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力[1]2002年在《论体制转轨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更为明显。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体制转轨时期，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重要。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考验，内需严重不足。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现实经济环境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完善我国财政收入机制与支出机制，研究如何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在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政策对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接着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具体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贡献。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两个层次，重点分析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财政支出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建立富有效率的财政收入机制与财政支出机制是提高财政政策绩效、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鉴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分工与合作，指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合理分工是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考虑到财政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问题，指出通过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配合，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文章共分8章，具体为：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内容是界定经济发展的概念，简要分析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为进一步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些技术性的准备。第2章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析。本章主要内容是总结和分析西方<WP=31>经济理论中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财政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我国运用财政政策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客观上要求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将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第3章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本章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重点分析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4章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本章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剖析，指出审慎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当的财政政策反而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害。这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对于我国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5章政府支出政策与经济发展。本章重点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政府支出担负着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本章主要阐述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时，如何科学界定政府公共投资的范围，完善政府公共支出体制，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效率，以达到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目的。第6章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税收是财政收入最为重要的来源，税收政策是财政收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能不分析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本章运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重点分析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阐述合理的税制结构和税负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调节作用。第7章财政政策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政策重要的传导渠道，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本章重点研究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效率，对于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功能，推动经济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第8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与经济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是从理论分析上看，还是在<WP=32>实际操作中，两大政策常常配合使用。本章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模式、政策绩效，启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安排。
张奇[2]2002年在《金融风险论——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文中提出20世纪8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金融体系都出现严重问题，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问题已经成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经济体制转轨国家都需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需要解决的难题。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处置成本之高，形成原因之复杂，使金融稳定问题再次引起各国的密切关注。 作为支付机制的核心和经济发展主要资金来源的提供者，金融业的安全、有效运转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业一直被视为特殊的产业，它的行为受到监管当局和公众的广泛关注。金融业的流动性转换功能使其与其他产业相比，更具有风险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表现为高流动性的负债和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它独特的资产负债结构使其特别依赖于公众的信心。存款者一般无法监测或评价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所以，只要某一金融机构可能处于无法支付债务的境地，就很可能引发金融体系的挤兑。由于流动性短缺可能造成支付的中止，即使其他金融机构是健康的、稳健的，由于金融风险具有扩散性和放大性，一家金融机构的挤兑可能会像传染病一样在金融体系中传播蔓延，这样，个别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极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造成巨大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在我国，金融风险应更加给予重视。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是动员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金融媒介，而且是传导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也正是如此，我国金融业承担了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改革成本，不仅具有市场性风险，而且具有体制性风险，风险成因和形成机理具有复杂性。因此，为推动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维护金融业和经济安全，研究金融风险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运用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在数学模型和数据的支持下，对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进行分析。认为金融风险的形成，从本质上说，是由于金融市场长期偏离均衡所引起的。金融领域的“平和”（Harmonious），是建立在一定均衡状态基础上的。当基本均衡关系被破坏到一定程度，在内部冲击与外部冲击作用下，金融风险就会产生。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可以简短地表述为：金融体系存在内在不<WP=3>稳定机制，在冲击（动力机制）的作用下，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逐步积聚与增强，金融风险随之产生，在传导机制作用下，金融风险逐步扩散，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在稳定机制作用下，金融风险逐步得到控制。本文共分7 章，第1章是导论；第2章主要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金融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四个方面论述了金融风险的内生机制；第3章主要从金融角度分析金融风险的动力机制，运用金融发展理论，重点分析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第4章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金融风险形成的另一种动力机制，运用金融周期理论，重点分析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稳定和金融风险的关系；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体制转轨与体制性金融风险的成因；第5章重点分析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重点分析金融风险的传导渠道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的内在根源；第6章是金融稳定机制，指出金融体系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构建金融安全网与处置不良资产是体制转轨国家促进金融稳定的关键。第7章是金融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安全的政策性建议。在本章，我们对以前的分析加以综合，总结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和对策性建议。指出体制转轨时期我国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体制性金融风险。在体制转轨时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点在于，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消除产生金融风险的制度根源，这是由中国金融风险的制度性质所决定的。由于中国金融风险的产生有着体制转轨的深刻背景，因此，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除了技术性的安排和政策配合外，更主要的是制度变革中的适度安排，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中解决体制性金融风险。
郭伦德[3]2004年在《我国经济转轨阶段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分四个部分展开，首先研究了财政政策在我国经济转轨阶段的地位与作用。财政政策的地位与作用，首先来自宏观调控在经济转轨阶段的地位。转轨阶段资源配置的过渡性、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财政的收支压力都可能引发经济波动，从而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其次来自自身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体制性缺陷对货币政策作用的限制与财政政策自身特点使宏观调控对财政政策有更强的依赖性，在经济转轨阶段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 本文第二部分对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分析发现，既往财政政策效应不好，短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粗放、企业效益不断下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原因，加剧而不是缓解了经济波动，致使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形成“政策周期”。需求不足背景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表面上取得了较大成绩，比如，拉动了经济增长、通过投资基础设施等项目增强了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实质上却没有实现拉动消费需求的本来政策意图，致使经济内生的增长机制不能恢复，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形成依赖症，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化，并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它表明本质上仍然是计划型财政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退出。政策周期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宰，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建设型财政。既往政策实践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转轨阶段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主要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由政府调节造成的，是政府活动范围超越弥补市场失灵范围的必然结果，企图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解决矛盾往往适得其反。 本文第叁部分结合既往政策的经验教训对经济转轨阶段实施财政政策规律进行了探索：一是让政府回到弥补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实现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是转轨阶段财政政策效应发挥的基础条件，二是把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是提高政策效应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正确理解公共财政与生产建设型财政，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政府内部之间的分配关系；这就需要积极探索把财政政策同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的根本途径。根据本文建立的“叁部门分析”，实现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结合的根本途径是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把政策着力点转移到为消除非国有部门发展的需求梗阻、投资梗阻与要素转移梗阻服务上来。本文据此提出了转轨后期财政政策基本操作设计。 最后结合规律探索，针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与任务的需要，做出了改革开放新阶段财政政策选择：一是在政策基本取向上主张选择适度从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总体上仍然是扩张性政策，但扩张程度己经减轻，并且要通过逐步降低政策扩张力度，最终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向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过渡。虽然与积极财政政策同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本质是不同的，前者实际上是退出政策，即通过保持一定的扩张度来实现稳健的退出，本质上是市场型财政政策。当前政策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扩张既是满足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政策调整对经济运行的干扰，满足解决积极财政政策遗留问题的需要。适度从紧则是防范财政风险及其可能产生的信用风险或通货膨胀等消极后果的需要，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财政的需要。二是在收入政策上实行结合支出与税制改革而适度减税的政策。通过结构型减税推动税制改革，进一步优化税制，通过与支出的结合，发挥更大的效应或为减税创造条件。尽管理论界对是否应减税存在争论，但本文认为减税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正面效应，当前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减税空间，而且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也存在减税条件。适度减税的内容主要有:结合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两税”;促进投资，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而适度减税;促进公平竞争，通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而适度减税;实行促进就业、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调整部分税种和加强税收征管对冲减税财政压力等。叁是在支出政策安排上，实行调整支出方向，优化支出结构的政策，总要求是把国债资金投向的调整与财政日常支出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一是保证重点，结合基本建设支出、文教卫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的优化，大幅度增加支农支出，把政策着力点转移到支农上来，把支农支出的着力点逐步转移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上来;二是继续扩大科学研究支出，加强对非国有部门(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个人科技型创业的支持力度;叁是弥补社保历史欠账，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坚决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支出，为政府职能转变、国有部门要素退出等创造条件。四是在政策搭配上，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国有经济政策的要求是，通过深化国有经济布局认识，放宽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转变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方式，加快国有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在调控当前局部过热中发挥主导作用，在适度紧缩同时为结构调整提供支持，比如，支持农村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或非国有企业融资、加强对资本市场的调控等。
范晓男[4]2012年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轨理论及其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转轨是指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国际性现象,转轨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y)是对这一独特经济形态的概括。关于如何实行这种体制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基本主张：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才能成功。因此,转轨国家应该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体系,即实现迅速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具体包括强化财政纪律、实现公共支出优先性转变、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汇率自由、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规制、保护产权等十项改革措施,这种改革模式在实践操作上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而后来一些学者根据改革现实中的新情况所提出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虽然强调了建立关键性的组织和制度以及提高制度质量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基本原则和政策趋向上并没有脱离新古典主义的巢臼。20世纪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国家(CEE)以及前苏联等国家(CIS)效仿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玻利维亚实施的“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建议,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轨实践,其中包括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但并未取得成功。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大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产出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增加,通货膨胀率迅猛上升,货币大幅贬值,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甚至出现了腐败、黑手党经济。主流派激进式改革的绩效令人们大失所望,由此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其他非主流派对经济转轨的重新思考。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演化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普遍对“华盛顿共识”等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转轨思想提出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体制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针对转轨过程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有关改革战略与政策、策略的研究。后凯恩斯学派作为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长期以来发扬古典经济学传统,反对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曾经在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不同于主流派的理论建树,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近年来,这一学派也对转轨理论展开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基于其反边际、反均衡、反极端自由主义的一贯学术立场,从其基本的经济理念与方法论思想出发,对西方流行的体现新古典主义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紧密结合当代转轨经济国家的实践进行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转轨理论分析与转轨政策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更加强调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市场机制调节的局限性、政府宏观管理干预的必要性,强调健全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文化环境对于体制转轨的不可忽略的影响,等等。并基于此,探寻解决诸如保持经济持续发展、降低经济转轨成本、减缓体制间的摩擦、使公众享受改革利益等问题。因此,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努力寻求方法论上的创新,超越了主流派转轨理论的研究框架,开拓了转轨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思路,丰富了转轨经济理论的内容体系,对于我们研究转轨理论、深化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认识、发展中国转轨经济学具有较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研究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体制转轨与变迁,虽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体制转轨任务并没有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转轨过程中所内在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等不稳定因素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在缺乏“游戏规则”约束下的市场运行导致社会多方面的无秩与紊乱,产权变革过程中的规范缺失导致原公有资产的流失,法制与监督的不完备导致政府“不作为”与“权力滥用”畸形并存,等等。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空缺”造成的,一方面原有的计划调节机制和约束放开了,另一方面完善的替代性调节和约束机制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从而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计划体制残余因素与无规则的盲目市场调节因素的共同左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空缺”,显然与我们关于体制变革的理论认识不够深入以及政策设计不够科学有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尝试并不能代替系统性的、综合配套的改革政策,更不能成为长期战略所应遵循的实施方式。我们应该基于广阔的理论视角,深入研究一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看看他们如何科学地制定和实施有关体制转轨的各项政策,有效地掌控体制变革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减低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尽可能低的改革成本实现改革目标的,进而借鉴这些政策来调整和完善中国今后的转轨政策措施,丰富我们关于中国转轨实践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分析与应对思路。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地研读后凯恩斯学派有关转轨理论与政策的大量文献,尝试分析提炼出一个能够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传统的、比较具有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转轨经济理论体系与政策分析体系,深入探讨这一体系与流行的新古典主流派转轨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基于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经济的理论框架,阐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转轨所具有的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按照上面的研究思路,论文共分为七章,具体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二章简要介绍转轨经济的基本知识,对转轨、转轨经济的内涵及研究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不同转轨经济国家转轨过程的比较分析,总结转轨经济的初始状态,提出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的共性目标,介绍各国所采取的不同的转轨模式,以及在不同转轨模式基础上各国初步形成的转轨结果,为后面的理论分析建立认知基础。第叁章概要综述有关转轨经济研究的发展演变脉络,在较为翔实地阅读分析经典理论书籍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流派及其他非主流派的转轨理论及思想重点进行加工梳理,为分析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提供理论背景、拓宽研究视角。第四章集中论述和提炼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后凯恩斯学派是在与主流派论战的过程中展开自己的转轨理论研究的,这种论战主要体现在后凯恩斯学派对西方流行的所谓新古典转轨模式“华盛顿共识”的批判上,后凯恩斯学派在理论基础、政策操作层面基本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转轨模式的主要命题和建议,并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根据转轨国家的转轨实践对“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在对新古典转轨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及批判的过程中,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明显地体现出不同于新古典转轨理论的重要特征,在方法论方面坚持其一贯的动态的和不确定性原则；在价值观层面崇尚自由和民主,提出转轨国家的转轨目标是建立一种文明开化的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上后凯恩斯学派也力图与新古典传统思想划清界限。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结合经济转轨的特定内容,建立了一个整体的转轨理论分析框架,即要实现成功的转轨,首先要明确转轨目标,特别强调了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与初始条件在转轨中的作用,然后将社会存在的现实与转轨目标进行对比,基于非遍历性的传统重新审视了转轨经济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基本的不确定性和转轨特有的不确定性,进而验证了政府干预监管、设计变革蓝图与方案的必要性,并最终设计形成具体而又积极的弱化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转轨政策,实现向有管理的市场的有序的体制推进,完成转轨进程。对于转轨方案,后凯恩斯学派主张要逐步推进改革,实行渐进主义转轨,设计出各项改革措施的先后顺序,强调法律、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制度安排的综合配套；而对于转轨过程,则突出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第五章论述了后凯恩斯学派体制转轨进程与具体操作思路。他们提出要“渐进地价格自由化”,为防止通货膨.胀政府应经常建有基本商品的缓冲存货；要“渐进地、有序地实行私有化”,加强对私有化的规制；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要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加强收入体制改革；要给予贸易适当的保护,科学合理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要增加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建立市场导向的商业银行体系；等等。他们也对转轨国家出现的非正规经济进行了重新解读,特别强调了收入分配对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影响。第六章基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问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重新思考,并从中找到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指导、帮助和借鉴意义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以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的深化。第七章对全文做出总结,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试图通过对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的最新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通过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明确分析提炼出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对转轨经济的研究仅限于主流新古典学派及新凯恩斯、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主要非主流学派的理论框架,缺乏对后凯恩斯转轨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本文在对后凯恩斯转轨理论经典文献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转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利于吸收国外学者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推动我国的转轨经济理论的发展尽微薄之力；另一方面,对研究转轨经济国家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思路和理论解释,使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更为丰富。第二,从动态的、非均衡的、不确定的分析的新视角来寻求对于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一这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中的重要现象的新认识和新思考,建立一个把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初始条件相结合的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更是一个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这使转轨经济的研究更具整体性和全面性。第叁,基于这种新认识和新思考,对中国转轨经济的实践进行重新解读,积极地探讨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紧密结合实际,进行政策措施的研制,将理论思维的新成果及时地用于指导解决体制改革深化期的各种现实问题。
张勇[5]2007年在《以内需结构调整为导向的财政政策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供求关系转变的双重作用，1997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在市场经济通用的货币工具悉数出台，仍未有效遏制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势头的情况下，1998年7月，中国政府启动了以“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论文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我国IS-LM宏观经济模型，估测了此轮财政扩张扩大内需的效果。结果显示，由于财政乘数效应，“十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54％，需求总量明显增加，但2000年以来，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消费需求，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模式直接导致了消费／投资比值从1999年的1.57下降到2005年的1.04。围绕储蓄双向分流障碍，论文分析了赤字财政下内需结构失调的市场机理，指出了投资效率偏低是投资需求不断自我膨胀的关键致因，而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乏力则存在着消费能力、动力、结构、习惯和环境等多重障碍。内需的非均衡增长形成了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的扭曲力量，隐含着巨大的宏观成本和经济风险，特别是资源浪费、环境恶化、银行风险上升、居民支付能力下降等问题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质量的提升。为更清晰地认识问题，本文立足我国财政体制现状，对此轮财政扩张政策的运作过程和方式进行了反思，指出了财政政策目标导向、实施效果与政策持续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借鉴国外财政扩张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目标、以调整内需结构为导向、以财政体制改革为保障”的财政政策转型思路，并给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具体的政策安排建议。
王海南[6]2006年在《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研究》文中认为由于我国国际收支规模顺差的持续存在，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并且导致了日益强烈的汇率升值预期。即我国国际收支已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这种持久而顽固的外部失衡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调整压力，甚至对内部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也导致与某些大国之间的不少摩擦。 要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首先必须找出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内部根源，即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背后的深层原因。但是，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模型却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本文对其假设前提提出质疑，并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归纳出了几个重要的假设前提，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然后，本文根据并围绕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并应用于我国的实践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调节对我国内部平衡的影响，同时指出它在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方面存在致命弱点，即人民币汇率调节不是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效方式。 总体而言，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模式是我国储蓄过剩和内需不足的罪魁祸首，是导致内外部同时失衡的压力源，即我国外部失衡本质上就内生于内部失衡。我国储蓄主要来源于利润，因而储蓄率偏高的态势有持久并固化的趋势。由于国内以“过剩储蓄”的形式存在着过剩资源，才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的形式输出了一部分，再通过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被“假外资”吸收了一部分，从而内需不足并没有体现为国内产出和就业的相应下降。正因为内需不足，致使国内“过剩储蓄”的增加转化为我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增加，因此，我国国际收支实际上已成为国内剩余的输送渠道，必然常处于不平衡状态。这样，在我国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失灵的同时，使我国内外部同时达到平衡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实际上也不存在。 最后，本文相应的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短期内应确保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对内资和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长期则将收入调节政策提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谨慎的开放资本账户。此外，在寻求国际政策协调时应注重灵活和务实。
白千文[7]2010年在《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转轨路径的理论争论与转轨实践共生,但却没有伴随转轨实践的进行取得应有的共识。转轨实践二叁十年就整体经济绩效而言,渐进转轨显然好于激进转轨,然而在理论方面激进转轨却更具说服力。如何理解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本文认为,激进转轨压倒一切的理论论据,即制度的关联性和改革的互补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激进主义者由于坚信制度关联性是最重要的,计划到市场只能一步跨越,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激进转轨国家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更无法解释渐进转轨国家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渐进主义者虽然在比较中俄转轨绩效的基础上,对激进转轨方式提出了一些批评,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激进转轨方式的理论基础,所以不但不能说服激进主义者,也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转轨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不仅不利于认识转轨实践的过去,更不利于展望转轨实践的未来。为此,本文提出“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分析范式。广义制度关联性包括叁个层次：第一层为制度运行环境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二层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叁层为正式制度内部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性。转型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最好能够使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叁个层次同时改善,如果不能,也应该做到整体性改善,即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局部破坏损失,可以被整体性改善所增加的收益所弥补。由此可见,激进转轨的理论基础是狭隘的,因为它只关注广义制度关联性的第叁层,即正式制度内部的关联性,而无视其它两个层次。由于激进转轨国家的制度运行环境和非正式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同样实施激进转轨战略的国家,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一层和第二层被破坏的程度却不同,最终导致它们的经济衰退不同。阐释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论述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理论并运用中俄转轨经济绩效验证这一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整体思路。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结构安排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理论综述,介绍和评判转轨路径的相关理论。重点介绍转轨路径的叁大争论,即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之争、宪政转轨之争和渐进转轨内部之争。第叁章是本文的核心,不仅要详细阐述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分析范式,还要论证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制度均衡观和转轨基本原则。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的应用。第四章在揭示俄罗斯转轨经济“V型”增长的基础上,运用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解释其中的缘由。第五章不仅要运用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还要解释中国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第六章是结论与启示,在总结论文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两点对转型具有启示性的建议。
严汉平[8]2004年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分析与制度创新主体角色定位及转换》文中提出本研究基于以下叁个背景：一是中国区域差异不断加大的趋势；二是缩小区域差异是新中国历来不懈奋斗的目标和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叁是现有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对制度因素重视不够以及分析不够深入。本研究不仅具有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和丰富区域经济学理论等理论意义以外，同时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最终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我国区域差异及差异的成因分析；叁是东西部之间制度落差分析；四是西部制度的非均衡；五是西部制度创新的路径；六是西部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主体的角色定位。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中包含着笔者的创新之处：一是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制度创新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会加快制度创新；二是中国区域差异的形成尽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核心的因素是制度差异，缩小区域差异可以采取多种路径，但关键是进行制度创新；叁是东西部之间的制度落差，不仅表现为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正式制度落差，还有市场经济观念、就业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落差，制度创新是消除制度落差的关键。现阶段，对于西部来说，通过非正式制度创新消除非正式制度落差比通过正式制度创新消除正式制度落差更为迫切；四是现阶段西部处于制度的非均衡状态，制度的非均衡表现为“制度短缺”和“制度过剩”并存的格局。对于现阶段的西部地区来说，通过清理过剩的制度以解决“制度过剩”比通过增加制度供给解决“制度短缺”更为重要，而且增加制度供给是制度创新，清理过剩的制度实质上也是制度创新；五是西部制度创新应走一条自发演进、内生的、渐进式的路径，同时制度创新应在一定的框架下进行并要符合西部地区的现实情况；六是西部经济发展中有叁类制度创新主体，分别是宏观主体——中央政府，中观主体——地方政府，微观主体——企业、居民户和社会中介组织，叁类主体各有利弊。在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各种制度创新主体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笔者对西部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主体的定位是：在启动期，中央政府应作为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在开发期，西部地方政府应作为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在发展期，微观主体应作为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在现阶段，由于西部地方政府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主体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西部地方政府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承担起制度创新第一主体的角色。西部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主体角色定位取决于中文摘要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方式，制度创新主体的角色定位是变化的，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主体应呈现出从宏观主体一中观主体一微观主体转换的轨迹和趋势。
张妍蕾[9]2005年在《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外部形成机理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如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危机,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人们如同经历了一场恶梦,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在短短几月竞相下挫,世界经济强国日本、韩国金融业面临严重危机。香港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看到有一天这样的金融风暴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此后,我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明确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主体,是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载体,其经济活动已成为金融风险的集聚点。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不成熟、不完善。我国银行高比例的不良货款是困扰我国金融形势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头号大敌,我国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也比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在这样特殊的国情下,我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更具有特殊性。 我国学者对于我国银行体系的内部风险,如内部控制等研究甚多。本文则重点研究了我国银行体系外部给银行业带来的风险及对策分析,因为这些外部原因能够给银行造成巨大风险,甚至导致危机。选择从银行体系外部成因分析银行风险并采取相应对策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主要采用规范与实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内容结构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对于写作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进行了阐述。在文献综述中包含有银行风险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商业银行风险进行概述,主要说明风险的类型、特征及表现;第叁部分研究了国外金融风险案例,这些案例给予我国银行风险的研究一定启示;第四部分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外部形成机理,包括宏观经济运行、政策、行政干预、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亏损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系统阐述了外部风险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第五部分是化解我国商业银行外部风险的对策研究,包括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转变政府职能、加强银行风险监管、解决国有企业与银行的裙带关系、加强银行内部控制抵御外部风险等;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四、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分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龚晓[10]2006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设统一的竞争性市场,是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事实表明,我国建设统一大市场进程还存在种种障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辖区内短期经济增长,设置行政壁垒进行地方保护,实行行业垄断和地区市场分割。结果造成重复建设和结构性的生产过剩,扭曲了资源配置,干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本论文从地区间分工与市场扩展的理论视角考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研究国内地区分工与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相互关系,并试图回答以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我国产业的地区分工是如何演变的?国内地区分工和市场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有何关联?影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的制度基础是什么?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是否扭曲了产业分工结构?等等。论文从分工与市场相互促进的一般性原理着手,在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内展开问题,揭示其经济结构和制度根源。基本的研究思路是:第一,在目前对中国的地区分工格局和市场一体化研究基础上,把这个问题纳入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并以一般的分工与市场理论为基础,提出中国地区间分工的理论假说,分析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和地区间产业关联的演变趋势。第二,实证研究需求、收益递增和交易成本的相互作用如何推动中国地区分工和市场扩展,并考察历史累积过程的影响;进一步从制度和经济结构因素中,探讨中国地区间分工与市场演变的特殊路径。第叁,强调区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般规律性问题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中经济所面临的转型过程中的特殊问题。因此,不是简单地套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模型对中国地区分工进行描述,而是力图说明地区间产业分工的特殊性。第四,实证分析我国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进而揭示其制度根源,从理论上说明如何协调建设统一的大市场与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权的矛盾,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克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地区间产业分工深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论体制转轨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D]. 张弘力.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2]. 金融风险论——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D]. 张奇.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3]. 我国经济转轨阶段财政政策研究[D]. 郭伦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4]. 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轨理论及其发展研究[D]. 范晓男.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5]. 以内需结构调整为导向的财政政策转型研究[D]. 张勇. 西北大学. 2007
[6]. 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研究[D]. 王海南. 暨南大学. 2006
[7]. 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D]. 白千文. 南开大学. 2010
[8]. 西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分析与制度创新主体角色定位及转换[D]. 严汉平. 西北大学. 2004
[9].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外部形成机理及对策研究[D]. 张妍蕾. 郑州大学. 2005
[10].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D]. 龚晓.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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