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结构优化与县域经济增长_县域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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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6—0070—06

一 引言

“郡县治,天下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富民固本之方,治国安邦之策。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经济,中国就不可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富裕问题;没有持续增长的县域经济,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强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县域借助政策优势和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创造出了成功的县域经济增长模式,如众所周知的顺德模式、昆山模式和温州模式,也有河南的济源模式和山西的晋城模式等,以顺德、温州和昆山为代表的县域经济板块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但近几年,上述模式中的一些县域增长趋缓(如顺德),除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外,大多数县域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形势并不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是县域资源结构不够合理,社会和人文等高层次资源短缺,以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后继乏力,而高新技术产业却没有成长起来,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优化县域资源结构,推动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已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如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

以索罗(R.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起主要作用。[1] 受此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为地扶持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却未取得显著效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突破了要素积累论的研究框架,提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和创新,[2] 大量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体系中知识外溢、收益递增、R&D投资、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深等作用的结果。至此,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既然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和创新,那么从理论上讲,一个区域只要通过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就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区域而言,它们并没有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技术进步仍然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如果新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仍然正确,那么问题的症结可能发生在一些区域在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模仿时忽视了技术结构与资源结构的相关关系。因为,发达地区总是会开发适合本地资源结构的新技术,对于有些区域来说,由于资源结构与发达地区相距甚远,发达地区所开发的新技术可能对于有些区域并不适合。因此,对于大多数区域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要优化资源结构,使其与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相匹配。为此,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水平由各地技术水平决定,而技术水平实际上取决于各地的资源结构,在资源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想超越阶段地去改变技术水平的赶超作法,必然形成畸形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也就不会发生。有些区域之所以引进技术但并未实现增长,关键的原因在于其资源结构的低度化,要实现经济赶超和经济增长,必须优化资源结构。

在国内,掀起县域经济增长研究的热潮始于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明确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张。迄今为止,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颇具新意的见解。李建龙(2007)[3] 认为:特色乃县域经济增长的维生素;梁弘(2006)[4] 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素中,人力资本起主导作用;毛尔炯(2007)[5] 论证了产业集群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这些前期的研究显然具有开创性,提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但是这些分析主要是从外生因素而不是从内生因素的角度来研究,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不可避免地存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和波动效应。本文尝试引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探讨县域经济的增长,以期为县域资源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二 资源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资源指“资产之源”即社会财富的源泉。它可分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三大类。

自然资源是天然存在的可供人生产和生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的总称,如气候、土地和矿藏等,它是最基本的资源形态;社会资源是由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可供人以后生产和生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的总称,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人文资源反映着社会财富即资产创造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能力以及表现着人群关系的管理、形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源中最高、最新、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资源。

三种资源形态的相互关系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源性物质基础,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离开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但是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往往会受到资本、技术和人的能力的制约,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它是受动的、被支配的,其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来说,并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资源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索洛(1956)、罗默(1990)、卢卡斯(1988)都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社会资源中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共同贡献的。人文资源是人自身的资源,人运用自身的智慧,更深层次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创造社会资源,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文资源形式上看最虚,而本质上却是最具能量的资源,它是一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由此可见,对于一国的长期增长来说,自然资源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少,而社会和人文资源的作用就愈来愈大。因此,一个国家的资源结构即人文资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关系由“正三角”转化为“倒三角”,那就表明其结构也获得了优化。[6] 也就是说:资源结构的优化主要是指资源结构从自然资源为主到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占主要地位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结构愈显高度化,其经济实力就愈强大,愈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源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结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前者是指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后者是指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效率高,国际竞争力强,通货膨胀率低,以及环境污染程度小等,粗放型经济增长往往意味着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很大。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国的资源结构所决定,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采取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丰富但社会资源、人文资源缺乏的国家往往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之所以选择粗放型增长方式,因为我国自然资源丰富而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很稀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缺乏的却是自然资源,因此他们选择了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得以飞速发展。

2.资源结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

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等于投入和投入效率的乘积,可以用相对数表示,也可以用绝对数来表示,基本含义就是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投入,一个是投入效率,而投入效率取决于经济活动的集约化水平,集约化水平又受制于一国的资源结构,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优化一国的资源结构,不提高经济活动的集约化水平,投入效率往往是递减的,这就不仅会影响即期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会影响到后续时期投入的积累,以至使资金或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约束越来越紧,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使经济陷于停顿。

3.资源结构影响发展中地区实现赶超的进展

发展中地区在模仿发达地区先进技术实现赶超的时候,往往需要支付技术学习成本。技术学习成本可以分成两部分:购置成本和应用成本。其中,技术购置成本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而应用成本则主要受到本地资源结构影响。因为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投入结构,即一项技术的实施,需要通过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实现,而投入品相对价格由经济体系内部资源结构所决定。对于发展中地区而言,资源结构的优化意味着与发达地区的资源结构接近,从而其技术学习成本将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学习的渠道和动力就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强,由此发展中地区就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并有可能经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发展中地区的增长速度越迅速,发展中地区经济就越有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

为了更深层次地探讨资源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在此吸收罗默和查尔斯·I.琼斯的经济增长模型[7](P113—143) 的研究成果,简单地构建一个模型。假设一个地区使用自然资源L和社会资源x[,j],生产出同质的产出品Y,一个地区能够使用社会资源的“数量”受到各地人文资源h的限制:

(1)

其中,α为介于0与1之间的数。随着人类社会从使用自然资源到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经济不断增长,一地学会运用更高级的人文资源的方式为下

(2)

在这一方程里μ表示一地人文资源积累的总时间。A表示更高级的资源形态,我们假定μ>0,0<r≤1,Ψ是一个正的常数,为了更好地理解人文资源积累的含义,将等式两边同除以h得出:

(3)

假设资源结构以固定的速率g不断优化,即

(4)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

(5)

借鉴索洛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可以导出劳动力人均产出为:

(6)

n表示自然资源的变化比率,d表示社会资源的变化比率。

在这里*表示沿均衡增长的稳态值。根据上式,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包含时间t,y和h将随时间产生变化。

用(5)式方程替换掉(6)式中的h,我们可以把均衡增长路径中的劳动力人均产出写成一个有关外生产量和参数的函数。

(7)

这一方程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方程右边的第一项类似于原始的索洛方程,这一项表明,投入较多社会资源的地区将会比较富裕。

其次,方程右边的第二项反映人文资源的积累,在人文资源上花费较多时间的地区将会更加富裕。

第三,也就是方程的最后一项表示了资源结构的重要性,正是这一项使得劳动力的人均产出随时间不断增加,高级化的资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第四,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经济体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为什么有些地方富有,而另外一些地方会贫穷。这一模型得出的解释是因为富有的地方比贫穷的地方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

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模型结论的正确性。纵观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史,自然资源在工业社会以及以前的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便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否了,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迅速弱化。一些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或地区,同样可以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它所依靠的是社会资源,二战后,日本就是依靠社会资源取得追赶型经济增长的成功范例。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经济的崛起,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建立在社会资源与人文资源的基础之上了[8]。

三 社会和人文资源的短缺是制约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瓶颈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县域凭借自然资源的优势,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模式,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靠自然吃饭”和“拿来主义”的模式,使县域缺乏优化资源结构的冲动,未能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以至于在经历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面对强手如林的国际国内市场,不少县域凸显了因创新意识不强、人力和科技等社会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低层次的严重劣势,使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增长面临巨大挑战。

1.路径依赖思想严重,创新意识不强,无法摆脱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

路径依赖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说的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制度,形成了某种观念,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这一观念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9] 中国相当一部分县域的领导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路径依赖”,形成了一种遵循以往经验的思维定势,在变化了的新形势面前,缺乏新点子、新思路、新举措,导致整个地区缺乏催生新事物的土壤和氛围,以致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之后,人们往往沿着这一路径继续下去,甚至出现危机或者引发严重问题还不肯改变。由于路径依赖思想严重,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县域经济一直依靠高投资率和重要资源的高消耗拉动经济增长,走粗放型发展道路。这种模式相对简单,只要能够取得资金,不必在技术上下太大功夫。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还可以引进外资,但在追求数量的发展模式下,各县域资源消耗过多,“电煤油运”紧张,已成为县域经济运行中的制约“瓶颈”,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日益显现,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2.县域科技资源严重不足,创造性破坏活动频率过低,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趋缓

通常用R&D支出反映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按通行标准,一个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到销售收入的3%才可以勉强维持生存,占5%才可以进行竞争。而目前县域能够达到1%水准的企业也仅15.5%,八成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低于0.5%。由于研发费用低,大多数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科研,无法形成以企业为主的科技创新体系,新产品开发等创造性突破活动少有发生,相当多企业时隔10年都未进行过一次真正的产品创新,而当今世界工业产品创新的平均周期为3~6年,可见,我国县域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周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产品开发周期过长、创造性破坏活动的频率过低,致使县域企业往往选择“仿、冒、跟”式发展,在产品研究开发上,出现了热门项目一哄而上、“高水平”抄袭现象,在产品结构上,高度雷同、低层次过度竞争问题突出。据统计,到2006年,县域企业生产的产品中95%都是非自主创新产品,县域之间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结构相似系数均在0.8以上,并呈逐年上升趋势。产品结构的趋同,造成国内市场上,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在国际市场上,常常遭遇反倾销。国内外市场都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县域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退。

3.县域企业人力资本缺乏,资源结构失衡,经济持续增长难以为继

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上,普通劳动力的供给有余,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以及经过一定培训的技术工人,则严重供给不足。目前,在县域全部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了43%,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有一多半仍是文盲和半文盲,而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不到1%。据统计,每一万名农村人口中只有农业科技人员15人,而日本有100人,荷兰有200人。并由于社会二元结构的影响,广大县域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人才培育基地,大量的人才流出县域,流入大中城市,研究生、大学生回县率低,到县域企业工作更少,造成县域经济所急需的各类人才严重缺乏。人力资本缺乏,不仅阻碍着县域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而且也阻碍着县域企业掌握高技术和高技能的能力。致使县域企业从2000年到2006年间产品创新的品种多数集中在机械、家电、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上,而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和先进制造等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品种则很少。但理论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历程都证明:高技术产业正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初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5%~20%。战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高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级,达到70%~80%。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缺乏,直接导致了资源结构的严重失衡,从而制约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 优化资源结构,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选择

综上所述,资源结构优化在县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何推动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保证县域经济的增长质量,关键是要优化县域资源结构。优化资源结构,一般要以突破路径依赖,寻求最佳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优化资源结构的起点,把积极培育、开发和整合内外优势资源作为优化资源结构的支点,以转变对外贸易战略作为优化资源结构的杠杆。

1.突破路径依赖,寻求最佳经济增长模式

县域经济要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从思想观念上突破路径依赖。由于“贫困——贫困”、“富裕——富裕”的纳克思循环或路径依赖的普遍存在,我们显然不能期望大多数县域从原有的理念中求得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自身以往所用的增长模式,以求实现从一种循环向另一种循环的转向与跨越。那么,如何突破“路径依赖”呢?首先,形成开拓性思维,去发现、抓住新的战略机遇,并且把自身的资源调整指向该机遇。机遇是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时机和环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个县域能否及时抓住这个机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高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向依靠科技的集约式增长转变,对于突破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持续增长来说至关重要。英国的崛起、德国的超常规发展和美国的腾飞都是抓住了当时的机遇。其次,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社会和人文资源之间即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资源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任一资源的增加和优化都可能引发县域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突破,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新一轮的技术、管理和资金等资源的增加或优化,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波浪式推进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意味着县域资源结构优化的实现。所以,各个县域在资金、技术、管理不可兼得时,为了突破资源瓶颈,不要面面俱到,而是可以专注于其中一个优势,放大局部优势,并尽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这可以弥补县域整体优势的不足,从而实现相对优势,等实现了局部突破之后,产生关联带动效应,进而实现自我正加强效应,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10]

2.积极培育、开发和整合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

实现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信息、管理和思想观念在内的广义性资源系统,其中,资金、人力和技术等优势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但如前所述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在各县域内部往往都非常稀缺。因此,经济增长的落脚点在于优势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培育、开发和获取上。社会资源、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后者是自然而成的而前者是由政府、社会主动创造出来的,一套完整的基础设施、为数众多的高技术人才、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思想观念的形成等等都是靠点点滴滴的投资换来的。因此,要培育开发社会资源、人文资源,有待中央和县域政府对有助于创造社会资源、人文资源的教育机构、研究机构、技能训练部门以及运输、通信系统等基础设施进行最大的、最持续的投资。当然,在投资过程中,企业部门绝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政府在投资开发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时,往往偏重一般性的项目,例如,投资研究基础科学,基础科学是科技创新的种子,但是除非企业能将成果产业化,否则基础科学就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结果使政府投注在创造人文资源、社会资源上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大力投资培育社会资源、人文资源,才是实现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道路。

同时获取优势的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不仅要从县域内部挖掘,而且要从县域外部吸收。实现内外资源的整合,不仅能对县域内部的资源存量进行激活,而且能吸收资源增量,产生新的资源矢量,形成一个新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源结构优化体系。

3.对外贸易战略从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

对外贸易战略与资源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许多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县域在国际贸易中都确立了比较优势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虽然在一段时间中使这些县域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但是它强化了自己低水平的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同发达地区经济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了。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最先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社会、人文资源),随着生产要素的高级化,主导产业就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进而提升一国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持续的增长。[11](P29—122) 可见,竞争优势战略不仅能使一个地区获得国际贸易利益,而且能优化一个地区的资源结构,从而加快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人均收入水平增加的速度。

五 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描述了资源结构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通过理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资源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度量,资源的丰富程度及资源结构的优化度制约着县域经济的长期增长。

(2)县域资源结构即人文资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关系如果由“正三角”转化为“倒三角”,那就表明其结构也获得了优化,县域资源结构愈显高度化,其经济实力就愈强大,愈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县域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就是要提升本县域的资源结构。

(3)本文对资源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分析还为县域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突破路径依赖,寻求最佳经济增长模式;第二,政府和企业要共同对有助于创造社会、人文资源的教育机构、研究机构、技能训练部门以及运输、通信系统等基础设施进行最大的、最持续的投资;同时要整合县域内外的优势资源;第三,县域对’外贸易战略从比较优势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

[收稿日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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