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昌平[1]2001年在《“革命+恋爱”小说论》文中认为“革命+恋爱”小说虽然在艺术上的成就不是十分突出，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辉煌一时，这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本文从文本的结构形态分析了“革命+恋爱”小说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探讨了它对人性的揭示和丰富。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结构：革命+恋爱”。本部分从深层结构上对“革命+恋爱”小说进行了界定，并对部分文本的主要叙事程序进行了排列，找出了此类小说共有的深层结构，即“革命+恋爱”。 第二部分为“迷失的伊甸园”。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与深层结构恋爱/非恋爱相对应的各种表层二元对立，这包括美/丑、高尚/卑劣、肉体/精神、性/爱、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等。个体在克服各种非恋爱因素追求爱情时人性得到了展示和丰富。 第叁部分为“幻灭的乌托邦”。该部分分析了革命/非革命这一深层结构的各种表层表现，它包括革命阵营与各反革命阵营的对立冲突和革命与恋爱的对立冲突。在这些对立冲突中人性被扼杀，被扭曲或受到压抑。该部分还分析了革命描绘的六种特点。 第四部分为“鱼与熊掌之间”。这部分探讨了革命与恋爱的各种关系和文本结构支柱的两种倾斜现象，并分析了文本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的取舍。鱼与熊掌之间的选择揭示了人类心理和人性的某些普遍的，永恒的东西。
石妃利[2]2018年在《金满成自然主义爱欲书写与现实批判》文中认为金满成,四川籍作家和翻译家,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创作出多部独具个人特色的作品,其中爱欲小说是他创作中所占数量最多的类型,这类以“恋爱题材”为主题的小说也代表了他小说的创作高度。受“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的恋爱小说表现出一种“自然”与“现实”相结合的文学叙事风格,这成为他恋爱小说的最大亮点。相较于金满成的翻译,关于金满成小说的研究与批评较少,以探寻金满成小说创作风格为主题的研究也少有人研究,本文便以此为出发点,分析金满成恋爱小说的文学风格,借此丰富巴蜀地区文学的内涵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本文以金满成恋爱小说为切入点,去发现融汇了“自然主义”与“现实批判”这一文学叙事风格的发展轨迹,为学者探索“自然主义”这一文学表现手法中国化道路提供帮助,帮助学者打破“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去准确把握这一特殊文学叙事风格在中国文坛的发展与演变,为“自然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添砖加瓦。论文第一部分,主要阐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间的关系,大体上从两个方面展开叙述:“自然主义”的起源和“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叙事风格的异同。论文第二部分,整体上叙述金满成恋爱小说的文学风貌。金满成受法国文学思潮和国内文学环境的共同影响,创作出一系列带有“现实批判”特色的自然主义恋爱小说。这一文学叙事风格具体表现在:一、“自然主义”——他采用“自然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客观的书写态度、重视环境作用的理念,呈现出真实的恋爱婚姻生活;二、他活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表达出对“女性”的关怀和社会的批判,以及对“革命”的反思,创作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与批判精神的文学作品。论文第叁部分,大体上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爱欲题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叙事倾向,在此基础上,与金满成的自然主义作品进行比较。论文第四部分,梳理兼具“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文学特质的文学在中国的消失与复苏,思考这一文学叙事形式的发展可能和方向。论文第五部分,通过对同期带有“自然主义”倾向作家作品的梳理,肯定金满成自然主义爱欲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房伟[3]2009年在《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文中研究说明“宏大叙事”,是解读1990年代小说关键词之一。对“宏大叙事”的理解,直接影响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面貌、整体框架和内在评定标准。然而,对该概念的使用范围、内涵、局限、在当代中国的复杂意义生成状态,我们还缺乏清晰认识。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理论,首先是西方后现代哲学家推出的术语,原义指呈现出整体性、宏大性的现代性神话,后被扩展为一种人类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利奥塔将宏大叙事分为启蒙解放与哲学思辩两个类型。启蒙解放叙事,主体是人民,目标是自由,人类从宗教和封建专制中摆脱出来,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确立。思辨叙事,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也是知识与理性,追求科学合法性的话语策略。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维的解构应运而生,本义的负面色彩浓厚,在解读上也存在很大争议。在向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延伸时,后现代思维对“宏大叙事”的认识,更具一定偏颇性——特别是该理论在阐释第叁世界国家文化的时候。就中国语境而言,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登陆中国,并在1990年代风行一时。它既有利于解读文艺界新现象,也造成多重“误读”,理论阐释和文学创作实际的脱节,更影响到文学批评导向,及作家的创作心态。对1990年代小说,我们目前文学史认知的一个常识性判断,就是“宏大叙事解体”。但是,宏大叙事的价值何在,宏大叙事对1990年代小说的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宏大叙事是否解体并消失,以及宏大叙事如何解体,多元叙事如何确立等问题,目前学术界还缺乏有份量的研究专着。我认为,在目前理论前提下,宏大叙事,可以被看成一种人类“趋向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一种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本质性因素。涵盖全社会的宏大叙事权威,在1990年代中国已趋于解体。然而,正如现代性发育,对后发现代中国仍具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国宏大叙事”,也并没有终结,而是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解构与建构”并存,“个体神话”与“集体影像”杂糅的空间化情况下“艰难再生”。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启蒙思想、国家民族意识、革命意识等不同宏大叙事类型重新“暧昧整合”的过程,充满了碰撞、嫁接、拼贴与融合,并展现出独异的“中国特色”。在绪论与上篇部分,首先,我梳理了宏大叙事理论的概念生成,以及围绕它而产生的争论。这里,我强调了两点。一是后现代理论下宏大叙事概念的内涵,二是指出这种以解构姿态出现的“宏大叙事”语义的缺陷。其次,我研究了宏大叙事与现代小说结合的过程,并分析了现代小说中宏大叙事的美学因素。它不仅可以表述为经典现代小说的本质性形态,也可以成为结构性要素;它不仅是小说思想意义、小说主题、小说技法、小说美学风格、也是一种构成性的小说叙事策略。再次,我从总体上,重新指认了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的特点。一是1990年代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叁重误读,即宏大与个体的对立、宏大叙事的终结、解构与建构的对立;二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逻辑,即无法断裂的断裂性;叁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形态,即理论与创作错位、并置性生成、杂糅式整合。这些特点,既给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表述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又蕴育着有中国独特文化经验的“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具体而言,在1990年代中国小说中,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宏大叙事性质素。一是启蒙宏大叙事,二是国家民族叙事。启蒙宏大叙事,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暂迷茫后,在反思和有限个体性原则下,推向了新的人性深度表述。它可以大致划分为批判性个体、世俗性个体、和谐性个体叁个类型。在批判性个体小说中,存在着悲剧抗争意识与死亡意象,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有限个体化历史反思四种宏大叙事特点。悲剧抗争与死亡意象,为集体性激进启蒙唱响了挽歌。而“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的双重叙事策略,则一方面标志着“对封建权力专制的反思”与“对启蒙的反思”同时并存于这类批判性小说中;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些批判性启蒙小说,人物、作者与叙事者在相对平等关系下,重塑启蒙理性的努力。在世俗性个体小说中,存在革命与世俗的悖论,女性身份与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述困境,世俗幽默的主体焦虑叁种宏大叙事表现形态;世俗个体对革命叙事的解构,伴随着世俗个体神话的生成。然而,革命却在“青春期的转喻”、“区隔革命恐怖与理想主义”等策略中,成为精神怀旧与市场化暧昧整合,从而将颠覆的冲动与叛逆的解构杂糅一体。女性身份和权力的构建,也在消费文化的挪用和改写之下,面临着内在危机。而世俗性幽默小说,在利用“幽默”找到世俗个体信心时,也使“话语过量”的焦虑,时刻阻挠着主体性的完成。和谐性个体小说,则存在日常生活的审美提升、伦理美乌托邦、虚构历史的轻逸想象叁种宏大叙事倾向。和谐性个体小说对日常经验的“审美化提升与反思”,是其策略之一,展示了1990年代小说家向和谐美回归的审美趣味;伦理美乌托邦在结合“启蒙”与“传统美”时,则表现出巧妙的“意识形态规避性”;而从历史虚构到虚构历史的转变,“轻逸”的古典想象,在先锋转型之中,有着削平深度、将启蒙变为通俗故事的内在危机。同时,我还以“余华小说的两次转型”与“王小波小说中的革命+恋爱”为个案,进一步分析启蒙宏大叙事在“解构”与“建构”并置,“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情况下新的可能性与表述困境。余华从否定宏大叙事,到认同世俗性启蒙,再到生硬地回归宏大叙事,深刻地验证了一部分启蒙叙事小说的内在逻辑。而作为“文坛异数”,王小波改写“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重构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性爱与爱情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从而有效反思了集体性启蒙弊端,张扬了个体精神自由、欲望合法性、智慧与创造力,凸出了启蒙的有限个体性原则。国家民族叙事,也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重要表征。就其整体性特点而言,1990年代小说中国家民族叙事最鲜明特色,就是“文化复兴现代中国”。这是继五四以来“他者的启蒙焦虑”、“建国神话”后,国家民族叙事新的核心内涵。这种内涵在1980年代已初现端倪,并在1990年代不断发育,成为比较鲜明特点。“文化复兴现代中国”,一方面,延续了国家民族叙事的现代性品质,以现代国家民族主体的塑造为其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他者启蒙”对本土传统文化的遮蔽,以及“建国神话”中阶级革命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改写。同时,这一特点的出现,也使1990年代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更具主体性与开放性,允许国家民族意识与革命叙事、启蒙批判、通俗消费文化以“杂糅”与“并置”的方式加以整合。具体而言,1990年代小说国家民族叙事呈现出“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与“民族文化史诗”两种叙事倾向。“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是延续80年代改革小说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艺术策略,从属于“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设计。这一新宏大主题,使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顺应时代潮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规范下,不断调整与整合,并生成了“主旋律小说”,这一特定的小说宏大叙事美学。这种“凸出主体、容纳多声部”的叙事策略,杂糅政党利益、阶级革命叙事、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启蒙批判与大众通俗消费意识。它围绕国家民族意识核心,形成由近至远,既有核心价值,又杂糅而开放的同心圆式体系结构。主旋律叙事不仅有效整合了各种小说类型(即新改革小说、新军旅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官场小说),而且在每种类型内部,也都复制了这种稳定结构形态。再次,就“民族文化史诗”而言,国家民族叙事,从启蒙史诗与革命建国史诗中挣脱出来,在“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主题下,不断拓展史诗的空间和时间建构,从而形成现代小说的史诗主体。在叙事空间感上,它表现为原有叙事空间的拓展,以及新的叙事空间的生成。在叙事时间上,表现为民族文化时间记忆的复活。通过这两种方式,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打破了“他者启蒙”、“阶级建国神话”的文化被动性,展示了独特现代性经验。就国家民族叙事空间的拓展与塑造而言,“边地小说”对国家民族叙事中的现代性权力结构复制,通过超然的叙事者,暧昧的价值态度,使得“边地的边地”的故事,复制了西方/中国的权力关系,成为中国国家民族想象内部,建构现代性关系的一种方式。对“城市中国形象”塑造而言,则是通过“城市怀旧”与“都市新女性”两种策略来完成的。论文以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在该小说世俗怀旧神话对宏大历史的虚假对抗性、哲学分析性语言与世俗性语言的缝合与绽裂、“城市史诗”内在悖论、小说的“空间阴性化”价值形态四个特点之中,总结其“怀旧化”城市中国形象塑造的得失。对“都市新女性”而言,论文以《上海宝贝》为例,寻找其在个人化表述、消费文化与宏大叙事间暧昧的缝合策略,阐释1990年代语境“变形”的宏大表述。对“异域中国的想象”,本论文则通过《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乌鸦》、《扶桑》等作品分析,通过“国家民族主体”与“他者”的叁种想象关系:“征服”、“羞辱”和“平等”,女性自恋、女性自虐与他者得女神叁种主体塑造方式,来考察这个想象过程。就国家民族叙事时间记忆层面复活而言,则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和整合。这种传统记忆重生,使很多原本在启蒙批判、阶级革命中被压抑的传统文化信息得到释放,不但使现代性的构成,更加丰富与多样化,且使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并置,更为明显。在宏大叙事话语形态中展现出新的中国特色。该论文通过《白鹿原》、《九月寓言》等长篇小说,在“现代视野下乡土中国时间体验的儒家宗族文化”、“另类诗性传统记忆的复活:在野地和海洋之间”等切入角度,分析了传统记忆复活的形态及其危机。最后,该论文又进一步说明了西方意义下的后现代小说形态,以及其缺陷。论文指出,宏大叙事,作为一种人类思维方式,并不能简单以解构或消亡论,就可以消除。它是人类“获得认可欲望”的一种现代标识。同时,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形态,也深深影响了新世纪中国小说的表述方式,使得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万杰[4]2009年在《现代革命语境中的复仇叙事研究》文中认为当我们试图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迷宫时,“革命”是不可失却的牵引线索。现代革命话语作为外来话语,从二十世纪初来至中国的那一刻起就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方案而被赋予更多的正面价值甚或曰被神化。而世纪初国人对现代革命话语的接受是与传统革命话语交合杂揉在一起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与造反、起义、复仇等概念范畴的混同是世纪初革命话语的另一特点,这种混同主要缘自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为接受语境的制约;其二为现实功利性的策略。“革命”与“复仇”的话语链接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从生命本能层面而言,复仇是生物体之间竞争求存的自然现象,是生物界强弱转换、互为制衡的产物。儒家思想的崇孝与墨家思想的尊义使中国传统的复仇观念几乎将复仇等同于正义的伸张,或是必须承担的伦理义务,因而对其持着完全肯定的态度立场。复仇作为仇恨情欲催发的自卫本能,革命在与其类同性比附中,可以获得自身的“自然化”;而复仇作为儒家思想所肯定的伦理义务与墨家所倡扬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方式,又可以使革命话语具有某种合传统道德性,而无论自然化还是道德化都指向了革命话语接受效应的最大化诉求和最有效地吸纳革命力量的目标。革命与复仇的话语链接由章太炎开启,后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建构与宣传方式所承续并被意识形态化,成为现代革命话语在中国语境中变异的主要形式之一,从复仇意识的角度而言则可谓是传统复仇观念在现代革命语境中的新变。在革命话语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话语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历史途程中,革命话语对复仇意识的借用、规训的理路逐渐权威化、模式化,这在关于革命的文学叙事中有着最为鲜明的呈现。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即为革命复仇叙事,是指从复仇与革命的关联角度切入关于革命的发生、革命的起源、革命主体的动机及革命的效用等问题阐释而形成的一种革命叙事模式,归属于革命叙事范畴。本论文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试图对革命复仇叙事作为一种革命叙事模式所蕴含的“形式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描述革命复仇叙事如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支配下的经典革命叙事形态的历史演变轨迹,揭示其中隐藏的叙事张力与话语悖论。革命复仇叙事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形态,复仇作为革命话语的合法组成部分,成为革命前史,几乎是关于革命的起源、革命的动力等革命史叙事必须回答的问题的唯一合法的解释。革命话语借复仇的合传统道德性证明自身的合道德性,复仇也借助革命话语的权威而获得完全的现实合法性,二者之间形成了类似循环论证的逻辑关系,而这种革命复仇叙事可以于鲁迅的革命小说中寻到源头。经由二十年代中后期的普罗文学与叁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十年代延安文学的演变而至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达至其盛,同时也走向僵化与模式化,而在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与复仇的叙事链接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消解的关系拆解了革命复仇叙事模式中的互证关系,达成对革命话语的别离。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鲁迅的革命叙事中主要呈现了两类生命个体,他们分别被宏大叙事命名为革命的先觉者和革命的后觉甚至不觉者。先觉者与革命的关联超越于个人功利而源自一种救世情怀,革命力量的附体使他们沉浸于类似于神之子的自足自满的境界中,但对不觉者即革命拯救对象的仇恨感的降临和个体生命牺牲的疼痛感使救世者向复仇者转化,使神之子还原为人之子。不觉者与革命的关联源自一种原始的复仇冲动,然而这种复仇并不是返施于加害者,而是转以凌弱的方式复仇,并不能建构复仇的主体性与正当性。至此,鲁迅的革命叙事提供了两种革命起源说:“救世说”与“复仇冲动说”,后者被后世袭模、套用与改编,特别是二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文学在叙事思路上很多都承继了鲁迅的革命复仇叙事所提出的话题,同时作出了不同的阐释,在这种带有“隐密”性质的论辨中达成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历史出场。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必须击碎复杂的社会关系链,才能建立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模式,这就需要借助认同机制的作用,在建构复仇者/革命者的主体性的同时,确立其共同的敌对者,范畴的形成造就了认同,命名的完成同时是阵营的建立,早期普罗小说展现了革命发动者如何借用人们的个体仇恨并进行转换,如何对他们进行同为被支配阶级/复仇主体身份的建构与命名,从而使革命参与者达成认同的过程。革命参与者们的仇恨目标并不一致,然而经过革命话语的转换,将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指认为造就所有不幸的根源而成为仇恨的统一目标,乡间的富有阶层就成为具体的复仇对象。“处境的劣、道德的善”的无产阶级革命道义论在叙事中通过“论证”达成自身的建构,却又不免裂隙与悖论的存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法典,它的出现使此前对革命与革命文学的个人差异性理解失去合法性,如何将权威的文学思想转化为叙事实践便成为此后革命文学作家发挥创造才能的唯一合法领域。延安文学叙事逻辑、叙事结构的简单化与雷同性表明了叙事成规的已然建立。展现革命对无力完成复仇的复仇者的巨大救助力量成为这一时期革命复仇叙事的目的与价值所在。革命道义论的建立使早期普罗文学中已经呈现的阶级对立更成为从道德、人格到命运的全面对立,复仇几乎是被支配阶级的必然属性,是其朴素的革命理念的显征,革命主要以帮助实现复仇的神奇力量降临于叙事,而绝望中的复仇者的复仇完成正见证了革命的神力。延安文学中的革命复仇叙事已然进入培育神话的阶段,而早期普罗文学中的复仇者/革命者与私欲密切相关的仇恨已被作为不光彩的起点而被剔除。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用规范化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建构历史世界的同时面对的是一个旧秩序走向崩毁的世界,这是革命历史小说进行叙事建构的起点,而目标则是完成对历史的革命道义论阐释,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们都有着寻找革命起源、追问历史脉络的冲动,而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将“复仇”视为革命的起源。叙事上则多从“复仇”开始,构建了从复仇到革命的发展历程,或正与此革命起源论相契合。十七年革命复仇叙事在复仇与革命二者的结合转换关系上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以“复仇”作为叙事起点,在“革命”的助力下复仇得以完成,而后复仇者即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其二,“复仇”同样是叙事的起点,而复仇过程与革命进程有着同一的关系,复仇的失败与成功、曲折与顺利对应着革命发展的高潮与低谷。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复仇对象与革命对象,复仇主体与革命主体的同一,即阶级对立的道德化与仇恨的天然化、简单化,大致沿袭了延安文学对复仇与革命的处理策略,但长篇小说所要求的巨大丰富的生活内容使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策略有时难以得到实施,因而出现偏离叙事规范的情形,虽然最终都回归到叙事规范,但“偏离”的存在表明了叙事规范背后的革命话语的裂隙与悖论。史诗性追求带来的英雄情结与复仇者形象之间存在着冲突,史诗时代英雄背后的共同体已然消失,革命英雄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本能的超越,而复仇者则与自然情欲有着天然的关联,复仇者如何成为革命英雄构成了十七年历史小说的叙事难题。从学理层面而言,无论是植根于自然情欲与自卫本能的复仇,还是作为儒家伦理义务的复仇,与社会政治领域的革命都有着截然的分域,将二者作同一化处理的是革命话语的逻辑,但存在着“完全同一化”与“同质异阶”这两种不同的处理策略。如果复仇与革命之间被处理为同质异阶的关系则必然带来二者一定程度的冲突与不相契合,与前者如何向后者转换的问题。即使是将复仇与革命作同一化处理的革命叙事,也无法完全遮蔽二者之间的差异带来的叙事张力。首先这种张力体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革命”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案输入中国,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理念与体制的现代性诉求本为一体,而在历史的现实革命进程中,现代性理念与现代体制的真正内核被弃置。而后对应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革命理念来自西方而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的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原型效应日益呈现,革命话语的民族化获得了合法性和话语权威性,革命叙事中传统伦理道德也由被质疑转而成为被借重与肯定同时又被修订的存在。革命主体由离家出走的个体革命者替换为饱含着家族复仇冲动的革命者。法律作为文明社会的产物在革命复仇叙事中现身,但都是以偏私的形象与无法维护复仇者的意愿的无用形象存在,最后复仇的爆发冲毁了法律的尊严。其次革命复仇叙事张力体现于自然与道义之间。革命复仇叙事模式的演变形成过程中呈现了复仇从自然性到道义性的侧重与嬗变,这不是说复仇行为能脱落其自然本能特性,而是叙事的道义论要求着对复仇自然性的遮蔽,逐渐道义化是革命复仇叙事中关于复仇的修辞策略。而革命复仇叙事中,复仇的自然性向合传统道德性的变异承载了两种革命话语逻辑。其一、革命经由复仇的自然本能性将自身自然化;其二、革命意欲脱离与自然复仇本能的结合而获得超越私欲的公利性形象。革命复仇叙事的张力还存在于进化论的革命话语与复仇的循环性之间的冲突。革命复仇叙事中从复仇到革命的转换主要有叁种修辞策略:进步论、成长论与拯救论。“革命+恋爱”叙事模式在早期普罗文学中曾盛极一时,如果模仿“革命+恋爱”的构词与概括方式,我们不妨将革命复仇叙事转换为“革命+复仇”的命名,可以说,“革命+恋爱”与“革命+复仇”叙事模式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于革命的两种典型修辞形态,而随着革命文学叙事规范的建立,后者更具有合法性。
罗滋池[5]2010年在《未完成的现实主义：192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多种面向》文中认为本文从现代性视野出发,通过体验、分析五四新文学家们的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还原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生期的初始状况,并发掘这一时期留下的极为丰富而复杂的资源,以进一步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入研究。论文采取“1920年代”这一相对集中的时间概念,指涉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生期。它向上回溯至“五四”前,向下可延续到1930年代初,大致横跨“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阶段。建立这一研究框架的理由是:虽然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发生期是在晚清,现实主义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实践中已有所萌芽,但是现实主义形成相对自主和成熟的文学表现形式,还是在“五四”以后;正是在1920年代,出于对现代中国的不同理解、想像和诉求,作家们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重新诠释了外来的“写实主义”,并分别选择不同向度的叙事实践,且取得了示范性的文学实绩;因此,在整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史上,“五四”以后的1920年代,可视为现代性语境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生期。本文认为,在这一发生期,因为现代性多层次的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呈现了极为复杂的面貌。大量文学史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即具有多种维度、多种指向、多种可能性。可以说,论文所提炼的诸种面向,大致可代表现实主义中国化初期的主要探索,同时也预示着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路径。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从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探讨现实主义何以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以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生期即形成多种面向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缘由。第一至第四章为论文主干,依次以代表性作家鲁迅、郁达夫、蒋光慈、茅盾为例展开具体论述,旨在揭示现实主义多面向之间的叙事差异和不同的文学追求如何生成了1920年代的文学现实,并潜在地介入了其后现实主义不同面向的隐匿、消长和变化过程。其要点为:1、鲁迅/寓言面向。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常借助寓言化的艺术手段,充满了隐喻的张力。尤在《呐喊》、《彷徨》中,寓言性思维与现实意识的紧密勾联,泛时间状态、非情节化、反讽、集体心理刻划等艺术表现手法的广泛运用,往往使这些现实主义作品言此意彼、别有寄托,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寓言;2、郁达夫/抒情面向。郁达夫颇主观的具有抒情风格的写实,曾打动“五四”后无数青年的心。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努力地向所谓的客观写实靠拢,甚至于受革命的感召企图再现重大的社会现实,但离革命文学家们要求的“本质写实”依然很远,并遭到严厉批判。为此,郁达夫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见解——“有情的写实”,这充分显示了他拓展现实主义的卓越目光;3、蒋光慈/理想面向。蒋光慈的实践也许说明,“写实”加“浪漫”是可行的。他在写实中坚持理想的做法,至少就文学史的事实来看,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源头所在,也可以说是“两结合”的雏形。值得关注的是,蒋光慈初步建构了一套“革命文学”的叙事成规,1950、6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人格、乐观精神等都可以溯源到他那里;4、茅盾/史诗面向。茅盾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辗转追求,集中表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他希望小说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存在,并能展示历史的进化运动,这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所寻求的总体性真实,把一种宏大的、全景式的、史诗性的写作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结语部分指出,用不同修辞术语将中国现实主义初期多面向共时存在的状况所作出的区分,并不能取消各面向之间的相互转换、补充甚至递进关系。在鲁迅的集体心理刻划、郁达夫的个体心理发掘、蒋光慈的“个性解放”和“阶级革命”两结合、茅盾的总体性社会关系之间,现实主义就不同需求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充分展示了现实主义本身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林佳[6]2010年在《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与张资平小说的艺术特质》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为切入点,探寻张资平小说中自然主义艺术特质的生成与意蕴,借以加深对中日文学在“五四”时期交流的深度透视。本论采取层层递进的方式,第一部分侧重于材料的梳理和挖掘,后两部分则侧重在对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具体现象的剖析。从整体布局来看,论文着重论述后两部分。本论文的具体框架如下:第一部分,结合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现实和文学价值取向,梳理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生成与演变的轨迹,凸显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特质,并阐释它在中国现代文坛发生、发展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重在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与张资平小说创作关系的分析,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就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张资平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力求从具体文本入手,阐明张资平小说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承续和由此在其创作中表现出的艺术和创作特质。第叁部分,主要对张资平小说长期淡出读者视阈的原因进行探讨,肯定其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坛出现的合理性,并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张氏自然主义小说呈现出的现代文化意蕴,以期客观、公允地考察“文学史现象的张资平”。同时,在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学碰撞的背景下,就张资平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之接受形态进行全新思考,进而认识到,张资平通过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和承转,不仅使得日本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文坛得到较全面的运用,而且也丰富了新文学初创时期的创作方法。此外,他在创作中的性描写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描写性爱的禁区,阐释了现代婚姻、性爱观念,给予了“五四”新文学经由文学创作宣扬人的自由与解放以别一种方式。以此证明,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不仅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的创作元素,而且对中日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和沟通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何霞[7]2016年在《论张资平小说的新异性和局限性》文中研究表明张资平是研究中国“五四”新文学无法绕过的一个人物,他是中国新文学重要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但由于他的中后期创作的偏颇以及政治生涯上不光彩的文化汉奸身份、复杂的历史原因,他一直淡化在人们的视线里。而抛开道德评判和政治视域来看,张资平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作家。本文以张资平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和文学背景,全面分析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情况。回归文本,从文本本身去挖掘作品深层的内涵和价值。除了绪论和结语,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研究张资平的生平及文学创作历程,首先把张资平的创作历程分为前、中、后叁期,梳理其创作过程,阐述各个时期小说的独特之处。第二章分析张资平小说特色的形成原因,包括张资平的人生经历、五四社会背景及外来思想的影响。第叁章、第四章分别论述张资平小说的新异性和局限性,主要从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文本特征角度来剖析。在此基础上,最后探讨张资平小说的意义及留给后人的思考。为人们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现代文学作家张资平形象。
张冀[8]2011年在《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1942-1966）》文中指出在现代中国汉语文学史上,左翼小说革命叙事在主体重构、叙事修辞、美学成规等方面形成自己独有的叙事经验,“红色经典”小说与之有着客观存在的历史承袭。这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实证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的后世影响和“典范”意义,也标志着“红色经典”小说经典性的全然缺失。具体表现在如下叁个方面。首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深度结盟,引发作家抛却“国民性”批判的道德优越和教化常态,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大众的精神品格做了极为大胆的艺术处理,导致了农民文化人格的变异与阶级身份的冲突。作家也因“诗人”到“战士”的身份置换,决定其社会职责由“艺术”到“政治”的角色错位,完成了小说对知识精英皈依工农大众的自我救赎的精细描述。其次,以二元冲突作为叙事修辞,将阶级观念、政治理性渗透到小说中。父子农民的代际冲突注入阶级内涵,子辈以“革命之子”的阶级身份,在精神上和父辈断裂,父辈最终实现了向子辈的思想认同。“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也有新质：革命者的自我约束心理机制和情爱资源配置模式。再次,革命预设的正义观念,让暴力复仇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革命附加的美好愿景,又让英雄传奇获得了审美上的合理性。这一宏大叙事突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用功利主义的“战斗精神”特质。出现以上叁大影响的原因在于：知识精英作家在革命风潮的强劲裹挟下,在对革命、民众的心灵阵痛和精神焦虑中迷失了自我；而顺利接班的工农大众作家,文学素养和理论储备又普遍先天不足,这就为其小说创作借用与承袭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提供了内在契机。因此,重新辨析“左翼文学”的概念命题,全面还原“红色经典”文学的创作资源,科学理性地揭示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对“红色经典”文学的深刻影响,客观务实地评价这种影响的政治功利性审美、文化现象,真实再现中国作家对于革命理念认知的复杂心路历程,不仅构成本文的研究缘起,而且还将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积极地拓展左翼文学、“红色经典”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
吴亚娟[9]2008年在《论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文中提出张资平是"五四"新文学草创之初影响深远的小说家。受日本自然主义的影响,张资平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文学观:重视科学的描写、暗面描写,强调人的"自然性"。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和创作手法上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张资平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爱描写的高峰,其露骨的描写也震撼了中国文坛。名利欲影响了张资平文学创作的每个阶段,也是最终导致张资平恋爱小说走向滑坡的主要原因。
马彧[10]2006年在《纪录与想像之间》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上世纪叁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为研究对象，从纪录和想像这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出发，分五章探讨抗战小说叙事的流变过程。论文认为，在叁四十年代战争文化心理的规范下，抗战小说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对民族化的强调，抗战小说叙事借用并发展了某些传统小说叙事结构、叙事方式，甚至对传统经典叙事直接借用。而这一叙事策略，目的在于进一步完成知识分子的启蒙想像。除了重新把民间话语体系纳入小说叙事，基于表现战争现实的需要，抗战小说还出现了“纪录”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报告文学、集体写作，群众写作成为潮流，也意味着作家独立性、个体性的渐渐丧失。在二元战争文化规范下，纪录与想像的共同作用，抗战小说形成了写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叙事“指导思想”。在此期间，胡风与茅盾就如何写典型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冲突最终以政治的介入令茅盾获得胜利，从而进一步确定了抗战小说的经典模式。在一种典型性、必然性原则的支配下，抗战小说中出现了知识分子成长叙事、农民成长叙事、女性成长叙事这叁种叙事模式。论文分别对此展开了论述并发现，每一种成长叙事都按照既定的想像原则设置，然而在叙事过程中，却不断地有溢出这一既定叙事的方面，甚至出现了反成长叙事。论文认为，这一现象正是基于知识分子对纪录与想像这两种写作方式的不同选择。 本研究的创新意义首先在于，以纪录与想像这两种写作方式为切入点，为抗战小说叙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改变了之前抗战小说按照地域和政治意识形态来研究的“各自为战”的状况，将抗战时不同政治形态与地域的小说叙事纳入了一个整体范畴，并因此发现了抗战小说中丰富、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叙事内容、模式及其意义，这些内容都对其后数十年的现代小说叙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一思路对今后的抗战小说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论文选择从民间话语体系、典型化、成长叙事角度来分析抗战小说叙事内容、模式及其发展流变，最大程度地接近了抗战小说的本体内涵，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本研究的意义和贡献还在于，揭示了从纪录与想像的关系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有效性和优势，这不仅仅就抗战小说而言，更有助于我们找寻到现代文学的某些流变规律。
参考文献：
[1]. “革命+恋爱”小说论[D]. 胡昌平. 西南师范大学. 2001
[2]. 金满成自然主义爱欲书写与现实批判[D]. 石妃利. 四川师范大学. 2018
[3]. 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D]. 房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4]. 现代革命语境中的复仇叙事研究[D]. 万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5]. 未完成的现实主义：192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多种面向[D]. 罗滋池. 上海大学. 2010
[6]. 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与张资平小说的艺术特质[D]. 林佳. 江南大学. 2010
[7]. 论张资平小说的新异性和局限性[D]. 何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8]. 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1942-1966）[D]. 张冀.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9]. 论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J]. 吴亚娟.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 纪录与想像之间[D]. 马彧.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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