统正常投入运行，盘车装置在启动之前需要停止，中控室内确认压缩机转速为零并确认大轴完全停止。压缩机的启动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压缩机的开车模式、机组冲转及低速暖机、机组启动及压缩机停车。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的黄河史研究认为，清代黄河管理更加重视南岸的堤防建设。因为黄河一旦发生南决，河水必定汇入运河，影响漕运，从而影响政治中心的粮食供应。在复原图中也可见，黄河南岸堤防相对北岸更为复杂。清代“治黄保运”思想强化了“分汛经管”的实施，同时也激化了“隔河而治”产生的问题，如河堤之间引河一类工程因“分汛”制度难以施行。南岸河堤安全常因北岸挑水工程受到威胁，只能投入更多经费以修防，而北岸因经费紧张，在河水侵袭时选择快速有效又节省经费的挑水工程，最终导致河道工程量总体增加，治河经费也不断攀升。或因经费拨发不及时，或因物料筹备不力，或因人力调动不充分，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治河工程整体功亏一篑。
中老年、儿童是比较特殊的游客群体。一般情况下，未满18岁建议是有监护人陪同的。欧美等一些国家签证手续审查也较为严格，在未成年人签证申请时会要求监护人或者是陪同人的公证和认证。因此，在出国前应该先咨询好哪些国家允许未成年独自出境旅游。对于老年人一定要谨慎选择独自出国自助游，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时差、水土不服等造成一些问题。
航站楼环境参数实时无线监测系统主要由检测器节点、路由节点、协调器节点和上位机组成。检测器节点采集航站楼内CO2浓度、温度等环境参数,然后以WIA-PA网络协议将数据发送到路由节点[6]。路由节点负责寻找,建立以及修复路由信息,并向网关发送数据包。协调器在WIA-PA网络中负责网络的建立及配置,接收路由节点的数据并通过串口RS232与上位机通信。上位机通过监测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存储及显示,并具有节点管理、历史数据查询等功能。监测系统总体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四、结语
基于GIS技术对传统舆图中的河道工程进行重建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舆图上地名信息与现代地名的对接。地名对接完成之后，可以利用地名与地名、工程与地名、工程与工程之间的位置关系，对传统河道舆图进行不同精度的复原。
一对多(OVA)拆分策略：将多分类问题进行拆分，若样本具有M个类别，则将数据集划分为M部分，每一部分为一个类别，与OVO不同的是，使用训练时的分类器数目与参与训练的数据不同。OVA只需要M个训练器，即只形成M个二分类任务，因此参与训练的数据与OVO不同，它是依次分别以每一类别为正类，其余类别的数据集统一带上负类的标签，也就是将其余数据集的标签重新打上。若最终各个分类器的预测结果出现一正多负的情形，则将最终的预测类别附上所在正类的样本标签；若出现结果为多正多负的情形，则最终的预测类别为置信度最高的正类样本的标签。
目前，由于道光时期河南省县界的不确定性，使得有关河汛划分原则的进一步研究无法深入展开。就目前的文献资料记载看，河汛长官由县一级佐贰官或县属官担任。如果汛界依县界而定，河汛长官的权责范围则十分明确；但如果县界并非汛界的唯一划分原则，那么汛界与县界之间产生差异的地区，河汛长官的行为就会受到阻碍。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对豫省“隔河而治”或“隔岸而治”的河政制度予以重视。甚至从未有人专门提出这一项划分原则。但事实上，从汛至厅及道，豫省的河务机构都是隔河而设的。南北分治可以使信息传递、资金运转、物料运输更为方便快捷，但正如上文所述，隔河而治的弊端会造成险情的转移。治河机构修筑河道工程仅着眼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河患，并未顾及对面的河防是否会因此受到威胁。由于河道的摆动，这样的设置还会产生其他一系列问题。如，原属黄河南岸的基层河务机构可能因河道南摆演变至北岸。这种情况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方法是否得当，是今后需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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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65( 2019) 03-0028-07
收稿日期： 2019-05-22
作者简介： 贺咪咪(1995—)，女，河南焦作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
[责任编辑：邓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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