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三大经济体：体制特征及其经济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发达国家论文,经济体论文,体制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首先爆发于东亚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使人们对80年代以来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趋向产生了某种疑惑。为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发达国家三大经济体（美、欧、日）的体制特征、80年代以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及其不同绩效作一简要的分析，或许不无助益。
一、美国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及其绩效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它较完整地经历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和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因此，其经济体制具有如下特征：（1）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小， 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企业决策在经济运行中起主要作用；经济主体的行为主要受价格这一指示器的调节，资源配置机制是一种由自由竞争所决定的市场机制，政府对经济只起微调的作用。（2 ）政府微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主要在于规范和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例如，为了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维护市场运行秩序，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垄断和保护投资的法律；为了促使私人企业参与市场活动，政府采取了一些诸如农业补贴计划的支持和鼓励私人企业的政策等等。（3）在宏观调控方面， 战后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指导的，即实行了一整套对市场运行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政策。其中主要是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为对付失业和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并在后凯恩斯主义时期把货币政策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甚至使政府的干预扩及工资和物价。然而，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毕竟较少；而且，自里根政府时期以来，经济政策已作了重大的调整，因此其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始终高于欧洲和日本。
西方国家在70年代所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经济“滞胀”，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并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的兴起。此后，西方国家掀起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浪潮。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主要发祥地的美国，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也走在最前列，从而使其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
1.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以消除财政赤字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高税率的税收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是导致“滞胀”的病根。因此，新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从如下两个方面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其一，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自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后，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肯尼迪政府时期的77%下降为50%，最低税率则相应降至11%左右。1986年，里根政府又通过新的税制改革方案，进一步降低税率和简化纳税办法，把个人所得税由以前的11～50%的14个级次简化为15%和28%两个级次。据统计，由于实行减税计划，仅1983～1985年，美国企业和个人就从中得益3500亿美元，从而促进了私人投资的增加。
其二，削减政府开支，减少预算赤字。在减税的同时又要减少预算赤字，只能削减政府的支出。里根政府上台后，曾多次削减政府支出，并在1985～1986年度财政预算草案中提出将社会福利开支水平冻结一年，规定国防支出的增长率将不超过年度通货膨胀率。1985年底，鉴于年度赤字已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国会甚至通过法案，规定如果不把赤字控制在每年的指标范围内，联邦的军事或民用项目开支就将自动全面削减。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则与国会达成协议，规定要在2002年消灭预算赤字。为此，到1997年底已裁减联邦雇员30万人，使目前的美国政府成为35年来雇员最少的政府。
按照供给学派的初衷，减税旨在刺激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通过扩大税基最终达到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增加税收总额的目的。这一目标看来已经实现。在实行减税以刺激供给和削减政府开支以控制需求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从而使美国近年来的财政赤字迅速缩减， 即从1992年的2900亿美元减少到1996年的1073亿美元和1997年的 220亿美元。而1998年则实现了7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此乃30年来美国政府预算的首次盈余。
2.实行严格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
早在60年代后期，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就发生了财政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是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注：弗里德曼：《什么是价格指导线》，载舒尔茨和阿利伯编：《指导线、非正式管制和市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是货币量增长速度超过产量增长速度的结果。因此，自7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陆续实行了“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政策，其中美国于1979年确定了货币增长率的目标。在实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其中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3%下降到1982年的近4%。 但与此同时，这一货币政策也带来了某些副作用。货币主义者曾预言，缓慢的货币增长将会打断“通货膨胀预期”，使投资者不再需要高利率来保护他们的投资。然而，当美国使货币增长率从1979年的约8%放慢到1981 年的5%时，利息率却依然很高，其中1980年3月利息率曾上升到18.6%。因此，自1982年10月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放松了对货币目标的追踪，实际上遵循的是一种以货币为目标的不完全形式，即实行相当宽幅的货币年增长率；当认为合适时，允许这一目标有较大的偏离（如在失业率较高时，联邦储备银行就适当鼓励资金融通）。
确立货币目标旨在结束凯恩斯主义的反经济周期的需求管理，即通过稳定的货币手段来替换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但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仍然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允许在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采取某种刺激措施。而在货币理论中引入“理性预期”概念后，弗里德曼的后继者则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70年代初期卢卡斯提出了货币性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冲击只会在短期中引起实际经济变量的周期波动；当经济主体发现这一冲击所引起的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而非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动）时，它们就会调整预期，使产出和就业回复到自然率水平。70年代中期，萨金特和华莱士则提出了著名的随机货币中性定理（又称“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他们证明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如果公众能够获得完全信息，货币当局制定的任何有确定反馈规则的系统货币政策就都是无效的；因此，货币当局不可能用有反馈规则的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就是说，在货币政策规则已知的完全信息条件下，货币中性是存在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还把政策制定者也作为最大化其目标函数的经济当事人纳入模型，并把博弈论应用到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讨论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博弈的任何一方偏离最佳战略，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报复，从而在未来无限回合的博弈中蒙受损失。因此，规则类的货币政策在无限回合的博弈中可以达到最优的均衡，即货币当局不采取高通货膨胀政策，公众也不把通货膨胀预期加入工资、价格中去；而相机抉择（变化规则）的货币政策则会导致博弈双方（货币当局与公众）的不合作，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
总之，第二代新经济自由主义者不仅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而且也否定了其第一代代表人物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不但不能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甚至它本身的变化也是由经济内生的。因此，他们转而用实际因素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认为经济周期（产出的波动）是由外生的实际因素引起的，其中主要是科技的巨大进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
正是在新的货币理论的影响下，美国自80年代以来一直把制止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稳定、连续、中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联储摒弃了“相机抉择”等过时的做法，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即让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下持续增长。美国的短期利率从1997年3月微升0.25%以来的一年多时间中， 一直保持在5.5%的水平；此后的几次调整，也多为小幅调低。 利率较低并保持基本稳定大大促进了企业的投资。
（二）推行激活企业的微观经济政策
美国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不高，因此，与英国在撒彻尔夫人当政时期的大规模私有化不同，美国除在基础设施和公用部门（如电讯部门）进行一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外，激活企业的措施主要在于放松国家对企业的限制和削弱市场的垄断性。
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美国也普遍存在着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1980年美国的法令规章多达7万多项；直到1997年， 美国用于建立和监督实行法令规章的联邦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仍高达172亿美元， 涉及大约12.6万雇员。而这些管理机构除本身耗费大量预算资金外，还要求私营部门和消费者为执行繁多的法令规章而支付大笔费用。美国传统基金会指出，直接按联邦规章制度办事方面的开支，除了联邦管理机构的预算之外，现在估计每年超过6000亿美元（以1991年美元价值计算），即每户平均支付6000多美元。而据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美国企业研究中心估计，该项费用则为6770亿美元，即每户平均支付7000美元，占每户平均税后预算的19%。（注：登蒂法尼·达尼兹、珍妮弗·希基：《规章制度造成损失》，[美]《洞察》周刊1997年9月22日一期。 ）过度的行政干预不仅增加了国家的预算支出和居民的相关费用，而且往往导致市场运行机制的扭曲，束缚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因此，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进行放松行政干预的改革。里根政府上台后随即设立了改革规章制度的特别工作小组。在里根任内，政府废除了许多行业的不合理规章制度，并严格限制新规章制度的制订。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各机构公布的联邦规章制度减少了33%以上。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继续推行里根政府关于改革规章制度的方针。特别是在对规章制度进行成本—利得的审查方向，里根和布什执政的年代创下了每年平均审查2200项规章的速度。克林顿就任总统后尽管两党在改革规章制度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但减少国家行政干预的总趋势还是得以继续下去。
削弱市场的垄断性是激活企业的另一项重要措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金融业方面。由于放松了不必要的金融管制及由此引起的金融创新活动的加快，特别是非传统金融机构的出现使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银行业的垄断已逐步被打破。其中，各种风险基金的投资活动，特别是公开招标启动的融资（IPOS）（注：指拥有新概念、高科技发明、高回报潜力但同时也是高风险的企业向各种基金或发展银行等投资者进行融资的过程。）迅速发展。据统计，90年代美国的风险投资每年都在450 ～650亿美元之间。（注：张宇燕：《“奇迹”还是“常规”》， 《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5期，第6页。）此乃近年来美国科技创新活跃、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不仅直接关系平衡预算能否实现，而且也是降低劳动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它在发达国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弊病和出现的危机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深刻。据经合组织秘书处提供的资料，到70年代末，经合组织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平均占GDP的25%， 占公共总开支的60%；公共开支的增加部分全部花在社会福利方面。（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危机中的福利国家》，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其中，美国的社会保障费用在1966～1976年间膨胀了4倍， 支出从2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1995年，整个社会保障计划占去政府预算的4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上涨，政府用于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在迅速扩大。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按照现行法律，美国社会保障退休金和政府花在老年人医疗保健方向的开支将从现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增加到2030年的18%，而且此后还将继续增长。如果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要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支付的这个18%，就需要把个人所得税增加1倍， 或把雇员税税率从现在的15%提高到35%以上。这显然是难以实现的。鉴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危机，美国自80年代以来采取了全面而有力的改革措施。
1.控制或削减直接由预算拨付的福利支出。它主要涉及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美国的公共救助计划不仅令预算不堪重负，而且助长了受益人（特别是年轻的黑人单身母亲）对国家的依赖。研究资料表明，一个在1995年兼得多项补助的单身母亲能在一年中得到11500美元（密西西比州）至36400美元（夏威夷州）。这种情况促使许多人宁愿不去工作和组建家庭。因此，1996年后，根据新的法律，联邦政府开始拨给各州固定的款项，而各州则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救助体制。新法律规定，每项救助计划的受益人可以有两年享受救助的时间用以寻找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在其一生中接受5年以上的国家补助。 按照新的规定，补助在某些情况下将减少（如母亲不能指认孩子的父亲）；而在某些情况下将增加（如年轻母亲继续其学业或同一个成年人生活在一起），以此促使良好的社会激励机制的形成。据估计，新体制全面运行后可节约550亿美元的预算。 （注：弗洛兰·阿夫塔利翁：《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法]《费加罗报》1997年6月19日。）
2.实施劳动福利计划。如果说严格规定社会救助的条件旨在促使受益人主动寻找工作的话，那么，实施劳动福利计划则直接支持就业，而不仅仅是提供补助。90年代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低于5%， 但纽约市的失业率1994年却高达9%。因此，早在90年代中期， 纽约市就已开始实行劳动福利计划，即进行以劳动代替福利的改革。参加该计划的大约有18万人，主要从事市政部门的劳动，特别是从事公共场所的清扫工作。由于实施了劳动福利计划，到1998年1月， 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减少了30%（即33.8万人），福利开支减少了32%；大约有10.5万人向政府报告他们已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这个数字是过去4 年中报告找到工作的人数的3倍）。很显然， 劳动福利计划已对制止领取救济时的弄虚作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进一步促进福利开支承担主体的多元化。美国用于养老金和伤残保险的社会保障金主要来源于对雇员征收的所得税。据政府固定资产统计师估算，到2015年，人口老龄化将使必须支付的社会保障金超过所得税收入，从而出现赤字的积累；而到2029年，用社会保障基金购买的债券将被出售完毕，该项社会保障计划实际上将破产。如要维持现行的社会保障需要，就必须立即把雇员税的税率从现在的12.4%提高到16%，并在2030年后逐渐提高到19%；如果加上医疗保障方面的开支，雇员税的总税率就将提高到45%以上。很显然，这对经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打击。有鉴于此，美国当前主要通过个人义务储蓄的办法来预支福利金，即实行社会保障金储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职工个人及其雇主必须按规定给个人的储蓄账户缴款。这些储蓄将通过共同基金投资到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中；到退休时，储蓄账户累计余额中的大部分将以年金的形式付给个人。据美国有关部门计算，实行新制度后，较高的实际工资同预先积累社会保障金制度下的较低雇员税相结合，将使普通雇员的可消费工资收入比实行“所得税预扣法”计划时高37%以上。
4.鼓励私营部门参与福利资源的配置并提供福利产品和服务。其中，得克萨斯州已开始进行由私营公司受雇来管理整个州的福利体系的试验。目前，这一试验正在向其他州扩展。
全面的、深刻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使美国迅速摆脱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走上了较为稳定的增长道路，并在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存的经济现象，即时下人们所说的“新经济（The New Economy）”。 （注：关于美国“新经济”的定义和内容，可参阅拙作《新经济自由主义与美国的“新经济”》一文（《世界经济》1999年，第6期）。）自90年代初以来， 美国经济已持续9年稳定增长，为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期。（注：实际上， 如略去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短暂衰退，截至1998年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了16年。）1992～199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 %（同期日本为0.8%，德国为1.7%），其中1997年和1998年均达3.9%； 同期内，失业率由7.3%下降到4.2%（为近25年的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则由2.9%下降到1.6%。由于经济持续走强，美国的股价迅速上升。1991年第一季度，纽约道－琼斯股票指数徘徊在2500点左右。而到1999年3月，华尔街股票指数已突破1万点。股价飚升当然有泡沫的成分。对此，美联储也表现出些许担忧。但基于美国经济的基本素质较为健全和前一阶段议论颇多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已大大减缓，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
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强，特别是美国“新经济”的出现，固然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注：90年代以来，美国计算机软件的年均增长率达12%；目前，信息技术产业在经济增长中已占1／4到1／3。）和经济的全球化，（注：美国进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20年前的17%提高到现到的25%。）但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所形成的较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推动科技进步，也难以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益。
二、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说明美国经济长期走强与其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我们有必要把它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现状作一简要的对比。
（一）欧洲：长期为高失业率所困扰
在世界经济中，经济活动总有一种向那些能提供最好条件的国家转移的倾向。任何边界、任何规则都不能阻止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8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种生产的国际转移的倾向也日趋加强。在此情况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任何国家都只有一个办法：向它的企业提供它们所需的一切手段来尽可能多地参与这种世界经济。而在这方面，欧洲远落后于美国。欧洲国家存在着多种经济模式（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计划市场经济模式等），但它们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高社会福利。目前，正是这种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福利制度严重地阻碍了欧洲经济和就业的扩大，其主要表现是：
1.高税率抑制了经济增长与就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认为，国家只要征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甚至更低的税收就能完成所有重要的公共任务。而欧洲由于普遍实行社会福利国家的一套做法，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高得多。据经合组织对1995／1996年度各国税收的比较，欧盟属世界上的高税收地区，欧盟国家各种税收和捐税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在亚太地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则分别只占30%和27%。欧洲国家的税收负担比美国和日本高50%，比韩国高80%，比东南亚其他国家高1倍多。 在北欧的一些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如瑞典和丹麦），其税收和捐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甚至在50%以上。
高税收严重挫伤了企业主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因此，它与高失业率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2.高劳动成本是导致高失业率的最直接的因素
欧盟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与美国大致相当（约占社会总产值的10%），其高税率主要表现在社会公共福利税方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其中法国为20%；德国、瑞典和意大利在15%至16%之间；而美国和英国仅为6～7%；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不征收社会公共福利税。（注：阿尔弗雷德·岑克尔：《欧洲的税收螺丝拧得太紧了》，德国《世界报》1997年9月30日。）用于失业救济、 养老金等的社会公共福利税负担都要落在劳动这个因素上，从而必然导致劳动费用的上涨。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不灵活也是造成高劳动成本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包括对劳动力市场所作的种种官僚主义规定、高额的劳动保护和僵硬得不能下调的工资等级等。所有这些都使欧洲的劳动成本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报告，从平均数字看，1997年德国西部每小时的人工费用为31.76美元（东部为20.82美元），法国为20.26美元，英国为14.63美元，美国大约为17.50美元。 （注：霍华德·班克斯：《为什么德国公司纷纷到国外投资办厂》，美国《福布斯》双周刊，1997年5月5日。）另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西部加工工业的劳动力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即高出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大约50%。
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都不可能长期容忍一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劳动成本。正因为如此，西欧（特别是德国）公司纷纷把工厂迁往人工成本低的东欧、英国、甚至美国。这种情况严重制约着欧洲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的扩大。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 自1990年以来，由于实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新西兰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4%，美国增加了大约11%；而劳动力市场仍然不灵活的社会福利国家则丧失了大量工作岗位，其中瑞典的就业人数减少了12%以上。（注：阿尔弗雷德·岑克尔：《经合组织认为欧盟的失业率仍然很高》，德国《世界报》1998年2月5日。）
3.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制约了经济的增长
欧洲国家多属社会福利国家，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较高，一般都在50%以上。其中德国为48%，意大利为51%，法国为54%，瑞典甚至高达62%；而美国则仅为32%。这种情况使欧洲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回旋余地比美国小得多。因此，近年来，当美国实行稳定、连续、中性的货币政策时，欧洲却仍然停留在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之中，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利率，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扩大。其中，德国联邦银行在奉行一种妨碍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方面尤为突出。 而在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之前，德国联邦银行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欧洲央行的实际作用。
4.僵化的经济体制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在美国，一些追求发明创造以及有风险的金融活动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那些极具潜力的技术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正是数以万计的这些小企业创造了优良的业绩，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弥补了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的大规模裁员行动。据统计，《幸福》杂志公布的500 家大企业在整个80年代裁减了300万人，预计在90年代还将裁减100万人。在此情况下，美国90年代以来就业人数仍能增长10%以上，靠的就是这些小企业。如今，美国本土上70%的就业机会是由那些成立不到20年的公司创造的。1996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有33%来自信息行业；如果把与新的通信工艺技术相联系的活动加在一起，则占美国经济增长量的一半左右。
实际上，在欧洲能够创造新就业岗位的也是中小企业。例如，1983～1993年期间，法国员工不足500名的企业所雇用的人员增加了13%， 而员工人数超过500名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所雇用的人员则减少了30%。 然而，法国的新办企业每两年就要减少1万家。而且，在法国拥有的30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只有大约500家与发明沾边、 具有征服精神和较高的发展速度；其中与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行情指数”挂钩的只有8家。（注：参阅《经济增长的冒险家》，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7年7月9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1 ）在欧洲，一些大企业集团在某些行业中实行垄断（如法国的电信公司），完全剥夺了小公司的生存空间。而美国的中小企业保护法则规定，一定比例的公共合同必须交给中小企业。（2）在提供就业方面， 欧洲看重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例如，德国政府仍在继续补贴几近停业的钢铁和煤矿业，却不对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工程投资。结果，德国纳税人每年为煤矿行业85000份工作中的每一份工作支付近6万美元的补贴，而德国的煤价却是世界市场价格的近3 倍（注：威廉·德罗兹迪亚克：《德国失去光泽》，美国《华盛顿邮报》1997年10月11日。）。（3 ）更为重要的是，欧洲不注重鼓励企业家精神，因而缺少像美国的比尔·盖茨那样的产业界的英雄。欧洲不乏资本和能力，但却缺乏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氛围。例如，在法国，企业家受到诸多的行政干预，缺少发展的空间；而且缺乏对成功的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成功者所得的报酬很低，获得优先股权的激励手段也受到限制。（注：1996年12月法国的一项法律规定，员工如果在5年内出售优先认股权， 企业就必须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
总之，由于采取不同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在1991～1997年期间，美国的失业率已降到不足5%，而欧盟国家的失业率却超过11%。 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1997年5月的年度调查， 德国在竞争力排行表上已从一度占居首位降到现在的第25位。1992～1997年期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共只增长了7%，不及美国（15%）的一半。 特别是以高社会福利而闻名于世的瑞典，其经济地位的削弱最为明显。1970年，瑞典与瑞士、卢森堡和美国一起，属于最富裕的国家。而到1998年，瑞典在经合组织的排名中已降至第17位，居爱尔兰之后；相对于德国马克来说，瑞典克朗的价值已降至原来的1／3。
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后，欧洲的一体化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这将在更高程度上促进资源在欧盟国家的自由流动，从而推动其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欧洲国家不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有效的改革，那么它就仍将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美国。
（二）日本：深陷体制性危机
日本在战后确立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政治权力成了最大的经济资源，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经济利益，因而它是一种变了形的市场经济。它的经济运营至少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1.资源配置方式
美国政府一般不参与制定工业政策，不为某些行业和企业提供资金或其他支持；企业的经营战略由企业自己作出，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企业的创建和经营提供制度环境。而日本则不同。日本明确实行“产业至上政策”，对被确定为重点扶植的产业实行高保护的政策，包括贸易保护政策（高关税壁垒、进口数量配额限制和外汇分配制度等）、“倾斜减税”、“倾斜金融”和行政指导等；甚至对一些衰退产业仍提供某种援助（如对其设备现代化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或享受进口设备优惠）。因此，日本的经济运营结构是一种政府与大型企业集团合作决定资源分配的结构。这种运营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引发了投资过剩和供大于求的问题，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注：转引自小关哲哉：《“亚洲型资本主义”解体后日本的复兴取决于政治领导能力》， 日本《时事解说》1997年12月19日。）
2.金融市场的运营
在资源配置中，金融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适应政府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方式，日本的金融市场的运营也有其特点。其一，与无情的金融市场取代银行成为美国公司资金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不同，日本的银行仍旧是“提供资金的中心”。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银行的全部贷款总额仅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而日本则达150%； 美国债券市场融资总额相当于它的年度总产值的110%， 而日本则仅为75%。其二，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大量证券、着重投资回报的大型共同基金和年金计划的兴起，给经理人员在实现利润方面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在日本，企业3／4的股权是“有关系的投资者”持有的，其中包括与公司有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同属一个商业集团的其他公司和本公司的经理及创办人。这种持股人看重的则是公司的长期扩大，而不是短期利润。同时，这种交叉持股使真正的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软化；它与优先融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日本出现资金配置不当和“泡沫经济”绝非偶然。
3.企业体制
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的股份公司采用主办银行制度，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参股大企业，因此，金融机构等法人投资者在日本大企业中的持股比例很大。194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时，上市公司70%的股票为个人投资者所有。但从60年代后期开始，法人股东相互持股的倾向迅速发展。到1995年底，金融机构等法人的持股比例已占70%，而外国投资者占10.5%，国内个人投资者仅占19.5%。法人股东一般都派出董事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一般个人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则极为微弱。与此同时，日本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而大藏省作为担负财政、金融宏观调控的政府机构，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它拥有包括制定金融政策、监督各类银行、甚至调整银行利率等方面的职能。政府除了可以通过“政府系金融机关”（注：它由两行十库组成。其中，两行为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十库包括国民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等。）直接控制银行资金的供应外，还可通过制定利率和进行行政干预等手段实行“倾斜金融”的政策，左右资金的配置。这样，国家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这种特殊关系，严格控制了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发展方向。所谓“官民一体”的经济运营结构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此外，在公司内部，由于代表董事与金融机构相互配合，他们的权力过度膨胀（他们往往组成“常委员”控制公司大权），甚至公司的董事和监事也由他们事先选定，从而使公司缺乏有效的监督；加之广泛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和论资排辈制度，这就使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僵化。而以上种种因素必然抑制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很显然，日本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在许多方面抑制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在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这一体制本应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国际化而得到调整，然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日本实际上错过了这一机会。这主要表现在：
1.长期推行赤字财政政策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削减财政赤字，实行平衡预算。自80年代以来，“重建财政”确实是日本的一个频繁见诸报端的重要话题。政府也曾一度停止发行赤字国债，（注：日本于1991年度曾停止赤字国债的发行。）降低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甚至在1991年宣布实现了重建财政的目标。然而，自1992年度开始，国债发行额再度呈上升之势；从1994年度起则又重新开始发行赤字国债；到1995年，日本的普通国债余额已达218.74万亿日元。（注：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97年第4期，第4页。）1995年11月，当时的大藏大臣武村正义公开承认日本财政已陷入危机，被舆论界称之为“财政危机宣言”。1996年度，政府预定新发行的国债为21.03万亿日元，其中赤字国债近12 万亿日元，国家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已由1990年度的10.6%上升到1996年度的28%。而当年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分别为：美国10.3%、德国13.3%、法国17.8%、英国（为1994年财政年度数字）17.9%。（注：日本《日本瞭望》1996年第5期，第7页。）从1990年末到1996年末，日本的普通国债余额由164.03万亿日元增加到239.27万亿日元。（注：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97年第4期， 统计篇，第4页。）到1997年3月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计的长期债务余额约达445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96年GDP的88%。（注：日本1997年经济白皮书，转引自日本《经济学家》1997年8月4日刊，第162页。 ）据经合组织公布的资料，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已成为仅次于意大利的政府高债务国家。
实际上，自70年代两次石油涨价的冲击以来，日本经济已陷入危机，在如何摆脱危机的政策选择中，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一直占主导地位。经济学界和政府当局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是否平衡没有实质意义；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即使是负债的政府也应继续为刺激经济提供需求；认为只要发行的是建设国债（而不是赤字国债）就不会导致财政危机，因为这种国债所形成的相应资产可与负债相抵。正因如此，当日本在“赶超”时期的后发效应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降低时，政府却仍然力图通过扩大公共开支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从而使财政规模一直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1973～1990年，日本的实际GNP 的年均增长率由9.7%降至4.3%，而同期内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却高达10.5%；1991～1997年，日本实际GNP的年均增长率为1.8%，而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则达3.1%。 （注：根据日本大藏省编发的《财政金融统计月报》1997年第5期第44页的资料计算。）
2.实行保持长期利率超低水平的刺激泡沫经济的金融政策
如上所述，日本实行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僵化、封闭的金融体制，金融机构听命于大藏省，缺乏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虽采取了某些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措施，但进展不大。在政府限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调整范围（主要是限定利率的调整上限）的情况下，日本长期实行超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扶植国家确定的重点产业。这就必然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而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为了刺激不景气的经济，利率进一步下降，官方规定的利率几近为零。（注：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的官定利率已降至0.25%的低水平。）这时，利率实际上已失去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一方面，人们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投资的积极性受挫。另一方面，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机构本身的形势严峻，对放贷持谨慎态度，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深受信贷紧缩之苦，一些公司被迫向短期贷款放贷者支付高达25%的实际利息。在此情况下，经济日趋恶化，企业纷纷破产，银行的不良债权不断扩大。据日本大藏省1998年1月12 日公布的数字，日本银行不良债权的金额达76.708万亿日元，约为按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会的标准核定的不良债权金额21.73万亿日元（1997年9月核定）的3.5倍，约占总贷款金额624万亿日元的12%。（注：见日本《东京新闻》1998年1月13日的报道。）
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全面衰退。为了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日本政府虽然也陆续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已难以奏效。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没有及时从供给方面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如减税、经济结构调整等），结果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到1998年，日本已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据日本帝国资料库1999 年1月19日宣布的资料，与上年相比，1998年倒闭企业数达19171 起（增加17.1%），仅次于1984年；负债总额达14.3812万亿日元（增加2.6%），创战后历史最高记录。日本已深陷体制性的经济危机，如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其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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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发达国家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都可能在某些方面有其特点或优点。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较为适应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两大趋势。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一国的经济发展能否获得强劲的推动力，除国内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拓国际市场和合理利用世界范围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的能力。而拥有一个灵活、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恰恰有利于国际市场的开拓，有利于提高利用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至于科技进步，灵活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推动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哈耶克早在40年代就已指出的：技术进步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被人们有意识地调节和集中管理的结果；因此，只有竞争制度才能提供为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集中的计划管理恰恰阻碍技术进步。（注：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第4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总之，在当今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适应于现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灵活和具有竞争性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和健康的发展，也不可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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