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成功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形成比较普遍与肯定的看法，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各国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与学者中间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与经验，至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模式，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已正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与中国一样走出“苏联模式”但道路不同的俄罗斯，也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经验，总统普金在内部场合多次提出，俄罗斯要学习“中国模式”。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对中国怀着什么“希望”和复杂心态的政治力量与学者，也纷纷开始关注“中国模式”。作为中国人自己，更需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正视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一、三种改革模式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三种改革模式，分别发生在拉美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具体的道路均不相同，结果也大不一样。如果要寻找三种改革模式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实行市场经济转轨。拉美国家与俄罗斯改革的共同点较多，核心是他们都定位于西方民主发展模式，响应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90年代的经济都呈衰退之势，改革缺乏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社会政治稳定。
1.“拉美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1990年前后，拉美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涉及贸易开放、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税收制度改革、劳工市场等领域。拉美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宏观经济形势曾一度有所好转。但1995～2002年的8年间，拉美经济先后三次衰退，改革对增长的影响是“令人惊奇的小”，“经济增长速度和期望值相比令人失望”。① 同时，拉美经济改革还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利用外资的风险意识淡薄，主要靠外资来增加进口和推动经济增长。进口急剧扩张，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大批中小企业(或生产者)破产或处于经营困境，对生产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经常账户赤字剧增，形成对外资高度依赖的局面。拉美外债余额由1991年底的4610亿美元增至2000年底的7405亿美元，10年净增2795亿美元。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风险。同时，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迅速放弃保护政策与国家广泛的干预，问题还在于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非自主性，一是由西方国家在拉美国家债务危机深重、经济全面衰退的时期，作为解决债务危机的条件提出来的；二是改革方案都被要求遵循“华盛顿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可以归结为“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它把反对国家干预推向了极端，而把自由市场的功能无限地加以夸大，这种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的误导，被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如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所批评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身变成了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都可以牺牲。”② 拉美国家按照发达国家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依赖国外资本发展经济，在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以后，不仅国际资本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一些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30年左右才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成为发展中国家警惕的发展与改革模式。
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圣地亚哥共识”主要包括六个观点：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华盛顿共识”在理论上也受到西方学者的不少批评。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论出发的“欧洲价值观”，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欧洲价值观”与“后华盛顿共识”虽然有一些新的发展观点，但都缺乏有说服力的成功例子。
2.“俄罗斯模式”
在我国探索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进程中，西方国家向要求改革的国家推荐一套自由主义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主张“震荡疗法”。1990年以后，前苏联、东欧国家实施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结构调整政策”，以及美国学者设计的改革方案。1992年初，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
俄罗斯实行广泛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1998年10月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俄罗斯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掠夺对象的犯罪事实。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私有化更准确地讲，就是腐败化”。连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雅诺什·科尔奈也承认，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私有化的同义语。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外国资本能够自由进入，实行了市场经济，同时出现了多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民经济像自由落体一样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强，而在10年后却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当时担任苏共中央委员的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社会和谐又是怎么样呢？在俄罗斯社会，在整个共和国之间，分裂路线相互繁殖，斗争和争论愈演愈烈。甚至连党的出版物都宣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不只是失败的问题，而是彻底失败。”③《年轻共产党员》杂志1990年12期指出：“国家在滑坡之中，政权无能为力……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犯罪猖獗，失业严重……民族冲突导致流血……街上行人愁眉不展的表情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昏暗处境和危机……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遭到侵蚀”。许多国家10年左右才恢复到东欧剧变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欧国家的许多人开始认为，将在东欧扎根的不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而是“野蛮资本主义”，一味追求利润、无视人性和环境的“野蛮”部分显露无遗。还具有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社会和经济中存在巨大差距和严重的不平等特征。④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表明，照搬“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市场不能正常有效运行，经济不能持续增长。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带来了经济大幅下滑和社会政局剧烈动荡等严重问题。
3.“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年均增长9.4％，是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目前，中国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六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外贸增长达56倍之多，2004年达到1.1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30％。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⑤
我国没有照搬诸如“华盛顿共识”等改革与发展模式，而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渐进式改革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道路。不到10年时间就能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即使是那些希望中国政治“剧变”、经济弱小的西方政治人物与学者，也开始对中国另眼相看了。2005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了“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进展、存在的危险及国内外的含义”的学术研讨会。美国人为什么会对另外一个国家感兴趣？一般而言不外乎两点：一是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二是市场。“中国占有两者的结合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第一，中国的崛起；第二，市场，已经是现实的市场。”到会专家们趋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国际力量结构的大转型。能够逆转中国崛起之大势的力量在理性范畴之内几乎不存在，换言之，中国之崛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及相应的社会体系已经有了良好的应变生存能力，而且经济机器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能力，甚至可以说有了一定的推动和引导能力。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未来5～10年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如果中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则它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⑥
在国际上，许多朋友高兴，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为他们增强了发展信心，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中国的经济崛起。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及其孪生体“围堵中国论”、“遏制中国论”。不管风吹浪打，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进入新一轮的增长阶段。
“中国模式”的成功，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不断改善。尽管西方一些右翼政客长期都在做妖魔化中国的草根性工作，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其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活动的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转趋正面，甚至在全球意见平台上，友好良善的言论也日益增多。最近，跨欧洲的民调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达48％，对美国持正面评价的只有25％。而在美国，正面评价中国的高达59％，相信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仅为24％，相信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更少至15％。最近在跨亚洲民调里，除了日本，对中国的评价几乎全都优于美国。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也达69％，对美国只有58％。最近，《纽约时报》以严厉的社论抨击美国怂恿日本扩军，以及美日安保条约将台湾纳入关切范围。该社论指出：“美国面对正在兴起的中国，必须自我调整，这才是亚洲未来和平繁荣的保证。”美国专栏作家罗杰·科恩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批评说，美国企图利用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来围堵中国，必将失败。2005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指出：“我认为美国政府低估了正在壮大的中国的力量。这个国家幅员广阔，它的人民充满活力，雄心勃勃。”她强调，绝对不要与中国为敌⑦。中国的崛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朋友的欢迎、理解和支持，“中国形象”在全球日趋正面。
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他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同，这种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陈旧思路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人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与中国模式的结果显著不同。作为拉美模式与俄罗斯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完全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主要目标是帮助银行家，推崇的是完全的市场开放和盲目的全球化观念；实质上是一个“全球化陷阱”。上世纪后期，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这种发展模式使一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失去了自主自控能力，结果十几个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拉美地区是“华盛顿共识”的重灾区。
而“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北京共识”的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创造一种能够保障国家独立自主的增长模式。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经济命脉与发展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可持续的发展。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与全球经济接轨“本身”将能够改善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⑨ 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仅来自对外开放，依靠解除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能够建立有效克服外部负面冲击的适宜体制与制度安排；不仅仅来自取消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依靠政府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有效克服内部失序的宏观调控机制。
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达20多年之久，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德国前驻华大使赛康德博士认为，现在表面看起来非常成功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和日本、德国模式一样，都没有什么前途；无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还是美英放任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或者以“榨取世界其他地方”为特征的日本模式，都存在缺陷，面临巨大的改革需求，必须动大手术。而与此相反，所有一切证据都表明，中国现在所选择的道路将在这种竞赛中胜出。⑩
二、“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经验，有自己的创造与独特之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盲从西方国家与国际经济机构专家的意见，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开放，并在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国家利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两个率先”，都受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高度重视与肯定。这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展现了“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
1.实行市场经济转轨，改善政府宏观调控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1953年1月，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制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不是简单模仿“苏联模式”的产物，但在一些方面比“苏联模式”更加片面与“理想化”。“文革”十年，使我国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更加僵化。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解决高度集中与计划经济的问题。不该管的不管，人们就有了活力，就走向了市场。发展乡镇企业，是苏南地区第一次创业的主要内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是一个“灰色的过程”。乡镇企业没有计划指标，原材料、商品销售等都要自找门路。乡镇基层干部带领农民找市场、造市场，千辛万苦没有难倒他们，“不正之风”的指责也没有压倒他们。李瑞环同志曾经指出，对待苏南就是对待乡镇企业的问题，对待深圳就是对待改革开放的问题，对待温州就是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起初，人们对于是否应该发展乡镇企业是有分歧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什么工业？乡镇企业怎么发展，还不是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这是一些人对发展乡镇企业的两大诘问。苏南之所以出现经济奇迹，是因为苏南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具有带头坚持市场取向的勇气。苏南人首先以集体为主闯市场，温州人首先以个体为主闯市场，二者在坚持市场取向方面是一致的，当年都需要勇气。
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建构市场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不是意味着取消国家干预，而是要减少与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人们议论，苏南是强政府；国外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力量强大。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不需要“强政府”？不能一概而论。在认识市场运行实际与规律的基础上，政府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对于培育市场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近20多年来，我国政府一共进行了五次宏观调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有两次，目前一次。80年代两次宏观调控都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而90年代后期进行的宏观调控，则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的问题；从2004年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又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与通胀。这次宏观调控许多人不理解，有些人认为不必要，有些人认为反应过度。其实，这次宏观调控是极其必要的，而且是在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处于苗头性与倾向性状态时开始的。面对固定资产投资过猛、生产能力过剩压力加剧、资源与环境约束突出等问题，不及时调控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大起大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适应宏观调控就成为各地当前经济工作的主线。
2.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概括为“改变体制、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贸易自由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播放机和数码相机，三分之一左右的移动电话，近五分之二的个人电脑，都产自中国。1996年，中国以42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量使英国退到第三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进入国。而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仅占5％，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窄小。2002年，美国因为上一年发生了“9·11”事件，投资环境恶化，外资大幅下降，中国成为第一大外资进入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与廉价劳动力，对发达国家与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人们热衷于拿印度的经济增速与中国进行比较，印度总理辛格最近对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表现，特别是两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番比较。辛格认为，在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用方面，中国显然更胜一筹，中国制造业近期的增速显然快于印度，而这一点在衡量金融体系作用中是非常关键的。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同时也成为巨额外资的流入国，而这绝非巧合：外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推动着制造业的发展，中国模式显示出自由的金融体系与鼓励基础投资的政策相结合的巨大优势。印度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环境来借鉴中国经验。(11)
3.实行渐进式改革，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从“文革”中吸取了教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将稳定作为基础。邓小平同志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实行渐进式改革；强调稳定是大局，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12) 江泽民同志稳步推进市场经济，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使经济持续增长，也改变了中国。(13)
近10年来，越南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些政府高层人士也坦诚地说要学习“中国模式”。越南领导人认为，中国经验中最值得学习的方面是：第一，坚持把国家的稳定放在首位，避免苏联解体后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第二，坚持从农业改革开始，逐步转入国企改革，建立股票市场，调整工资标准和社会政策。第三，坚持走地区和国际融合的道路，积极努力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融入国际社会。第四，坚持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随后。第五，坚持做好外交领域的工作，以外交促经济(14)。这些看法比较中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是把社会政治稳定始终放在首位。
反腐败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过程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5)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集近年来各地制度反腐、制度监督之大成，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近年来，中央加大了严惩腐败分子的力度，重点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案件，着重查办建设工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融、物资采购领域的案件；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件；领导干部伙同和支持其亲友非法敛财的案件，严重腐化堕落的案件；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案件，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为黑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和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模式”的又一次创新。这一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新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也反映了当代发展观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当高的共识。1959年，联合国提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理念，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优先，经济发展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就是社会发展。
4.实行农村工业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原来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是农业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工业化有两条途径：一是只发展城市工业，农村衰败；二是发展农村工业，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联动，促进小城镇和农业共同繁荣。苏南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率先大办农村工业。1983年，费孝通教授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16) 这种模式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具有重大的意义。
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与此相比，中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17)“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8) 发展乡镇企业确实是农民的创造，而且是勇敢的创造。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首先振兴了农村小城镇。苏南许多城市已经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占多数的“移民城市”。
苏南模式开创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实质，是城乡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苏南模式与苏南模式创新的实质，是城乡协调发展，是二元社会结构的转变。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日益增长的农村非农产业不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逐步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主体，从“三分天下有其二”到“四分天下有其三”。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城乡之间加强了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城乡之间的经济横向联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苏南的城乡协调发展，曾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热情称赞。1983年，他在江苏调查后总结说：“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了。”(19) 邓小平同志描述的苏南经济社会状况，就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景象。
一些先发展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2004年，江苏城乡收入比为2.20∶1，浙江为2.39∶1、山东为2.69∶1、广东为3.12∶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1。城乡协调发展还表现为县级经济的强盛。最近，国家统计局根据2004年统计数据宣布，中国经济最发达十强县(市)的座次分别为：江苏昆山市、广东顺德区、江苏江阴市、江苏张家港市、江苏常熟市、广东南海区、浙江萧山区、江苏武进区、浙江绍兴县、江苏太仓市。十强县(市)之首的昆山市，200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实现570.69亿元，财政收入达85.83亿元，人均GDP达90831元。
5.降低发展成本，坚持可持续发展
发展的代价，首先是环境污染。上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兴起、90年代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现象日益突出。“十五”以来，我国治理环境与保护生态的投入不断增加，提高环境与生态保护的门槛，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政策，进一步从“先发展后治理”转变为“边发展边治理”。传统工业化的弊端刚刚出现，就走上了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体现了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1972)一书中关于建立“一个处于经济平衡和生态平衡的稳定状态的社会”的理念，响应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通过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使经济发展建立在社会公正和环境、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近五年来，各地普遍加大了环境治理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矛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硬举措”：关闭了一批污染企业，建成了一批集中污染处理设施，否决了一批高污染外商投资项目，成效显著。以江苏为例，1999～2003年全省排污量下降了40％，2004年又下降了3.5％，工业越来越“重”，污染却越来越轻。同时，全国开展生态示范区规划、评估与验收活动。目前，我国已建成生态保护区82个，规划生态功能区31个，设立自然保护区1999个，占国土面积的14.4％。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本是更深层次的可持续发展环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成效显著，高等教育入学率普遍提高，江苏已达到27％以上。科技与人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各个行业，成为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发展中一个值得弘扬的重要经验。(20) 近年来，全国各地进一步重视农民职业教育，大力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资本与人力资本协调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色。
6.效率与公平并重，坚持共同富裕路线
让少数人与少数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设立开发区与特区等，都是体现这一经验的政策举措。
邓小平同志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2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对于克服“大锅饭”与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病，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不是市场经济永恒的原则。效率与公平并重、富民优先、共同富裕，从总体小康走向全面小康，才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共同富裕在苏南地区体现得比较充分。2004年昆山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0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655元，预期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6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450元。据最近对全市111155户农村家庭收入调查，2004年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8922元，2005年预计人均纯收入9496元，其中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的家庭占56.3％，人均纯收入在5000～8000元的家庭占34.5％。2004年，无锡市农民纯收入为7115元，居全国第六位，是全国平均数的2.42倍。
社会保障是坚持公平的重要途径，苏南地区在这方面也率先发展。从2005年10月1日起，一项以纯农民为参保主体的新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在无锡正式实施。这项在全省率先推出的“新农保”将改变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土地养老”模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全体农民“老有所养”的长效机制。到2005年6月末，全市120万原农村户籍劳动力中，已有106万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仍从事纯农业生产的仅有14万。新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个人缴一部分、集体补一部分、政府贴一部分的筹资模式，这标志着在这一领域第一次引入了公共财政“反哺”机制，是农村和农民从土地保障和自我保障向社会保障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实行新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后，无锡农村将形成“城保”、“农保”、“地保”三保合一的局面，实现农民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目前，无锡市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这三大保险覆盖面分别为97.4％、98.3％、9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上学问题日益突出。解决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不仅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实现社会进步的迫切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目前，江苏全省49.9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已有49.8万解决了入学问题，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占75％，适龄人员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已达99％以上。
三、“中国模式”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两个，一是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和长期繁荣，二是经济能否与社会、政治、自然相协调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成功实践，也预示了“中国模式”未来的走向与警讯。
1.消除经济增长中不可持续因素
各种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都认为，任何单一因素都不可能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外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模式”应该成为可持续的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也有许多方面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看法具有警示作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因素，集中在局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中，主要是“三高”(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两低”(低质量、低效益)、“一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依赖国外)。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政府主导的色彩虽然淡化，但并没有消失。各地的“政绩工程”造成了不少低效投资与无效投资，“父爱主义”的残余继续使部分国企资产流失。据报载，2004年央企共申请核销损失317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9.2万亿元总资产的4.2％，相当于3.2万亿元净资产的9.9％。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商业银行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22) 人们不禁要问：国有资产流失等改革带来的成本为什么如此高昂？国资委等国有资产的监管效果究竟在哪里？这么庞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究竟流失到哪里去了？
近10年来，我国工业化加速，其中重型化趋势显著。2003年全国重工业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上升至64.3％。工业重型化对地区GDP增长贡献大，但煤电油等能源产品的供求关系日趋紧张。我国能源短缺的现象十分严重，目前石油进口接近总消费量的30％，如果继续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2010年可能扩大到40％左右，2020年可能扩大到50％左右。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依赖国外的趋势，必须进行有效的遏制。同时，重化工阶段的突出问题，是环境与生态保护的压力明显加大。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但也不是越重越好；不要追求重化工产能的最大化。应实施工业适度重型化战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是能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考核必须从重视单纯GDP向追求绿色GDP转变。在有的地区，环境恶化可能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危及公众健康。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需要进一步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准集约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最近，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保护主义在许多国家抬头。2005年1月1日，世界纺织品及服装贸易的所有配额取消，被一直束缚着手脚的中国纺织业终于有了机会公平地参与全球竞争。但是，现实并非如此。2005年5月份以来，中国纺织业面临频繁的贸易摩擦和不断出现的进口设限。各级政府应引导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提高反倾销应诉能力，规避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同时，继续降低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率，改善利润结构，提高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印度经济学家纳贾尔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过于关注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忽略了其中的成本因素。这在钢铁工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他一些行业也存在效率问题。印度模式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更好一些。这一看法值得重视。我国在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中，政府主导的某些盲目投资，已经并还在形成一些低效投资甚至无效投资。因此，提高投资效果应成为今后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
2.确立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行政区经济”影响了市场统一的进程。经合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工业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尽管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市场，但中国的国内市场仍高度分散和割据。工业增长过于集中在某些地区、领域和企业。尽管中国出现了一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企业，但大多数中国公司仍然规模偏小、管理落后、资金匮乏。生产过剩和效率低下削弱了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的竞争力。”近日，我们还见到国内市场中一些非市场行为。在目前房地产市场降温、销售趋缓的形势下，有一些开发商公开签订“不降价承诺”，制订价格同盟，竟然还有政府官员在旁见证。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但这类现象比较普遍。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也将影响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早在1994年2月，拉奥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印度的经济发展要走“中国道路”，如果说“中国模式”以“硬”为特色，即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物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扩张推动的。那么，所谓“印度模式”，就是以“软”为特色，由它的制度基础设施与企业家精神来塑造的。尽管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大多为定牌生产，只给自己创造了1％～2％的利润，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上，我国许多企业还处于低端与末端。因此，加大研发投入与更新改造投资，增加自主知识产权，从而使更多的出口产品属于“中国创造”。根据专家分析，印度经济的增长来自于农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目前第二次“绿色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印度服务业中，金融和软件业是增长最快的两个轮子。中国应向印度学习，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应重视我国面临的“克鲁格曼挑战”。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1994年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他认为增长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靠投入增加推动，另一类靠效率提高推动，前者将无法摆脱“收益递减”规律的束缚，而后者则是无限的。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例如，泰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靠大量出口取得的，而大量出口又主要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经济起飞初期，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主导型产业结构是可行的。当经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起飞以后，再长期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失去了竞争优势。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
3.化解社会发展中的不良指数
西方国家将失业与通货膨胀视为“社会痛苦指数”，表明西方民众对就业与物价的高度关注。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分化、犯罪等不良指数。应建立社会不良指数评价与预警体系。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不良指数，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最为突出。
近20年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没有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的目标。政府与学者关于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值的看法，倾向于0.45以上，已经越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一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配中行业差异过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二是再分配不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三是非分配因素膨胀，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与非法的途径流入少数人手中。
收入与财富如果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就会缺乏购买力，就会形成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产生市场疲软，从而导致经济萧条。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必须公平分配，必须建立改革与发展机会成本合理分担体制。各种社会群体承受改革与发展成本的比例，应与他们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比例相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较多的社会群体，承担了较少的成本；而一些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较少的社会群体，却承担了较多的成本。同时，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显然与这些因素有关。有人用“断裂”来描述我国社会分化的现象，这种深切的忧虑是值得肯定的。(23)“断裂”的内涵主要是对立，对立背后往往是冲突，这个概念确实有一定的解释力。西方现代主义往往使用“断裂”的概念解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成为社会冲突理论的源泉。社会分化了，怎么整合？需要寻找一些更有穿透力与学术潜力的概念。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对于克服“大锅饭”与平均主义分配是有效的，但也像“承包制”一样它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效率优先”掩盖下的分配失范与失衡，使公平无法兼顾。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代价，没有公平分配。一部分人得益多而承担的代价少，一部分人却得益少而承担的代价多。这种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提出“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取向已经势在必行。应促进权利与资源平等分配、防止财富过分集中，遏制强势群体的利益独占性冲动，堵塞各种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渠道。“在一个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得失相等的社会里，如何才能解决现存的经济问题呢？其答案是首先必须权衡得失，确立一个公平的分配、再分配的原则，然后才能确定哪些群体的要求应该加以满足，哪些应该加以回绝。”(24) 这是一位美国学者的见解，虽然他在本土没有见到理想的境界，但他的观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但往往处于“体制外”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是新市民，就业、子女受教育却困难重重；他们是新兴的工人阶层，工资收入、劳动保护、医疗养老等却缺乏保障。走出“农民——市民”的城乡二元结构，又陷入了“农民——农民工——市民”这样的三元结构。而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就必须加快农民的转移，提高农民的收入，并认真落实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待遇，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4.克服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效应
“中国模式”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模式，经济上的成就很显著，但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解决，需要不断完善。这种观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与民主化。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化”似乎一个比一个弱，存在城市化滞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的问题。有人认为，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对“中国模式”的挑战。俄罗斯对苏联模式的激进否定，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俄罗斯试图通过全民公决解决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俄罗斯人民在四次总统大选中用选票表明了自己对经济与政治改革方向的选择。同时，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制约不足的权力和市场激发的物欲结合起来，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和黑社会资本主义的滋生。改革不仅没有消除腐败，相反腐败更加严重。最近，俄罗斯媒体公开指出：“工商界与老百姓怨声载道，抱怨立法文件不完善，对官僚没有任何束缚。抽查表明，腐败之源就在立法部门。例如，在检查《药品法》修正案时，独立鉴定表明，文件中只有一条标准不会引起腐败。许多地方的立法机构，多年来都有不公开的行贿收费标准：通过一项有用的法律需要100美元，一个重要的修正案需要几万到几十万美元。”最近公布了政府的一项决定，对各部委的所有法律草案都要进行反腐鉴定，而且要有独立专家参加。(25) 显然，其中不乏某些重要的启示。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和谐社会的建构，也面临一些国际因素的挑战。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虽然“意识形态终结论”在西方社会很有市场，但国际政治的现状并不如此。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最大的国际因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将主要在美国滋生和激荡，大多与意识形态相关。友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但有些美国人已经陷入身份、认同、信念的文明危机。2004年，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写了《我们是谁？》一书，将“文明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一方面指出美国分化、衰落的危险，另一方面谈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中国是“可能的潜在敌人”。(26) 有些美国人为什么有意或无意地“制造敌人”？因为这些人被超级大国的地位冲昏了头脑。亨廷顿指出：“美国成为世界吗？或是世界成为美国？还是美国依然保持为美国？要世界主义？或是要帝国？还是要自己民族？美国人给出的选择将会影响到本国的未来，也会影响到世界的未来。”(27)
由于存在台湾问题等严重障碍，中美关系前景总是令人担忧。美国为什么插手中国的台湾问题？从布热津斯基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美国人”观点：“一个大中华，特别在收复了香港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更加起劲地寻求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充分认识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从来没有默认过台湾的无限期分离。因此，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个问题会酿成美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冲突。即使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可能还缺乏有效地威胁台湾的手段，北京仍必须懂得并信服，美国如果默认使用军事力量强行统一台湾的尝试，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统一台湾的方式可能触犯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国必须信守对中国的许诺，避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在国际上提高台湾地位的行动。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使美国受到有害影响。再者，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收复香港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也将有助于在中国国内制造扩大民主化的压力，同时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28)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统一大业怎么“触犯美国的根本利益”？完全是强权政治与霸道逻辑。最近，布热津斯基又出了一本新书，他洋洋自得地说：“美国在全球等级体系中无可匹敌的地位，目前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外国人最初听到有人承认美国霸权时那种惊奇，乃至不快，已经让位于一种比较审时度势的态度。他们内心仍有不平，但还是转而去约束、遏制、转移或者嘲弄这种霸权了。”(29) 同时，他也承认：“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社会发展动力结合在一起，将可能促使逐渐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全球共同体，滥用美国的力量和社会影响或使二者相互矛盾，就会给世界带来混乱，使美国陷入困境。”(30)
5.承担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
最近，胡锦涛同志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表了题为《促进普遍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讲话。他说，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推动发展经验的交流。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各国实现发展的关键。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仍然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但必须承担大国的责任。
首先，要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最近，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蒂姆·亚当斯说，美国是从三个方面来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汇率只是其中之一”；第二个方面是“与中国人合作，以便使他们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和内需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个方面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在这种发展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31) 美国政府与议会经常告诉中国政府和人民，中国应该怎么做、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先不评论具体内容，即使是全部合理的主张，美国人也不应只要求中国人进行种种的转变，而从不要求自己转变什么。经济政策的“单向输出”与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单边主义一样不受欢迎，美国人也要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势与行为方式，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双向互动”，从而建立良好的国际社会新秩序。
其次，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近几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斗争、国际救援活动、支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等，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虽然我国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宣布：第一，中国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优惠范围将包括这些国家的多数对华出口商品。第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第三，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双方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第四，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对其提供包括防疟特效药在内的药物，帮助他们建立和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具体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及双边渠道落实。第五，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
注释：
①芭芭拉·斯托林斯等：《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②Enrique Iglesias,Economic Reform: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en John Williamson,edit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Washington,D.C.,1994) ,pp.496-497.
③[俄]罗伊·麦德维杰：《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④《参考消息》2005年5月14日。
⑤《香港商报》2003年9月18日。
⑥《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5月16日。
⑦《参考消息》2005年5月30日。
⑧《参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⑨[美]丹尼·罗德里克：《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⑩[德]《利珀乡土报》2003年1月1日。
(11)印度《加尔各答电讯报》2005年6月9日。
(12)(15)(17)(18)(19)(20)(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第313页，第65页，第238页，第24-25页，第142页，第142页。
(13)[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宿景祥：《越南经济紧跟“中国模式”》，《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6月30日。
(1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22)《扬子晚报》2005年1月17日。
(23)孙立平：《断裂》，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美]莱斯特·C·瑟罗：《得失相等的社会——分配与经济变动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页。
(25)《参考消息》2005年10月5日。
(26)(27)[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305页。
(28)(29)(30)[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第1页，序言。
(31)《参考消息》200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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