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尤其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加以批判，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它不具有普适性，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必须探索适应于西方社会的革命新途径。下面，我们来看看葛兰西、普兰查斯等人的观点。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多研究的人。俄国十月革命刚刚结束，葛兰西就在1917年11月2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资本论〉的革命》的文章，评论十月革命。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称十月革命为“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①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在象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似乎必须先创造条件发展资本主义，至少达到类似于西方的文明，同时使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扩大，使阶级冲突尖锐化，最后才能谈得上革命。但是已发生的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像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②葛兰西提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比较有利于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宣传下，主动、自觉地行动起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讨论了十月革命模式在西方的适应性问题，说是十月革命模式主要是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适应于西方社会。他认为，在俄国，社会经济落后，市民社会不发达。在那里，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初生的和凝结的；而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当国家不稳定的时候，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国家仅仅是一条外部的壕沟，在它后面耸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③在葛兰西看来，由于这些差别，使得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不同：在俄国，掌握政治领导权比掌握文化领导权更重要，因而革命者可以采用运动战——即面对面，直接向敌人发动进攻，直接发动革命，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而在西方复杂的市民结构、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化机构的庞杂、群众思想受到无产阶级的蒙蔽、工人贵族的产生等环境，使得对国家正面攻击的“运动战”已经不适应了。因此，在西方，关键是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是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并不是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而是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取而代之，先进行预演，然后在有可能、适当的时候顺利掌握国家权力，而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也要重视对市民社会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在葛兰西看来，西方革命要达到这一目标，不能采用“运动战”，而必须采取“阵地战”——坚守自己的阵地，并逐步扩大，以逐渐夺取敌人的阵地，即在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不断渗透，颠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庞大机构，攻克一个个市民社会机构（新闻出版机构、学校、工会、教会等），然后才能夺取政权。总之，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市民社会成了资产阶级防御系统中最坚固的同盟，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战显然不适应了，因为革命者无法用闪电般的出击破坏统治阶级对整个市民社会的领导权；相反，只能通过阵地战的方法，先在市民社会中夺取新阵地，在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政治领导权。简言之，十月革命模式是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在《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等论著中也对十月革命模式或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加以批评，认为这一模式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不相符合：如果采取这一模式必将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绝境。普兰查斯指出，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组成的，因为列宁当时必须同沙皇专制的俄国国家进行搏斗，因而不得不采用双重政权和使用暴力从外部正面夺取政权的形式。第三国际留下的、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所谓适应于西方革命的“列宁主义模式”是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滥用，它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企图把列宁用于俄国具体历史环境的十月革命经验加以推广；同时，它把当时卢森堡已经指出的列宁仅仅依靠工人委员会民主和完全取消议会民主的一些问题推向极端，甚至加以歪曲和发挥。这种革命模式的特征是怀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扩大和群众在国家内部中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认为人民群众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正面的进攻或包围，在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要害的外围进攻：主要目的是造成一种双重政权形式，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就意味着在双重政权期间占领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组成部分，以便用第二种即苏维埃政权取而代之。这种模式否认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认为群众起来夺取和改造政权只有在双重政权的形式下才能进行，即革命只有在国家（资产阶级）和苏维埃（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平衡，而革命形势本身则被归结为一种资产阶级国家危机，而这种危机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国家的崩溃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
普兰查斯认为，“列宁主义模式”的程序是：革命前的危机，国家机器的腐败和瘫痪，群众的普遍和集中的自发组织，双重政权，革命赢得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工人自发组织的多数，起义性的总罢工，工人委员会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在普兰查斯看来，这一模式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这是由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即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当代西方已排除了列宁所说的革命危机的可能性，即排除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快或慢的解体过程和产生群众自发性组织的革命运动的可能性，这是由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它同整个社会的关系所决定的；第二，现代西方发达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在经受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形成的，因而能够从根本上克服以往社会发展阶段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缓和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第三，由于当代西方国家的重大危机都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不会导致变成使国家政权崩溃的形式；第四，广大群众的政治活动的恢复不是采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而是采取把工人运动的传统机构集中的形式——各种工会、党派和由它们推动和检查的统一的委员会形式。④
显然，如何评价十月革命模式及其在西方社会的适应性，历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而又激烈争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反对把十月革命模式照搬硬套，而不顾各国的实际，如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那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西方社会与俄国社会的差别，提出各国社会主义革命途径的多样化问题，并试图探索一条适应于当代西方社会的革命途径。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如葛兰西所强调的夺取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革命，关于西方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特点以及西方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观点，是包含有合理成分的。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往往有全盘否定十月革命模式的倾向。他们借口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而否认十月革命所得出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即否认由列宁所提出的，并为十月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他们往往鼓吹一种改良主义的、不流血的、基本不触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第三条道路”，从而根本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手段或形式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应根据各国具体的情况以及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⑤列宁也说：“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激烈地变化。”⑥列宁认为，革命者对待革命的途径、形式或道路应采取的态度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⑦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或夺取政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途径或形式，要历史、具体地加以分析。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途径无非是两个：即暴力革命途径与和平途径。前者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包括武装起义、游击战争、国内战争等；后者是工人阶级采用包括议会斗争在内的政治斗争方法，而非暴力革命的方法来夺取政权。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里，和平道路夺取政权是最受欢迎的，它符合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愿望和理想。马克思说：“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夺取政权]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⑧列宁也说：“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夺取政权。”⑨不过，按照经典作家的指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是最有把握和最有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总是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总是要进行激烈的反抗，除非某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知道自己的反抗没有用处，它才可能和平地交出政权。
其实，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本身也并非单纯地靠暴力革命，而且也尽可能利用和平手段，即使在最后不得不靠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之前，列宁也极力利用和平手段来夺取政权。从1917年3月到9月的这一段时间，在俄先后出现两次可能和平夺取政权的形势。第一次是1917年4月至7月。在这段时间里，经过二月革命，获得了广泛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工农群众掌握了武器，旧国家机器因受到震撼而不敢公开镇压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比较软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得不依靠工农的信任来维持，国际帝国主义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集团，并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因此，出现了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在此时反革命还没有力量纠集起力量对人民诉诸武力，因而共产党人就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和平斗争。第二次是1917年9月，在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列宁也还认为政权仍然可能和平地转到工人阶级手里，并强调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机会。然而，和平夺取政权并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在10月举行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
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武装起义、暴力夺取政权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例如，它证实了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具有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的论断。
的确，由于西方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西方革命不能简单地照搬十月革命模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共产国际曾一度有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强制推行一种革命模式的倾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再加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危害，尤其是使西方革命陷入困境。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寻求适合西方社会的革命道路而批评十月革命模式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往往从一个极端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十月革命所取得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否认当代西方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可能性，而过分强调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忽视夺取国家政权的首要性，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不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
注释：
①《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②《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③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选》，伦敦英文版1971年，第238页。
④参看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20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
⑦《列宁全集》第11卷，第196-19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3页。
⑨《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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