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生存价值的多学科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多学科论文,高等职业教育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之所以选作此文，原因有二：其一，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支，缘何至今被人们视为“二流教育”，而未能取得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地位？其二，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存价值何在？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笔者在此陈一管之见，以就教于职教研究的同仁。
一、高职教育地位居低的原因分析
（一）发展历史短暂
就世界范围来看，高等职业教育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本世纪50年代起，世界发达国家相继建立和发展了这一新的教育类型。在我国，尽管清末的高等实业学堂就具有了高职教育的内涵，但真正的高等职业教育是始自于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原国家教委根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一线人才的迫切需要，首次批准成立了金陵职大、无锡职大等13所高等职业学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应该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可以说，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兴起于80年代，至今不过20年历史。
短暂的发展历史不可避免地使高等职业教育带有不成熟的弊端。如，在学校建设上缺乏整体性，或是与市场需求脱节，仍然沿袭普通高校学科体系型教学模式；或是表现为过强的功利性，无视教育资源现状及教育自身的规律，造成高等职业教育的盲目发展。教学的各个要素不配套，教材滞后，“双师型”教师队伍还未形成，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正在探讨，实训基地有待建设，校企联合并未有效落实。这些问题必然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与声誉，使其教育产品在理论上不能与普通高校学生抗衡，在实践上甚至逊色于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总之，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远未形成。
（二）传统文化束缚
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和社会裹挟力，不仅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还从深层影响人们的心理结构。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其价值取向可概括为：在认知上重传统与权威，在评价上重功名，在道德上重“孝”、“忠”等。不可否认，这些特点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起着消极作用。
首先，崇古与崇尚权威的价值取向使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意识根深蒂固，教师往往不去考虑学生的实际，更无视市场需求，而是惯于从书本出发，按自己头脑中原有的知识结构来组织教学；在讲课风格上，偏好于引经据典，循规蹈矩，不能跳出业已成型的理论框架和教学模式，不敢对传统教材大胆变革，对职教特色进行大胆尝试。其次，重功名的价值取向受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只有做官、当名人才能光宗耀祖的潜意识影响，人们在价值观念上至今存在重少数尖子人才的培养，轻全民族素质提高的倾向，往往把培养出了多少领导人物或某某名人作为判断教育价值的基本尺度，而通过教育来培养劳动者的观念却非常淡漠，这必然导致人们在观念上对职业教育的轻视。第三，重“孝”、“忠”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教育内容的选择，表现在传统教育中，“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内容中占支配地位，这种文化积淀与重视动手技能的职业教育必然是不相容的。
（三）理论研究薄弱
任何社会领域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有自己坚实的理论根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自试点阶段之后，发展异常迅速，并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但其理论研究相对贫乏：一是高职教育的基本概念还未得到精确的界定，其专有语言有待规范；二是高职教育的专门理论还未建立，目前的理论研究多局限于感性认识阶段，停留在政策阐释、工作总结或浅表性的比较教育研究上，或是沿袭普通高等教育的理论框架，而没有形成真正属于高职教育自己的理论体系；三是与高职教育相应的研究方法有待建立与完善；四是缺乏高职教育的专门研究机构与专职研究队伍。显然，我国高职教育理论在轰轰烈烈的高职教育实践活动及其相关问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理论研究滞后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实践活动因缺乏指导而失去理性，盲目发展，最终面临的将是质量的下降，声誉的丧失以及社会资源的浪费。可以说，高职教育地位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建立。
以上三个因素的存在，使高等职业教育在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对比中处于劣势，但这并不影响高职教育的存在意义。相反，高职教育的存在价值是普通高等教育所无法替代的，同时，其生存价值也是多维的。
二、高职教育生存价值的多学科论证
（一）心理学分析
任何类型的教育，因其教育对象是人，所以毫无例外地具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目的：人的自身发展；一个重要的教育功能：个体发展功能。因此，衡量一种教育类型是否有存在价值，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个体发展。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任何个体，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每一个人，除具备人人都有的特质之外，还拥有自己所独有的特性。这些特性由于在认识、情绪情感、意志与行为等心理活动方面的不同表现，形成不同的个性倾向性及气质、能力、性格等个性特征。其中，能力的个体差异表现在能力发展水平和能力类型等方面。同样的智力水平，不同的人智力结构是不同的。英国心理学家阜南(P.E.Vernon)曾提出智力层次结构模型。[1]将智力分为4个层次，在最高层普遍层次下面是两大因素群：言语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操作和机械方面的因素；其下面又分为若干小因素群，包括言语理解、数量、机械信息、空间能力和手工操作等；最下层是各种特殊因素。每个人的智力结构都是这4个层次的各个不同因素的量的组合。此外，斯皮尔曼(C.E.Spesarman)提出二因素论，吉尔福特(J.P.Guilford)提出智力三维结构模型，斯顿伯格(R.J.Sterberg)提出三元结构理论。所有这些研究都在说明着共同的一点：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表现在能力特征上，不仅有总体水平的差异，而且有智力结构类型的差异。个体差异存在的客观性，构成了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内在依据。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探讨高职教育的意义时，往往只强调其社会功利价值，而忽略了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性，而我以为，恰恰是被忽略的这一点，才是真正决定高职教育生存价值的关键所在。
（二）人才学分析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不仅包括专事研究创作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还包括各行各业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
人才学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才能，而任何人都会在某方面具有一定的才能或潜在才能，只要培养得当，任何人都会成为人才。人才有类别与层次之分。任何职业，都有不同的人才层次，任何人才层次，都有不同的人才类型。1999年5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0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2]由此，社会对人才类型要求的丰富多彩可见一斑。从生产或工作活动的过程和目的来分析，一般把人才分为学术型（科学型、理论型）、工程型（设计型、规划型、决策型）、技术型（工艺型、执行型、中间型）、技能型（技艺型、操作型）四种类型。学术型人才主要从事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工作，工程型人才主要从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有关事业的设计、规划、决策工作，技术型人才是在生产第一线或工作现场从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工作，技能型人才与技术型人才类似，但主要依赖操作技能进行工作。[3]人才类型的多样性，直接决定了教育类型的非单一性。
（三）教育学分析
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来看，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培养目标，人才类型的多样性，必然要求不同的教育类型与之相匹配。相对于人才划分的四种类型，教育类型应当有学术型（培养学术型人才）、工程型（培养工程型人才）、技术型（培养技术性人才）、技能型（培养技能型人才）。学术型教育由综合性的普通高校来承担，工程型教育由工科院校来承担，技术技能型教育则责无旁贷地要由职业技术院校来承担。其培养目标包括了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经营业务岗位以及高级技能岗位的高级技术型人才。
就教育的公平原则而言，任何人都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权利。1998年10月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曾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其中尤其强调了“人人有权接受教育”和“高等教育应当根据其能力，完全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的公正原则。[4]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应取决于智力水平，而不应取决于智力类型。我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几乎一直贯穿着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内容，高等教育所偏重的是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往往把技术技能型的潜在人才拒之大学校门之外，这对于具有操作机械方面智力优势的学生是不公平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则为这部分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高职教育存在的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原则。
从教育体系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学术型教育体制，类型单一；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停留于中等层次，层次偏低。这都说明教育体系是不完整的。人的智力结构的个体差异，人才类型的多样性，都要求教育体系是多层次、多规格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存在，无疑为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增添了一笔重彩。
在教育观念上，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教育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培养少数精英，而在于能不能为各种不同潜能的人提供平等的、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和途径。仅仅靠普通高等教育是难以支撑这种变革的，顺应改革的大潮，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四）社会学分析
人类社会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变迁过程，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世界变迁的首要动力是科技革命。[5]社会变迁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职业结构的变迁。本世纪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5%依靠科技进步，现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高达70%～80%。随着科技向生产力转化速度的加快，一方面，迫切需要能进入世界高新技术前沿攻坚和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的科技带头人、高级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更需要相当数量的在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应用型人才，因为，正是这部分人才的缺乏，使我国大量应用技术只能停留于样品、展品而不能转化为产品。高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一严酷的现实正在严重制约着我国科技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加速高科技成果应用和推广的人才的培养，已经迫在眉睫。
同时，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产生了许多与高新技术直接有关的职业岗位，如机器人技术员、数据处理与系统分析人员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职业岗位，如广告编辑、企业估价员、证券咨询员、投资分析员等。所有这些新增岗位，都含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与智能水平，岗位技术层次的高延，必然带来相应教育层次的高延。职业技术教育不可能仅局限于中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已势在必行。
（五）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关于投入—收益的科学，其研究核心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从人才市场的情况来看，人才的供求极不平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岗位需求与人才供给的不对称，一些岗位人才供给过剩，另一些岗位人才严重短缺；二是人才供需的隐性失衡，即，表面上是“专业对口”，实际上，高校毕业生所学的知识，岗位并不需要，而岗位所需要的能力，毕业生却不具备。这说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回报。对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原本有限的我国，其损失不言而喻。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是高等教育与市场的脱节。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市场化与坚持自身学术型的争论一直在继续，但有一点是明朗的：职业教育因自身的应用性与职业性的特点，必然要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换句话说，在所有教育类型中，职业教育是与市场结合最为紧密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据人才市场网上信息显示，近两年，在就业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下，出现高校毕业生重读技校的新动向，且人数在不断增加。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才供给中，绝大多数是经过普通高校培养出来的研究、设计、规划、决策的学术型、工程型人才，而市场所大量缺乏的是生产或工作岗位一线的工艺技术、生产和经营管理人才，以及高新技术设备操作、调试、检验、维护的复合型人才。[6]这类人才只有靠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可见，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教育投资的浪费，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就必须合理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比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六）管理学分析
在人、财、物的管理中，人的管理是最为重要的，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已是当今管理学界的共识。为此，任何企业、任何组织无一不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利用。在求贤若渴心态的驱使下，各单位对“人才”的要求标准不断升级，从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到硕士、博士等，学历的攀升愈演愈烈，并由此加剧了人们对高学历教育无止境的追求。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也有学者开始理智地发现，即使在现代大企业中，组织成员也并非学历越高越好。其学历应按照工作要求有一定的比例，学历普遍过低，会因素质欠缺而不能胜任工作，而如果高学历者过多，也会形成人才的高消费，不仅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而且高学历者本人也会因工作缺乏挑战性而降低工作热情，甚至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衡心态投射到管理者身上，构成管理的障碍，形成“高级人才”的“下不去，用不上，管不了”的被动局面。曾有调查发现，目前在多数企业中，需求量最大的是中专到大本这一学历层次段，随着科技的进步，学历层次有高移的趋势。可以预见，大专及大本这一学历层次是最具需求潜力的。这部分人既具有一定的学识、能力，又能相对安心于工作岗位，有较强的奉献精神，是企业管理者最得力的中坚力量。另有调查显示，由于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真正缺少的并不是高科技开发人才，而是能够将高科技转化为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7]“拥有高学历的技能型人才一直是企业争抢的重点”[8]，而这些人才的培养正是高等职业教育可以大有作为的社会空间。
综上所述，高职教育的生存依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教育对象的差异性，这是高职教育存在的基础。由于心理结构的差异，造成人才类型的差异，导致以培养不同类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类型的差异。二是来自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动力。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供求的矛盾以及管理实践都表明，社会急需生产、流通、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而这正是高职教育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