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以齐泽克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为例论文,时代论文,齐泽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马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借助各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致力于寻求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激进的左翼的政治方案。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拉克劳、墨菲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在左翼知识分子致力于文化多元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时，力图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来建构激进的、多元的领导权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人物齐泽克的哲学分析和大众文化研究背后也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他在《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一书的导论中指明：“尽管本书的基调是哲学性的，但它首先是一种论战性的政治干预，提出了我们如何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补充，即自由民主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重构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谋划这一棘手问题。”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背后都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全球资本主义下激进的左翼策略，什么才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的政治介入？针对这个问题，后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曾围绕主体、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霸权等问题展开过许多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齐泽克对文化多元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策略提出了有力的批评。齐泽克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认识到这些所谓的激进的策略实际上并不激进，这些所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已蜕化成“没有政治的政治”。因此，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一个“后政治”的时代。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后政治？后政治的根源是什么？在这样的时代，是否还可能存在真正的政治介入？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政治介入又是何以可能的？ 后政治：没有政治的政治 齐泽克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专家治国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合作，因此，他将当今资本主义时代界定为“后政治”的时代。“在后政治中，全球意识形态观点的冲突由权力竞争的不同政党体现，现在冲突已经由开化的技术精英(经济学家、公共舆论专家……)和自由文化多元主义者所取代；通过利益的谈判过程，在或多或少的世界一致幌子下而达成妥协。因而，后政治强调了抛弃旧的意识形态划分与面对新问题的需要，用必要的专家知识与自由的审慎来武装，这需要考虑人们的具体需要与要求。”②在后政治的时代，政治的冲突被消解为文化的冲突，政治问题的解决被替换为理性协商和各种现存框架之内的折中方案。因此，政治退化了，被去政治化了。这种政治的退化有两种最主要的形式：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策略。 为什么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变成了政治的退化？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多元主义充分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在各种文化和观念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在齐泽克看来，“文化多元主义包括一种对无自己特殊文化根基的局部文化的一种保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尊重”③。因此，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其后隐藏的正是欧洲中心主义，他们对他者的尊重只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优越性，将自己视为真正的普遍性，而将其他的文化看成不过是偶然的、特殊的形式。虽然，其他的文化、种族可以通过斗争来获取承认，把自己看成是普遍性的代表，但是，“关键点在于，这种斗争是多种族、性和其他认同的政治化和肯定。它通常作为对不可见却更遭禁止的障碍的背景而发生：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能够容纳认同的后现代政治的后果。在这个程度上，它们并不干扰资本的平稳流通——一旦政治干预对它造成了严重威胁，一系列复杂的排除措施会把它废止。”④因此，文化多元主义的斗争是有其内在的限度的。无论如何斗争，它都不能妨碍资本主义的运作，它的政治介入完全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吸纳和收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将文化多元主义称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形式”⑤，文化多元主义表面上指向了多样性、差异性，但实质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同质化表达。 除了将后政治的矛头指向文化多元主义，齐泽克枪头一转进而批评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策略。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策略虽然力图将自由民主的想象“激进化”，但只是将自由和民主扩展到更广的范围，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视域。“巴特勒和拉克劳在他们对旧‘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依然默默接受了一系列前提：他们从未怀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原则；他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他们以这种方式完全参与了‘后现代’左派对这些问题的放弃：他们所提议的所有变化都是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内的变化。”⑥因此，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通过以上对后政治的两种形式的批判，齐泽克认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只关注特殊领域的文化斗争，而没有从普遍的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的批判，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最终只能把资本主义承认和接受下来。正是因为这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默认和退让，他们总是避免触及资本主义的实质。所以，齐泽克认为，后政治的时代，所谓的政治介入都是不充分的，后现代主义如此，拉克劳、墨菲如此，“第三条道路”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小修小补，他们的策略都只是在为资本主义打补丁，因此，革命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齐泽克才将后政治称为“没有政治的政治”或“后政治的政治”。 为什么齐泽克将后政治表述为“没有政治的政治”？这种表述方式可以从与“没有咖啡因的咖啡”类比中得到说明。“没有咖啡因的咖啡”闻起来和喝起来与真正的咖啡都无区别，但是它没有了咖啡因，其实也就是被剥夺了它之为它的内在本性或它的实体，它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咖啡。政治也是如此，在齐泽克看来，政治的真正的场景应该在“经济”之中。如果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维度的批判，文化多元主义和激进的多元民主策略看起来好像仍然涉及政治的斗争，但它却未能找到政治问题的真正根源，抛弃了它的本性。这就使得他们的政治介入削弱了真正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后政治的根源：经济的非政治化 为什么会出现政治的退化？后政治的深层根源是什么？齐泽克认为后政治的政治介入把各种各样的斗争都归结为文化斗争，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后政治时代生态的斗争和多元的、特殊领域里的各种身份认同的斗争的深层基础。这些“新社会运动”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中得到解释。比如说，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源于资本无限制地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对自然的破坏，各种身份认同的斗争也是源于资本在各个领域日益增强的社会区分功能造成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可是由于他们把资本与市场机制看成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和机制，不能找到多重性的政治行为背后的真正根源，只能求助于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这种做法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不会有任何的触动，因此他们的行为就不是真正的政治行为。对此，洛拉·杨也有类似的看法，“在对各种‘后现代’思潮——与文化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理论转向——的批评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现实政治(据说)’被还原为了文化政治，而由于缺乏对经济过程的关注，再现政治、文化生产与文化分析已经被去政治化了”⑦。 因此，后政治的根源是把经济排除在政治的领域之外，把经济非政治化了，也就是说，政治的非政治化根源于经济的非政治化，根源于资本和市场的自然化和永恒化。齐泽克明确指出这是后政治时代的突出特点。“‘意识形态终结’的后政治时代的大新奇之事是，经济领域的极端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经济起作用的方式(中断社会福利的需要等)被认为是一种对事物的客观状态的简单洞察。然而，就接受经济领域的基本非政治化来讲，有关积极的公民身份的讨论、导向重要的集体的决策等公共讨论将仍然局限于宗教的、性的、民族的和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文化上的’争议，而没有真正地侵蚀到影响我们的长远决策这一层面。”⑧ 既然后政治的根源在于抛弃了经济的维度，把政治斗争都演变为文化的斗争，把经济的领域排除在政治化之外，形成了一种反经济主义的膜拜，那么对抗后政治首要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在齐泽克看来，全球化时代要想对资本主义进行内在的批判，就必须对“资本”进行激进的批判。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并不过时，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时代达到了极致。“在确定物质社会进程真正结构的特定意义上它是真实的。各个阶层的命运，有时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能由‘唯我论’的资本思辨之舞所决定，它追寻自己的利益而全然不顾其行动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那就是根本的资本主义的体系暴力，它比直接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加离奇：这种暴力再也不会归因于具体的个人及他们的‘恶’的动机，它是纯‘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⑨他根据拉康的想象界、符号界和真实界的三界划分来把握资本的这种变化，首先，资本不再能被归为个体想象的产物(想象界)，不能被归为资本家个体的邪恶的动机；其次，资本也不能被归为符号建构的产物和意识形态抽象(符号界)。那么，资本是什么呢？齐泽克认为资本是想象界和符号界背后的实在基础，它在所有的想象和符号中保持一致。资本及资本增殖的逻辑成了支配经济运转的一种内在的客观机制。所以，他把这种资本称之为真实界，资本是支配我们的生活而又难以为我们察觉的无所不在的幽灵。正是资本逻辑的中立性、隐匿性和客观性使得人们生活于其中而浑然不觉，人们才对资本采取了非批判和非质疑的实证主义态度。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就把资本和市场都看做中性的机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经济的非政治化。这种观点也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些左翼人士所接受，“左翼向自己过去所嘲讽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市场的崇拜者和看不见之手的宣教者做出了让步”⑩。这种让步会导致人们把资本和市场看做自发的和永恒的，进而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看做永恒的和完善的。如果所有的斗争承认了这一前提，那么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只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找所谓行得通的实用主义方案，政治介入就只能走向改良主义和保守主义。这样的政治行为在齐泽克看来只能是“伪行为”。 所以，如果我们要从根源处对抗后政治，就必须对抗经济的非政治化，也就是必须针对作为真实界的资本，质疑、批判资本的逻辑，不再把它看做中性的机制，而是把它看成各种政治问题的根源。因此，后政治时代要想实现真正的政治介入，从根本上说，解决方案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文化斗争转换为对资本的抵抗，也就是把“经济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唯一有效的方式是对资本自由的某种极端的限制，是生产过程对社会控制的服从”(11)。这就是说，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资本——入手展开斗争，从根本上指向对资本主义的变革。 齐泽克在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 在后政治时代如何进行政治介入的这场论争中，齐泽克相较于文化多元主义者和拉克劳、墨菲等人充分意识到了经济再政治化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政治冲突的真正根源。为了对抗资本的“真实界”，齐泽克主张“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强调经济的优先性。所以，齐泽克认为真正的政治介入不是要使资本主义原封不动，而是必须针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框架，改变这个框架本身，因此，“真实的政治是不可能的艺术，它改变了现存格局中被认为可能的参数”(12)。齐泽克的“行动”就是要避免后政治的延宕、拖延等策略，采取整体性的、激进的策略，直接针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打破资本的逻辑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新的秩序，指向事物根本性的改变。这充分体现了齐泽克在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的彻底性和激进性。 具体说来，这种真正的行为是什么？在他看来，行动是要打破现存的实际秩序，为新的秩序开辟空间，它是一种开创性的行动，是一种空白化；行动的实际后果只是填满该空白之后出现的结果，是通过行为来“填空”，填充现存的秩序。因此，行动指向本体论的层面，而行动的具体后果则涉及较低的技术的层面。二者一定不能混同，不能将本体论的层面降低为技术的层面，不能只考虑具体的行动的实际后果而忽略了对现存秩序的根本的批判。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齐泽克认为真正的政治行为就是坚决地对资本主义展开激进的批判，打破现存的秩序。但他又对如何行动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他不主张直接行动，而是主张摒弃直接行动的轻率号召。有的行为看似在改变事物，但这种行动的实际后果只是为了维持整体秩序的不变，比如文化多元主义的斗争就是如此。因此，齐泽克认为并不是盲目地举起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旗就可以达到目的，这其中暗藏着风险。“今天的困境是，如果我们屈服于直接‘做点什么’的强烈冲动(投入反全球化斗争，帮助穷人……)，必将毫无疑问地为现存秩序的复制做出贡献。为一个真正的激变奠定基础的唯一道路，就是从行动的强迫冲动中抽身而出，就是‘什么也不做’——这样便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活动敞开了空间。”(1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齐泽克为了摆脱文化多元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特殊的、局部的斗争的胁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除了保持激进的批判姿态外，他拒绝采取任何切实的和具体的行动。针对齐泽克的这种政治介入，有许多研究者提出过相似的批评。拉克劳和墨菲批评他只是提供了“政治虚无主义和思想贫乏的药方”。“我们是否应认为，齐泽克想施加无产阶级专政吗？或者他是不是想使生产方式社会化并消灭市场机制？要实现这些独特的目标，他有什么政治策略吗？……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开始做出回答，那齐泽克的反资本主义就只是空谈。”(14)保罗·鲍曼则指出齐泽克的“高深理论”只是一种信仰，一种口号，一种宣讲，一种动员。“齐泽克的话语双重地或双面地使用或滥用了‘逻辑’，而且简单地把介入等同于尽可能大声地喊这一口号：‘打倒资本主义’”，“齐泽克认为这一政治理论是激进的，而事实上‘激进’在这里意味着粗糙、化约和简单化……齐泽克的研究并不真的是‘知识性的’、‘分析性的’，而更多的是善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断言，寄希望于动用一种传统的动员和从属政治。”(15)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齐泽克和其他一些批判理论家的批判称之为一种“来自历史外围的注解”，“首先，齐泽克近几年来确实呼吁革命性的实践，鞭挞那些更具资产阶级思想的同事及其表现出的被动性，但是在危机的紧要关头，齐泽克新的咒语变成了‘不要行动，只要思考’”(16)。 这些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虽然齐泽克极力主张反对当代资本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策略和任何具体的政治方案，他的激进的话语似乎只变成了鲍曼所说的一种宣讲和口号。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一涉及紧要关头，一到危机时刻，就“不要行动，只要思考”了？ 首先，这可能是因为齐泽克很难找到现实的革命主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还能将希望诉诸无产阶级，而卢卡奇之后的批判理论虽然都集中地批判物化，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却日益加剧，他们再也没有将目标指向革命，而是指向了美学的救赎和解放。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虽然齐泽克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将现实的革命主体寄希望于少数不被资本主义体系所接受和容纳的边缘群体，不过齐泽克自己对这些群体也不是非常抱有希望。 其次，齐泽克无法找到一个观照现实的理想目标。后马克思主义者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没有对抗的、封闭的社会，是一种乌托邦，这就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失去了未来的指向性。我们如何能构想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激进的左翼政治方案？齐泽克告诉我们“当代思想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如何重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又不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观点作为其内在标准；另一方面，如何想象实际地摆脱资本主义的地平而又不落入这样一个圈套，即回归到和谐的、(自我)克制的社会之不寻常的前现代观念(前笛卡尔式的诱惑，当今大多数的生态学都屈服于此)”(17)。齐泽克只是说未来的方向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前现代的社会，但是，到底如何实际地摆脱资本主义？如何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齐泽克并没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给出明确的答案。 第三，从理论和实践、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看，实用主义等批评者认为齐泽克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过高地估计了哲学，只是在哲学内部自娱自乐，故作高深，对现实的政治没有任何切实的思考，因此也就对政治而言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因此，罗蒂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过于哲学化，甚至完全成了“学院化”的，“只是催生了一个沉湎于自我的团体、运动或社群，他们在错误的地方、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谈论政治”(18)。即使后马克思主义谈论了政治，也是不合格的政治，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将政治过度理论化了，使政治变成了理论政治，而这种理论化恰恰使政治丧失了它的常识性，过多的思考不仅不会有助于行动，反而会使人们沉湎于思考之中，不知道如何选择。 这三种原因可能是齐泽克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无法采取切实的政治介入的主要原因。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才得以可能呢？ 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 如果我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后政治时代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哲学和政治的关联问题，思考左翼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和如何彻底改造政治空间的问题，我们应吸取文化多元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教训。 一方面，我们应该吸取文化多元主义者和拉克劳、墨菲等人的教训，使经济再政治化。我们必须真正关注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关注资本的逻辑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批判资本逻辑的隐匿性和客观性，另外，要防止受到直接行动的诱惑而做出的对资本主义的美化和修补，始终保持理论的批判性，坚持对资本主义展开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是齐泽克在这场如何进行政治介入的论证中提供给我们的教益：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不是文化介入，不是局限于特殊问题的政治介入，更不是为资本主义“打补丁”，不是把这种政治介入变成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辩护，而是必须从内部介入，必须从整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吸取齐泽克的教训，只是空洞地谈“经济再政治化”、反抗资本主义也是非常不够的。为了避免如齐泽克一般陷入口号和宣讲，我们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重新思考。首先，我们应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关注资本构成的变化，揭示资本的逻辑所建构的新的等级制和权力关系。其次，我们还应关注阶级力量的新对比，重新思考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之间的关联。在这个问题上，拉克劳、墨菲主张通过领导权将各种斗争形式连接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从属关系，争取更大范围的平等和民主；哈特、奈格里则主张“平行论”建立身份政治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彼此呼应和平行发展。齐泽克批判他们忽视了阶级斗争对身份政治的优先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不能将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截然分开，正如哈特、奈格里所说：“对革命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无法继续在一个单独的领域内进行或者思考革命行动。”(19)我们要做的是激活身份政治的革命潜能，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的从属和压制。第三，重新思考政治的策略和斗争的诉求。人们通常会认为斗争源于界线的存在，如男/女、黑人/白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斗争的目标是为了跨越界线，处于弱势的一方可以通过斗争获得和占优势一方同等的权利。但齐泽克和鲍德里亚等人都认为，革命不是从界线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而是从根本上取消这个界线，取消这个对立得以可能的框架，这才有可能导致真正的“行动”。第四，在“后政治”的时代重新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内涵，切实发现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的革命主体。在“后政治”的时代，跨越界线的努力虽然实现了某些目标，但基本框架仍然未变，只能导致各种各样的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只有取消界线和超越界线的政治行为才有可能为我们开辟别样的空间，才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内涵。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找到现实的革命主体？齐泽克把希望诉诸边缘群体，鲍德里亚把目光投向学生和青年，哈特和奈格里则把焦点放在开放的、奇异性的、扁平化的“诸众”。那么，究竟谁才是现实的革命主体？这一点仍然是存疑的。不过，这些理论家都认为能够奋起抗争的应该是被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却又无法被这个体系所容纳的各种团体。 总之，在后政治的时代，我们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下重新对资本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资本中性机制的虚假性和它背后的新的权力关系；在具体的斗争中，要在阶级斗争优先性的基础上充分激活各种身份政治的革命潜能，不断构建现实的革命主体，打破现存秩序的框架，重新思考和谋划共产主义的图景。这样，后政治时代下充分的政治介入才成为可能，一种改造政治空间的左翼的激进的政治方案才成为可能。 ①[斯]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第4～5页。 ②③④⑤⑧(11)(12)[斯]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27、246、246、245、412、412、227页。 ⑥(14)[美]巴特勒、[英]拉克劳、[斯]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17页。 ⑦(15)(18)[英]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黄晓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195、154页。 ⑨(17)[斯]齐泽克：《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蒋桂琴、胡大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页。 ⑩[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下)，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43页。 (13)[斯]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涂险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4页。 (16)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当前批判理论的四种主要趋势》，《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 (19)[美]哈特、[意]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页。标签：政治论文; 齐泽克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