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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提法
适度、快速、稳定是这里的提法。几年来的提法是持续、快速、健康。再向前回溯，提法还有诸多变化。不论哪种提法，提出时都包括丰富的含义。而我在这里所考虑的具体内容只是：
瞻望“九五”后半和“十五”，即不超过十年；
GDP年平均递增9%上下，甚或再稍低一些；
既非“一贯高涨”，也非“熨平周期”，而是包括不可避免的波动，只是希望不出现类似1990、1991年那样的大滑坡。
二、能否实现这样的目标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中，1979—1996年，GDP年平均递增9.9%〔1〕；今年达到9%或更多一点恐无疑问。从已经过去的18年多外推7—8年，看来问题不大。
至于以较小波幅实现快速增长的现实可能性、可由1993年以来成功的“软着陆”来论证。这里只想说明两点：（1）波动为经济本身所不可避免，不必强行熨平；（2）宏观调控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实现预定目标的成功率无疑会越来越高，但客观发展千变万化，调控的水平也必须不断跟进。关于这方面，似应另立专题研究。
三、如此外推的依据何在
1.最根本的保证就是改革的大环境不会变。
——从改革一开始即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经冲击也未逆转；今后更难逆转。
——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步步的提法是：尊重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市场调节，市场取向，直至市场经济。其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论提法如何，在当今的世界，必然是指向市场经济之路。
2.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就中国本身来说，广大的内地和西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明显低于东南沿海。闭关锁国，有可能蔽帚千金，自我欣赏，自我满足；对外开放，天天在比较中生活，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迸发不甘落后的潜能。这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动力。
3.待发展，意味着有一个远未充分开发的市场。这里不存在投资饱和的问题。而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不饱和到饱和，与一些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不同，不会很快，而是要经历许多岁月。同时，一个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与超稳定的后工业化国家不同，有着多得多的机遇，从而有可能创造高的发展速度。
4.还可提到的，如持续多年的相当高的储蓄率，不断提高的人员素质，特别是各条战线上新一代骨干的形成，再加上汲纳国外知识和财力的极其强劲的潜力等等，都是进一步成长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并非任何进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想具有就能具有的。
四、如何看待当前困难
有改革的大环境，有动力，有有利条件，但困难重重，“适度快速稳定”的成长是否一定能持续？
对此恐怕应作乐观估计。这里需要作点说明。那就是“乐观”并不等于认为一切好得很、顺利得很。过去困难很多，现在困难很多，今后的困难也不会少。因而日子不会过得很轻松。但能过得去，而且有所前进，就应“乐观”；在不断克服困难缠绕的过程中，能取得明显进步，那就更应作乐观的估计。
其所以应该乐观，就经济本身来说，最基本的就是这些困难并不是发生在改革之初，而是发生在90年代中期，即GDP已经增长5倍多（1996为1978的544.9%）〔2〕的条件之下。经济实力，这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本钱。
人们常谈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危机损害极大，毫无疑问，必须防患于未然。但人们却较少谈论在克服金融危机方面墨西哥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柔韧性和适应能力以及到去年已经还清为渡过危机所借的巨额外债。
人们常引日本泡沫经济为戒。但在分析问题时，却往往不把日本经济实力比中国高多少倍（就是按购买力平价统计的人均GNP，1994年也近14倍）这个变量看作是分析中不能置诸视野之外的因素。也正是在强大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对于处理“泡沫”，日本才能陆续推出一些有实质意义的举措。
简言之，分析困难，不能忽视基础和条件。不把已经改变了的经济根基明确考虑在内，陷于悲观在所难免。
我们当前的困难，国内外论者罗列的大体是国有经济、下岗待业、分配差距、财政金融，等等。可分别粗线条地做些解剖。
五、国有经济
问题由来已久，而且是全方位的。一句话，要使集中计划体制培育的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
最为困难的是它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顾虑、争辩，使这一领域的改革步履维艰。其所以在时间上有犹豫、论难的回旋余地，在于国有经济本身在国家整体支撑下的强大经济实力，使矛盾不会立时充分暴露出来。
同时，也正是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成为经济改革“成本”的基本承担者。如对非国有企业的实施优惠税率，这是以对国有企业“不”优惠为条件；如推进中外合资的政策，这是以国有企业用“一厂两制”等办法把包袱背在自己身上为条件，如此等等。特别是在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系统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承担了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保障任务，维护了社会稳定，功不可没。但这一切又使它们摆脱困境的要求遇到重重阻力。
近几年来，国有经济的矛盾，就象改革之初的农村那样，已经到了再也拖不下去的地步。坐而论道已无闲暇。上下意见已取得一致——必须根治。一些看法，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抓大放小，股份制等，也有了明确的解释。这显示，客观过程，而不是理论上的笔墨官司，对人们观念转化所具有的决定意义。
仅由国有经济作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的这个历史阶段应该结束；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公平负报”已有基础。
事实上，改革已有成就。国有经济中优势企业与劣势企业的“两极分化”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优者越优，说明它们已经跨进市场机制的门栏；劣者更劣，意味着它们已应淘汰，只是淘汰还需要有个安排过程。
渡过了今天难关的国有企业，今后将会是一种什么境况？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会再允许过原来那种“安逸”的日子。实际上，在中国，在市场沉浮的浪涛之中，任何经济成分的企业必须时时在激烈的竞争中为自己的生存进行奋斗的前景已相当明朗。
六、下岗待业——失业
件随着计划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从来就有失业，只不过是隐蔽的。当前矛盾其所以突出，是因为隐蔽失业不再能继续作为救助失业的主要形式失业与就业的分野日益明显。同时，失业与就业在分配方面的差距拉大。
维护隐蔽失业，我们有经验（包括“安定团结”贷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业，已经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如社会保障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再就业工程等等。但新事物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在交替之间，虽说是本已存在的问题，由于急速明朗化，必然使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矛盾虽然严重，并不等于过不了日子。因为事实上我们的GDP中从来就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份额。也许现在的份额比值较之过去要大。但家底厚了，调节的余地也会大一些。
有一点值得指出，在缓解这个大矛盾中，市场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如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的大流动，就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而且其意义还不只限于此，如支持了东南沿海的发展，如事实是一个上亿人的市场经济培训班等。
不过，也需要明确，失业对经济发展的困扰今后仍然会存在。这是由于在世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大形势下，不论任何类型的国家，都不得不面对工业中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我国则还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加速形成。所以，为了把失业率控制在可能控制的最低水平，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社会经济任务，而经济的发展也只能在背着这个重担的条件下实现。
七、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
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承认一个似乎无须再行论证的前提：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以平均主义消灭差距已受到阻碍社会发展的教训。
在平均主义下，事实上也没有把差距消灭。那时也不是没有做“差距”文章的。要改革，差距必然拉大。提出质疑，更是势所必然，问题是社会所能容忍的临界点到底在什么地方。这需要质和量的论证。
最基本的是否有这么两点：
1.从改革之初到现在，城乡居民中同一可比口径的最低消费水平是提高了，还是没有提高，甚或由于差距拉大反而下降？印象是明显提高了。只要有明显提高，就意味着对抗绝非不可避免。
2.决策层对差距拉抗大是掉以轻心，还是十分关注。中国在这方面不存在问题。如按一些呼吁而过分关注，对改革还有可能起反作用。
八、财政
人们关心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财政收支中的问题，二是赤字和债务依存度。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1978一31.3%；1979—28.4%：1995—10.7%；1996—10.9%）〔3〕。集中的财力如此下滑，必然极大地制约了国家职能的行使；但财政性质的收入真的这么少，国家尚能运转，那就应该得出我们有世界最高财政效率的论断。
其实，财政性质的实际收入应是：（1）财政部门的预算帐面收入；（2）预算外收入（据调查，1995年预算外收入相当预算内收入的60%强）；（3）借债净收入；（4）“制度外”收入；（5）形形色色的集资、摊派……总算起来恐会明显超过GDP的20%。集中的收入过少，非规范的课征泛滥，必将造成种种漏洞并大大降低财政效率。可是，如就总量来看，则说明，我们的经济完全有能力支持相当GDP百分之二、三十的财政负担。
撇开集中性财政收入过少的矛盾，我们支出方面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不能“精兵简政”，行政开支比重过大。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经开始。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看，可以预见，这方面的负担必将给财政带来日益强大的压力。
更普遍被人们关注的还是赤字。一提财政，好象管理得好还是不好，赤字是无可置疑的衡量尺度。世界各国，特别是民意机关，对赤字也极为关心。一般的逻辑论证：有赤字就要发票子，就是通货膨胀；赤字必然越滚越大，通货膨胀就越来越严重；于是经济崩溃，社会震荡。这样的例证的确极多；但相反的例证也不少。不是主张赤字预算（简单的主张赤字预算同样是浅薄的），而是强调理论的深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要讲消灭赤字首先就碰到赤字所包含的内容。
过去我们把借债也算收入，于是有：收入+借债＝支出，即实际上永远也不会存在赤字问题。前几年搞了个复式预算，帐面有赤字了。但借债的利息，不是按国际通常习惯，列入支出，而是列入笼而统之的“还本付息”项下。这样，我们的赤字，按国际通常采用的口径，就大大缩小了。今年恐怕至少缩小一半。
此外，计划体制下的虚假收入（虚收实支）问题，今天仍然存在。
再者是农产品收购挂帐和国有经济的亏损。前者无疑是赤字，主要是地方财政的赤字。但并不统计在帐面的预算赤字之内。后者则应分析。有的亏损，财政已抵冲收入；由银行贷款所弥补的亏损，按集中计划体制，无疑是赤字，在今天，则必须分析。破产或准备破产的企业亏损，显然不能算；其余的部分，有些则应由银行冲销有关基金。所以，把全部亏损都列入赤字是过分地夸大。
国外很多机构对中国赤字多有研究，但有的过分夸大，与事实不符。
与赤字直接相关，是债务依存度。如只就帐面，支出与债务净收入比，中央预算加地方预算，为百分之二十多：只算借债的中央预算，要过半。无论如何，应得出依存度过高的判断。但就中国情况，只计预算帐面，同别国不好比；我国只准中央借债，这又是一个不好比的地方。
现在，换一个角度，有这样两个数字：
今年预计债务净收入与GDP比，不到2%，大大低于3%这个欧共体统一货币的标准；
未清偿债务余额与GDP比，不超过8%，在世界上也排不上号。
用这两个数字来判断中国的财政状况，恐不应过分悲观。
九、金融
与财政比，对金融的议论更多。
这几年，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和稳定性成了使不少人揪心的一件大事。
就事论事，值得揪心。但冷静地研究研究，也就不会作出银行体系大厦将倾的判断。
世界各国银行几乎均存在不良债权的问题，而且大多很难搞清其确切规模。当然我们的问题的确比较严重。但也需要分析：达到怎样的程度才难以继续营运？
信用发展的基础是“阵地”，这种行业就是“无本而万利”的买卖。大银行的“靠山”事实是国家，不发生改朝换代的大震荡，现代的大银行体系是不会瞬息之间垮下来的。
这绝不是说，银行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是说，对不良债权无须认真对待（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即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年”）。只是说，把问题讲得严重一点，以起震聋发聩之效，或许是必要的；但把自己也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则于事无补。
不良债权不是简单的银行管理问题，在我们这里，问题的核心是国有经济。识者十多年前即已指出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不结合大背景而只谈不良债权必须立即着手解决，意义不大。
不立即解决，几万亿的银行储蓄一旦挤兑如何收拾？对于银行储蓄，过去有“笼子中的老虎”、“未实现的购买力”之类的提法，即嫌缺乏分析。今天已是储蓄倾向和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组合之类的问题，矛盾通常并非一下子爆发为挤兑。1988年曾有过挤提银行储蓄的事情发生。事先有所防范，可以不发生；发生了也绝非无法“收拾”。
也许可以算算这样一笔账：1996年底国家银行各项贷款总额是47434.1亿元〔4〕，不良债权姑且按有些人估计的1／4计，为11858.5亿。假设（只是假设）不区分不良债权中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帐的不同层次，全部视同呆帐，用发行国债冲抵，发债额也超不过1997年预计GDP的15%。上面指出，现有的未清偿国债不到GDP的8%，加上这15%，也不过是23%。在当今世界，这绝不是不能承受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完全具有消化不良债权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虽然过去的债权在今后几年还会使不良债权累计额增大，但是，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银行管理改革近年来均有实质意义的推进，新发生的债权状况已开始有所好转。再估计到经济的进一步成长，问题决不是难到不能解决的。
十、货币政策
对货币政策的掌握是否加重了现有的困难；换一个说法，适当调整货币政策是否有利于现有困难的克服？近两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适度从紧”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为“简单紧缩”。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对适度从紧方针所包含的内容加以解释。从解释来看，如果领会为执行货币政策坚持实事求是、谨慎从事原则到可能偏差不大。
下面引几个货币供给的曲线图〔5〕（见下页）：
从图可以看出，对照GDP，这些年来的货币供给曲线，除M[,0]比重有所减小外M[,1]、M[,2]并无明显起伏。在函数自变量极多的情况下，即使小有起伏，也难以确定与某种困难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而且一些现象，如信贷规模的松动，如银行在贷款方面的竞争，如微观经营主体有资金但缺乏适宜的投资项目等，还说明货币供给实际并不是紧缩的。所以，恐无需以调整货币政策作为困难克服的手段。
经济生活中，近来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市场缺乏坚挺气氛，零售价格指数的涨幅大幅度回落，投资品价格指数〔6〕1994和1995两年持平，1996年和1997上半年平中有降，以及确有效用的产品库存积压增多和确有存在价值的设备闲置率偏高，等等。问题当然应该解决。但症状显然并非来自货币政策，所以如何解决，也就需在货币政策之外另作考虑。
十一、迈过经济改革巅峰之后
国有经济、失业，以及其他种种矛盾，由于改革的成功推进而不断加速暴露，矛盾的充分暴露也迫使矛盾走向本质解决之路。
自改革伊始，几乎过一两年、两三年就会在人们中间反复流传着颇为类似的议论：当前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并往往散漫着前景极不确定的气氛。然而事实上，经济却在一些人的“忧虑”之中不断高速成长。近一两年，困难的压力好象更为沉重。也不奇怪，经济改革的现阶段，形象来说，正处在攀越经济改革的峰巅，矛盾突出，势所必然，议论纷纭，自所难免。然而，国有经济的改革，在今后几年取得本质性的进展，是可以作乐观估计的。那将标识着经济改革越过了最高的顶点。高速的成长更将有所保证。今天的纷纭议论也就会化为那时的朦胧回忆。
迈过峰巅，并不意味着经济改革的完成。继续的推进，绝不只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可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将成为完成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再加上经济成长水平的提高，那时再简单重复“适度快速稳定”的提法是否适宜，恐怕需要重新研究了。
注释：
〔1〕《中国统计年鉴 1996》
〔2〕《中国统计年鉴 1996》
〔3〕《中国统计年鉴 1997》
〔4〕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展望’97》
〔5〕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数字绘制
〔6〕中国人民银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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