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思想不力，难逃覆亡结局——苏共垮台的深层次原因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深层次论文,难逃论文,结局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没有言之凿凿的定论。究其原因，是因为苏联解体不是巨大外力所致，也不是在人民革命浪潮中被推翻的。
苏共垮台的一般看法
二战初期，苏联国力远没有达到剧变前那样强大(500万装备精良的常备军、2000枚核弹头、12000枚弹道导弹)，法西斯德国以猝不及防的闪电战，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就突进到苏联腹地850～1200公里，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而此时苏联在战前所拥有的全部军队在战争初期就已被德军冲击得所剩无几；北方重镇、战略要地列宁格勒则被德军围困，成为孤岛，随时有被攻破的可能。苏联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但苏联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以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英雄主义与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地与入侵之敌殊死斗争。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联共(布)党员自始至终都是苏联人民的战斗先锋。联共(布)党80％的党员都先后在武装力量和游击部队中战斗过，或在敌后进行地下斗争。整个战争期间，约有300万党员在战斗中阵亡或在艰难的生活中丧生，但党员队伍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战争初期时，联共(布)党员约380万，而在战争结束时，这一数字达到了570万。战争期间有330万人入党，近51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的领导下，联共(布)党员与苏联人民一道打败了法西斯，赢得胜利，保卫了苏联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胜利是苏联共产党的胜利。这些由“特殊材料制成”(斯大林语)的人，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功勋。
1917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被人民革命推翻时，建党不到20年、人数只有20万的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国家政权，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党初期，列宁在与孟什维克辩论党员资格时曾经说过，白给的党员，一个也不要……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可以把整个俄国翻转过来。列宁说到，也做到了，他是依靠那些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布尔什维克带领着受压迫的人民完成的。这些布尔什维克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有着如此辉煌历史和优秀传统的1900万苏联共产党员，却不能在和平年代保全苏联，反而有大批的党员退党。在退党人员中，工人党员退党的比例比知识分子要多出一倍，比退休党员多出2.5倍。与此同时，有67％的党员认为苏联共产党所残存的威信正在丧失；30％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感到失望；20％的党员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态度。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人先锋队组织，出现如此状况，必须从自身查找原因。
在对苏联剧变的研究分析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苏联剧变是由于一系列因素促成的：既有主观的、客观的、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也有国家的、国际的、历史的、现实的因素；还有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伦理的、道德的、民族性的因素(比如易走极端的民族性格)。这种研究方法，在医学上，相当于说一个人是死于并发症。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并发症？是心血管疾病，还是某种癌症，还是因为某个脏器的病变？现代医学通过解剖、化验等科学手段，已经能将这一问题厘清。历史学和人文学也应当引入这种方法，找出问题的源头。
在对苏联剧变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不经意地忽略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过分强调某一因素的严重性。应当说，现今世界十全十美、没有问题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但不是有问题的国家都必定崩溃。一些看似明显的问题尽管是因素之一，但不能认为就是决定性因素。比如，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谈到苏联剧变时就认为，美国是苏联解体的胜利者和行为人。正是美国以它的经济实力和结构优势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久加诺夫所说不无道理，西方的压力无疑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决定性因素。古巴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上讲都是一个比苏联要弱小得多的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为其制定了更为详尽周密的颠覆计划，并屡次付诸行动。直到今日，古巴的政治制度还是没有被美国所摧毁。
本文认为，各种因素中必有一个是主导的、具有关键作用和决定意义的。苏联剧变的亲历者，曾在叶利钦任总统时期任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临终前(2010年)接受采访时，还认为所有对苏联解体的分析大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只是空洞的猜测。他还说，戈尔巴乔夫自己还掌握着一个足以毁掉他政治生涯和政治声誉的秘密。尽管这个秘密未见于世。但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本人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对苏联剧变的责任是脱不了干系的。
苏联覆亡的决定因素
那么，什么是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从苏联剧变的含义进行分析，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分崩离析，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二是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三是各个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四是抛弃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剧变的先后的顺序是苏联共产党丢掉权力在前，国家解体在后。所以结论应该是，正是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出了问题，才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那么苏联共产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目前，见诸报刊媒体比较流行的和泛泛的说法，无非是占据苏联党和政府重要职位的精英们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热衷于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脱离群众，养尊处优，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被人民所抛弃。而有价值的研究应当是：这些精英们是如何占据党和政府重要职位？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苏联著名历史学家麦德韦杰夫认为，在和平年代，因为不会有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可能，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变成一种获得权力和物质利益的手段，成为加官晋爵的阶梯。很多不良分子和抱着不高尚的目的的人挤进党内，党的作风和性质也因这些人的大批涌入而发生质变。在使用干部和提拔的过程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甚为严重，对干部德才的考量多流于形式。当年戈尔巴乔夫被中央赏识，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任职时，对中央来边疆区视察、度假的官员们热情周到的接待有很大关系。
早在苏联剧变的前十年，即1981年10月21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派遣了一名私人信使。他带去的通知称：苏联正处于如苏维埃俄国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类似的局势。这个消息令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很困惑。他们知道，1918年的局势是关系到苏维埃俄国存亡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推断，这不是耸人听闻，苏联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1918年3月的苏维埃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由于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得整个国家民穷财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如果继续战争就会扼杀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立即缔结屈辱性的割地赔款和约，又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党内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厉害。
而1981年的国际形势是，“波兰团结工会”和瓦文萨取得政权后，终止了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活动，这给苏联造成很多困难。苏联在全球的进攻性战略，已经使其经济陷于危机边缘。国内政治气氛长期沉闷、封闭，又使得社会孕育着新的危机。这是一场经济、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危机，衰老和退化的权力阶层应对这样的局面已然力不从心。
在处理危机时，不同时代的领导人有不同的作为。1918年时，列宁正年富力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排除了来自“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的干扰，以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带领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出了危机。那时的布尔什维克虽然人数不多，但都经历过革命的考验，他们崇敬列宁的为人和理论素养。正是这种对列宁的信任与对革命的忠诚，使得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够站在列宁的一边。
特权阶层成为阻挠苏共改革的顽固力量
然而，1981年的苏联，勃列日涅夫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久辞世。安德罗波夫接手中央工作时，身有重疴，革新尚未见成效，就撒手人寰。契尔年科上任时已经73岁，年老多病。最高领导核心也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老人，如此老化的领导集团是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一时期，党内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按照当时“持不同政见人士”分析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已经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一些党的精英们更是“夜间人”——白天，他们在下属和公众面前，振振有词地念叨着马列主义的辞藻，夜间私下里讲的却是另一套。他们不仅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向往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满足于仅仅管理生产资料，还处心积虑地攫取本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这些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弄虚作假、非法经营甚至公然盗窃，把国家和集体的财富据为己有。当时有一句政治笑话，反映了这一现象，“我们的国家真富，我们都偷了60多年，还没把它偷穷”。这些人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后，又想方设法地要把这些财富以及地位传给自己的后人。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赞成改革，但改革的方向绝不是要有利于人民，而是有利于自己。因此这些人在改革中，倾向于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而且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历史的发展见证了这些人在剧变后成为社会上的巨富。另一些人，主观上并不想走资本主义，只想维持现状，保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现存制度下舒舒服服过日子，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动摇现存制度的改革。
如果在党的上层，上述两类人只占少数，没有达到或超过社会的容忍度，那么党的威信不会受太大的损害(在如此众多的党员中，出现些许不良分子很正常)，党对社会还有控制力。但是如果这样的人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甚至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社会阶层——特权阶层(比如说，30％)，那么党便会失去民心而陷入困难境地。尽管党的外表看似很强大(1940多万人)。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没有政治领导、没有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不能发挥其职能。然而在1981年后的十年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动力，不如说已成为了阻力。
不可否认，苏联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培养了大批很有能力的干部，但是在政治领导人才的培养方面却少有作为。斯大林周围的人与列宁周围的人相比，无论是政治魄力、知识水平还是意志品质方面，都有明显差距。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状况仍在延续，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情况更差。在他周围，已经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那样的能够代表20世纪70年代政治领导水平的人物了。事实上，不是无人，而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没有被选拔出来。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后，对自己身边的人在智力和能力方面要求不高，带来了自己的一班人马，而且经常撤换高层干部。新任的高层干部，能力更差，仅仅是较为听话而已。这种撤换越频繁，潜在问题就越严重，也加速了苏共的衰败——因为下属们都知道，这位新领导不喜欢听坏消息，于是政治局的委员们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也就都不愿去他那里汇报工作。
没有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苏联焉能不变？
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苏共的影响，就是放弃了自列宁以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开始迅速分裂为民族分离主义政党和运动。苏共自身的状况出现了急剧的“动荡”。差额选举破坏了原先上级任命干部的管理方法。到1989年，更换了82.2％的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90.8％的州委书记、边区委员会书记和共和国党组织书记。在1989年苏共中央全会上，党的机关对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发难。尽管未能奏效，但却显示出苏共国家机关中的不满情绪正在持续增长。
1989年的选举运动，使各种民族矛盾更加凸显，成为后来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契机。在此基础上，苏共以各个共和国为单元发生分裂。从1990年起，苏共内部开始形成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其中占据要职的人大多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
1990年，苏联在宪法中宣布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被取缔。于是，苏联共产党被推出国家的管理系统。作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不久之后，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声明。前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贡·克伦茨对此认为，这个声明是以列宁的权威为幌子，假借列宁的名字而正式宣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苏共内部对于二十八大的看法是，50％以上的苏共党员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没有使党的状况有什么好转，而1/3的党员认为二十八大进一步削弱了党组织的影响。二十八大通过的关于在党内可以建立各种政治派别的决议更是破坏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党内出现各种派别和同盟，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使苏共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顿时变为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从支持激进派，转而倒向保守派，又加速了分裂的过程。人们逐渐认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根本就不具备人民领袖的品质、能力和气魄。这时，在苏联社会出现了民主反对派。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显得更有能力、更具亲和力、更符合大多数苏联人对于强有力领导的需求。叶利钦久处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多的政治斗争经验，在采用各种平民主义的影响和声明的同时，又很会煽情。
正是建立在难以控制的激进情绪上的民主运动摧毁了苏联共产党。最终，分裂的、被剥夺实际职权的苏共已无法抵抗分裂的趋势，国家开始走向解体。
苏联长期以来是依靠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控制统合社会，大部分党员和各阶层民众也以此作为信念支撑。没有了苏联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苏联焉能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