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纪末文学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村（以下简称北）：在对话开始之先，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当下的文学作一番审视。当先锋小说作为最后一次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学现象逐渐消隐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值得评价的文学思潮出现。小说创作已转向个人化，就是说他们已不再有一个明确的话语对象，比如寻根派作家对着历史、早期先锋小说对着形式一样。现在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说他在对着存在——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价值对象写作，但这众多的个别却构成了总体的模糊。刊物和评论界竞相推出所谓“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等小说种类，这种更多表现为办刊策略的举动，并不代表文学真正的繁荣。显而易见，就连目前纯文学图书市场坚挺也仅仅代表商业上的成功。
谢有顺（以下简称谢）：在当前这种特殊的背景里，作家们很难有共同的体验。前些年，世界文学是我们的参照系，这主要是指着形式经验说的，中国作家由于缺乏超越价值这一背景，所以很难有西方作家那种痛苦体验，没有痛苦不就会产生好文学。中国文学走到这一步后，外面的东西很难再激起读者的热情，故“新状态”提出来，远赶不上“先锋小说”那样被关注；甚至连“新写实”也赶不上。世纪末文学只能表达新的精神，很难再表达新的形式，可这一点还没很好地被作家注意。
北：没有独立意义的形式问题值得讨论，形式总是与内容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文学的特征总是跟它赖以生存的价值背景有关。所以真正的文学思潮不可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即使在思想最自由的年代也是如此。所以目前这种文学上的沉寂是对作家有益的，这使得作家可能在一个问题上被试验：就是他是否能不被热闹的市场所代表的成功欲望引导，而沉浸在一种真正宁静的新状态之中，为缓解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即面对自己的心灵写作。我想目前的情形表明，在今后几年内将会淘汰一批非文学的因素，使文学更加纯粹。当然，真正的作家也将在这种复杂的格局中出现，我指的是那些将被文学史记住的恰恰又不是为了文学史而写作的优秀作家，与此同时，有另一些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家也将更多地出现。批评家将面对更复杂的文学态势，我预计基于后一种原因，有一部分评论家会成为单纯的书评家。
谢：我感觉，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随便一个发了点作品的人，都被冠以“作家”的名称，使作家的队伍变得相当混乱。国外的情形比较合理，除了著名作家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文学爱好者。作家应该更少一些，刊物也应该更少一些，这样，文学才能纯粹起来。现在的环境有利于产生一批真正意义的作家。这种作家在社会的边缘，关注的却是中心问题。他们在物质上，可能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从精神上讲，他们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张的人。这种紧张有利于作家深入存在。从来没有一种有质量的写作是逍遥的写作，即便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游戏，它与现实的那种紧张关系也仍旧没有被消解，只不过这是里面的紧张，不易被觉察而已。中国作家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外面游戏，里面轻松，唯独没有心灵。
北：或者说心灵已趋于麻木。什么叫心灵？如果不进行定位它会变得很模糊。在我看来，心灵就是良心，心灵体验就是良心觉醒的程度，即使是最绝望的文学也是良心被彻底摧残后的表现而已，没有一种文学是可以跟良心无关的，在西方，即便是虚无的文学，里面也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而绝不是闲适与逍遥的，我称之为紧张的虚无。也就是说，虚无是不可接受的、是必须反抗的，但它是一个事实，你只能接受它时，就有了荒诞，正如加缪。我要批判的是，在中国你会看到，虚无在文学中不但不紧张，它可以被接受、欣赏，甚至卖钱，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种文学。当然，并不是我们故意要紧张，乃是这种紧张是一个事实，所以任何伟大的文学无外乎都在描写这种冲突，没有这种冲突的文学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品格，它能干什么呢？只能描写外面的遭遇。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许多中国作家是一些只能写遭遇的作家，他们津津乐道地回忆他们的历史和遭遇，一旦遭遇写完，他们的艺术生命就此完结，这个作家实际上已经死了。这在中国相当普遍。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我告诉你，因为一个作家若没有一个信仰（有人称为终极价值）及有关冲突，那么他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为他而言的重要问题，他关心的是遭遇，如果遭遇解除，紧张关系就解除，问题自然消失。我的意思是说，作家短命的原因是他那个问题不够重要，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探查也不会持久。我以为，一个作家一生只有一个对他而言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终生困扰着他，他一直探查和体验，写出某种重要的作品。但是，我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作家面前，并不存在这个重要问题，或者刚出现就因无法忍受心灵痛苦被迫被闲适和逍遥代替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甚至使人无法直接提出问题，或者问题在探讨途中进入一种紧张关系时突然被消解。这是作家兴衰的内在秘密。
谢：或者说，他们无法维持那一种紧张，往往到后面，一切都释然了。在我看来，文学的冲突有两种，一是经验的冲突，一是存在的冲突。经验的冲突是中国作家惯常的写作策略，是一种事件的冲突、情感的冲突，它构成了故事的表层，是文学的基本部分。文学的真正意义还在于有一种深层的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存在的冲突，或者说是良心的冲突。这才是重要的问题：我意识到的存在与我希望的存在之间的冲突。并且，要找到这种冲突及人类之间的矛盾所在，这样的文学能引导人类的精神走向。
北：是的，是存在的冲突。为了摆脱无意义之生活，作家才有了写作，或者说写作应该表现这一普遍意义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只有一个（对他而言唯一的）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两个，如果是两个，则另一个一定是不重要的，不必为它去耗尽我们的生命。我这样说是在提醒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作家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对于他那一个重要问题，他必须终生体验和寻求，他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只是他不同时期对那个重要问题思考结果的投射而已。我想只有在这个起点上才能开始对一个作家的评判，这也说明了卡夫卡与川端康成的区别不仅仅是处在文化背景和文风上的，更是存在上的。我没有丝毫意思要贬损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我只是说我们区别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或者区别同一作家不同阶段作品的参照首先不是形式，而是他对世界的体验及对那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而他的艺术成就就是据此而产生的，二者其实是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他的“重要问题”，他已经丧失了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前提，所以许多面目模糊、突然成功又消逝的中国作家，独立地讨论和估量他们的艺术成就是可疑的。
谢：说到底，形式还是一种经验的事物，它必须被作家所选择的精神立场所决定。在过去的时代里，由于作家还没有明确自己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形式便暂时代替了他的说话内容，一旦这个问题明朗之后，作家还沉迷于形式的修习，他就成了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作家。经验的人，经验的事物，不可能成为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但它是达到存在的手段。文学毕竟是有别于哲学，它所探查的精神问题必须以经验作为表象，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许多作家将经验看作了终极对象，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传达这种经验，高于经验的东西没有了，现在的文学充满了感性与自渎，无法表达任何的神圣事物，甚至连诚实的情感与理性都丧失了。我读完一些作家的作品之后，经常在想，他究竟要告诉我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没有。
北：我们不贬损作家的个性，但必须有一个起码的尺度，就象拳击运动员的量级一样，而且，离开了一个中心问题的文学，其个性的流露值得怀疑。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好的小说家，人们会称之为“写爱情的高手”、“短篇名家”、“世俗人生的忠实纪录者”等等，这些评价我都同意，可惜的是他们都可能不是那一种重要的作家。我想作家这个职业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它是能使人达到对那个问题的理解并得以完美表达的终极手段，否则，小说家的优秀只在于他会讲故事，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存在下去。某种别的叙事形式（如电影）就可以把它代替。作家之所以优秀，更在于他是一个肯背负良心重担的人，这对作家是一种折磨，但他必须承受，直到有一天那个时代的重担几乎都落到他的身上时，他就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这是多么不容易啊！需要忍耐、良知的觉悟和深刻的痛苦来构成这个作家的人格，有的时候还需要抗争。而当下中国文人不但丧失了所谓人文精神，可能连文人精神也丧失了，此即起码的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羞涩，这是文学走向颓败最危险的信号。
谢：作家人格的基本部分就是良知的责任，也只有在这个尺度上下的判断才是有力的。没有人格力量的文学是空洞的，它没有指向也没有重量。一个作家要写出重要的作品，必须对人类有很重的负担，有一颗敏锐的心灵，时刻觉醒人类的局限性，并作出反抗，这种力量我把它称之为良知的激情，它可以在作品中体现为一种叙事的激情。现在的作家有叙事的智慧，但很少有叙事的激情，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作家激动。黑暗、罪恶与堕落的现实只会助长欲望，使作家的写作受欲望的引导，而无法受良知的引导，这样，写作便失去了崇高感，因为，一切崇高的事物都与良知有关。良知的敞开还能使作家具备一种精神的想象力，它是洞察人类精神内部的有力手段。中国作家的另一个局限还体现在想象力与感受力之间失去了起码的界限。想象力一旦无法与感受力分离出来，作家就会在作品中出现两种情形，一是满足于感性的表达，二是游戏。在我看来，许多作家的写作都只有感受，没有想象，当然，我说的想象是更高的想象。
北：想象力的匮乏是现代人的特征，在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想象力却如此贫乏，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失去了信仰的保障，也就失去了绝对的价值标准来对抗不断变化的世界及其带来的种种压力。世纪末更是如此。其实我更喜欢使用“末世”一词，因为它更准确。世纪末仅仅是一个世纪的终结，末世是整个世代的终结，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终结。每一个世纪的世纪末的情形并不一样，上个世纪末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人性忏悔和义举尚为人所称道，而在这个世纪就变成了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良心在各个时代的经历不同，作家的崇高使命就是写出那个时代良心的境遇。我要说在今天，我们不但处于世纪末，更处于末世，这种结论是以大量的文学艺术颓败的现象为依据的。人们似乎只会创作高度拙象和高度写实的作品，正如抽象割裂的绘画和照相写实主义，这两极中间到底表达了什么的匮乏呢？就是人类离开终极信仰之后丧失信心导致的创造力的枯竭，这两种表现形式有一个共同特征：冷漠。人类一旦丧失了创造力的源泉，末世就来临了。文学变得没有激情，艺术从作家的人格中撤退。在今天，除了信仰能给人力量之外，最后的两条路是爱情和艺术，如果诗人消失、爱情神话也破灭了，末世必将来临。这两种幻灭最近一直是我表现的主题，但我的同道者寥寥，他们可能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要说，问题也许要更进一步，仅仅写出良心的末世经历还不够，必须有更光明的向度出现，就是在废虚上重新使人站立起来，在这个神圣的使命中，文学至少要承担呼告的责任，那是任何一个追求高尚和良心平安的作家该做的。让所有中国作家为此努力吧。
谢：末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词汇，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精神背景。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文学只有反抗还不是终极的，它必须具有期盼与呼告的精神。这是艺术存在的条件。艺术的死亡在于艺术家对精神世界选择了缄默的立场，失去了发言的权力。没有艺术与爱情的末世景象是可怕的，它使人意志消沉。海德格尔曾说：请听诗人的说话吧！海氏的意思并不是说诗人说的话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诗人。真正的诗人都是精神的先见，他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类该有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选择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最初的起点上：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的东西好像很多，其实只失去了一样东西，就是信仰。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都拒绝了那个以信仰为本位的立场，从而选择了自我的立场。他们都试图从自我出发，用人本的方式来企及终极。以自我为终极的显然不可能是真理，它有一个虚假的前提：人是完美的。其实，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才要寻找一个无限者来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世纪末文学应该具有对终极真理的寻求热情，因为只有真理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并满足饥渴慕义之人的需要。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真理有两种，一是“存在者状态中的真理”，一是“存在论上的真理”，前者是科学真理，后者是存在的真理。文学的目的是为了企及存在的真理。在当下作家所出示的文学目标里，似乎已丧失了起码的真理要素；以公义作为基本尺度，以爱作为基本内容，以光为中心，以圣洁为基础。当然，这些并不是文学本身可以给出的。它需要作家本人接受一个以上述真理要素相联的信仰，然后使之贯彻到文学中。这是我们讨论世纪末文学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