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远鹏[1]2003年在《江苏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分析与协调推进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工业化的内涵、特征及一般规律进行了理论回顾与总结,着重从叁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工业化发展阶段等层面对江苏叁大区域工业发展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对工业化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及区位条件、历史基础、对外开放、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剖析了工业化区域差异必然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论证江苏要实现工业化的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从发挥比较优势、实施辐射战略、加快沿江开发开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提高开放水平、加快制度创新及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等方面艰苦努力,从而加快江苏工业化进程、提高江苏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推进江苏“两个率先”目标的如期实现。
高燕[2]2006年在《基于信息化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阐明信息化科学内涵、产生背景、区域差异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区域空间布局、城乡统筹、特色产业发展、产业结构演进等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和信息经济理论，积极寻找有效的解决对策，探索信息化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第一、论文对信息化的界定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归纳了信息、信息化、信息经济等相关范畴及基本特征，阐述了信息化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梳理了信息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通过国内外研究结果的比较，认为信息化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更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因区域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信息化发展方向和重点不同。 第二，论文通过对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测定，分析了区域信息化水平状况及其构成要素的差异，剖析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区域差异、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的区域差异、信息化与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关联性以及信息化的区域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等。认为区域信息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信息化对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叁、论文分析了信息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时空变化。认为信息化植入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最显着变化是“以时间换空间”，彰显空间的个性，放大区域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其次分析了信息化对区域要素及其流动、区域空间结构的创新与重组、产业组织空间形态变化的作用和影响。针对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开发，指出信息化的推进也应该体现功能各异，区位有别。
李征[3]2016年在《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巨大增长潜力达到有效释放,整体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然而,持续累积的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也埋下了诸多隐患,造成了近年来经济运行效率的持续下滑,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低迷冲击加剧了我国长期累积的结构和体制问题集中爆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下滑,经济整体减速增长已不可避免,而欠发达地区增长严重下行更成为整体经济的切肤之痛。体制机制问题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成为当下我国经济改革关注的重点,而这两大制度结构安排也是经济理论中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系统研究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及影响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基础理论和文献研究现状,本文对我国区域TFP演变特征、收敛特征和相关因素影响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测算分析我国整体TFP和区域TFP演变特征;其次,检验我国区域TFP收敛特征和动态演进趋势;再次,检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政策对TFP的影响及其省区差异;最后,分析区域发展政策实施中的收入增长与效率损失问题,并提出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调整路径。第一,90年代以来我国整体经济静态技术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区域差异使然历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要素结构性冗余,整体TFP演变以2008年为拐点前增后减,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依然是资本积累推动。具体而言,我国静态经济技术效率在考察期内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序内演变特征呈震荡下降趋势,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倾向,市场机制不完善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要素配置结构扭曲是整体经济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由于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我国整体生产过程存在资本和劳动的结构性冗余问题,要素整体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不高,而且近年来的单要素生产率有进一步恶化趋势。我国90年代以来TFP演变呈正增长态势,但是2008年以来持续恶化并表现出连年负增长,时序内的技术进步效应是促进TFP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技术效率的持续恶化则进一步压缩了TFP的增长空间。我国劳均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资本投入推动,TFP增长贡献度相对较低。第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率存在显着区域差异,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大体上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四大区域的要素集约化效率在时序内均呈现显着的恶化趋势,大部分省区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靠资本要素投入推动。具体而言,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静态效率时序内均呈现缓慢恶化趋势,平均技术效率呈自东向西梯次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差异演变大体呈扩大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在考察期内的区域差异程度要显着高于规模效率。四大区域的集约化效率在时序内均呈现恶化趋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配比失衡问题也较为突出,2003年以前各区域人力资本冗余程度要高于物质资本,2003年之后则伴随区域投资力度加大出现逆转。区域TFP近年来呈扩大趋势,平均TFP自东向西梯次递减,四大区域TFP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推动;时序变动中东部地区持续保持TFP累积增长态势且在2008年增速放缓,其他区域在2008年以后均出现明显的增速下滑。物质资本积累依然是推动我国大多数省区产出增长的第一动力来源,TFP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较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效率恶化导致的产出增长损失显着高于东部地区。第叁,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和TFP增长存在明显条件收敛迹象,长期内存在多层收敛和多峰收敛特征,物质资本积累和效率改善是促进增长趋同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则是增长趋异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和TFP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全国范围和四大区域内都存在明显条件收敛迹象。我国劳均产出和TFP增长具有明显的多层收敛和多峰收敛特征,长期内劳均产出向两端集聚,而TFP则向中高水平集聚;核函数估计显示我国省区劳均产出增长差距进一步向两极分化,相对累积TFP水平的分布演进逐渐向两端集聚且高水平上的集聚速度更快,区域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马氏估计显示我国劳均产出和TFP的流动性较低,大多数省区趋于维持现状,区域分布变化主要发生在邻近状态之间的相互转移,长期内劳均产出中间水平分布趋于减少、两端分布趋于增加且低水平上的集聚程度最高,而TFP则表现为高水平上显着集聚和低水平上大幅减少。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其中物质资本积累和效率改善是促进增长趋同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则是增长趋异的主要因素。第四,我国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对TFP增长存在显着影响,禀赋结构和产权结构表现为负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则表现为正向作用,主要经济结构变量对TFP增长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在省区间存在显着差异。具体而言,资本密度增速过快导致我国要素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对效率恶化的加剧程度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第叁产业增加值比重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程度的配置效率损失,城乡结构变迁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具有双重积极效应且弹性系数在所有结构变量中最大。从省区差异来看,资本积累速度过快导致的要素配置结构扭曲抑制了大多数省区的TFP增长,仅有少数省区表现促进作用。北京、江苏等13个省区的公有制产权比重具有显着抑制效应,这些省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公有制产权结构过大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产权结构负效应省区中,以福建、浙江等省区为代表的低水平国有产值比重阵营适当扩大国有经济规模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绩效,以吉林、宁夏等为代表的高水平国有产值比重阵营存在私营经济对国有经济体制寄生依赖关系的畸形联动机制。北京、上海等9省区的产业结构表现为正向作用,发达的第叁产业及其与工业的较高协调性进一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消极效应及其检验不显着省区更多受制于工业化落后和第叁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影响,主要以中西部地区省份为代表。城乡结构调整对大多数省区的TFP增长具有显着积极效应,快速城镇化进程实现了二元结构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吉林、福建等7省区的城镇化抑制效应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相对滞后,城镇经济承载能力不足。第五,我国地区公共投资导致整体TFP增长恶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大多数省区具有积极效应,贸易开放度正向作用不足省区存在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效率与平衡冲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是破解之道。具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增长正负效应各有8个省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效率提高的溢出效应显着,负效应省区存在过度投资和收益递减影响。国企公共投资为显着抑制效应的有16个省区,9个省区具有一定正向作用,国企产权结构导致的无效率是大多数省区国企公共投资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财政支出强度表现为正向作用的有15个省区,7个省区为抑制效应,正效应省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科技投资溢出效应的积极影响,而负效应省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和生产性投资寻租加剧的效率恶化。贸易开放度的促进效应为上海、四川等10个省区,北京、浙江以及大多数中西部省区表现为抑制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协调适应需要中西部地区注重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注重进口的选择。此外,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收获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缩小效果,但是却加剧了经济增长效率差距,时序内收入与效率的变异系数呈显着负相关,区域发展政策引致了全国范围和各区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双重效率损失。根据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集聚发展中实现的要素收益均等化趋势,我国下一轮改革重点应加大户籍、土地制度和市场机制的改革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体制机制变革。
汪长柳[4]2008年在《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而城市化的发展则显得相对滞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是我国一直存在的问题。工业化与城市化分别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两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两者的不协调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凸现出的一些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城乡二元结构、内需不足、环境恶化、第叁产业发展滞后等,都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协调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对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研究,不仅对江苏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对其它省市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以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同时以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分析工具,融规范分析与实证于一体,在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作了一般的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同时以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两者不协调发展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在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理论、国内学者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分析和评价作了系统的梳理之后,本文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阶段性特征,并对影响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四个重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演进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曾一度脱节,表现为工业化不能有效带动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发展缺乏工业化的支撑。进入“十五”时期以来,两者才开始呈现协调发展的态势,但两者的协调发展仅仅表现为同步发展的态势,还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第叁产业发展质量不高、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全局、整体的角度出发,指出目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叁大问题和障碍:城乡隔离制度影响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可持续性;第叁产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区域经济不平衡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性。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思路:加快体制改革,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第叁产业,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南北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区域协调发展。
冯献[5]2014年在《长江流域“叁化”协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研究》文中认为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到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中央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尤其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的融合将进一步提升现代化发展水平，“叁化”的协调发展将有利于促进信息要素的流动，成为推进“四化同步”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处于“叁化”协调向“四化”同步建设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该转变深入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各地的“叁化”同步建设过程仍然存在着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叁化”协调水平开展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和现实必要性的课题。论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总结归纳了“叁化”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实现机制，根据我国“叁化”的实践过程对“叁化”协调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然后结合长江流域地区“叁化”发展现状、水平和趋势分析了“叁化”不协调发展的体现。其次构建了包含19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采用功效系数与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测算出2000-2012年的11省市和2009-2011年沿江40个城市的“叁化”协调发展水平。得出结论：2000-2012年间，各省市、各流域段的“叁化”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并呈东高西低阶梯状分布，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多集中于长叁角地区和部分省会城市，而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如昭通、自贡、泸州、宜宾等）以及部分粮食主产区（如滁州、岳阳、荆州、黄冈等）的“叁化”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几何平均与算术平均调整法，发现区域协调度存在差异，江浙沪处于协调状态，而云南则为极度失调，其他地区处于轻微失调状态，区域间中游段不平衡指数最低，上游最高，但差距呈缩小趋势。为深化区域研究，本文对“叁化”的空间差异及关联进行了探索分析。通过ESDA法对省域“叁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空间关联性分析，研究结论表明，2000-2012年间，“叁化”的空间聚集由以单一的上海为高水平聚集点向中上游转移，到2012年形成了以江浙沪为主的高水平聚集区，实现了以点带面的空间扩散；进一步地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测算了区域经济增长对“叁化”发展的空间效应，得出：（1）区域经济增长对“叁化”协调发展水平总的影响效应由忽略空间因素的0.4022增长到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0.4434；（2）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对“叁化”发展大约贡献了9%。同时，区域的“叁化”增长10%，则可对其相邻地区的“叁化”增长3.9774%。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探讨了长江流域不同主体功能区“叁化”协调推进的路径选择，总结归纳出城市化区的全域“叁化”同步推进模式、农产品主产区的产业联动型的“叁化”协调推进模式以及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叁化”协调推进叁种模式、路径。最后结合前述内容，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中小城镇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顾莉丽[6]2012年在《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了以世界9%左右的耕地、6%左右的淡水,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虽然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还不稳固,随着惠农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中国粮食生产情况还不容乐观。粮食主产区是中国商品粮生产的核心区域,对确保国家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旦粮食主产区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变化是自然、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乃至在未来都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从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与粮食安全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揭示中国粮食主产区历史演变的特点与原因,探讨粮食主产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基于比较利益的粮农种粮行为选择,探索在粮农收入构成中粮食收入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户投资粮食生产的动力机制,为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建立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共分为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为本文的导论。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界定论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并对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阐述。第二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从分析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的历史进程入手,概括总结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特征,实证研究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探寻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生产格局和流通格局两个方面。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迁看,全国粮食生产区域由南方持续向北方转移,由东部、西部逐渐向中部推进,其中东南沿海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主产区的边界明显地呈现出缩小趋势。从中国粮食流通格局变迁看,伴随着粮食调运由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中国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出显着特点：第一,粮食主产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第二,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的地域分异加剧；第叁,粮食主产区向经济滞后区域集中；第四,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加大。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是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而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形成包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多重原因。第一,种粮比较效益相对低下是粮食主产区萎缩的基本原因；第二,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性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重要原因；第叁,人地矛盾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客观原因；第四,社会需求拉动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市场动因；第五,农业科技进步为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提供了推动力。第叁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差异分析。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其次,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分别从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化程度两个方面对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内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梯度特征,其中江苏、山东、辽宁和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其它9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粮食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值得关注的是四川、湖北两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粮食商品化程度显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叁省(区),其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说明我国主要的商品粮输出省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极差。第四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主要面临着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粮食流通体系不顺畅、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粮农种粮行为的工业化“效应”凸显等问题。第五章为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种粮行为实证分析。结合研究目的,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首先运用VAR模型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的“轻粮”行为。其次运用Logistic模型以吉林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与其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据此对未来种粮行为进行预期。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相对收益的变化是影响种粮行为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户种粮行为具有负效应,即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随着土地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种粮积极性将明显下降。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粮食补贴政策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粮食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农资价格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还是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相对收益的变化对其种粮行为均有重要影响。通过预测得出：当粮食主产区农户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到1/5时,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只有1/10左右,说明在这一“时刻”,农民不再关心土地的收益甚至会发生弃耕行为。第六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因此有必要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政策进行回顾、梳理和评价,提出调整与优化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围绕生产要素、生产主体和产品市场从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生产经营、收入支持、风险抗御、加工转化和市场调控等方面搭建起了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现阶段,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无论在政策内涵上,抑或是在外延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相比,仍存在政策补贴标准偏低,支持力度不够；政策利益主体多元化,执行成本较高；政策功能不强,支持体系不健全；配套政策不利于调动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政策忽视了粮食主产区经济的全面发展等问题。为了促进粮食生产长远稳定发展,构建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必须建立稳定而长效的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政策支持范围,转变政策支持方式。第七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预期。要实现粮食主产区的健康发展,必须结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的需要,科学确定粮食主产区的战略定位,制定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目标,明确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此必须要强化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要素基础,不断加强自然基础要素,增加人工投入要素,提升效率要素等。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部分。在对论文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分析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经济利益及其行为相互影响关系,从多视角探讨粮食主产区变迁问题。从综合经济实力、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商品化程度等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定位提供理论依据。以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民兼业化程度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商品意义和收入意义越来越淡化,粮食主产区农民会演化成较严重的“轻粮”行为为背景,探讨未来如何调动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学术价值、理论意义看,这是基于新的视角关于粮食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研究的理论探索。从实践意义看,本论文对巩固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粮食主产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荣学[7]2006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梯度发展战略,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同一区域的省际之间经济差距也十分显着。本文通过借鉴新古典等增长模型,建立省级经济增长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得出了省级经济增长差异发散的结论。平衡增长路径的发散导致了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发散,教育投入、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省级经济收敛的根本途径,城乡差距的扩大是省级经济增长发散的一种表现,省级经济增长具有相对较快的条件收敛速度。影响省级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包括要素差异、国家制度及区域政策差异。我国地域辽阔,省际之间资本、人口、技术、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要素差异明显,特别是技术进步,在东部沿海省份的贡献度很高。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差异也十分显着,国家政策的差别是各省市增长率不同的重要因素。对于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不同因素对增长的影响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落后地区要加快增长速度,必须加快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省际间的协调发展应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基础,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企业为主体。资本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资本省际之间的变化是引致省际经济增长和省际经济差异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资本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和资金空间流动对省际经济差异变化影响明显。人口是影响省际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从消费与生产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人口数量增长、人口素质、脑力劳动力、就业和人口迁移对省际经济差异产生影响。我国科学技术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省市的综合科技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9个少数民族省区都属于低的科技发展水平地区。省际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不同,制约了各省的经济活动或产业的类型及效率,进而影响到它们之间的区际分工格局以及各自在区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的多寡。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由内生的要素构成差异决定的省际经济增长差异因为转型经济下外生的制度变量影响而加剧。因此,从制度环境和制度影响的角度研究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的决定因素具有了现实的意义。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总的来看是东部省市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通过实证分析得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省际经济的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变化方向相反,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在不断缩小。相对差异于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出现了两次幅度相对较大的缩小过程;绝对差异在80年代初出现一次小幅度的缩小过程,在80年代末扩大速度大大变小。进入90年代,中国省际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呈加速扩大趋势。而且,绝对差异的扩大速度比相对差异的扩大速度大。中国省际经济绝对差异在1978-1990年期间不断扩大,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后呈加速扩大趋势,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好的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和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等省市与其他省区,特别是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区的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其中,浙江、广东、山东、福建等省的经济发展与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的绝对差异在不断缩小,而与其他省区的经济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山西、吉林、湖北、西藏、新疆五省在80年代与这10个省市的绝对差异缩小,但其后又开始扩大。尽快缩小省际经济差距,协调省际经济发展势在必行。在省际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依靠中央政府力量,实现省际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产业发展与竞争,促进省际之间产业协调发展。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协调作用,建立全国统一完善的大市场是实现省际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加速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战略计划、尽快落实中部崛起战略计划是缩小省际差距的重要途径。本论文主要创新是应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方法对省级的增长进行分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对不同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进行横断面的统计分析,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有所创新。
张蕴恒[8]2017年在《江苏省第叁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论成果与实践表明,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两者几乎是同步演进的,产业结构的先进程度历来是衡量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作为长江经济带传统制造业大省的江苏又有其特殊性,对江苏而言,服务业似乎被赋予了更多内涵,包括其与制造业在内的产业间互动和有序的发展。长期以来,对江苏省第叁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改变产业总体结构,提高服务业所占比重方面,对基于江苏是制造业大省这一基本现实的基础上对省内不同区域第叁产业发展差异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对江苏这一产业特色鲜明的省份开展不同区域间第叁产业内部结构分析,目的是明确江苏第叁产业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探讨江苏第叁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寻求适合江苏不同城市及区域的第叁产业发展路径。进而提出江苏在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科学建议,以期合理指导新常态下江苏经济优化发展。全文结构共六章,由理论、整体时空分析、内部区域对比分析、实证分析和结语构成:第一章为全文绪论,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安排以及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综述,在辨析第叁产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产业结构相关理论、区域发展相关理论,梳理和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下文对江苏这一特定区域的深入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第叁章介绍江苏第叁产业发展的整体现状。第四章分析江苏第叁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第五章是模型实证,探讨适合江苏不同城市与区域的第叁产业发展路径。最后一章是结论和研究展望,希望凭借归纳总结,提炼出论文的基本观点、结论和优化江苏省第叁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李娟[9]2004年在《江苏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城市化的内涵、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及城市化地区非均衡发展进行了理论回顾和总结，通过构建反映城市数量、规模、密度，反映产业结构和反映居民生活城市化的叁大类指标，对江苏叁大区域城市化发展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进而对城市化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从制度、区位条件、二元社会结构、农民进城意愿和经济发展的差距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剖析了城市化区域差异必然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江苏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实现城市化区域的协调发展，必须培育新的都市圈和中心镇增长极，加快沿江开发，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同时加快制度创新及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以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
李航飞[10]2008年在《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县域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不断向县域城镇地区集中的社会经济过程。县域城镇化不仅有利于解决“叁农”问题,也有利于缓解城市的内需不足与市场制约,减轻农村人口向城市高速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压力。提高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重要手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缩小区城乡差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从相关文献研究知,关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以县域为基本的研究单元,构建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相关统计方法及空间分析方法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的文章还很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福建省67个县域为基本的研究单元,首先,从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活等4方面选取17项指标构成评价福建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灰色关联分析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情况进行了相关分析,并从城镇化的动力方面对这种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促进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对策。结果表明:(1)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泉州市、漳州市五个地级市)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西北内陆地区(宁德市、叁明市、南平市、龙岩市四个地级市)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除空间城镇化水平之外,第一层面(福州市、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四个地级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上要高于第叁层面(南平市、叁明市和龙岩市叁个地级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第二层面(莆田市和宁德市两个地级市)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上是最低的;(2)除空间城镇化水平之外,各区域内部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情况是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其内部各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也越大。(3)福建省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完整的“日”字型。(4)与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关联度最大的要素是经济城镇化水平。(5)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依赖性或集聚性),也就是说发展水平高的县域之间相邻,同样发展水平低的县域之间也相邻。
参考文献：
[1]. 江苏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分析与协调推进研究[D]. 淡远鹏.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03
[2]. 基于信息化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D]. 高燕. 四川大学. 2006
[3].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研究[D]. 李征. 吉林大学. 2016
[4]. 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D]. 汪长柳. 江苏大学. 2008
[5]. 长江流域“叁化”协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研究[D]. 冯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
[6].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顾莉丽. 吉林农业大学. 2012
[7].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研究[D]. 金荣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8]. 江苏省第叁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发展路径研究[D]. 张蕴恒.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9]. 江苏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分析[D]. 李娟. 苏州大学. 2004
[10]. 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D]. 李航飞. 福建师范大学. 2008
标签：工业经济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扩大基础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