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内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化论文,理想信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7-0086-06
理想信念教育至关重要，毋庸赘言。然而，通过何种途径、采取何种方式，以取得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依然是摆在理论界、教育界和社会实践部门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反观实践，在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障碍”性环节——理想信念内化——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把握理论和实践两大关键环节，坚定不移地推进理想信念内化的理念创新、环境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理想信念内化要围绕人的最大需求，不断进行理念创新
理想信念内化是社会化主体——人经过一定方式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转化为自身稳定的理想信念的过程，包括形成道德人格和道德信仰。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围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历史任务，理论界、教育界在青年学生理想信念内化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总体而言，尚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的那些“值得注意的现象”，[1]（P111-112）依然在不断地困扰着我们。既然我们在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上目的明确、方向正确，为什么内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呢？
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与青年学生的需要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膜”，理想信念教育的观念创新不足，最终导致欲“内”而不“化”现象的发生。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的观念日益活跃，客观上形成了理想信念分化、多元的态势。理想信念分化、多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个体利益需求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分化、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在青年学生身上表现尤甚。综观历史与现实，每个青年学生都有实现自我愿望、目的的动机，任何一个人都不想成为失败者，成功是任何一个人永远追求的目标，青年学生亦不例外。可以说，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既是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的外在表现，又是其内驱动力。尽管每个青年学生都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才能使自身融于社会之中，最终获得价值肯定，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得出社会价值判断即等于青年学生个体价值需求的结论。恰恰是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忽略了人之为人的这一内在属性，导致理想信念内化难以贴近受教育者，使之无法与自我需求形成契合。这一现象应该成为我们反思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内化活动、实施内化观念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理想信念内化的观念创新，是一种观念变化和适应。“彼”之观念变化，要求“我”之观念相应发生变化。既然理想信念与“成功”和自我实现紧密关联，那么，我们便找到了搞好理想信念教育的动力源泉和切入点。所谓“成功”或者自我实现，就是在某种冲动、愿望的支配下，通过实践活动取得最终成果。联系现实，由于人们社会活动方式、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就决定了个体成功、自我实现的模式呈现多样化、衡量标准多元化，由此必然对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产生多面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和信念逐渐分化、多元态势的现实，要求我们在理想信念内化上，必须转变理念，承认客观，适应现实，把人们对成功的追求和渴望，纳入到社会发展中来，既不能以“一律”化消弭“个性”化、差异化，更不能无视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将自己立于“强势”地位，垄断话语权。否则，便无法实现主导、主流价值观念与现实青年学生个体价值倾向和理想追求之间的有机统一。
现实启示我们，理想信念内化过程，与市场活动中的交换过程有某些近似的地方。“交换”活动能否顺利完成，首要因素是产品能否对应“买方”的需求。反之，无论“卖方”为“买方”提供多么优质的产品，“买方”都难以接受，因为二者之间缺乏需求契合。因此，理想信念必须适应受教育者的需求，才能获得植根生长的土壤。在契合的基础上，“交换”活动顺利完成的另一要素是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即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与受教育者确立平等地位。只有在教育和受教育者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信任，实现有效沟通和交流。卢梭主张，教师要做青少年的伙伴和朋友，他甚至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他本人就是一个孩子，希望他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的伙伴，在分享他的快乐的过程中赢得他的信任。”[2]（P30）信任是理想信念教育内化的重要前提。
在理想信念内化上实施观念创新，引入人生“成功”多样化的观念意义重大，它是赢得受教育者认可，将受教育者导入理想信念教育内化的话语体系的先导因素。简单地说，要使受教育者感到“你”是在帮助他，帮助他成为他希望成为的那样，而不是“你”所要求他成为的那样。否则，外化（由外而内的教化）便只能是“外”而不化，“内化”也只能是空谈。李开复先生认为，“多元成功才能是真正的成功”，作为成功人士，他亲身体验到成功的价值和快乐，感慨地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只承认少数几类成功者，那么，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不俗业绩却无法获得社会认可的人就很难体会到真正的快乐，这个社会中有勇气从事那些寂寞、枯燥但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的社会很难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也很难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走到世界的前列。”[3]（P5）显然，一元成功模式下，不仅理想信念内化难以落到实处，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当然，将理想信念内化与成功等要素结合起来，绝非意味着我们只能简单迎合某些个人需要，更不是满足某些渴望“成功”之人的低级乃至庸俗的愿望。恰恰相反，教育者的责任和使命在于引导青年学生在正确认知并确立自身愿望和需求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使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符合人类文明前进方向，满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需要的行为，人生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在具体实践中，教育者还需了解，人的新需求的产生包括理想信念的产生，总会为理想信念内化提供新的市场和机遇。在这个市场上，不是这种价值观满足了人的需要，就是那种价值观念占领了市场，问题在于我们所提供的理想、信念是否能够满足青年学生的心理心灵需要、人生成功的需要。因此，作为特殊的精神活动现象，理信念教育内化必须要搭载于人生成功的某个现实载体上，才可能为受教育者注入灵魂的“基因”，促进内化过程取得实效。
二、理想信念内化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进行环境创新
理想信念内化，需要不断优化教育活动环境。环境优化了，教育主体才能在理想信念内化上充分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理想信念内化教育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种因素和系统。作为系统工程，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综合运用多种因素和力量，着力进行环境创新，这样才能推动理想信念内化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取得实际成效。
第一，加强教育者的道德修养，提升理想信念教育主体的道德资格。理想信念内化活动，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意识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们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教育主体做出评价，对于评价良好的教育主体，受教育者就会容易接纳。反之，就可能产生逆反心理。可以肯定，把某种理想信念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存在一个教育主体的“道德资格”问题。缺乏道德资格的主体，其教育成效无从获取。“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教育主体的道德资格问题，虽然不像职业鉴定领域的“市场准入”机制那样，具有法律规章般的硬性规定，但却深深地烙印在受教育者的内心之中，成为影响理想信念教育内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主体必须高度重视教育者自身的道德资格构建。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利益追求和人民的利益追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执政党作为理想信念教育内化的主体，其理想信念要转化内化为每个国民的理想信念，要求执政党的组织成员在理想信念上是正确的、坚定的。如果教育主体成员自身在理想信念上不够纯洁高尚、坚固，那么，对受教育者来说，就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教育主体的人格和作风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前提之一，对其受教育者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在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必须切实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体现高尚的理想和追求。反之，如果教育主体在其所宣传的理想信念上缺乏理想，对自己所倡导的信念不信或者半信半疑，那么，对受教育形成的影响必然是负向的，甚至将动摇受教育者已初步确立起来的理想信念。
第二，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想信念内化提供环境支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4]（P232）环境的改变会导致人们精神需求的改变，最终引发人们理想信念的改变。因此，创造一种健康和谐的环境，以使受教育者受到理想信念熏陶就显得尤其重要。
人的环境或者说受教育者存在的环境，受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个诚信友爱、公平正义的环境下，人们的心态大多处于轻松和开放的状态，易于接受社会管理者的意见，有助于理想信念内化的实现。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们党的战略目标，也是开展理想信念内化活动的环境因素。当然，这里面涉及到整个社会系统需要良性建设和发展。同时要看到，营造理想信念内化的环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需要社会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
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指出：“社会发展是说，个人只有在一个以正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内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社会发展也是说，没有社会领域的进步，真正的经济进步根本不可能。社会发展也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生活所在的全球生活的政治答案。”[5]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关系统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健康、快速、和谐发展轨道，这样的环境本身，有助于为理想信念教育内化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就是理想信念内化的环境要素之一。
第三，引导非正式组织，在群体之中开展理想信念内化活动。人是社会化的人，人都是在“组织”中生存活动的，总会程度不同地受到组织行为的影响。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认为，社会组织可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类，在正式组织中，受组织力量的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会表现出某种迎合性特征，有时表现出不真实的一面，换言之，其所谓组织理想的信念内化可能并不真实。但在非正式组织中，人和人的思想、情感交流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由于彼此平等、自然交流、相互感染，处于非正式组织状态下的内化过程和结果反而更为可信。
开展理想信念内化教育，要研究组织行为的一般规律，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要特别关注非正式组织对当下人们理想信念的影响，为其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英国学者史蒂文森发现，人在非正式组织环境中相互之间能够产生感染。例如，关于“志气会”，彼此之间就会相互影响。他指出：志气这东西是能传染的，你能感染笼罩在你的环境中的精神，那些在你周围不断向上奋发的人的胜利，会激发你做更艰苦的奋斗，以求达到如像他们所做的样子。这一研究表明，理想信念内化在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中进行会更加有效。
三、理想信念内化要符合教育一般规律，不断进行实践创新
事物总是在过程中实现转化的，事物发展变化过程是有规律的，把握规律才能促进事物顺利转化发展。理想信念内化，作为人的教育，必须符合人的一般教育规律，必须在实践活动中完成，必须在“内而化之”上下功夫，综合吸收、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各种手段，广泛开展实践创新。
其一，理想信念内而化之，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通过研究证明，人的思想道德意识和行为变化可分为八个阶段，其中，第五、第六阶段是青年思想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时期。在第五阶段（11、12—17、18岁），青少年将确立自我意识和自我角色，他们从外在评价和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认识自己的现在与未来社会的关系，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各种角色及早期培养的技能与现实职业的标准联系起来，从中获得自我同一性的感觉。这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一种在过去经历中形成的内在的恒常性和同一感（心理上的自我），一旦这种同一性的自我感觉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感觉相配时，那么，就表明一个人的“生涯”是大有前途的，进而他们会逐步形成忠诚的美德。在埃里克森看来，这种“同一感”对帮助青年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顺利步入成年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否则，青年常常会表现为以一种讽刺和势利的敌意对待家庭或未来社会所提供的合适和理想的角色。[7]（P261-262）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时机，把握青年学生思想道德发育的这一特点，通过理想信念内化，实现受教育者社会化过程中的责任内化，必将对青少年理想信念形成、巩固起到推动作用。在第六阶段（17、18—30岁），具有牢固同一性的青年人热烈地寻求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他们乐意把自己的同一性与其他人的同一性融合在一起，具备了成为协会会员和伙伴关系成员所须承担义务的能力，也具备了为遵守这些义务而发展的道德力量的能力，甚至具备了为此而付出巨大牺牲和让步的能力。[7]（P263）如果教育者能够把握青年在这一时期的身心发展规律，帮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建立与他人同甘共苦、相互关怀，特别是在危急情况下互相承担义务的感情，那么，理想信念内化将会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反之，青年大学生就会产生性格扭曲，在理想信念上与国家和社会要求形成分歧。
关于理想信念内化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方法值得借鉴。朱熹说：“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梯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是必至于举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然后为知之至，而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至是而无所不尽其道焉。”（《朱子文集大全·卷四十二》）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证明，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养成具有阶段性特征，道德品质、理想信念发生和发展概莫能外。这一论述说明，理想信念教育内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要求教育者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把握对象性、规律性，在具体实践中，针对不同人群特点研究教育内化规律，减少教育的盲目性。
其二，理想信念内而化之，必须坚持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原则。在“智”中发展、在“美”中孕育、在“体”中磨砺、在“行”中转化，坚持多种手段开展理想信念内化活动，努力实现知识传授、情感升华、意志巩固、道德实践的统一。一般而言，青少年思想道德是沿着知、情、意、行的路线逐渐发生发展的，但又具有非线性、不均衡性特点。把握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在开展理想信念内化时，要以知识教育为基础，以情感升华为酶素，以意志成型为标志，最终落实于道德实践。
关于理想信念内化，把握知、情、意、行诸因素意义重大，同等重要。其中，情感因素占据特殊地位。情感的量度指标是情商，它代表着个人情绪和行为的自控能力，这种能力是形成人们思想道德的基础。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没有细腻的情感、缺乏同情心的人，就不可能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不仅如此，情商（EQ）与智商（IQ）之间关联密切，相辅相成。研究表明，情商是理想信念的基石，情商愈高，不仅容易形成理想信念，而且未来取得成就的概率愈大，反之亦然。情感对思想道德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要求我们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要高度重视情感教育。
当前，社会对高校大学生的情感教育相对薄弱，因情感扭曲而造成的理想信念扭曲、变态，进而危害他人与社会的事例已不罕见，部分学生甚至走上仇杀和犯罪道路。在加强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内化教育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教育者的高度重视。没有正常的情感，就没有正常的理想信念，也就不可能成为理想远大、人格健全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根据历史经验，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依然是理想信念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和实践法宝。现实要求教育者充分利用情感因素，通过情感熏陶、激发，促进理想信念内化，已是当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内化活动中的必由途径。
其三，理想信念内而化之，必须坚持日常化和规范化相结合的原则。开展理想信念内化，搭建内化载体十分重要，规范化和日常化实践体验活动是理想信念内化的关键。日常化的实践活动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人们生活常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人们获取生命智慧的重要源泉、潜移默化接受和内化社会规则的重要平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对日常化实践活动重要性的形象描述。特别是日常化的劳动教育能唤起和强化青年学生平等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培养其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一般都从自我服务开始，自我服务能使劳动变为人人都负担的平等的普遍义务。劳动教育手段虽然朴实有效，但在实践中却被忽视了。为此，教育者应该充分利用日常化的实践活动资源，将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手段与理想信念内化的可能性因子进行衔接，找到嫁接和转化的契机，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出可以进行规范化操作的具体内容，使理想信念内化的内容得以通过与青年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载体、学习载体和活动载体，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其内心介入、拓展、深化、固化，为最终实现由内而外的外化，将社会共同理想信念外化为服务于社会的具体行为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源于青年学生人生发展需要，基于日常化实践熏陶，又归于为青年学生人生实践和社会发展现实服务的理想信念内化脉络，与儒家通过日常礼仪规则成功内化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育经验相比，在形式上具有一致性，应该作更深入的拓展和挖掘。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灌输”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则，并没过时，更不是一种错误。“灌输”原则被质疑，问题不在灌输本身，而是灌输的形式需要改进。试想，宗教理想和信念内化是否与灌输有关？显然，一味反对灌输是有违理想信念内化规律的。因此，必须重申，加强理想信念内化，必须坚持灌输原则，绝不可一日曝十日寒，导致理想信念内化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总之，理想信念内化作为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决定了它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作，教育需要多方协同配合，逐渐推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将理想信念深入青年学生内心，并最终转化为服务于社会的具体行动，把青年学生造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