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研究中的组织地位：内涵、演进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管理论文,内涵论文,地位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位”(status)学说发端于社会学，用以表征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是反映社会主体之间不平等的基本维度。虽然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几乎在学科创建伊始就将“地位”的概念用于解释社会环境的动态，但管理学领域一直未给予“地位”应有的重视(Berdahl，2007；Chen等，2012)，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将其引入管理学研究。在管理学领域中，地位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员工个体、组织两个层面，具体来看，组织层面又包括工作团队和企业两个层次。工作团队的地位是组织行为研究的范畴，而企业的地位则是战略管理研究的范畴。本文旨在对战略管理研究中组织(企业)地位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在战略管理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除了资源、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等经济性因素外，组织地位也是企业异质性的根本来源之一，深刻影响了企业的行为选择和绩效。近10年来，国外主流管理学期刊对组织地位的关注逐渐增多，大量研究使用组织地位来解释发生在企业个体身上和企业之间的多种现象。 然而，与地位受到的广泛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在战略管理学领域，组织地位的定义、测量和实证应用仍然存在较大争议(Piazza和Castellucci，2014)，尤其是一些研究尚不能将地位与声誉(Reputation)等经济概念区别开来。概念的混淆意味着，持有不同观点的研究使用相同的术语描述组织不同的特性，使用不同的机制和过程解释地位施加的影响。准确定义的缺乏和认知的偏差阻碍了观点的融合与研究的传承。 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已经将组织地位的概念应用于战略管理研究，探索其对企业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战略联盟、兼并收购的影响，但在国内战略管理领域，地位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相关研究甚少。对学界和业界来说，虽然地位是一个较为熟知的概念，但国内尚未有文献对其定义进行清晰界定，对其来源及影响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 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基于对国外已有的组织地位相关研究进行的系统梳理，本文界定了组织地位的内涵，归纳了其特征、度量方式并特别论述了其与声誉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了组织地位的演进路径，依据研究对象，分类论述了组织地位对企业战略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指出了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中国情境下的组织地位相关研究提出了展望。本研究将促进不同观点之间的融合与统一，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和准确地把握组织地位的内涵和作用机制，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进展。 二、组织地位的内涵 (一)组织地位的定义 组织地位是一种社会性的构念，表明了各个主体一致接受的某个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等级排名(Weber，1978；Gould，2002；Washington和Zajac，2005)，是区分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维度，它能够显著地影响企业在社会中的处境。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组织往往能够获得特权，得到更多的外界支持，而地位较低的组织则会遭受歧视性对待(Washington和Zajac，2005)，因此，每个行动主体都有力争提升自身地位的强烈动机(Marr和Thau，2014)。 (二)组织地位的特征 第一，从定义来看，地位是一种主观感知，是外界受众(audience)对组织一致的评价(Weber，1978；Gould，2002；Washington和Zajac，2005)，因此不能脱离特定评价主体的意识而存在。在度量组织的地位及分析其影响之前，研究者应先交代组织地位的核心感知群体或受众群体。第二，虽然某个组织的地位存在于受众个体的感知，但最终体现了大多数主体的普遍共识(Pearce，2011)，这意味着，少数个体对组织持有的特殊评价并不能被称为组织的地位。第三，地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比较中产生，是表明社会不均等的根本性的维度(Weber，1978)，强调了组织之间的异质性和差异性。第四，地位是一个多维的概念(Zhao和Zhou，2011)，就同一个组织而言，其在某个方面地位较高而在其他方面的地位可能很低。 (三)组织地位的度量 既有的实证研究采用了多种方式来度量组织的地位，总结来看，可以分为排名类、关注类、网络位置类、从属类四种度量方式。 1.排名类度量 这一类度量主要采用各种榜单上组织的排名位置来表示组织的地位。例如，Lin等(2009)根据企业是否出现在财富杂志的《最受尊敬企业》榜单上来创建分类变量，表征企业的社会地位。Washington和Zajac(2005)则根据球队是否通过非成绩评估渠道进入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季后赛来判断学校篮球队的地位。一些以英美投资银行业为背景的研究则采用了相对复杂的度量方式，它们首先创建表示投资银行间潜在合作关系的矩阵，根据证券承销墓碑广告(tombstone advertisement)上投资银行的排位来确定任意两家投资银行的相对地位，对矩阵进行填充，在此基础上，使用Bonacichi(1987)特征向量来计算单个投资银行的总体地位(Podolny，1993；Podoln和Philips，1996；Park和Podolny，2000；Chung等，2000；Li和Berta，2002；Cowen，2012)。 排名类度量采用了较为直接的度量方式，借用已有的企业地位排名，然而只使用单一榜单排名来度量企业地位可能造成偏差，因此，榜单的权威性、同类榜单之间企业地位的一致性是使用此类度量的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2.关注类度量 采用这种度量方式的学者普遍认为，地位较高的组织往往能够吸引媒体、证券分析师等市场中介的关注。Castellucci和Ertug(2010)统计了媒体对F1车队的曝光率，以其作为因变量对车队的上年度积分进行回归，将残差作为车队地位的代理变量。有的研究则根据股票分析师在分析报告中对单个企业的提及次数来度量企业的地位：将提及次数作为因变量，以企业规模、股票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回报波动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将残值作为地位的代理变量(Shen等，2013)。 根据组织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计算其地位是一种间接的度量方式。然而，正如上述两个例子所为，采用此种度量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并排除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受到关注的因素。 3.网络位置类度量 社会网络是企业进行信息和资源交换的重要载体，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不仅能获得加速生产要素及产出流通的渠道，还能通过对其他网络成员施加影响，实现自身地位的提升。一些以英美等国家的投资银行业或风险投资业为背景的研究将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以矩阵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Bonacich(1987)特征向量中心度来测量单个组织的地位(Jensen，2003，2008；Shipilo和Li，2008；Milanov和Shepherd，2013)。这种度量方式，不仅考虑了当前个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网络联系，也考虑了当前个体的合作伙伴在行业网络中建立的联系。 4.从属类度量 从属于地位较高的组织和地理位置是单个组织获得地位的重要渠道。例如，Phillips和Zuckerman(2001)根据毕业于精英法学院的律师比例来衡量律师事务所的地位。类似的，Stern等(2014)依据创始首席科学家毕业学校的生物博士教育排名来计算美国上市医药企业的地位。Zhao和Zhou(2011)将葡萄酒产地划分为高地位和低地位两类，创建分类变量，表征葡萄酒的地位。基于从属关系，有的研究采用了更加复杂的方法度量组织的地位。例如，美国加州的葡萄酒厂通常使用异地的产地标签，以期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Benjamin和Podolny(1999)根据产地之间交叉使用标签的情况，使用Bonacich特征向量矩阵(1987)计算各个产地标签的地位，将酒厂的地位定义为其使用的所有产地标签地位的平均值。 从属类度量也是一种间接度量，默认从属的企业会获得其宿主的地位外溢。对于此类度量来说，提供扎实的依据来判断宿主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因此，我们可以将从属类度量视为前三类度量的延伸。 (四)组织地位与组织声誉的区别 已有的一些研究将“地位”(status)与“声誉”(reputation)混为一谈(D'Aveni，1996)，因此，近来有学者着力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Benjamin和Podolny，1996；Washington和Zajac，2005；Jensen和Roy，2008；Lin，等，2009；Bitektine，2011，Stern等，2014)。“声誉”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核心受众群体对企业过去行为的价值和质量的评价(Podolny和Phillips，1996；Benjamin和Podolny，1999；Rindova等，2006；Jesen和Roy，2008)以及对企业未来提供的产品质量的预期，反映了组织的整体吸引力(Fombrun，1996)。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下，相关利益主体可以根据声誉来判断组织的可靠性和质量。相比之下，“地位”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表征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次序或排名，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等级中的差别，能够引发外界社会赋予组织特权或者给予组织歧视性地对待(Washington和Zajac，2005)。在提供相同质量的产品或取得相似绩效时，地位高的个体总能获得更多奖励和认可(Merton，1968)。“声誉”源于社会主体对组织过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分析，而“地位”则与绩效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来自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分类(Washington和Zajac，2005)。或者说，“声誉”显示了企业的客观结构性现实，因而“地位”则是一种主观感知。 “地位”与“声誉”依托于不同的组织特征，彼此独立(Stern，2014)。例如，科学家的地位来源于其毕业学校的威望，而声誉则是由其论文发表数量决定的。毕业于精英大学的科学家也可能在科学成果产出方面乏善可陈。 在试图厘清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要意识到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在联系之中准确把握差异。组织的声誉受到绩效和产品质量的直接影响，而一定程度上，地位也可能受到绩效和质量的影响。不同的是，一方面声誉几乎全部由绩效和质量等经济因素决定，而地位的形成则无法完全用经济指标的变化来解释，甚至完全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解释，因此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历史沿革、文化观念、网络位置等社会性因素；另一方面，声誉直接受短期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而地位的积累和流失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地位更加稳定，具有更强的延续性(Washington和Zajac，2005)。基于此，本文认为，虽然经济指标可能对地位的动态产生影响，但这个过程是长期性的、历史性的，因此，直接使用经济指标，特别是短期经济指标来度量组织地位是不恰当的。 尽管已有研究竭力倡导相关研究领域注意区分“地位”与“声誉”，但一些研究依然混淆了两个概念：比如，D'Aveni(1996)使用学术界、商业界、学生对商学院的质量和满意度打分来度量学院的地位，Zhao和Zhou(2011)依据品酒师的匿名打分来衡量加州高档葡萄酒厂的地位。显然，这些研究所度量的概念应为“声誉”而非“地位”。 三、组织地位的演进 虽然组织地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在延续的同时，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提升或者降低。目前关于地位动态的研究还相对匮乏(Piazza和Castellucci，2014)。基于已有文献，我们将组织地位演进的机制分为如下几类： 1.历史遗留 历史上，一旦组织之间出现地位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会延续下去，影响未来组织在社会中的位置。组织地位的存续是独立于绩效的，这意味着，无论在市场上表现如何，历史地位较高的组织都可能依然享有特权，而地位低的企业则可能一直遭遇外界的歧视。例如，Washington和Zajac(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在控制了常规赛成绩之后，过去通过评审机制进入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季后赛的队伍，在未来也更可能再次入选此项赛事。地位的历史遗留意味着其具有静态和持久的一面。 2.网络联系 网络关系是地位传递的重要渠道(Podolny，1993)。与地位高的组织建立联系将提升组织自身的地位。相反，与地位低的组织建立的联系将削弱组织自身的地位(Washington和Zajac，2005)。在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与地位较高的球队交手会提高球队进入季后赛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与地位较低的队伍频繁交手则会降低球队入选季后赛的可能性。 3.网络结构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是表征网络结构的重要概念之一，结构洞越多，组织所处的网络就越开放，组织就越可能接触到新的信息并对其他合作伙伴施加有效控制。结构洞较多的组织能够利用信息和网络优势与地位较高的伙伴展开合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地位(Shipilov和Li，2008)。因此，建立结构洞丰富的网络能够促进组织地位的提升。 四、组织地位的影响 作为组织个体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地位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都产生了广泛而显著的影响。目前，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开始探讨组织地位产生的效应。总体来说，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既有的研究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主要探讨地位如何影响企业个体与市场、社会环境的交互，我们称之为“一元主体情境”。具体来看，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既可能包括若干企业，也可能包括若干利益相关的自然人，但并不指代特定的企业或自然人。第二大类主要讨论地位对多个企业之间互动的影响，本文称之为“多元主体情境”。在此情境下，组织地位产生的影响被限制在数量有限的特定企业之间。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我们可将两类研究划分为更加细致的子类别。 (一)一元主体情境下地位的影响 第一类研究主要探讨在市场中，地位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策略和行为。地位决定了组织个体在市场中享有特权还是遭遇歧视(Washington和Zajac，2005)，一般来说，在推出质量相同的产品的情况下，地位较高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和收益(Merton，1968)。这也意味着，即便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付出高昂的成本，地位较低的企业也难以获得与之匹配的利润，因此它们往往会选择定位于低档产品市场。相比之下，地位较高的企业则倾向于生产质量高的产品，期望利用地位优势，获得溢价及可观的经济回报(Benjamin和Podolny，199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声誉、品牌等经济类因素也会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影响市场对企业产品的感知，但却与地位采用了不同的作用机制。企业的声誉、品牌等是过去产品质量的客观反映，能够影响买方对企业未来产品质量的预期，进而左右其购买意愿和出价水平(Roberts和Dowling，2002)。相比之下，地位与产品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Podolny，2005；Jensen和Roy，2008)，是相关利益者对企业在市场系统中相对位置的主观感知。地位具有一定的信息过滤功能，将市场主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地位较高的企业身上。同时，地位也有一定的认知干扰功能，诱导市场参与者对高地位企业产生更加正面的评价(Benjamin和Podolny，1999；Stern，2014)。 网络的构建也是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研究也发现，组织地位也会影响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方式。Zaheer和Soda(2009)发现，企业的社会地位越高，在网络中形成的结构洞就越多。张光曦(2013)则使用美国计算机行业的数据对此结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讨论。他指出特异性知识资源和伙伴技术多元化程度均会减弱组织地位与结构洞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 第二类研究主要分析地位对竞争格局和企业经济利益施加的直接影响。这类研究意识到，市场机制并非完全由经济因素形成，单个市场主体所面临的市场制约和机遇取决于其所具有的地位。地位在市场交易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在信息缺乏和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中发挥信号作用，预示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Jensen，2006；Jensen和Roy，2008)，吸引顾客的主动关注。地位较高的组织也能够吸引优质的外部资源(D'Aveni，1996)，从而在要素投入环节就奠定了竞争优势的基础。基于美国投资银行业的数据，Podolny(1993)发现，较高的地位还能够有效帮助投资银行降低广告开支、交易成本以及融资成本，压低承销服务的报价，进而取得成本优势。最终，地位赋予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通过企业的绩效体现出来。例如，在英国投资银行业，地位较高的投资银行往往能够获得更多顾客的青睐，吸引高质量的合作伙伴，最终获得高额的收入(Shipilov和Li，2008)。在美国加州葡萄酒行业，地位较高的酒厂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Benjamin和Podolny，1999)。 也有研究结合了新制度理论的视角，在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下，探讨面临外界制度压力时，地位上的差异如何塑造了组织间差异化的行为。例如，基于对两个行业的实证分析，Phillips和Zuckerman(2001)发现，组织地位与企业的社会制度响应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即地位居中的企业最倾向于主动遵从社会公众的期望，地位较高和较低的企业往往无视制度压力。这是因为，地位高的组织坚信其偏离社会要求的行为并不会撼动其地位，而地位低的组织则认为自身对制度的响应也不会有效提升地位，最终，处于中间地位的组织对制度最敏感。 (二)多元主体情境下地位的影响 第一类研究聚焦于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分析地位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联盟中的合作关系以及联盟的绩效。 1.地位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潜在伙伴之间在地位上存在怎样的相对关系才能促进联盟的形成？已有研究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研究认为，地位接近是联盟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即企业更可能选择与自身地位相似的其他组织结成联盟，达成合作(Chung，2000；Li和Berta，2002)。因为地位相似的伙伴会投入对等的资源和努力，相比之下，由地位不平等引发的资源投入不对等将引发伙伴之间的冲突。与之相反，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地位的差距能够促成联盟的形成，地位较高的企业更容易吸引到合作伙伴。例如，通过对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Stern等(2014)证实，即便战略联盟从事的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社会地位较高企业发起的联盟仍然能够吸引其他组织的加入。例如，技术商业化早期阶段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但社会地位高的企业仍然能够吸引其他企业加入到此阶段的联合技术开发。类似的，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地位较高的其他市场主体作为合作伙伴。Jensen和Roy(2008)对美国审计行业进行了分析，结果证实需要接受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和主要证券交易所等重要市场机构问责的上市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地位较高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然而，较高的地位并非总能为企业的结盟行为提供帮助。比如Jensen(2008)对美国投资银行业的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在位企业(incumbent)倾向于与其他地位高的在位企业合作而不是与地位高的新进入企业(entrant)合作；在位企业倾向于和地位较低的新进入企业合作，而不是与地位较低的在位企业合作。这意味着，地位较高的新进入企业可能受到在位企业的排斥，成为达成合作的障碍。此外，地位也会影响企业达成联盟的方式。地位赋予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空间，地位较高的投资银行往往采用关系拓展(relationship-expansion)式合作，与多个伙伴结成联盟；相比之下，地位较低的投资银行则倾向于采用关系强化(relationship-strengthening)式合作，与有限的若干个伙伴开展重复的合作(Li和Berta，2002)。 2.地位对合作关系的影响 除了对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地位还决定了合作过程中组织双方扮演的角色以及各自的行为选择。地位能够赋予组织在合作关系中的主导权，例如通过对1994-1998年间美国投资银行的IPO股票承销业务进行分析，Li和Berta(2002)发现，在合作承销过程中，地位较高的投资银行更可能成为联合主承销商，而地位较低的组织更多扮演协作者的角色。此外，组织还能依靠其地位约束合作伙伴的行为。例如在一级方程式(F1)联赛中，地位较高的车队能够确保发动机服务商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持赛车的良好竞技状态(Castellucci和Ertug，2010)。 3.地位对联盟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企业在联盟中扮演主导角色，而地位较低的企业则扮演从属的角色。已有研究发现，地位不仅影响了联盟中企业的角色，还决定了企业在合作中的获益方式。地位较高的企业往往通过有效控制和约束合作伙伴的行为，确保其为联盟的运转付出更多努力，进而获得利益(Castellucci和Ertug，2010)。对于地位较低的企业而言，参与到联盟当中，主要是为了从地位较高的伙伴身上获取地位的传递。既然地位高与地位低的企业都可能从合作中得到收益，那么哪一方会得到更多呢？Lin等(2009)将地位细分为社会地位(societal status)与网络地位(network status)两类。实证研究发现，当伙伴之间存在地位不对称时，地位相对较低的企业能够通过合作来获得更大利益。企业地位越低，越可能从合作双方的资源互补中获得经济效益。此外，他们探讨了环境对地位所产生影响的调节作用。在稳定的环境中，企业与高地位合作伙伴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对本企业更有利。在动态环境中，企业与高地位合作伙伴之间的网络地位差距对本企业更有利。 第二类研究把组织地位的概念运用到企业并购的情境当中，探讨地位对并购绩效的影响。Shen等(2014)强调了并购过程中双方企业地位与角色的匹配。占据主导的并购企业应具备较高的地位，处于从属位置的目标企业的地位应相对较低。他们对美国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案例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地位差异能够促进交易的顺利完成并带来理想的并购效果。Cowen(2012)发现，在美国投资银行之间的并购过程中，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不分方向的地位差距正向影响收购企业的后续地位，即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地位差距与收购企业的后续地位之间呈现“U”型关系。 还有研究探讨组织地位对其他非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即探讨地位的“外部性”。Podolny和Stuart(1995)发现，在美国半导体行业，某个技术领域中的先入者地位越高，越可能吸引更多的跟随者进入该领域。而新进入者与先入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联系和交互关系。这说明，从事某项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的地位能够引导市场资源的流动方向。 五、评述及展望 作为“舶来品”，组织地位的概念在战略管理领域受到了持续关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有研究尝试通过不同的方法对组织地位进行度量，追溯其来源，以多种角度在不同情境中探讨组织地位对企业战略行为、绩效甚至是非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与此同时，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1.组织地位定义及度量的规范和统一 正如前文所述，在战略管理领域，混淆定义是地位相关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尽管一些学者极力倡导定义的规范界定(Benjamin和Podolny，1996；Washington和Zajac，2005；Stern等，2014)，但近来还是有部分研究无法准确认识地位与声誉的区别(Zhao和Zhou，2011)。地位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学构念，与历史沿革、从属关系和网络位置紧密联系。相比之下，声誉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源自于组织过去从事活动的质量和绩效。相应的，部分实证研究度量地位的方法也不恰当，使用绩效、满意度等经济性客观事实来代理地位(D'Aveni，1996；Zhao和Zhou，2011)。近年来，国内使用组织地位解释企业活动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未摆脱国外研究中遇到的概念混淆的问题，部分研究仍使用能力、资源、竞争力、绩效等经济指标表征企业的地位(叶广宇、黄晓洁，2013；叶广宇、刘美珍，2013)，或将“地位”与“声誉”互换使用(任红军、梁巧转，2004)。显然，这种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2.组织地位的分类及作用机制的细化 目前，基于不同研究情境和研究对象，已有研究探索了组织地位扮演的多种角色。例如，组织地位既可以作为一种信号，表征企业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Jensen，2006；Jensen和Roy，2008)，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促成主体之间的合作(Chung，2000；Li和Berta，2002；Stern，2014)，还可以作为一种权力，确保企业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Li和Berta，2002；Castellucci和Ertug，2010)。角色的多样化意味着，已有研究对组织地位的理解还较为抽象，未能依据来源和构成对其进行分类并探讨不同类别地位的差异化作用机制。Lin等(2009)尝试对组织地位进行更加细致地划分，他们将企业的地位分为社会地位(societal status)和网络地位(network status)两类。前者表明企业对社会规范的遵从程度以及社会主体对企业的接受与认可，后者则反映了企业是否在社会网络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们也发现，环境的动态会对两类地位的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Lin等(2009)的研究对组织地位的细化分类提供了启示，但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的分类还不完全，尚未将历史沿革、从属关系等因素造就的地位纳入考虑范围。未来相关研究应该从来源出发，较为完全地归纳地位的分类并厘清各种类别地位的具体影响机制。 3.中国情境下组织地位相关研究的展望 在国外，战略管理领域的组织地位相关研究已经历了多年的发展，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相关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特有情境，探索转型经济制度环境中组织地位的特殊形成机理和影响。社会环境、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为发展中国特有的理论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首先，所有制是区分中国企业的重要维度。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经历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其中，民营企业的地位深受国家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先后经历了禁止、恢复、鼓励、平权等境况。除了国家整体经济制度的变革，各地差异化的市场制度环境也使得民营企业经历不同的境遇，影响着民营企业的地位。例如，在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具有更高的地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未来的研究可采用演化理论的视角，探析国家经济制度、地方市场制度动态演进对民营企业组织地位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还可分析在既有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为提升自身地位而采用的策略。 其次，在我国转型制度情境下，政府体制依然对经济活动保持着深度介入和直接影响，因此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是企业地位的重要来源。隶属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地位上的显著差异。在我国，国有企业可能隶属于中央、省、市直至街道7级行政主体之一，隶属高级别政府机构的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正如之前研究证实，地位的区别可能引发企业对社会规范遵守方面的差异，后续的研究可进一步分析地位的差异如何影响不同级别的国有企业对政府政策的响应和执行力度。 第三，企业的行为会显著影响其自身社会地位的累积，而这一过程则受到社会文化和受众认知方式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主体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市场竞争中表现过于强势、与竞争对手针锋相对的企业虽然能够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但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反而可能损耗既有地位。因此，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探究企业行为方式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是另一个具有前景的方向。 最后，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等级观念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基础，也塑造了“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这意味着，社会地位相似的企业形成封闭的圈子，处于不同社会层级的企业之间彼此隔绝。地位的差异可能阻碍企业之间的联姻与合作，对于地位较低的中小企业而言，通过与较高地位的企业建立联系来提升自身地位并不是可行的路径。企业之间的“马太效应”将会非常明显，“强强联手”使得领军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而“弱弱联合”则限制了弱势企业成长的空间。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中国企业之间合作的封闭性以及弱势企业采用何种措施来增加与高地位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