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实证论文,年中论文,中国农村论文,经济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Q190,R110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引起长期停滞的农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一改过去长期徘徊的局面，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粮食产量在短短的几年里上了一个大台阶。这带给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长期困扰我们的吃饭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是，中国不同阶段的农业增长有起有落，特别是1996—2002年，农业进入了一个持续低增长的阶段，增长的幅度连续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见图1)。面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这种趋势，许多学者选择不同的分析思路予以解释和分析。
其中林毅夫(1994)以及麦克米兰等(Mcmillan,Whalley and Zhu,1989)比较早地分析了中国农村改革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均认为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的经济制度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这一转变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产出惊人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少安等(2005)则对中国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变化影响农业增长予以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经济在此期间，由于不同阶段实行的产权制度不同，所激励的生产要素投入也不同，从而农业总产出有较大差异；而投入相同的或可比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权制度下，要素的利用率也有差异。另有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王红林、张林秀(2002)则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公共投资如何促进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技术进步与发展，进而说明公共投资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此外冯海发(1992)、顾焕章等(1992)、樊胜根(1992)、吴方卫等(2000)则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从一个较长期的视角对我国农业增长结构及增长效率进行分析。孟令杰(2000)则利用非参数DEA方法对我国1980—1995年农业产出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我国的农业产出的变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每一个因素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农业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情况，会发现它们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的一些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增长，总结对这个时期农业增长的不同分析，我们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农业增长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讲的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不仅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还表现为价格制度、财税制度的变迁。并且这几项制度相互支持，成为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对此，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分析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影响农业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基本结构安排如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主要对制度变迁与其他影响农业增长因素的关系进行说明；在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然后我们根据格利克斯(Griliches,1963)提出的生产函数方法，评估和验证各项制度创新对我国农业增长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制度变迁与其他影响农业增长因素的关系
农业增长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这是从总量上衡量农业经济规模变化的一项指标；另一个是农业人均总产值的增长率，这是用来表示农业人口生活水平变化的较为准确的指标。然而，在具体衡量农业增长时，研究者多采用的指标是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这或许是人们研究所形成的一个习惯，我们在进行农业增长的研究中也将采用农业总产值的衡量标准。至于影响农业增长的变量，一般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制度(土地、价格和财税制度)等。在所有的研究中，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业增长的比较多，而对这几个因素之间具有怎样关系的分析却相对较少。
分析影响农业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必须确立的一个出发点是，这些因素是随农业发展渐次出现的。土地和劳动是最早影响农业增长的因素，而资本则是适应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一个因素。从事农业生产的最简单的过程是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当然，这种结合离不开一定工具的运用。而在较早的农业生产中，非常简单的工具尽管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但是，这种工具的较少变化使得投资具有的增长意义并不明显。当农业生产突破一定的界限，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具越来越复杂，人工控制的农业生产条件，如灌溉，在农业生产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资本作为农业增长的因素相应地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资本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实际上与农业技术变化密切相关。因为，农业技术变化呈现的是一个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农业技术的进步促使资本因素在农业生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相应地，资本更多地投入到农业使农业技术越来越进步并在农业生产中得以普遍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是农业发展需要的基本因素。之所以说这几个因素是基本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现代社会中，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被当作农业发展的必需条件。富饶的土地、丰富的劳动力、高资本投入、先进技术的采用无疑会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在这些因素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不同的土地制度又会使得农业生产取得不同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实施的不同土地制度以为生产者提供多大的自主权而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形成不同的激励，而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推行的价格、财税制度又以形成的利益空间的大小影响到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人们的积极性。因此，农业生产的制度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另一个层次的因素，它们通过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的影响使得农业增长的基本条件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实践上来看，改革开放的前后，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农业总产值却有大幅度的提高(见表1)。这意味着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农业增长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前后农业生产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从集体制转变为以单个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取得共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前后农业增长显著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改革前后农业增长变化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农产品价格制度的改革。1979年以前，生产队按照两种价格出售粮食，一种是定购价，另一种是超购价。定购价适于为完成定购义务而出售的作物，超购价用于定购义务以外出售的作物。1979年起，稻谷、油料作物、棉花、食糖和猪肉的定购价格提高了17.1％。此外，对谷物和油料作物的超购部分还支付高于定购价30％—50％的奖励，棉花超购部分支付30％的额外津贴，国家牌价的加权平均值提高了22.1％。与国营牌价的提高相对应的，猪肉、鸡蛋和鱼的零售价格也提高了1/3。① 这种改革尽管没有触动由国家定价的价格制度，但在国家控制价格的范围内所做的价格调整也起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农村改革后的农业迅速增长，是上述两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权的问题，相对于集体制下农民的被动地位，这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而相应的农产品价格调整及提高，使农民不仅生产出更多农产品，而且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在说明农产品价格调整给农民提供的利益空间大小时，必须要联系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这个时期的农产品价格调整之所以能够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因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没有推开，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并没有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长期推行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而使得农产品价格相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有了较大的提高。1984年以后，农业增长的速度又慢了下来，如果考虑到这一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99％的农户中推开的事实，那么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轮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已经释放了大部分的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与此同时，1984年国家废除了对棉花的强制征购量，稻谷定购也于1985年废除，定购合同替代了强制征购，它由政府与农民谈判达成，合同价格基本上是定购价与超购价的加权平均。但这一变化使得向农民支付的边际价格下降了9.2％。相应地，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开也开始逐步提高。这使得农产品价格改革产生的对农民的利益激励有所降低。这似乎也能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农业增长对经济制度变迁的依赖。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缺乏重要的土地制度变迁，农产品价格制度改革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又使得农民提高收入的速度降了下来。这使得农民的生产活动一时失去了动力。如果再考虑到这个阶段的农业基本要素投入没有大的变化这个事实(见表1)，那么农村经济制度在这个阶段的新的变化，同样可以作为解释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11978—1988年农业增长与农业投入增长速度(％)
时间 农业总产值
劳动土地 资本
19753.2％ 0.8％
0.6％9.2％
1976
-0.4％-0.1％
0.4％4.3％
1977
-0.5％-0.4％
0.0％5.9％
19788.1％-3.3％
0.6％6.3％
19797.6％ 1.2％ -2.8％7.7％
19805.5％ 1.7％ -0.9％2.2％
19816.0％ 2.3％ -0.7％1.6％
1982
10.8％ 3.6％ -0.4％3.9％
19838.2％ 1.0％ -0.3％3.4％
1984
12.2％-0.9％
0.1％6.5％
19853.5％ 0.8％ -1.0％5.0％
19863.4％ 0.4％
0.1％7.9％
19875.8％ 1.3％
0.3％3.7％
19883.2％ 1.4％ -0.1％4.2％
资料来源：根据林毅夫(1994)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长及影响因素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等基本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考虑到农业技术变化，也不能解释1978—1988年农业增长率的起伏(这一方面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将说明)。因此，只有制度的变化才明显地影响了农业增长的速度。现在，我们把考察的时间延长到2004年，对1978—2004年的整个时间段的农业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三、1978—2004年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1978—2004年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
如道格拉斯·诺斯(North,1973)所认为的那样，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过程正体现出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978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这一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一年在中国的部分农村发生了旨在改革农业生产集体经营的制度创新。集体制是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农业生产制度。这种制度把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由分散的农户所有变成统一的集体所有，农业生产也由农户分散经营变成集体统一经营。在经历了22年的运行后，这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在政治环境稍有宽松的情况下，有少数生产队秘密地将土地、其他资源和产出定额承包给单个农户。由于这一变革很快地收到显著的成效，因此演变为中国农村的又一次土地制度的变迁，结果在全国农村普遍地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与改革集体制相配合，1979年中国开始对长期固定且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价格加以调整。首先改革的是调整定购价和超购价，提高了部分农产品的定购价和超购价。与此同时还开始了对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的改革。根据Lardy(2001)的研究，以市场价出售的农产品在1978年只有6％，到1985年就增加到了40％，1999年又增加到了83％。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商品化农产品总价值的94.5％都以市场价出售，只有5.5％以国家定购价或国家指导价出售。进一步地，随着2004年粮食市场和价格的放开，国家取消了政府订购价。
进入本世纪后，中央政府又做出全面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重大决策。在农产品价格调整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进一步地改善农民的利益，就要求重新调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民负担一直是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负担给农民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改变这种情况的重要途径是改革农村的税费体制。这种改革不仅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收农业税的仅有为数很少的国家，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具备了减免农业税费的经济条件。农村税费改革最初是从基层政府自发性试点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初，一些基层地方政府针对越来越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开始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的探索。自2000年起，农村税费改革正式进入由中央统一部署和指导的改革序列中。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改革内容由原先的“费改税”、“并税”等扩展到调整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间利益的综合性改革。2001年，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自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为扩大试点地区。同年，上海市和浙江省也开始自费的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3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周黎安，2005)。经过这些改革的试点和推广，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化，取消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教育集资；用三年时间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税率、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征收农业附加税以替代原来的村提留；逐步取消农业税。这种不断深化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因此，可以为再次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供一种制度的保障。
除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之外，农村财税制度变迁还包括国家对农业的财政预算支出的改革。国家预算对农业的投入长期不足，表现在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且总体上呈现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2％，90年代达到10％左右，但到了90年代中期，又进一步下降到8.5％左右，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更是下降到8％以下，从2003年以后才又开始上升。这种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甚至比重下降的情形，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的增长。为此，2004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要扭转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的趋势。而这将成为促进农业增长的又一有效的制度因素。
(二)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影响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为了在影响农业增长的诸要素中更具体地解析制度的作用，我们采用格利克斯(Griliches,1963)提出生产函数构建方法来形成我们的农业生产函数。这里我们假定我们的农业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函数的对数线性形式，其相应的计量模型为：
在上面的表达式中，等式的左侧为被解释变量，即农业的总产出水平。而在等式右端的则为解释变量。这里解释变量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其中land、labor、fert、power分别表示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劳动力、化肥和机械的投入数量，这四个变量构成解释变量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度量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第二部分为制度解释变量，主要用以检验本文所论述的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增长的影响，其中HRS表示我国农村农作制度改革的情况，主要用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国总生产队的比重来体现；
则为农业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比例关系，该指标主要用于考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的激励效果，从而对农业增长产生的影响；
则为农业税与农业产出的比例关系，我们引入此变量作为农业增长的解释变量主要是为了解释我国涉农财税改革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此外我们引入
，该变量则是财政涉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这里引入此变量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国家财政农业支持政策对我国农业增长的影响。第三部分constant表示模型的截距项，同时该系数也可以作为技术进步的索罗余值来看待，用以衡量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剩余的虚拟变量以及随机扰动项则构成模型的第四部分，其中
为时间趋势，ε则表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所采用的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及由财政部主编的《中国财政年鉴》。为了提高计量分析的准确性，增加样本空间，我们分别收集了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省市自治区的省际研究数据。由于上世纪末我国行政区划有所变动，故为方便起见我们分别将重庆市与四川省及海南省与广东省相关数据合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按照理论模型以及数据质量的要求，需要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选择及处理方法进行说明。其中农业产出我们选取的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各地区农业总产出的经济指标。而农业劳动力人数我们则是根据农业占整个农林牧业总产值的比重，进而通过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估算得出。由于农业生产存在复种的特点，因此在土地变量的选取过程中我们采用当年的播种面积作为土地变量的指标，而不用耕地面积，这样将更能体现土地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变化关系。农业资本投入的计算比较复杂，由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以及化肥投入作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因此我们这里将农业机械以及化肥投入作为资本投入的替代形式，其中农业机械投入以机械动力来衡量，而化肥投入则以氮、磷、钾以及复合肥的总量来体现。农业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例、农业税② 占农业总产出的比重以及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③ 与总财政支出比例的计算，我们则是分别以1978年和1989年为不同的基期，然后计算相应指数取得。
(2)计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我们现将我国农业增长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从1978年到1984年构成我国农业增长的第一阶段，是一个高速持续的增长阶段；从1985年到1987年是我国农业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农业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衰退时期；从1989年到1995年为我国农业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在该时期我国农业虽然没有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增长，但是呈现出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从1996年到2002年是我国农业增长的第四个阶段，农业增长连续六年持续下降；从2003年到2004年我国农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农业增长呈现快速反弹的趋势，农业增长速度从2003年2.5％上升到2004年的6.3％。下面我们就根据我国1978年以来的相关数据采用OLS方法对我国农业增长进行分析。其回归系数估计值及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参数以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比较理想。从模型1到模型5的F检验都在1％水平上显著。我们采用的模型为多元回归分析，关系到模型回归效果的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R[2])也都超过了0.98，这表明模型中所选取的解释变量能够较好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的增长进行解释。此外，DW检验值也比较理想，其中模型2、模型3、模型5的DW值基本达到理想水平。尽管模型1和模型4的检验值与其余模型相比较低，但仍可以接受。DW检验表明以上回归模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接下来我们则根据上面通过OLS方法获得的我国农业生产函数的系数估计值，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的基本变化情况，来进一步对我国1978年以来不同时期主要农业经济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其分析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结合表3中计算的结果，以及我国农业增长的整个过程来看，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第一个阶段即从1978年到1984年的六年间，农业总产出增长了52.5％，平均每年增长7.5％。在基本生产要素投入方面，除土地投入下降以外，其他要素投入均有所增加，且化肥与机械的增长幅度较为突出，分别增加了65％和71％，然而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较低，除化肥投入贡献较大外，其他要素的贡献率均低于10％。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制度变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时期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1978年到1984年的时间里，我国99％的农业单位实现了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这一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该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的发展。通过我们计算，该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整个农业增长的贡献达到39.98％，其对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所有解释变量，这一结果与林毅夫(1994)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再次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推动改革之初我国农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论断。在随后的第二阶段即从1985年到1987年，我国农业总产出在三年的时间内仅增长了8.2％，平均每年仅增长2.7％，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与前期相比明显放慢也可以用制度变迁加以解释。从各种要素的变化来看，这一时期主要要素投入均呈现稳定变化，并没有出现在第一阶段某些要素快速增长的情况。而从制度因素来看，这一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其对农业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此外在此期间我国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尚未深入，价格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效果不强。从表3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基本要素投入成为推动农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土地、劳动与机械投入在农业增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缺乏制度重大创新的情况下，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增长的低潮。第三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5年，这一阶段我国农业增长处于平稳上升阶段，在这期间我国农业总产出增长了33％，平均每年增长4.7％，虽然高于第二阶段年均2.7％的增速，但是仍然低于改革初期每年7.5％的增长速度。这一时期基本要素投入，除了由于改革深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下降7.2％外，其余要素投入的变化明显加快。其中土地投入增加了4％，而机械与化肥投入则分别增加28.7％和52.5％。但是从分析中可以看到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并不十分突出。而在制度因素方面，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推行并且深化了价格改革，使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逐渐过渡到市场定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工业改革也不断深化，因此随着工业品价格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逐渐抵消了农业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而农业税占农业产出的比重则上涨了13％，这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有效积累，削弱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其贡献率达到35.76％。第四阶段从1996年到2002年，农业总产出增长了24.8％，平均每年增长3.5％，我国农业增长再次进入一个持续缓慢发展的阶段。之所以如此，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该时期基本要素投入除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流转使之下降10.8％)外，其余要素投入均有所增长，特别是机械和化肥投入增长率达到了50.3％和13.4％。在制度因素方面，首先就价格因素来看，由于在该时期中国的商品市场出现了剩余，生产资料市场和产品市场更加统一、更加有效率、更少受政府干预、更加向国内外开放，因此，农产品贸易条件(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开始恶化(OECD,2005)，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比例在7年间下降了14％。其次在税费方面，该时期我国主要农业税收入上升了94.2％，而农业税占农业产出的比重也增长了76.2％。最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也比较低。而对这些资料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农业基本要素投入的贡献增加，而制度变迁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明显下降，结果农业处于持续缓慢增长的态势。从2003年到2004年构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五阶段，在这一时期农业增长出现了拐点，经济增长率从2003年的2.5％上升到2004年的6.3％。这一时期增长的变化主要得益于我国政府农业税费改革不断深化以及财政扶持农业发展不断深入的结果。这两年间，农牧业税从2003年的334.22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198.71亿元，而农业特产税也相应地从89.6亿元下降到43.29亿元，从而农业税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了15.2％，这一变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另外，在财政支农方面，国家也有较大的投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总支出从2003年的1754.45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增长34.3％。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规模则改变了自1998年以来逐年下降的局面，增长幅度达到16.3％。两项政策调整对该阶段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其他所有解释变量，达到了46.2％。因此，可以说这次税费改革以及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增长的新一轮的主要动力。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中国农业增长受相关因素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中国农业经济自1979年以来的增长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明显。当农村经济制度能够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增长就加快，而当农村经济制度不能实现创新，或者说，不能通过创新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农业增长就显得乏力。
(二)农村经济制度影响农业增长不仅在于其激发农民的生产主动性，而且在于其提供的利益空间的大小。并且只有这两方面的作用相互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农业增长的动力。其中，受土地制度变迁影响最大的是农民的生产主动性，而价格制度和财税体制的变化决定了给农民创造的利益空间的大小。
(三)其他的生产要素，尽管是农业增长必需的条件，而且个别的要素在一定时期还会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但是离开人们对它进行投入的积极性和利用的效率，这种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此，对制度的关注是实现农业增长的最理性选择。
基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提出的实现农业增长的对策建议是：要把农村经济制度创新作为主要的突破口，或者说要以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来为农业增长寻找持续的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了农作制度的改革，也在价格制度方面有根本的突破，甚至我们也取消了实现了几千年的农业税，但是在农村进行制度创新还是有工作要做的。比如土地制度是否可以为实现规模化经营进行新的设计；土地承包是否可以为实现农民对土地产权的信任提供更可靠的形式；财税体制是否能实现不仅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我们期待着中国农村经济制度能够不断地创新，也期待着中国农业经济能够找到持续增长的制度动力。
注释：
①这些数据引自林毅夫：《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载《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9—80页。
②本研究所讨论的农业税主要包括农牧业税、契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有税等。
③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主要有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以及其他项目支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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