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论文

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姚洋洋陈明

(1.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广州 510320；2.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州 510521)

摘要：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并比较了2005—2014年全球主要国家的农业国际分工地位，采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依托不同来源的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农业国际分工地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后者的提升速度高于前者，中国的农业国际分工地位一直处于问题提升的趋势；服务投入来源的差异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截然相反，其中本国服务化对提升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外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推进服务化的进程中应根据服务投入的来源加以区分。

关键词：农业服务化；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

1 引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家，多种农产品产量在全球居首位。但是，在农业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技术和成熟市场占据了主导权，瓜分了农业全球价值链中较多的利益；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初级产品只能位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弱势地位，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农业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的低效率、不可持续、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不断凸显，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多的贸易利得成为当前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开放的视角下，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向农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服务化水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优势正是源于其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2017 年农业部等三部委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历史任务，对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1) 农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EB/OL].国务院公报2018年7号，网址：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71797.htm。。由此可见，农业服务化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得到广泛认同和重视，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推动农业服务化转型是提升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途径。

学术界对服务化与国际分工地位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Grubel 和Walker认为技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通常都是通过服务业导入制造业的^[1]，通过服务化能够促进制造业的价值链攀升，从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2]。然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关于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研究尚未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主要采用了出口相似度指数^[3]、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4-5]、价值链地位指数^[6-7]等指标进行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实证研究发现开放水平、对外投资、贸易网络特征、制度质量、要素禀赋^[4-7]等是影响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主要因素。二是服务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相关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具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等重要作用，增加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8-10]。

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导致脑梗塞患者缺血、缺氧等症状，并最终导致局限性脑组织缺血性坏死或者脑软化。通过良好的治疗效果，社区服务中心做到了最佳的宣传效果，可以使社区群众做到慢病康复进社区，以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将“六位一体”中的康复做好做实。与常规医院护理相比，社区康复护理能够降低经济支出，节约人力物力，将病患的家庭经济减到最低[3]。通过与亲属接触进行康复训练与日常护理，能够节约医疗费用的支持，最终实现经济效益。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服务化能够提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并且服务化对农业发展也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数据的限制，关于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缺乏实证经验证据。尤其是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蔓延到服务业领域，农业服务化不仅体现在本国生产服务的投入，还包括了国外服务投入，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外服务投入的比例越来越高^[11]。如果说本国生产服务的投入有助于增强本国农业的贸易获益能力，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那么来自国外的生产服务投入将会导致本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丧失主导权，更多的分工和贸易利益被国外生产要素攫取。因此，如果从利益获取能力的角度考察一国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话，那么服务投入来源的差异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是基于最新的贸易增加值数据，从产业层面测算和比较全球主要国家的农业国际分工地位；二是有效区分服务投入的来源，即分别测算本国服务化水平和国外服务化水平，实证检验服务投入来源的差异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影响。

2 实证研究设计

2. 1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分析，为检验服务化与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系，本文设定计量回归方程如下：

μ _i +λ _t +ε _it

(1)

针对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建设、运行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河南省防办组织各市、县水利局运行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针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网络运行维护、预警设备运行维护、业务系统应用等进行了多次培训，累计达520多人。这些人员都成为了各地的骨干力量，不仅为下一步工程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还为进一步推进水利信息化、促进水利现代化积蓄了力量。

(1)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在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下，最能反映一国农业参与国际分工地位的是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增值能力。Koopman等基于对一国出口产品的价值按照GVC进行“增加值”分解，提出了测算一国产业在GVC中所处分工地位的具体指标^[12]，即GVC地位指数(GVC_pos)：

GVC_pos_it =β ₀+β ₁LnDS_it +β ₂LnFS_it +

式中，i 和t 分别代表国家和年度。GVC_pos表示农业国际分工地位，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Serv为农业服务化水平，代表农业生产服务投入的百分比，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在模型中做了对数化处理；X 为控制变量集，β 和φ 为待估参数，μ 、λ 和ε 分别代表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2)

列(1)和列(2)为模型(1)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尽管服务化变量的系数为正，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服务化水平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是不明确的，农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这也表明在服务贸易全球化和服务业价值链分工演进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服务投入的来源进行区分考察。

2. 2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考虑到服务投入来源的差异，本国服务化和国外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效果。因此，将服务化水平根据来源的不同进行分解，建立如下计量模型，可以检验不同来源的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化影响。

GVC_pos=Ln(1+IV/E )-Ln(1+FV/E )

(3)

式中，GVC_pos代表一国产业在GVC国际分工中的地位；IV表示该产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即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中间品被加工后再出口给第三国的部分；FV表示该产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即出口的最终产品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E 为该产业出口总额。Koopman 等认为，如果一国处于某产业的“上游”生产环节，就会以向其他国家提供中间产品的形式参与GVC分工，其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IV)比例就会高于国外增加值(FV)比例；反之，则IV小于FV^[12]。因此，GVC地位指数的大小，反映了一国某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高低。数据来源于OECD-TiVA数据库，涵盖了2005—2014年的数据。

孙曦晓等[13]采用离子液体-超声辅助技术从杜仲树皮中提取EOP发现，EOP对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的清除能力高于相同浓度的维生素C；宫本红[14]经研究认为，EOP具有清除轻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且清除轻自由基的能力显著大于清除超氧阴离子，粗多糖的清除能力高于精多糖的清除能力。刘晓河等[15-16]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杜仲皮中多糖发现，EOP对亚硝酸盐有较强清除作用。辛晓明等[16]研究证实杜仲总多糖有提高小鼠耐缺氧能力作用。

(2)农业服务化水平。投入产出模型的直接消耗系数作为农业服务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即农业总产出的中间服务投入比例：

作为一种具有“信任品”特征的商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因此其质量安全问题格外受到关注。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水平可能是影响进口量的因素之一。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水平与进口量成负相关，即国产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越高，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越少；而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水平与进口量正相关，即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越好，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越多。

式中，表示农业对s 国j 服务业的直接消耗量，GO表示农业总产出。相应的，本国服务化和国外服务化水平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5)

(6)

(3)控制变量。根据前文所述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本文选取5个控制变量：农业对外开放度(Open)，用农业进出口总额与农业增加值的百分比表示，用以衡量一国农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农业资本密集度(K_L )，用农业就业人员的平均资本存量表示，用以衡量一国农业生产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密集程度；农业生产率(GO_L )，用农业就业人员的平均产出表示，用以衡量一国农业就业人员的生产效率；人均GDP(GDP_pc)，用以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比例(S_ ratio)，用以衡量一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其中，对K_L 、GO_L 、GDP_pc 3个变量进行了汇率和物价调整，转换为2010年美元价。模型中所有被解释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并且加入了国家和年份的虚拟变量。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农业 GVC地位和服务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联合发布的TiVA(Trade in Value Added)数据，可以计算得到2005—2014年世界主要农业大国的农业GVC地位指数。通过表2发现：①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农业GVC地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2014年，5个发达国家的农业GVC地位指数平均为0.170，而同期5个发展中国家只有0.101，比前者低41%。美国农业的GVC地位指数最高，比最低的印度高6倍多，也比中国高73%。发达国家的农业GVC地位之所以高，得益于其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和强大的农业研发能力，在农产品国际竞争中拥有主导权，有助于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②从农业GVC地位的变动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GVC地位指数增长情况要好于发达国家，前者平均提高了17%，而后者平均下降了6%。其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农业GVC地位指数增长较快，2014年农业GVC地位指数分别比2005年增长了94%和42%，而同期法国和日本的农业GVC地位指数则分别下降了24%和19%。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入，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③中国农业GVC地位在2005—2014年提升很快，除2010年外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农业GVC地位指数从0.069增长到0.134，9年间增长了94%，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65%，在全球42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居第六位。

表 2世界主要农业大国农业 GVC地位指数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OECD-TiVA数据库计算所得，https://stats.oecd.org/。

从表3所示农业服务化水平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服务化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2014年5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服务化水平为17.05%，即中间服务投入占农业总产出的17.05%，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服务化水平只有8.68%，仅为前者的1/2。其中加拿大的农业服务化水平最高，达到23.73%，而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印度尼西亚只有4.65%，不到前者的1/5。服务化水平的巨大差距表明，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中投入了更多的服务要素，尤其是农产品批发贸易、农业金融、农机设备租赁、农业管理咨询等服务^[8]，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投入的服务要素偏少，农业发展主要依靠实物型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投入。对农业服务投入按照来源分解为本国服务和国外服务后发现，尽管所有国家的农业国外服务化水平都很低，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国外服务化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这种状况可能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对国外生产性服务进入本国农业生产市场的限制条件较多。

表 3 2014年世界主要农业大国农业服务化水平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WIOD-WIOT计算所得，http://www.wiod.org/。

3. 2计量结果分析

基坑开挖深度2.0～4.8 m，揭露第①层上层滞水及第③-1层潜水，③-1层潜水水量一般不大，可采用集水明排方式进行抽排。基坑施工期间，应做好地表水的疏排工作，防止施工用水、周围管道渗水、雨水等冲刷基坑侧壁，影响基坑安全。基坑开挖时应做好监测工作，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施工。根据场地土工试验结果，建议基坑设计参数见下表2。

表4报告了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样本年份跨度较长，对模型设定的检验发现存在组间异方差、同期相关以及组内自相关，因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13]，以消除非球形扰动对回归系数有效性的影响。

式中，DS和FS分别表示农业本国服务化水平和国外服务化水平，其他变量与模型1相同。

通过SIMP材料插值方式引入连续变量，可以解决拓扑优化离散变量不连续问题，SIMP的材料插值公式如式(1)所示：

在区分了服务投入的来源后，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本国服务化的系数估计值为0.011，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统计检验。这一结果表明，依托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而实现的服务化有助于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表现出正向的推动作用。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变量DS 的系数估计值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改变，不论是系数的估计值还是显著性统计检验结果都是如此。说明即便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因素，本国服务化仍然对提升农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与本国服务化发挥的推动作用不同，列(5)和列(6)的结果表明，依托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而实现的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是不利的，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后，变量FS的系数估计值为-0.018，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列(7)和列(8)是将DS和FS同时纳入模型中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列(8)加入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DS和FS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通过列(3)至列(8)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比较，不难得到服务投入来源的差异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依赖于国内服务要素推动的农业服务化有利于提高本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能力，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而依赖于国外服务要素的农业服务化则可能使本国农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被主导”，降低获益能力，从而阻碍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控制变量中，农业对外开放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加速了农业国际化进程，降低了一国农业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比例，进而制约了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农业生产率高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高，农业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比例较高，因此降低了农业GVC地位。资本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本密集度高的国家农业劳动投入相对较低，而高资本投入和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使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得较高的分工地位；人均GDP和服务业比例的系数在多个模型中显著为正，人均GDP和服务业比例都代表了国家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这也验证了发达国家的农业国际分工地位高于发展中国家。

表 4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数值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估计值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2个角度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2) 为节省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一是在回归模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加自助抽取法(Bootstrap Method，重复抽样为1 000次)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以获取估计系数的标准误；二是剔除农业GVC地位指数最高和最低的5%的样本，再利用剩下的样本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稳健性结果显示，虽然自变量的系数大小发生了变化，但是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4一致，说明表4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测算了全球主要农业大国的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和农业服务化水平，并利用2005—2014年42个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发达国家具有高的农业生产率和强大的农业研发能力，农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后者的提升速度高于前者。其中，中国农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一直保持着较快的提升速度，在全球主要农业大国中增速最快，并且排名已经提高到第五位。②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过程过中投入了更多的服务要素，农业服务化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要素投入的依赖较低。区分服务投入的来源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国外服务化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③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由于本国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投入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截然相反的效应，导致农业整体服务化水平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本国服务化有助于提高一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能力，对提升农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国外服务化则会导致一国农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失去主导权，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了负向影响。

1.1 业务资料维护模块。因为当前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么就是同一个人可能会有多个险种，但是这不同的险种可能并不是归属于一个单位进行管理，所以将企业的信息管理归纳进入业务信息维护模块。

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完善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理解，同时对于从服务化的视角推动中国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目前，中国农业正处于加速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时期，服务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有效手段。因此，要认识到服务化对农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农业服务化水平，推动农业科技、金融保险、信息、农产品运输加工服务等向农业全产业链的渗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率。另外，对农业服务化的来源要加以区分，来自国外的服务要素投入或许能够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但也导致了中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阻碍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因此，农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应该更多地依赖于本国服务要素的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在农业全球价值链中牢牢掌握主导权，获取更多的收益，逐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考察了服务投入对国际分工地位的直接影响，所以尽管国外服务化会阻碍本国农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但其带来的“技术溢出”等间接效应可能是有益且显著的，这将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GRUBEL H G,WALKER M A.Service industry growth:causes and effects[M].Montreal: Fraser Institute, 1989.

[2]刘斌，魏倩，吕越,等.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J].经济研究，2016(3):151-162.

[3]王璐.发展中国家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

[4]马述忠，任婉婉.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6(3): 60-72.

[5]马述忠，陈亚平，刘梦恒.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地位提升[J].国际商务研究，2017(3): 5-11

[6]高越，徐邦栋.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6( 5):110-121.

[7]刘宏曼，郎郸妮.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度影响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1): 11-20.

[8]姚洋洋，贾彬.中美农业生产服务业发展的比较研究[J].世界农业，2014(12):33-37

[9]朱明.服务投入与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进程——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阶段性特征的新解释[J].财经研究,2016,42(7):111-121.

[10]姚战琪.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J].学习与探索，2014(4):93-99.

[11]戴翔,李洲,张雨.服务投入来源差异、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攀升[J].财经研究,2019,45(5):30-43.

[12]KOOPMAN R,POWERS W M,WANG Z,et al.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R].Working paper se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0.

[13]BALTAGI B H.Econometrics analysis of panal data[M].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 2005.

收稿日期： 2019-08-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17YJC790189),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19YJC79001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互联网视角下制造业与服务业空间非一体化研究——来自广东省城市层面的经验数据”(GD16XYJ26)。

作者简介：姚洋洋(1988—)，男，湖北襄阳人，管理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服务与经济管理。

通信作者：陈明(1979—)，男，湖南平江人，管理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服务与经济管理，E-mail：cm16888999@163.com。

DOI： 10.13856/j.cn11-1097/s.2019.11.008

(责任编辑张雪娇杜婧)

标签：农业服务化论文; 农业国际分工地位论文; 全球价值链论文;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论文; 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