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艳词绯闻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绯闻论文,欧阳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4-0092-06
欧阳修词集名目不一，有《近体乐府》、《平山集》、《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篇》等，而雅俗相间，真伪淆杂，实为北宋词人之最[1]。今人唐圭璋编《全宋词》所辑欧词，多有别作冯延巳、晏殊、梅尧臣、柳永、张先、黄庭坚、朱淑真词而不能确定谁何者，至于《近体乐府》等宋元旧本明系误收而业经辨明者，尚不在此列[2]。宋人词集中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虽然并非欧词所独有，但因此而引起的牵涉个人隐私的暧昧传闻，却不多见。其中最著者莫过于《醉翁琴趣外篇》中的两首：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醉蓬莱》）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著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3]
依字面解读，这是北宋很常见的艳词。但按照文人雅士的标准，第一首轻薄浮艳，流于淫媟，无异市井里巷之曲。第二首词意虽不那么轻浮，所咏是一位自幼相识的青春少女，但语带挑逗，可能涉及一段暧昧的情感纠葛。如果出现在柳永这样的才子词人集中，读者绝不会大惊小怪，但竟然托名欧阳修这样的一代儒宗、诗文巨擘，就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文人风流在欧阳修时代乃韵事，而非今日所谓不道德行为，甚至也不排斥欧阳修年轻时也曾有狭邪之游的浪漫，宋人笔记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洪迈《容斋随笔》引《孔氏野史》：“欧阳永叔、谢希深、田元均、尹师鲁在河南，携官妓游龙门，半月不返，留守钱思公作简招之，亦不答。”[4]卷十五我们不必曲为之讳。《欧阳文忠公文集》所辑《近体乐府》，也有男女艳词，虽然不一定是自叙其事自写其情，而是“谑浪游戏”以遣兴，然却没有如上引《醉蓬莱》之轻浮、《望江南》之暧昧者。宋人多谓此类轻薄浮艳之词为他人伪托欧公之名而作。四库馆臣引宋人云：
曾慥《乐府雅词序》有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絛《西清诗话》云：“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
伪作。”《名臣录》亦谓修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词诬之。[5]1808
欧阳修词集中混有他人之作不容置疑，但坐实为下第举子刘伪托，且指明为上引《醉蓬莱》、《望江南》等，却系捕风捉影的附会。《西清诗话》作者蔡絛乃北宋末年人，蔡京季子，徽宗宣和年间官至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著有《铁围山丛谈》等。按照一般观念，蔡氏去欧阳修未远，所记当有依据。但古人诗话笔记多道听途说，以资谈助，传信传疑，不一而足。即如此条，实难采信。前人已有辨正，今人夏承焘亦有申论[6]。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蔡絛《西清诗话》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四库馆臣显系误记。今据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所收《明钞本西清诗话》，其中记欧阳修事有若干条，如云：“欧阳文忠公文章道术为学者师，始变杨、刘体，不泥古陈。”[7]卷中，四十“世传欧阳文忠公掌贡闱，时举子问尧舜定是几种事”[7]卷下，三十七均无语涉及刘伪造艳词以诬欧公事。但宋代确有这样的传闻，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世传既见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8]罗泌《近体乐府跋》谓：“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伪作。”[9]陈、罗皆南宋人，得闻北宋刘作伪之事，可见其流传之广。陈氏虽然怀疑其真实性，但产生这样的传闻，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今据《宋史》本传，嘉祐二年，欧阳修权知贡举：
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10]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11]卷一八五这就是后来为古文家所盛称的“欧变文体”事件。是科，苏轼、苏辙、曾巩等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南宋末年姚勉廷对尚称：“仁宗朝用欧阳修典贡举事，一脱西昆之体，丕变嘉祐之文，用能革险怪之刘几，得名世之苏轼。”[12]卷七据沈括《梦溪笔谈》，“险怪之刘几”即刘，嘉祐四年状元：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功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及唱名，乃刘。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13]卷九
根据这段记载，刘几改名而中状元，似非欧阳修本意，而是出于误判。但我认为这里还是有些疑点。欧阳修是否因刘几“骤为怪险之语”便耿耿于怀，不惜一再封杀之，至以“除恶务本”为言，大不类欧阳修平生之为人。欧阳修于其政敌吕夷简等尚能不计旧恶，以德报怨，何况一年轻后生，至于如此穷追猛打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吗？这不是欧阳修的性格。但沈括乃嘉祐八年进士，为欧阳修同时晚辈，其记载可信度应该很高，所以被后人转相征引。南宋刘克庄有诗叹曰：“董贾奇才无地立，欧苏精鉴与人同。安知李廌麾门外，不觉刘几入彀中。”[14]卷十三李廌字方叔，少孤贫，勤奋力学，谒苏轼于黄州，轼激赏之，谓其才“万人敌”。后试礼部，适苏轼典贡举，有意拔之，结果竟落选。苏轼赋诗自责，事见《宋史·李廌传》。王稱《东都事略》[15]卷一百十六、陆游《老学庵笔记》[16]卷十等也曾详载其事。刘几之高中与李腐之落选，皆因考官误判而事与愿违。这很有些戏剧性，至后来演为离奇之言。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引述沈括记载后云：“其年主司梦火山军作状元，今得刘，果验之矣。”[17]卷八三，“痛惩刘几”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引《东齐记事》：“有堂吏梦火山军姓刘人作状元，明年及第。”[18]卷二，历代状元这种怪力乱神的传言显系事后附会，不足为凭。但是，既然刘高中并非主考官欧阳修本意，他不仅无知遇奖携之恩，而且还怀有极深的成见，刘如果知道前后内幕，难免不心存芥蒂，甚至造作蜚语，以泄私愤。这是人情之常。当时可能就有某些飞短流长的传言，而且流传很广，所以陈氏谓“世传”云云。但这也仅是一种传闻而已。南宋孙奕《示儿编》所记，两人似未交恶：
尝记前辈说欧公柄文衡，出《尧舜性仁赋》，取刘天下第一，首联句曰：“世陶极治之风，虽稽于古；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刘来谒谢，颇自矜，公虽喜之，而嫌其“积”字不是性，为改作“蕴”，刘顿骇服。[19]卷八，赋以一字见功夫
当然，这也是一种传闻，但也很符合情理。刘由“自矜”而“骇服”，这也是人情之常。他有何理由去报复欧阳修呢？而以欧阳修之雍容大度，又怎可能与年轻后生一般见识？值得一提的是，刘虽为状元，但后来却没有多少建树。原因是他英年早逝，据载，卒年仅36岁。但其解官为祖母承重服、为族人置义田等事却很为时人称道。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
铅山刘，俊美有辞学，嘉祐中，连冠国庠及天府进士。四年，崇政殿试，又为天下第一，得大理评事，签书建康军判官。丧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孙承重服。国朝有诸叔而嫡孙承重服者，自始。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四方之人从学者甚众，乃择山溪胜处处之。县大夫易其里曰“义荣社”，名其馆曰“义荣斋”。未终丧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吴文肃公皆有志置义田，及后登二府，禄赐丰厚，方能成其志，而于初仕，家无余资，能力为之，今士君子尤以为难。[20]卷四，忠孝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载其事，并力辨流言之诬：
嘉祐四年进士第一人，《尧舜性仁赋》至今人所传诵。始在场屋有声，文体奇涩，欧公恶之，下第。及是在殿庐得其赋，大喜。既唱名，乃也，公为之愕然。盖与前所试文如出二人手，可谓速化矣。仕止于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传既见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嫡孙解官承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险薄之事哉。[10]卷十七，东归集
以刘之为人，绝不可能下作到伪造淫词以泄私愤的地步。这样看来，“世传”云云，或系想当然的猜测，或系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编造出来的流言蜚语。而四库馆臣乃以讹传讹，至于其引《名臣录》云云，指实为《醉蓬莱》、《望江南》词，更系无根之谈。按《名臣录》应即朱熹所编《宋历代名臣言行录》。然我遍翻此书，也找不到四库馆臣所引文字，而且根本不见刘几刘的踪影。四库馆臣为何如此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一误再误，不得而知，但肯定谬误，却可成定论。
《六一词》中的鄙亵之词，陈氏认为“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8]卷二一。王灼《碧鸡漫志》亦谓：“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21]卷二皆为欧公洗刷名誉。但是，也有非常不利于欧阳修的证据。《钱氏私志》云：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赏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阁断虹明，栏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晶霜枕，旁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其失钗。咸谓欧当少戢，不惟不恤，翻以为怨。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先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得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欧后为人言其甥盗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云：“年方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荫……”[22]此书撰者或曰钱彦远，或曰钱愐，或曰钱世昭。按钱彦远为钱易（字希白）之子，而云“从祖希白”，则此书撰者不可能为钱彦远。钱愐为两宋间人，仁宗外甥，南宋绍兴年间官至太尉。钱世昭乃其侄辈，其序云：“叔父太尉昭陵之甥，亲见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备膺眷遇。其在帝左右，衔命出疆。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时，语流千载者，皆广记而备言之。世昭敬请其说，得数万言，叙而集之。”[22]故四库馆臣谓此书“盖愐尝记所闻见，而世昭叙而集之尔。”且云：“惟其以《五代史·吴越世家》、《归田录》贬斥钱氏之嫌，诋欧阳修甚力，是非公论。”[5]1191据《年谱》，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中进士，辟西京留守推官，颇受西京留守钱惟演器重[23]。这一年，欧阳修24岁，未婚。他不可能像后来为朝廷重臣时那样稳重老成，偶有男女间风流事，乃人情之常。钱氏所引欧词，即传为刘伪作的《望江南》。仅以字面解之，这首词并非淫媟鄙俗之作，而是抒写对一位自幼相识的青春少女的恋情。关键在于，欧词云：“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簸钱乃掷钱为赌的游戏，《钱氏私志》引翰林学士钱勰诮语：“年方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暗示乃欧阳修为其甥女张氏而作，乃用心险恶。这里涉及北宋党争的一大公案。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五年，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贬知滁州，乃受其孤甥张氏牵连：
修既上疏论韩琦等不当罢，为党论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笈，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诏安世及昭明杂治，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不先以闻，故皆及于责。[11]卷一百五十七
王铚《默记》记此事更详：
公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会公甥张氏妹壻龟正之女，非欧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侄晟。晟自处州司户罢，以仆陈谏同行，而张与谏通。事鞠于开封府右军巡院，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鄙。军巡判官著作佐郎孙揆止劾张与谏通事，不复枝蔓。宰相闻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勘之。遂尽用张前后语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监勘，盖以公前事，欲令释憾也。昭明至狱，见安世所勘案牍，视之骇曰：“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翌日昭明吃剑不得！”安世闻之大惧，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户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诰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录问吏人不闻奏，降殿中丞泰州监税，昭明降寿州监税。[24]卷下张氏乃欧阳修妹夫前妻所生女，后嫁其族侄欧阳晟，于欧阳修既为甥女，又为侄媳。因与家仆私通事发，欲自解免，而牵扯欧阳修，谓其未嫁时与欧阳修有私。欧阳修与张氏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毕竟有舅甥名分。舅甥之间私通，古今伦理皆不能容。这种乱伦的家丑如果属实，无疑将陷欧阳修于死地。所以政敌包括宰相吕夷简在内，皆欲坐成其罪，往复再三而不果，遂以欧阳修用张氏嫁资买田产立户事罪之。这明显是政敌巧为罗织以打压欧阳修的阴谋。欧阳修至滁州，有谢上表自辩：
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而来归。张氏此时，生才七岁。臣愧无蓍龟前知之识，不能逆料其长大所为。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于臣家，已隔再从；而张非己出，因谓无嫌。乃未及笄，遂令出适。然其既嫁五六年后，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臣之耳目不能接，思虑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诚为非意，以致究究于资产，固已吹析于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恶臣之甚，苟罗纤过，奚逭深文。[23]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一
张氏诬词虽未能坐实，但对欧阳修的名声不能没有影响。而且传信传疑，完全取决于各人的好恶。更为严重的事件还在后头。神宗即位之初，欧阳修年过六旬，且为朝廷辅命大臣。前此，因濮王追崇典礼事，欧阳修主张英宗应以生父之礼尊濮安懿王为“皇考”，而与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意见相左。双方引经据典相持不下，是为“濮议之争”。这并非小人君子是非邪正之争，不过是皇位继承中继统继宗孰轻孰重的问题。但欧阳修是少数派，而以称亲为非的是多数派。御史蒋之奇原来赞同欧阳修之议，至是竟上章弹劾欧阳修，而且弹劾的内容又涉及欧阳修帷薄内个人隐私。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欲击去之，其道无由。有薛良孺者（按《宋史·欧阳修传》作“宗孺”），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侥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薄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思永闻之，间语其僚属之奇。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请必行。[11]卷二○九
欧阳修竟与其子妇吴氏有染，而揭其丑者乃其妻从弟薛良孺。与庆历年间的张氏事相比，这件丑闻更加骇人听闻，流传也更广。据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引司马光《温公日录》：
郎中薛良孺，欧阳之妻族也。囊岁坐举官不当被劾，迁延逾南郊赦，冀以脱罪。欧阳避嫌，上言请不以赦原。良孺由是怨之，扬言于众云：“欧阳公有帷薄之丑。”朝士以濮议故多疾欧阳，由是流布遂广。[25]后集，卷二
也许当时人都懵了：如果不是薛某丧心病狂，就是欧阳修禽兽不如。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最初竟有“诛欧阳修”意。欧阳修连上八道劄子，乞根究辨明蒋之奇言事：
臣近为蒋之奇诬，奏臣以阴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诘问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踪迹彰败，乞差官据其所指，推究虚实。伏缘之奇所诬臣者，乃是非人所为之大恶，人神共怒必杀无赦之罪，传闻中外，骇听四方。四方之人以为朝廷执政之臣，犯十恶死罪，乃旷世所无之事，皆延首倾耳，听朝廷如何处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实有之，则必明著事迹，暴扬其恶，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示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实有之，则当万死；若实无之，合穷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暧昧出于风闻， 臣虽前有鼎镬，后有斧钺，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系天下之瞻望，系朝廷之得失，系臣命之生死，其可忽乎？其得已乎？[23]乞诘问蒋之奇言事劄子
朝廷审理结果，蒋之奇称闻之于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却不能指实言者姓名。彭、蒋因而得罪贬官，薛良孺却逃过了惩罚，这里明显有疑点。既然司马光都知道首倡此言者为薛某其人，蒋、彭二人何必隐其名而代其受罪？可能朝廷内外众口藉藉，彭思永也是偶然风闻，认为这种“帷薄之丑”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出于排挤欧阳修的心理，宁信其有，所以加以扩散。据《宋史》本传，彭、蒋二人皆非奸邪小人，政声颇佳。他们之所以诬陷欧阳修，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由此可见，北宋党争无所不用其极也。
人多怀有一种心理，就是希望政敌出丑，古今皆然。尤其像欧阳修这样被誉为“一代儒宗”的朝廷重臣，一旦惊曝丑闻，无论真伪，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传闻会不胫而走。前有孤甥张氏之累，后有子妇吴氏“帷薄之丑”，皆乱伦之罪。非细行不修，大德有亏，而是匪人之兽行。欧阳修的政敌绝对希望这种丑闻被证实被传播，即使欧阳修反复申辩，朝廷郑重辟谣，其负面影响也难以尽消。时过境迁，不明内幕之人往往被这类“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传闻所迷惑，传闻可能成为疑案，当事人也可能永远被后人怀疑。历史上遭遇这种不幸的，欧阳修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钱氏私志》提到的“内翰伯”钱勰，字穆父，钱彦远之子，熙宁三年进士，哲宗朝官翰林学士兼侍读。他完全有可能亲闻朝野间广泛传播的欧阳修丑闻，而且信以为真。值得一提的是，庆历年间希宰相旨弹劾欧阳修的谏官钱明逸，也是钱家人，乃钱易之子。也就是说，在以张氏事攻击欧阳修这一点上，非自钱世昭始。钱明逸于钱勰为从父，受其影响，钱勰相信传闻属实，而以语相诮，谓《望江南》乃欧阳修为张氏而作。钱勰亦非妄人，其所言欧阳私事，就很容易令后人相信。但这里却明显带上了钱氏家族对欧阳修的成见。明潘永因《宋稗类钞》谓：“此词载《钱氏私志》，当是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假作以污之耳。”[26]卷十七孙绪《沙溪集》谓：“欧阳公《五代史·吴越世家》所以述称武肃王之英勇干略亦至矣，而其后裔钱世昭大不惬意，且谓欧有宿怨，故痛悔吴越。蓄恨不止，往往于诗话小说中诬公阴事，至《钱氏私志》内遂肆为十分丑语所不忍言者，以自取快。然则揄扬何似而后惬其心耶？史笔欲不招怨罹滂，难矣。”[27]卷十二按欧阳修《新五代史》叙吴越事，确多贬损之词，若云：“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谬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
，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犹不堪其苦。”其赞语云：“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岂皆然欤？”[28]这几乎否定了钱氏祖先之百年勋业，与薛居正《旧五代史·世袭列传》多归美吴越王钱氏，完全是两种史笔。钱氏后裔不可能不反唇相讥以泄其愤。但欧阳修何以如此贬损钱氏，是出自“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立场，还是出自个人恩怨，这恐怕永远也难以辨明了。
［收稿日期］200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