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缘何难以实现——基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视角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经济结构论文,视角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此轮危机过后，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愈发凸显。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两层涵义，一是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削弱了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危机的抵抗力，造成中国经济更易受到外部危机的冲击；二是危机的爆发更加暴露出隐藏于中国高增长背后的结构问题。而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为了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失速，政府则通过加大公共投资规模来应对，其造成的结果是经济迅速回升，但结构问题被进一步加剧。联系上述两个现象，人们很容易作出公共投资加剧了结构失衡的判断，但事实的本质是否确实如此呢？本文试图予以回答。
我国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起，投资增速不断加快，与消费的差距持续扩大。有学者认为高投资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后者会使投资、消费需求在产业间分布不协调，进而诱发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以及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又将导致金融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及国际收支结构失衡。这种“由此及彼”的判断方式注意到了经济结构内部各指标间的相互关联，看到了长期内我国结构不断恶化的趋势，但若依此而论，如果没有高投资或公共投资增速减缓，那么结构失衡问题应该得以解决，但为什么地方政府没有通过这一途径推动结构转型，却继续扩大公共投资呢？目前一个取得共识的判断是在现有体制下政府需要保持较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因而，经济增长是考察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关系的一个重要联系纽带。
由于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标准，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起着主导作用，因此，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应该决定着地方政府是否有动力推进结构转型，若经济结构转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地方政府是否会致力于结构优化呢？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西蒙·库兹涅茨（1985）认为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对知识和科学本身贮存的高增长率是绝对必要的。钱纳里（1995）指出发展中国家在非平衡条件下进行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大多数经验研究的结果也支持经济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樊胜根等，2002）。尽管理论界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增长效应做出了肯定，但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表现出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饱满热情，却对公共投资的扩张情有独钟。结构失衡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公共投资却成为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中的一个常量。一个解释是结构转型决定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而其短期内的增长效应要小于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对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忽视，而追求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同时高增长伴随结构失衡也体现出高增长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用增长速度自动解决结构矛盾的传统思维受到了挑战。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也表明我们不能仅从表面做文章，还需探讨表象背后的体制性根源。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旧体制的弊端仍有残留，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尚未健全，各种矛盾、摩擦凸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不衔接、不协调。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从而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不平衡。此外，中国式分权及其架构的地方竞争塑造了重公共投资轻公共服务的政府支出偏好（傅勇、张晏，2007），这种偏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王永钦等，2007）、投资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衡。
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体制性约束强化了经济增长、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研究需将其置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下，通过研究三者之间的体制性关联机制来探索解决经济结构转型问题的现实路径。本文尝试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解决以下问题：（1）当前大多从经济结构的单项或少数指标比例关系的失衡判断出我国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失衡加剧，这种判断方式是否合理？经济结构是否一直处于失衡的状态？在探讨结构转型问题之前，须首先明确这一问题。（2）公共投资是否加剧结构失衡？两者的关系判断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财政体制对维持经济增长的承受能力，因而有必要对这种“由此及彼”的判断做出验证。
二、我国经济结构的总体变化趋势
以往研究大多以产业结构或投资消费结构或区域结构或城乡结构等少数或单项指标的比例关系失衡来判断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但系统中诸多结构失衡中的某一个结构失衡并不必然具有总量上的直接意义，而对经济结构总体变化趋势的合理判断是研究结构转型问题的起点。
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度量大多从反映经济结构的指标比例关系① 偏离均衡状态出发，而指标比例关系的均衡状态也正是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和判断标准，这是本文测量经济结构转型趋势的出发点。对产业结构指标比例关系平衡状态的确定，人们已总结出国际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它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然后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库兹涅茨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一产业的产值在整个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规律也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Kongsamut等（1997）用一个三部门（即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三种产品的模型得到各部门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以及各部门对GDP的贡献比例，其表现出的动态特征是，农业在递减、制造业为常数、服务业则递增。尽管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总体上各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仍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反映着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的某种规律性，因而可以将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作为判断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或优化的一个参照系（项俊波，2008）。对于投资消费结构、城乡消费结构、城乡收入结构、内外需求结构指标，目前并没有一个取得共识的均衡标准。我们设定指标比例与1的差距越小，则经济结构越协调。依据上述标准，所选取的反映经济结构协调水平的指标包括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协调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第一第二产业就业协调度、投资消费贡献协调度、投资消费增速协调度、城乡消费协调度、城乡收入协调度、内外需求协调度。为保证指标方向的一致性，所有的指标已转换为正向指标。② 为观察经济结构协调水平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动，我们采用有降维作用的因子分析法。③ 样本数据采取1998－2008年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根据因子得分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勾画出1998－2008年我国经济结构总体协调水平的趋势图（见左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经济结构的协调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及全国整体结构协调水平；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协调水平低于全国总体经济结构协调水平，中部地区要好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比较严峻。
从整体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的经济结构协调水平呈现出“V”字形变化趋势。1998－2003年全国经济结构协调水平呈现直线下滑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协调水平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结构失衡问题较为严重；2004－2007年，全国经济结构协调水平出现上升趋势，结构失衡局面得以缓解。这一时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公共投资增速放缓，投资过热的行业得到控制，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农业、环境保护等领域。这对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性因素并未清除，我国经济难以抵御外部经济危机，结构性矛盾在2008年经济危机下尤为凸显。这也反映出结构调整政策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缓解结构失衡，但尚未解决制约结构转型问题的根本性因素，因而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结构转型。
图 我国经济结构协调水平的地区差异
三、经验分析
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也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经验研究并不多。但仅通过单一方程来分析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困难的。本部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这三个变量整合在我国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提出建立一个联立方程模型来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公共投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来处理（见表1）。
在经济增长方程（1）中，用Y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重点考察公共投资（PI）和经济结构（ES）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传统的公共投资定义，采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④ 来描述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描述将采用因子分析得出的经济结构协调水平总因子得分的数值，力图从整体上全面把握经济结构的信息。
财政分权的指标构造虽然尚未达成一致，但Zhang和Zou（1998）发现用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和总支出这三种不同指标度量财政分权程度的显著性并不改变。张晏和龚六堂（2005）选取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收入指标，以及各指标的人均指标等12个分权指标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其符号不会因对财政分权的不同度量而改变。进而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选取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指标及其人均指标来描述财政分权变量。
在公共投资方程（2）中，被解释变量为公共投资。财政分权对公共投资的影响是拥有更多经济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努力结果。为反映这一激励机制，本文引入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来考察这种激励机制对公共投资的影响。
经济结构转型方程（3）重点考察经济增长与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控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间竞争（COMPE）两个变量。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的描述，张军等（2007）使用地方实际利用FDI的指标，张晏、傅勇（2007）用各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对实际税率作为竞争的代理变量。但外商投资企业所负担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差别很大。基于此，本文采用各省份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来反映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竞争和财政分权对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一方面，政府竞争在分权程度不同的地区对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权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可能随着竞争强度的增强而发生变化。为此，本文引入其交互项来捕捉这一机制。
由前文对经济结构变化趋势的判断可知，1998－2008年的宏观经济实践是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问题较为关键、且有意义的时期。故本文选取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得到了如表2所示的联立方程的计量结果，作为我们讨论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2.实证结果分析
（1）公共投资、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前文对经济结构变化趋势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协调水平在2004年前后呈现出“V”字形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考察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调整经济结构前后，公共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1998－2003年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公共投资在此期间主要任务是防止经济迅速下滑，稳定经济增长，但对结构转型的实现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保增长”而非“调结构”的发展理念下，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大却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因此，公共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仍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2004－2007年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宏观调控政策从“保增长”转向“调结构”。在调整结构的发展理念下，增加公共投资对缓解经济结构失衡，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从1998－2008年期间的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公共投资是政府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工具，在政府不同的发展理念下会产生不同的成效。因此利用政府投资来实现结构转型，其关键不在于投资规模而在于投资的理念和导向。
1998－2003年样本回归结果还表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此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维持在8％左右，处于低增速期，在此期间，加快经济增长是有利于实现结构转型的。2004－2007年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呈显著的反向关系。此间经济增长维持在10％左右，进入高增长期，在此期间，继续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不利于实现结构转型。从1998－2008年期间的样本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转型无显著的影响。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偏离经济发展的目标，对长期内结构转型的实现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可能产生“只增长不发展”的结果。
（2）经济结构转型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对此，我们认为经济结构转型反映出长期内我国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状态，决定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而这种长期发展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公共投资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经济结构转型对公共投资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对公共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经济自主权，同时又有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绩效考核和晋升激励促使地方政府选择有显著增长效应的财政支出结构，而短期内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大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增长效应，这也决定了地方政府重公共投资而轻结构转型。因此，维持现行的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经济结构转型对公共投资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3）体制性因素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抑制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对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了显著抑制作用，这验证了财政分权和地方间竞争是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性障碍，且竞争越激烈的分权越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长的绩效和政治晋升的行为加重了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服务”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并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同时也制造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顽疾——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地方保护主义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而重复建设使得投资过度进入某一个行业或项目，也不利于行业间、产业间结构的协调发展。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策略是运用财政竞争手段吸引FDI，以推动地区GDP和税收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也在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较易被察觉的是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
四、结论
自1998年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成为政府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在我国转轨进程中，现行的体制环境决定了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并非公共投资加剧了结构失衡，这种“由此及彼”的判断方式忽视了问题表象之上所附带的体制性因素。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以及为追求GDP而引致的地方间竞争是投资冲动的体制性根源，而体制约束下的投资冲动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且初始政策动机的层层放大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本文将经济结构转型问题置于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并在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框架下对三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适中”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从分时期的回归结果来看，在低增速期，加快经济增长能够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有利的环境，进而促进结构转型的实现；而在高增速期，继续加快经济增长却对结构转型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过高或过低的经济增速都不利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应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条件。
第二，公共投资是服务于不同发展理念的工具，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在于能否用好这一工具。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公共投资是服务于不同发展理念、实现特定宏观调控目标的工具：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增长”阶段，公共投资规模扩大，能够防止经济下滑，稳定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强化了结构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对结构转型的实现产生了抑制作用；在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调结构”阶段，公共投资的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此发展理念下，公共投资规模扩大，能够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相对充足的财力资源，有利于结构转型的实现。我们认为，公共投资本身对经济结构转型并无好坏之分，而是受到发展理念以及宏观调控目标的支配，从而对转型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不在于是否运用公共投资这一工具，而在于能否用好这一工具。
第三，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途径是深化体制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等体制性因素对经济结构转型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中国经济分权体制下，高增长、高投资都会强化经济结构失衡的体制性根源，抑制经济结构转型的实现。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途径是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制约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性约束，整治市场机制运行环境，推动市场机制的完善，这也是今后确立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所关注的重点。
注释：
① 佩卢用数量关系来直接表现经济结构关系，认为经济结构是“表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经济整体的那些比例和关系”。参考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2页。
② 对于投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内外需求结构的协调测量，我们所使用的公式为X＝1/｜SC/RC－1｜，以城乡消费结构为例，X表示协调度，SC、RC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两个指标。X的值越大，说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越协调。这种处理方法会使协调度与原指标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但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结构协调水平，不会改变我们的主要结论。
③ 样本数据的Cronbachcα信度检验系数为0.63，表明样本数据可以使用；KMO检验值为0.64，Bartlett检验显著性为0.000，拒绝各变量独立的假设，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
④ 2007年后，国家改变统计口径，不对基本建设投资做统计，对此，我们采用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做相应替换。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