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的现实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意识论文,现实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曾经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巨大的关注来评价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即社会意识尤其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而漠视了更为根本和基础性的社会生活的物质经济方面。但当以市场经济为枢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建，引发了整个社会在精神上前所未有的大裂变，我们为了更新价值结构，重建社会秩序而反省以往关于社会意识的认识成果时，不难发现其失之抽象宽泛，过分政治化（社会生活及发展对意识形态的过分依重），以及缺乏科学分析等诸多问题。
一、以往我们对社会意识理解的泛化及误区
在构成人类社会生活及其运动的系统中，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从来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三个要素。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年中，我们对这一系统中要素联系的把握逐渐变得偏颇。
我们显然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以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取代、涵盖经济生活的倾向。又由于政党、国家作为那一时期唯一的现实主体发生作用，政治生活主要通过对社会精神生活过程的全面有效的控制来实现，社会意识政治化十分普遍显见。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的文化革命，则将此推到了一种极致。
于是，我们今天已不难看出，原来应当作为社会存在即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社会意识，不仅被不恰当地膨胀了，而且到了本末倒置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经济是基础，人们只有解决了吃穿住行用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事业的基本原理，竟被背离得如此之远。并不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进程状态的精神观念之树居然凌空生长，我们距离历史唯心主义还有多远呢？由此来看小平同志倡导不搞姓“社”姓“资”的理论纷争，以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更能觉出他对唯物主义把握的深刻性所在。
客观地说，那一时期的社会意识结构是单一的、简单的，因为抹煞了个体意识、日常生活层次的意识（普遍意识）、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存在的可能性、其极致便是“大跃进”和“文革”中盲从的集体无意识。现在看来，这一种大一统、泛化的社会意识被较为彻底地意识形态化了，不仅是缺少要素分析，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实践遭受挫折和重大失误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常常说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此为其例。
对社会意识层次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影响的简单化理解，或者说是把社会意识主要地归结为意识形态，或许应当溯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普通意识”的论述的理解。关于社会意识的层次结构，有大致相同表述不同的“社会心理－－普通意识－－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其中社会心理以个体意识为要素，普通意识是感性化、多变化、不系统不定型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联结作用的中介环节。马克思、恩格斯把普通意识称为“中学生的普通意识”，意即处在中学生所能把握的较低层次的意识存在形式，出于对此的一般性理解，普通意识，似乎散漫无序、因人而异的个体意识，自然没有多少价值因而受到忽略。这已成为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同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对于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来说，更是存在着抹煞个性精神心理的现实土壤和可能性。只有还原到马克思、恩格斯述及普通意识的文本本身，我们才会发现，他们对作为普通人的日常意识的上述评价，主要是着眼于普通意识未能领会诸如劳动力商品“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之类的事物的“本质关系”，并无意否认社会心理、普通意识的广泛而生动的存在及其价值。
未经“真实的思维”、“辩证的综合”并形成概念体系的处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以其丰富生动的感性，反映着对现实的社会生活进程的“全面的和完整的生活感受”，因而不仅是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材料的源泉，其价值合理性更在于对其他高层次社会意识形式的生成、更新、更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现实多方面的变异的直接影响和明显作用。
如果说既往大一统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有可能谈论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那么，在今天社会转轨变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反省。社会生活的空前活跃和主体意识的普遍萌生，在社会精神生活过程中，首先表现在社会心理和普通意识的活跃变化，社会意识诸形式在受到冲击后必将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嬗变。因此，深入分析社会意识系统内诸要素及其联系、影响、作用、渗透的机制，准确评价社会意识在社会生活及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已经成为使社会生活协调发展，重新规范社会秩序，确立价值结构的迫切需要。
二、社会意识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发展中的地位评价
小平同志倡导把经济建设和发展放到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强调各种问题的最后解决都要靠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正确评价社会意识在当代社会生活及发展中的地位奠定了前提。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缺乏辩证法、爱走极端的积习，已经现实地形成了由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到全方位漠视社会意识地位的倾向，其表现形式可见于道德文化建设的滑坡，人文社会科学遭受冷落，理想信念正经受急功近利种种风潮的侵袭，不一而足。这就涉及到社会转轨变型和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价值选择问题。代价论者认为，上述种种乃为必然代价，有时这种代价甚至惨重，我们也必须坦然处之。因此，一个由现实实践提出并亟待搞清楚的问题是：改革的种种决策必然要以漠视乃至牺牲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的价值为伴生物或代价吗？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能否容忍这种代价而不妨碍其实现？
马克思在考察历史进步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本身的发展视为密切关联的尺度和标准。虽然马克思所指“人本身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针对当时处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无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所造成的愚昧贫困的积累，对人的奴役统治和多数人被牺牲的现实。我们今天进而把“人本身的发展”理解为伴随经济现代化的人的精神的发展及其现代化。舍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及特点便难以显现出来。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伊始，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在社会意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深层次效应，其影响所及由个体意识、社会心理、普通意识渐入社会意识诸形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震荡和无序化，并且深刻地震撼着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原有的稳定单一的由正统观念、崇高信仰、高尚道德等构成的社会精神结构正受到冲击，人们精神世界、心灵人格的重新构筑正日益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热点。这一切固然依赖于和不足以压倒物质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但又毕竟不能为其所替代或自动实现，而有待于更有针对性、更贴切于这一中心的社会意识建设。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的最大失误或缺陷、失衡，便在于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有鉴于此，一些东方国家在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高度重视儒教等传统文化可能产生的规范教化作用，这可以给我们以很好的警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根基极为深厚的国家，这样一个自觉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更应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颇。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除了其必然包含的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的应有之义以外，非但不能以牺牲社会精神生活过程为代价，而且应当更善于坚持“两手抓”，使中国经由改革之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获得完整的意义。
在物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十多年来我们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但已经和将要伴之产生的负面效应亦将随之加剧和复杂化，社会操作规范和秩序在一定范围内的紊乱仍将持续，价值结构的解体影响的社会生活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其理解、说明和处置都有待于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发展。既然既往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意识因其过于“理论化”，而脱离现实的发展状况，那么我们今天的哲学就应当勇于辩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意识的论述，密切关注具体的现代问题，把握现实的社会生活进程，明确社会意识产生和作用的现实基础，以更高的学术水平和理论成就解释：市场经济引发的自由竞争要求和利益多样化差异，使利益主体多元分层，个体意识、社会心理趋于复杂纷繁，应当如何通过理论层次的社会意识加以有效规范引导；社会转型初期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矫治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紊乱乃至“恶化”的现象；诸社会意识形式尤其是哲学应当如何重塑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为处于激烈竞争和社会震撼中的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
三、社会意识不应再是“无个性的抽象思想的王国”
改革开放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条件，要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主体意识的普遍萌生。我们既往的哲学在述及社会意识时也讲个体意识、社会心理等。但多浅显理解为感性化、不系统、低层次的，而对其通过对社会意识其他形式的影响，乃至对社会生活多方面“发生强烈影响”的作用机制，缺乏足够的理论评价和实践分析。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生活现实中，“割裂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模糊意识形态赖以产生和作用的现实基础”尚有可能性，那么今天，继续把社会意识理解为大而泛的抽象思想的王国，既没有意义也已丧失了现实依据。在社会意识的承担者和其属性的关系上，我们往往偏重“泯于大群”（鲁迅语）的人的社会属性，以至漠视了具体的个人承担者。若要进而考察社会意识产生和延续的机制，“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是处于一定社会存在中的个人的大脑的产物”，其延续乃至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影响作用，又需要还原为个体意识和普通意识。从社会意识的角度看人的社会属性，应当是对个体性超越和依赖的统一。我们不仅应当意识到社会意识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更应看到社会意识应当是个体意识及其他组成要素交相作用影响的现实产物。
考察社会生活条件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机制，人们不难发现这么一种态势，既变化总是由个别、具体的人，进而蔓延至群体的普通意识，形成社会心理。虽然高层次的政治法律思想、哲学、道德、文艺等社会意识形式试图对之进行系统评价、规范定型，但容易将其简单化、抽象化，因而形成与现实实际生活的隔离，难以涵盖、概括其生动、丰富、复杂性。今天更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平民化、价值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在以市场为枢纽的社会结构中，我们对于社会意识的构成和本质，应当由重综合概括转为更善于进行分析研究，并注意到个体意识、社会心理不仅是其他社会意识形式进行社会化“扬弃”的基础和材料，而且就现实性而言，它自身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即不总是有待于理性化，系统定型化。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注意到并充分评价不同的经济关系及其经济体制对社会精神生活过程的基础性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生活的现实变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各方面正在经历并将长期持续地重大调整和变化，即如人们所表达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变成了多元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复杂化了”，不可避免地要打破社会意识原有的单纯、超脱，并且必然要求社会意识对复杂化了的社会生活作出科学准确的反映、说明、解释。于是，拘泥于博大完整的体系中的哲学，不观照经济生活变动和人们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的道德原则，因其抽象泛化受到社会生活的冷落。人们正致力寻求重新支撑起社会精神大厦的现实基点与社会生活现实的联结点。哲学在寻找“合理的实用理性”、“理性的实践精神”。道德伦理学也在探求人们的理性、信仰、行为规范所由弘扬、重塑的现实土壤和方式，道德评价的利益出发点。
社会意识显然已经丧失了凌驾于社会物质经济生活之上的至高而抽象的地位，这种地位曾经是维护高度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必须的。我们除了正确地回归到“经济状况及其发展与一个社会的存在状况及其发展前景有着根本的影响”的思路上来，还应以现实的社会生活进程为基础，提高对现代社会意识掌握和研究的水平。
四、寻求社会意识反作用于当代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现实视角和方式
实际上，按照社会意识运动规律，一定的社会存在既然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并能发生反作用的社会意识，目前社会意识所经历的“市场经济初期的淡化”，便也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马克思为了强调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曾经说过：“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①我们今天应当更辩证地理解这一论述，防止矫枉过正。没有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今天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实践举措便是难以思议的，当然，这是由实践提出，也将由实践实现。
以阶级关系和阶级内容作为考察社会意识的主要视角，固然仍不失其意义，但更广泛的意义已不在于此。阶级斗争的政治为“经济上的政治”取代后，意识形态为巩固社会制度服务的方式将主要通过为经济建设服务和通过“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来实现。非阶级性的社会意识成分比重的增加，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对社会意识体系诸要素及其发展作用规律做出具有新义的分析评价。
人们对社会意识认识仍多限于从今天特定的社会存在出发，观察其意识表现。现在应当深入到层次、方面都实现嬗变而变得复杂化的社会意识结构内部，进行更为具体的“致用”考辨。市场经济体制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政策民主化的进程，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并激活了个体主体意识，但没有社会公民素质和社会心理的优化、观念的理性化，就将作为一种无处不在而又处于低层次的恶化社会环境的现实力量发生不良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竞争具有的排他性，利益群体的分化，使经济领域在等价交换原则泛化，渗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急功近利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行为取向。人们对于既有价值观念、道德文化受到的挑战，深感迷惘忧虑，其利否弊否、藏否否否，实际上使社会精神生活过程所面临的矛盾充满“人间烟火”味。社会意识作为社会生活媒介的效应的丧失或产生负效应，使人们不难预料并已开始深切地感到，滞后的、盲目茫然的社会意识将在实际上形成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障碍机制。
我们不能指望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社会精神生活自然会随之活跃并和谐发展。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现实社会发展过程未能展示这方面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取向，更从本质上要求人成为“环境的主宰”，以其活动的意识目的性和合理完善的精神自由，更善于把握观念形态的东西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东西的动因契机。所谓由现代化的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社会现代化、显然包含了对人的精神生活过程合理性的期待。
人们显然及时地关注到了人的现代化这一关键环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问题，这当然主要是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精神文化素质。发展哲学提出20世纪的实践主体应有“前导性实践意识”，即更善于以科学自觉的理性视野进行价值选择。对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解既已丧失了现实根据，则考察分析现实的社会精神生活过程，应当首肯人的差异，不应再溺于单向度理想化简单化的灌输宣传教育，而应充分考虑人的精神、情感和人际关系的现实状况、态度和需求，着眼于以濡染和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持之以恒的长远整体精神文化建设，形成明智健康的社会精神氛围，即具有普遍持久意识的理想、人格形成和自律向上的主体能动性发挥。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完善社会精神生活还不应妄自菲薄、忽视国情优势。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其固有的障碍机制经“五四”以来数度扬弃，尤其是经历了近年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取向的空前冲击，已大为削弱，现在倒是应当充分张扬其对人们的精神观念和社会行为可能产生的规范机制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