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葆的编辑学研究及其思想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思想论文,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5)04-0149-07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编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编辑学从无学到有学，从初步构想到日臻成熟，不仅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同时也凝聚了众多编辑学研究者的心血，戴文葆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戴文葆(1922-2008)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家、编辑学家，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编辑学学科开创期的代表人物，戴文葆一直致力编辑理论研究与编辑学学科建设。他的编辑生涯为当代编辑工作者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关于编辑学元范畴的界定为编辑学的创立夯实了基础，他的“编辑学者化”以及“读者审读”的编辑理念，在当下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戴文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为回忆性文章。特别是在戴文葆先生谢世后，学界为其撰写了大量的悼念性文章，其中涉及戴文葆的一些编辑主张以及他对编辑出版专业的贡献。在这些悼念文章中，宋应离的《筚路蓝缕启山林 创榛辟莽开先路——忆戴文葆先生对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的贡献》①提及戴文葆对于编辑学学科发展的卓越贡献，充分肯定了其开创之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相对深入，对戴文葆的研究热度呈上升趋势，相关学者开始意识到戴文葆编辑思想的独特价值。比如，《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作为戴文葆的家乡学刊，2012年第1期推出了“戴文葆研究专辑”，李频、刘光裕、吴道弘、弘征分别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探索了戴文葆的编辑实践和编辑思想。其中，李频的《戴文葆研究的价值认同与路径选择》②提出应该在20世纪中国出版业业态变迁中审视戴文葆的社会认知与编辑出版行为，为戴文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2013年，章宏伟发表的《戴文葆先生与编辑史研究》③一文论述了戴文葆在编辑史研究上的开拓性成就。除此之外，一些青年学者也加入了戴文葆编辑思想的研究阵营，徐大庆、黄俊剑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对戴文葆的编辑思想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性探讨。 从总体上看，目前对戴文葆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编辑生涯的梳理与编辑思想的简单描述上。作为编辑家的戴文葆，其编辑生涯、编辑思想已经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作为编辑学家的戴文葆，其对于编辑学的开创之功虽然已获充分肯定，但至今尚无一篇专题探讨其编辑学思想的学理性文章，不免令人感到遗憾。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尴尬研究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戴文葆对于编辑学思想的探讨多散见于内部刊物与内部讲稿上，文章也多以论文的形式在杂志上刊发，尚未结集成书。其对编辑学的一些想法零星地记录于《新颖的课题》《编辑工作基础知识》《寻觅与审视》等著作中，资料整理工作颇为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戴文葆大量的讲话、序跋、札记、书信、论著中搜集整理资料，提炼观点，尝试逐步呈现其编辑学思想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戴文葆对于编辑学的构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渐进式过程。戴文葆数十年的编辑出版实践为编辑学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其对于中国历代编辑家的专题考察在凸显了编辑主体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地位的同时，也为编辑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历史维度。在理论与实践交互融合的基础上，戴文葆探讨了编辑学最根本的基础理论问题，界定了属于编辑学元范畴的有关概念，形成了符合编辑学学理的逻辑体系。 一、身先士卒的编辑实践家与学科建设者 戴文葆，江苏阜宁人，原名戴文宝，曾用笔名慕松、郁进、丁闻葆。戴文葆在16岁时便与编辑工作结缘，在当地的《淮滨商报》担任义务编辑。中学期间，还在文艺副刊《七月》担任过编辑。在重庆复旦大学政治系学习时，戴文葆负责编辑校内的进步墙报，向广大同学揭露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真实嘴脸，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1944年，戴文葆被推举为《中国学生导报》主编。《中国学生导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关怀下创办，是“国统区”传播学生正义呼声和进步要求的报纸。1946年，戴文葆出任《大公报》国际版主编，同时还担任社评委员、副编辑主任和管理委员会委员。 由于工作上的杰出表现，在北京相关领导的一再要求下，戴文葆于1951年调至人民出版社工作。在人民出版社期间，戴文葆先后任政治书籍编辑室、国际问题编辑室负责人，编辑了《国际重要文献》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等大量时政类图书，并撰写了《欧洲社会党真相》的第一章“总论”。1954年，为配合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戴文葆编辑了《亚洲和平与安全问题大事纪要(1945—1954)》一书，并负责编写了第一部分。此后，戴文葆紧跟形势，组织翻译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并亲自翻译了中文版序言。1954年，戴文葆被聘为三联书店编辑部副主任，编辑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国史纲(上古篇)》、《中国报学史》、《中国古代史》、《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语言与思维》、《国史旧闻》等一大批极具文化价值的著作，充分彰显了出版事业的社会文化功能。1955年，他协助范长江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韬奋文集》，并撰写了《编者的几点说明》。 1958年，戴文葆被错划成右派。20世纪60年代初平反后，因编制问题，他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在中华书局时，戴文葆组织并拟定了近代思想家文集出版计划。他为吴晗先生整理与查补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并改编了方行、蔡尚思编辑的《谭嗣同全集》，校勘了其中的《仁学》；他还编辑了《严复集》、《樊锥集》，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文化大革命”期间，戴文葆主动请求下放到阜宁老家。在艰苦劳动的同时，他通过访问故旧、实地考察等方式，搜集整理了乡邦文献，用文言写成约20万字的《射水记闻》。1978年，落实政策的戴文葆被调回北京工作。重返岗位的戴文葆十分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更加忘情于工作，编辑出版了大批极富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中包括《鲁迅选集》、12册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及“宋庆龄系列”、“学记系列”、“胡愈之系列”等文集。他还主编了“世纪风铃丛书”、“传世藏书”、“书海浮槎文丛”与“勿忘国耻历史丛书”，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 戴文葆有着深厚广博的文化素养，尤其擅长处理编辑难度大的书稿，在编校个人文集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从编辑成果来看，文集类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体现出了戴文葆独特的编辑风格。有学者评论道：“没有人给戴文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的策划师’这样的任命，但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这一称谓实至名归。半个多世纪以来，戴文葆一直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译作的出版，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④ 在倾心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戴文葆还致力于编辑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1986年，应中国出版者协会的请求，戴文葆历时三年多主编了《编辑工作基础教程》。该书于1990年出版后广获赞誉，“这部书可视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富有理论与实践特色又具较高权威的编辑出版专业教科书”⑤。1988年，戴文葆应《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主编许力以之约，为该书撰写“编辑”与“编辑学”两个词条，共计一万两千多字，这是我国较早对编辑学学科内涵作出的准确而全面的界定。戴文葆还致力于青年编辑队伍的培养建设，多次受邀在全国各地的编辑业务培训班授课，在课堂上，戴文葆常常发表对编辑史与编辑学的一些看法，影响了很多青年编辑，当时的授课讲义也成为日后研究戴文葆编辑学理论的重要材料。1984年，教育部在胡乔木同志的倡议下，在一些高等院校试办编辑学专业，戴文葆对于编辑学专业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不仅帮助筹划课程设置、撰写教材，还亲自担任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的授课教师，不计报酬地长期奔波于京、津两地，讲授“中国编辑出版史”。 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编辑史研究一直是戴文葆着力之处，他的《历代编辑列传》(30余万字)以中华文化发展的脉络为线索，论述了从孔丘到章学诚共37位编辑家的编辑贡献，堪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编辑史。此外，戴文葆还刊发了《“简单的重复劳动”者的咏叹调》、《为了忘却的纪念》、《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编辑学二三问题管窥》、《编辑学研究问题答客问》、《编辑与编辑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而作》等多篇关于编辑学与编辑理论的学术论文，在当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二、编辑史研究：以编辑主体为中心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与发展，都要以坚实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编辑史是编辑活动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为编辑实务与编辑理论的研究提供历史经验。“但回观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历史，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理论、实务研究众声喧哗，成果卓著，独有编辑史的研究略显冷清，既迟缓又单薄，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和厚度”⑥。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戴文葆算得上是中国编辑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意识到编辑史研究对于编辑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意义，并率先开展学术探索。 戴文葆博学多识，有着广阔的历史视野，有学者评论戴文葆“编书偏重史学，他想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中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东西”⑦。戴文葆对于史学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编辑工作中，而且在中国编辑史研究上也用力颇深。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程，在现代印刷技术应用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优秀的文化典籍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与历代编辑的创造性劳动密不可分。戴文葆凭借着雄厚的史学积淀筚路蓝缕，率先展开中国编辑史研究，为编辑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持。 研究编辑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探讨编辑活动的起源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编辑活动的起源就成为众多研究者探讨的课题。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追本溯源，在编辑活动发生发展的历史中正确认识它的本质特征，更是编辑学学科建设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1987年，刘光裕先生在《论编辑的概念》一文中指出孔子修六经的编纂工作，并非编辑行为。因为“编辑是随着出版业的兴起而逐渐产生的”⑧，有出版才有编辑，真正的编辑应当产生于宋代。编辑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物质生产部门是否为生产传播工具(最早是书籍)提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个社会条件在雕版印刷发达的宋代才逐渐成熟起来。在此之前，只有零星编辑活动。⑨刘光裕所指的“编辑”，其实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编辑的概念。 戴文葆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在学术论文与培训讲稿中多次重申，恪守田园农业的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有赖于历史文化典籍的传播与保存。有书籍，就必然有编辑活动的存在，这些文化典籍无不凝结着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戴文葆认为，我国最早的编辑工作起始于殷商时期，“我国最初的编辑是：卜筮官、史官、乐师……他们是知识的权威，重要文献的记录整理保管者，政务活动的参加者，也是学术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他们是我国最初的编辑”⑩。卜筮官将甲骨片按照一定次序连缀在一起；史官记事言事，保管与整理简册；乐师搜集歌谣与乐谱，整理编制乐章，这些都属于编辑活动。针对学界对孔子修六经是否属于编辑活动的争议，他明确指出，编纂也属于编辑行为的一种，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 戴文葆的编辑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在对编辑活动追根溯源中，并不纠结于编辑形态的各个时期的表象，而是将编辑工作作为文化传承的途径，“从历代学术演进的大势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来观察中国编辑工作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说明编辑工作对文化发展与提高的作用”(11)。由此出发，戴文葆指出了编辑在保存和发展文化中的重大作用，进而提出了“编辑史就是学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2)的观点。正是因为他的文化史的视野，才使得其编辑史研究呈现出超越具体编辑形态的宏阔气度。 除此之外，对于编辑主体的关注，也是戴文葆编辑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作为中国文化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编辑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力长期以来为公众习焉不察，只能被视为“简单的重复劳动”，以“剪刀加糨糊”、“为人做嫁衣者”、“助产士”等形象“缄默”地附着于文化产品的外围。针对此情况，从1986年开始，戴文葆连续5年在《出版工作》杂志上发表了30余万字的《历代编辑列传》系列文章。他以编辑家为本位构筑编辑史，采用纪传体手法为中国古代历史上37位编辑家立传，彰显其编辑主体意识。这些编辑家分别为：孔丘、吕不韦、刘安、刘向、刘歆、班昭、许慎、刘义庆、萧统、徐陵、颜之推、僧佑、欧阳询、房玄龄、刘知几、吴兢、杜佑、赵崇柞、李昉、欧阳修、司马光、李焘、朱熹、袁枢、元好问、欧阳玄、王祯、解缙、徐光启、冯梦龙、陈子龙、顾炎武、黄宗羲、方苞、姚鼎、纪昀、章学诚。《历代编辑列传》是戴文葆编辑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我国最早也是最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编辑史的著作”(13)，具有开创性意义。 戴文葆的编辑史研究自有其独到之处，他将历代编辑家的具体编辑思想与编辑行为，放置于中华学术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展开动态考察，尤其注重史料的搜集与辨伪，考证功力可见一斑。在写作体例方面，《历代编辑列传》首先介绍编辑家的生平经历与时代背景，并总论其在中国编辑史上的地位及其文化贡献；然后，介绍其所编辑的作品，并从编辑学的角度评价其体例编排之优劣，见解独到。他在评价其编辑成就时，旁征博引，力求公正地给予每一位编辑家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令人遗憾的是，戴文葆如此重要的中国古代编辑史研究成果，竟为学界所遗忘了。2004年，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一书曾经对中国编辑史研究现状进行过总结，其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编辑通史研究论著，进入90年代后，这种空白现象得到了填补”(14)。并且在《中国编辑史研究》一章中只字未提戴文葆的开创性探索(15)。也许戴老的《历代编辑列传》以论文连载的形式刊出，并不属于学术专著，但其研究价值为当下学界忽视，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值得庆幸的是，《历代编辑列传》之于中国编辑史研究的独特价值，现在已为章宏伟、姬建敏等学者所重视(16)，期待对《历代编辑列传》的深入探讨可以在日后的研究中全面展开。 三、编辑有学：编辑学元范畴的界定与学科建构 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一直以来“编辑无学”的现状，戴文葆在总结编辑工作实践与编辑史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编辑学的理论建构。他坦言自己的认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先以为编辑学似属应用科学范围内的学问，进而日益体会其深刻丰富的内容，认为应有其理论科学体系，将随着编辑实践的发展，工作经验的总结，而不断趋于完善”；他对于将编辑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提法无比振奋，“一经倡议，四方响应，足见人心蕴涵已深，渴望已久”；他认为编辑学“学科虽新，根柢久远”(17)。在他看来，编辑这门学问，先于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诸学。然而，古代致力编辑事业者，多编纂书籍，而将自己的认识编成专著者甚少。关于编辑学的见解，多散落于自序、书录、题记、书后、奏议文书以及与友人论学的文章中，或见于序言、释名、辨伪、文论、校勘记中，只是未经系统整理与评价罢了。为此，1990年，戴文葆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撰写“编辑”和“编辑学”条目时，首要的就是辨析、整理这些资料。 在编辑学的范畴体系中，“编辑”无疑是其元范畴，即基本范畴。编辑主体、编辑客体以及编辑活动则是由此衍生的关键范畴，以此铺展编辑学理论体系。戴文葆首先从“编辑”一词的词义演变史入手，参考《说文解字》、《汉书注》、《韩非子·说林下》、《汉书·艺文志》中对“编”“辑”二字单独的解释，考察出“编辑的古义，是顺其次第，编列简策而成书”(18)。在他看来，中国最早的编辑工作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代已有文字纪录的典册，由专人负责编辑整理，这一编辑工作主要由当时的史官、卜筮官、乐师等文化官员兼任，大多述而不作，还不是职业化的编辑(19)。通过分析古典编辑与近现代编辑的共通之处，戴文葆将“编辑”这一元范畴定义为“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20)。戴文葆还根据现代编辑的特点，介绍了编辑的分类、编辑在现代的多义性以及国内外编辑职务的级别，并强调了确定这一概念对于学术交流与编辑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戴文葆对于“编辑”这一元范畴的阐释，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强烈共鸣，成为编辑学研究的奠基性成果。此后学者多参考该词条对“编辑”进行定义。 不仅如此，戴文葆还对编辑学的性质、编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编辑学(science of editorship)就是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的综合性学科，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从实际工作出发去探讨，编辑学是研究编印书籍、期刊、报纸和图录、画册等出版物以及利用声音、图像等宣传手段的学问，特别着重于选题、组稿、写作、审核、加工整理及美术设计等环节。因而被认为是一门应用学科。”(21) 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建立在研究对象基础之上，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着不同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在探讨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时，戴文葆提倡多维度的视角。从出版物的学科属性来看，“编辑学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出版物(包括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出版物编辑工作的角度而言，“把出版物由书稿的规划、征求、选择、鉴定、校核、加工、整理，直至投入印刷生产之前的一系列工序中追加于作品本身的精神活动，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从出版物这一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来考察，“研究原始形态的精神产品(原稿)，如何通过编辑工作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精神产品(或商品)，即是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总的说来，就是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个编辑活动，不仅指著作物转化为出版物的过程，而且包括著作物完成以前及出版物产生以后的全部编辑活动，不仅指对著作物的内容进行编辑加工的活动，而且包括对著作物的形式进行编辑加工的活动(如版式设计和封面设计等)。”(22) 戴文葆还总结了近年来关于编辑学的一些讨论，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将编辑学的研究范围归纳为以下几项：(1)编辑理论；(2)编辑工作发展史；(3)编辑业务与作者、读者、编者三角结构的掌握；(4)版本、校勘、目录、辑佚等学问的研讨；(5)宣传、评论与推广的关注。他同时指出，编辑学的研究范围将伴随着改革的需要而日益明确，并不局限于上述领域之内。 戴文葆对于编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与实践的淬炼，他的学术观点是伴随着编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直到晚年，他仍对编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着修正，其研究推动着编辑学基础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四、“编辑学者化”与“读者审读”的编辑理念 戴文葆不仅对编辑学基本理论有独创的见解，他的一些编辑观点在今日看来仍然发人深省，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编辑学者化”是戴文葆编辑思想的一大特色。早在1984年，戴文葆便提出了“编辑学者化”的命题。他在内蒙古的“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讲习班上提出：“编辑本身学者化、作家化，编辑本人就是某一学科的学者，某一种类作品的作家。同时，学者、作家也有一定的时期到出版社来担任编辑，到杂志社和报社来担任记者和编辑。”(23)戴文葆的编辑学者化理念根植于中国古代编辑史研究的经验基础之上。在《历代编辑列传》中，戴文葆选择的37位古代编辑家大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在评述他们的编辑成就时，也多立足于当时的学术研究现状，从编辑活动与研究工作的互动关系中，来评价他们编辑成果的高下。在戴文葆看来，“在我国编辑工作开展的历史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国家重视保存和整理文化典籍与历史文献，负责官员领衔督理，专家学者主持其事。编辑大都是大学问家，大著作家，有道德的人，热爱学术文化并愿为之献身的有事业心的人”(24)。“研究与编辑合二为一，编辑活动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化，研究成果经由编辑工作而总结”(25)。 在今天，学界对“编辑学者化”这一提法有着诸多分歧，讨论者众多，却尚未取得共识。戴文葆的倡导对今天的论争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戴文葆强调的是一个“化”的过程，一个艰苦而长期的“学者化”过程，他反复强调“编辑必须奋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逐步成为具有高度理论和专业知识修养的人才”(26)。他数十年的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戴文葆对于古典学术的专注，使他的编辑史研究有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艰苦的“文革”劳动教养期间，在无数个“寂寞得与死接近”(27)的夜晚，戴文葆读书著述，抄录陆游、鲁迅等人的诗文，并将《史记》反复阅读了10遍。他始终认为“编辑的生涯，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追求、寻觅又不断审视、不断觉得不足的长期过程”(28)。正是靠着这样的苦功，戴文葆在古典史学、文学、政治学、编辑学等学科均有极深的造诣，尤其擅长编辑难度大、专业性强的文稿。 在数十载的编辑生涯里，戴文葆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尤为重视图书的编辑质量。即便是这样，也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在编辑《宋庆龄选集》时，他在注释中写错了宋庆龄致史迪威将军一封信的写作时间。后经读者指出，戴文葆深切自责，如坐针毡，马上在《书屋》杂志上撰文坦承自己的错误。“粗略的知情，并不确切记得月日，就动笔写去，酿成错误，惭愧惭愧！”“何以发生这样的错误？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武断，失于查考所致”(29)。 戴文葆对于自己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尤为重视读者审读的监督作用。他认为，我们通常所进行的初审、复审、终审三个环节的审读过程，只是常规的审读过程，对于保证出版物质量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从编辑出版的长过程来看，还要有先期审读和读者审读两类(30)。读者审读是指“出版物发行以后，它在社会上传播，广大读者和书评家进行审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第三种审读才是真正的终审。图书是思想和知识的不知疲倦的翅膀，它在广大读者中间盘旋飞翔，为读者阅读、欣赏和检验，为图书评论家分析和衡量”(31)。即使有些作者的作品在当时不为大众所理解，为读书界冷漠视之，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终究不会被历史所湮没，后世的读者终会给予其应有的评价与地位。“评价人仍然是读者。这便足以说明第三类审读，亦即社会审读的重要性。”(32)戴文葆在这里强调的是编辑要有一种打造传世之作的意识，这不仅得益于他长期对于中国古典编辑家的研究，也是他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文化依靠典籍流传得以绵延不绝的深刻感悟。 当代著名编辑学家宋应离先生在纪念戴文葆的纪念文章中，对其为编辑出版专业建设所做出的贡献，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筚路蓝缕启山林 创榛辟莽开先路”(33)的评语。这句评语无疑是极其贴切的。戴文葆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见证了我国编辑出版形态的历史性变迁，也见证了编辑学学科从无到有的建构历程，为当代编辑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1990年，戴文葆在文集《寻觅与审视》的卷首写了这样的感言：“翻检近年部分杂稿，我又看见了自己。在这字字行行间，有我寻觅的足印，审视的目光。又是一长串岁月消逝在背后了，我究竟在哪里？……不禁举手问天，云海苍茫，我怎样去找到一个再出发的起点呢？”(34)临近古稀之年的戴文葆，在回首编辑生涯时做出了这样的哲理性思考。戴文葆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编辑学事业，现在已经获得空前发展，学科体系日臻成熟。戴老所寻觅与审视的“再出发的起点”实际上就在我们每个编辑学研究者的脚下。在老一辈学科开拓者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将学科建设做大做强，是我们后辈研究者可以告慰先贤的唯一方式。 ①宋应离：《筚路蓝缕启山林 创榛辟莽开先路——忆戴文葆先生对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的贡献》，《中国编辑》，2008年第6期。 ②李频：《戴文葆研究的价值认同与路径选择》，《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③章宏伟：《戴文葆先生与编辑史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④甘险峰：《一群高擎火把的人——改革开放30年编辑出版界点将录》，《编辑之友》，2008年第6期。 ⑤宋应离：《筚路蓝缕启山林 创榛辟莽开先路——忆戴文葆先生对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的贡献》，《中国编辑》，2008年第6期。 ⑥姬建敏：《中国编辑史研究30年回顾》，《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⑦落瑛：《漂泊的舟》，华南图书文化中心(香港)，1993年，第23页。 ⑧刘光裕：《论编辑的概念》，《编辑学刊》，1987年第3期。 ⑨刘光裕：《论编辑的概念》，《编辑学刊》，1987年第3期。 ⑩戴文葆：《中国编辑史初探》，《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440-441页。 (11)戴文葆：《关于中国编辑史的二三问题》，《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486页。 (12)戴文葆：《关于中国编辑史的二三问题》，《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469页。 (13)章宏伟：《戴文葆先生与编辑史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4)丛林主编：《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齐鲁书社，2004年，第344页。 (15)丛林主编：《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齐鲁书社，2004年，第344页。 (16)章宏伟的《戴文葆先生与编辑史研究》对戴文葆的《历代编辑列传》进行了专题探讨。姬建敏在《中国编辑史研究30年回顾》一文中介绍了戴文葆的《编辑学与编辑史探讨》与《历代编辑列传》，并肯定了其在中国编辑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他们的研究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17)戴文葆：《编辑学二三问题管窥》，《出版发行研究》，1987年第3期。 (18)戴文葆：《编辑与编辑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而作》，《编辑之友》，1991年第1期。 (19)戴文葆《编辑与编辑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而作》，《编辑之友》，1991年第1期。 (20)戴文葆：《编辑与编辑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而作》，《编辑之友》，1991年第1期。 (21)戴文葆：《编辑与编辑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而作》，《编辑之友》，1991年第1期。 (22)戴文葆：《编辑与编辑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而作》，《编辑之友》，1991年第1期。 (23)戴文葆：《编辑学与编辑业务》，《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396页。 (24)戴文葆：《编辑学与编辑业务》，《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391页。 (25)戴文葆：《历代编辑列传(二十九)徐光启(1562-1633)(上)》，《出版工作》，1988年第6期。 (26)戴文葆：《编辑学与编辑业务》，《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392页。 (27)戴文葆：《〈为了忘却的记念〉抄后记》，《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期。 (28)戴文葆：《编辑学与编辑业务》，《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341页。 (29)戴文葆：《我的菲礼》，《书屋》，1995年第1期。 (30)戴文葆：《审读的意义与方法》，《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515页。 (31)戴文葆：《审读的意义与方法》，《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516页。 (32)戴文葆：《审读的意义与方法》，《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517页。 (33)宋应离：《筚路蓝缕启山林 创榛辟莽开先路——忆戴文葆先生对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的贡献》，《中国编辑》，2008年第6期。 (34)戴文葆：《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