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对战略管理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管理论文,意义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84X(2011)03-0396-07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打破理性行动者模型，建立异于效率机制的合法性机制，通过对规则、规范以及认知要素的强调，导致对战略管理理论的主导逻辑和范式的重大修正。制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有学者认为社会学的本质就是一门“关于制度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MEYER等将社会学中制度理论应用于组织研究，形成“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理论根植于社会学，在强调规则、规范和认知要素的同时，放松“市场同质”和“完全理性”等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其独特的解释逻辑对组织管理特别是战略管理的实践与理论发展具有较大影响。本文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的内在联系，旨在探索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包括战略管理新思维和新范式；对过去30多年有关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厘清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对战略管理理论影响的内在逻辑；并通过引入管理认知的制度观点，整合制度基础观与管理认知观，探讨战略管理基于新制度主义构新范式；进而探讨在中国情景下，新制度主义理论如何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1 战略管理新思维：主导逻辑的超越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打破理性行动者模型，建立异于效率机制的合法性机制，对当代战略管理理论的主导逻辑进行较大的修正。具体来说，其新思维体现在揭示合法性机制、组织场域与制度化过程对组织的影响。
1.1合法性机制
长期以来，组织作为理性的系统，被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社会工具，与其所处环境有严格的边界，组织运行有赖于事先严格的计划与有效的执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用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效率机制在组织研究领域中盛行，即所观察到的组织现象是组织追求利益和效率的结果。在这种完全理性和效率机制主导逻辑下，产业结构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成为主流的战略管理理论，认为是行业竞争和企业特有的资源与能力决定企业的战略行为，进而影响到企业绩效。
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理论继承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市场同质”的假设，在强调技术因素的同时，忽略对规则、社会价值等环境中制度因素的关注。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把组织环境中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明显地区分开来，将组织环境划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指那些具有完善的规则和要求为特征的环境，包括法律、规章和规则等被强制性执行的正式制度因素和规范、文化和伦理等被“广为接受”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和技术环境强调企业的技术要求、资源流和信息流不同，制度环境强调文化因素及其来源(如符号、认知系统、共同信念等)对组织的影响。
在制度因素的作用下，企业不再是完全理性的，其行为也不再完全由效率机制决定。MEYER等认为，制度环境中的组织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而是处于复杂环境系统中的一个有机构成，在本质上反映社会建构的现实。作为一种位于“可理解的、有意义的世界”中的行动主体，组织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组织的行为因此并非仅为效率目的所驱使，还会受到诸如群体政治力量、社会规则、利益相关者等制度环境中制度力量的驱使。为迎合这些制度力量的要求，组织在现实社会中必须追求行为的合法性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将这种有异于效率机制的、组织行为迎合制度力量的机制称为组织行为的“合法性机制”。所谓合法性机制是指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观念因素，诱使或者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
对承担战略决策者角色的高层管理者而言，组织行为的合法性机制表现在：企业行为需要积极寻求社会力量(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同，积极适应和遵循管制、规范和认知等社会习惯与传统，进而展开行动，表现出企业战略行为对制度因素的依从性、习惯性和权宜性，从社会的标准体系、价值体系、信仰体系来看，组织的战略行为是可取的、正当的和恰当的。
合法性机制是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对战略管理理论发展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它打破战略管理理论视企业为单纯追求效率的经济体假设，将企业视为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强调企业的战略行为在追求效率之外，对社会管制、规范和认知等社会价值和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行为规范的遵从和适应。从效率机制到合法性机制，促进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主导逻辑的发展。
1.2组织场域与制度化
组织合法性机制决定“组织场域”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组织合法性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的评判，组织必须对组织内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评判标准或者模式保持一致，才能获得组织合法性。组织的这些内部、外部利益相关者及其评判标准形成一个类似磁场之类的东西对组织施加影响，构成组织所赖以生存的“组织场域”。
组织场域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影响着场域中的组织，使得场域中的社会信念和认知，形成一种社会秩序或模式，显示出场域内成员必须接受的特征，并逐渐成为场域中组织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方式。DIMAGGIO等将场域的这种强大的力量称为“制度化”力量，即场域中的一个制度被“广为接受”，成为社会事实后，就会转化成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迫使场域中其他组织采纳和接受。制度化的方式包括强制输入(通过权威和权力的力量强制组织接受)、授权机制(组织主动寻求授权机构的注意和许可)、诱致机制(通过提供激励来诱致组织遵守)、自致机制(组织有意识的选择更加合法的模式)、铭记机制(组织结构和行为受到组织历史与记忆的影响)和要素整合机制(组织将有代表性的环境要素纳入组织结构中)，通过这些方式，场域中的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强制渗入组织内部，组织也通过对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吸收和遵从，最大化其合法性，进而接近并获得合法性资源和生存能力。
组织场域与制度化，强调场域中组织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场域对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的强制性作用。场域中“组织合法性”是场域中组织生存的动力和追求，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竞争性关系，更重要的是为政治权力、制度合法性而竞争，以获得企业社会和经济的正当性，这涉及社会价值观、社会规范等认知层面。
对承担战略决策者角色的高层管理者而言，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启示还在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是“组织场域”，而非单个企业，强调场域中组织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场域对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的强制性作用。
综上所述，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和丰富战略管理理论：①打破战略管理视组织为单纯经济体、理性系统的假定，视组织为复杂环境系统中的有机构成，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是有限理性的系统；②揭示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强调社会化的管制、规范和认知等非经济性因素对企业行为的作用；③迫于环境中制度因素的压力，企业行为往往遵从合法性机制，即企业行为表现出对制度环境中“广为接受”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吸收和遵从，进而获得合法性资源和企业生存能力；④组织场域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分析单位，组织场域由企业利益相关者及利益相关者的评判标准所组成，场域依据企业制定和维护环境规范的程度来对场域中的企业进行评判，场域中企业的生存依赖于其获取“合法性”程度的高低。新制度主义理论对战略管理主导逻辑的发展，见表1。
2 战略管理新范式：制度基础观与管理认知观的整合
组织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融合，直接促使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者的研究角度从“站在整合社会的角度看组织”转换为“站在组织管理者的角度看社会”，研究制度是何时，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战略选择，进而提出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的战略观，强调制度环境因素在组织战略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在战略管理理论，特别是组织变革和企业国际化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得出更具实际操性的结论。
但这些研究仍然将组织视为“黑箱”，对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的行为进行表面剖析，避开对内部机理的探讨。制度环境的哪些方面会影响企业战略的变化、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战略变化，即明确制度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机制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NORTH曾指出，学者需要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出发，在有限理性思想的基础上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并依此对制度研究做出新的解释。本研究在NORTH的提示下，试图将制度基础观与管理认知观进行整合，提出管理认知的制度特性及其在制度与战略选择中的中介作用，明确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战略行为的机制，拟进一步揭开企业“黑箱”，丰富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理论。
2.1制度基础观
PENG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制度、组织与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构建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形成“制度环境-企业战略选择-企业绩效”的战略管理范式。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将制度因素看作企业战略选择的背景因素：企业战略选择不仅是由行业状况和企业特定资源等技术环境所决定的，还是对高层管理者面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反应。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关注制度和组织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战略选择正是这种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见图1。
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强调制度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来自2个方面：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正式制度约束包括国家及行业的法律、规章和规则对企业战略行为的约束；非正式制度包括社会化的规范、文化和伦理对企业战略行为的约束。制度理论提醒企业的利益是在制度上定义和塑造的，管理人员和企业正是在制度约束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进而做出战略选择。
2.2管理认知的制度特性
一直以来，管理认知都被认为是一组知识的集合和企业家的心智模式，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组织学习决定管理认知形成和变迁的基础。合法性机制为管理认知的研究提供了社会学基础。当企业的战略决策考虑到需要获得组织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承认、支持和服从，进而使组织价值观、信念等和组织内外利益相关者的评判标准或模式保持一致时，社会规范的、管制的和认知的因素成为规范组织认知的重要因素，能够通过塑造和改变组织的认知模式来诱使或者迫使组织采纳或实行某种战略行为。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笔者认为管理认知作为一种内化的信念体系，是社会规范、管制和认知等因素内化的结果。即组织场域内企业出于对合法性的追求，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受到场域中制度力量制度化压力的影响，场域中的制度因素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形成和变迁的基础。本研究将管理认知的这个特点称为“管理认知的制度特性”，以示与传统知识观点的管理认知以区别。根据文献[5，28，11，29]等的思想进行整理，管理认知的制度特性见图2。
图1 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
图2 管理认知的制度特性
制度是由相互联系但又各不相同的各个要素(尤其是规则、信念和规范)构成的复合体，存在于组织场域中。这些制度要素对高层管理者来说是外生的，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在这个意义上，制度要素给高层管理者的行为提供认知、协调、规范、信息等方面的微观基础。它们促使、引导、激励人们按照特定的方式、思维行事，所以，对于企业高层管理者来说，不仅需要适当的信息、一定的知识和预见其他组织行为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还要寻求内部和外部的规范合法性、管制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有限理性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会根据他们拥有的个人信息、知识和先天偏好，将组织场域中的规范、管制和认知等制度要素内化成企业的管理认知模式，体现在企业的偏好与自我认识中，构成企业有关预期行为、规范行为和社会同行认同的共有信念。
2.3 制度基础观与管理认知观的整合
本研究在NORTH的提示下，从管理认知的制度特性逻辑出发，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角度整合制度基础观与管理认知观，提出制度环境、管理认知与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分析框架。明确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战略行为的内在机制，拟进一步揭开企业“黑箱”。制度环境、管理认知与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分析框架见图3。
图3 制度环境、管理认知与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分析框架
(1)2个核心前提 秉承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环境、管理认知与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分析框架的建立基于2个核心前提：①高层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具体来说，强调高层管理者不能对外部环境有完全信息，凭借管理认知来搜寻信息和解释信息。②企业行为对组织合法性的追求。组织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迫于组织场域中制度因素的压力，企业行为往往遵循合法性机制，表现出对社会管制、社会规范和社会认知的吸收和遵从。
(2)管理认知的中介作用 高层管理者有限理性特性决定企业高层管理者依据其管理认知来关注和解释环境特征(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并根据对环境的解释来构建战略问题和安排战略日程，依据管理认知模式中的因果逻辑来做出战略选择，因此，是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认知决定企业的战略行为，而不是企业的环境特征直接决定企业的战略行为，管理认知在环境和企业战略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此外，组织行为对组织合法性的追求决定管理认知所具备的制度特性，出于合法性考虑，环境中制度因素通过合法性奖惩机制的力量和偏好塑造的力量，塑造和改变着企业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模式，进而决定企业在制度环境中的战略选择。由此，本研究认为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战略行为的机制在于：制度因素不仅是企业战略选择的背景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内化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模式，进而作用于企业的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制度环境、管理认知与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分析框架在制度基础观(制度因素-企业战略行为)基础上，导入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并以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为中介。其意义：放松制度基础观“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利益”的经济学假设，重点揭示制度因素作用于企业战略行为的内在机制，突出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的中介作用。其要点：①管理认知具有制度特性，在制度化压力下，组织场域中的规范、管制和认知等制度要素内化成企业的管理认知模式；②企业战略行为受到制度化的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的影响，管理认知构成企业偏好以及有关预期行为、规范行为和社会同行认同的共有信念，进而影响企业战略行为。
3 研究展望：理论启示与中国情景
3.1 理论启示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被企业战略管理学者所采纳，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本文系统分析这一内容，厘清组织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主导逻辑及战略管理范式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新的发展，得出以下理论启示。
(1)战略管理新思维 对战略管理者来讲，企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是有限理性的，它不仅受技术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为获得合法性资源和组织生存，组织结构与组织行为偏离效率机制，遵循合法性机制来适应和应对制度环境。此时，组织场域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分析单位，场域中企业的资源获取与生存依赖于其获取“合法性”程度的高低。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打破理性行动者模型，建立异于效率机制的合法性机制，对当代战略管理理论的主导逻辑和范式进行较大的修正。合法性机制是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对战略管理理论发展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它打破战略管理理论视企业为单纯追求效率的经济体假设，将企业视为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强调企业的战略行为在追求效率之外，对社会管制、规范和认知等社会价值和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行为规范地遵从和适应。战略管理分析单位界定在组织场域层面，强调场域中组织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场域对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的强制性作用。场域中“组织合法性”是场域中组织生存的动力和追求，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竞争性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政治权力、制度合法性而竞争，以获得企业社会和经济的正当性，这涉及社会价值观、社会规范等认知层面。
(2)战略管理新范式 制度因素是企业战略选择的决定因素：战略选择不仅取决于行业状况和企业特定资源，而且取决于高层管理者面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因素，这个过程受到管理认知影响。
组织的制度环境可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战略选择受到制度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高层管理者和企业在制度约束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做出战略选择。对高层管理者来说，组织合法性是战略行为的目的之一，要采用积极的有效的战略来主动获取组织合法性，争取主动控制和改变组织制度环境，进而获得竞争优势和企业生存。对于企业战略选择来说，企业不仅需要适当的信息、一定的知识和预见其他组织行为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需要寻求内部和外部的规范合法性、管制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有限理性的高层管理者将组织场域中的规范、管制和认知等制度因素内化成企业的管理认知模式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因此，制度因素不仅是企业战略选择的背景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内化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模式，进而作用于企业的战略选择。
3.2 中国情景
应该认识到新制度主义学派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特别是在我国新兴经济和转型期背景下。这需要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站在中国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的历史使命上进一步深化战略管理和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1)制度背景：转型期中国企业行为的制度基础与制度差异 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具有普适性和权变性。管理理论需要导入情景，考虑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在转型期背景下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须注意到中国企业行为的制度基础与制度差异。
中国企业行为的制度基础：一个理论流派成功发展的标志是它的解释范围和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周雪光认为，在新制度主义理论本身拓展之外，应扩大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解释范围和应用领域，其中包含探索和解释转型期背景下我国企业行为的制度根源。例如，战略联盟决策、创业战略决策、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企业横纵向整合战略决策等企业行为的制度根源。以企业横纵向整合为例，现有研究大都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但YOUNG、MEYE R等认为，中国企业实施横纵向整合战略受到制度的约束：中国现行的分权的经济体制，地方政府掌握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权，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官员任命和考核制度引发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的政治行为，这样就严重阻碍中国企业实施横纵向整合战略。鉴于此，从制度根源来探索我国企业行为，不仅可以更好地从理论上解释企业现实，而且有助于从根源上影响或改变企业行为，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行为的制度差异：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中国企业对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中的制度差异。企业如何在制度变迁时做出战略选择？特别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制度背景下和国际化过程中面临制度差异时，当本土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它不仅会遇到技术、市场竞争等挑战，而且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组织合法性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管制层面、社会规范层面和认知层面差异对企业国际化有巨大影响。从新制度主义理论看，东西方的差异并非仅仅停留在诸如法律、政府功能、非政府组织等表面，而且更多存在于社会公众的认知等深层。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必须认识到这种由制度器具表层到认知深层的差异，才可能有预见性地避免某些障碍，取得成绩。这需要我国的学者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2)高层管理者认知：明确“制度-战略行为”的内在逻辑 PENG提出制度基础观，认为企业战略选择是对高层管理者面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因素的反应。然而，制度环境的哪些方面会影响企业战略的变化、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战略变化？仍然是学术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要求学者进一步放松制度基础观中行动者具有普遍相同的认知和偏好的古典经济学假设，从有限理性出发，探讨具有有限理性和不同心智模式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决策和组织能力的影响，进而探讨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特别地，从社会学基础出发来探讨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的制度背景与制度根源，阐明制度对企业战略行为作用的内在机制与动态系统，进一步揭开企业“黑箱”，从而解决战略管理中“制度环境的哪些方面会影响企业战略的变化、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战略变化”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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