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慧琴[1]2001年在《关于现阶段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分析探讨现阶段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实践考察的基础上，从文字、语音、语词、语法等四个方面，分析现阶段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通过丰富的材料，从社会语言文字的不规范现象、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滞后及教育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等叁个方面，分析并揭示学校存在不规范现象的原因；第叁部分多角度地探讨规范化工作的策略，综合归纳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实施建议，阐明了研究本论题的主要目的在于正本清源，促进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展开，进而带动并推进全社会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
杨茂荣[2]2002年在《论语言文字规范化》文中研究表明只要有人类交际的需要，就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必要。语言文字规范化既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维护、调整、修订并不断更新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文字规范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要通过规范化，不断优化原有的语言文字规范，不断建立新的语言文字规范，以促进民族共同语向着更准确、更精密、更现代的方向发展。 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对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就十分看重，历代的中央政权也都相当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在社会语文生活日趋活跃的今天，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必须要适应变化的现实，紧跟信息化步伐，加强对各种语言变异现象的动态监测和科学研究，本着随俗雅化、不断优化、有利于语言文字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原则，采取灵活务实的规范策略和措施，确保语言文字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信息时代是标准化的时代，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中心任务。为适应信息时代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更高水平的要求，必须及时制定和完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加强语言文字社会应用和机器应用的规范化工作，使面向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许念一[3]2015年在《中国汉字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汉字规划视为汉语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因此上述观点不仅反映了汉字和汉语的密切关系,也维护了汉语规划研究的完整性。然而,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汉字问题,我们也应从汉字的自身特点出发,重视并强调汉字规划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发挥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汉字规划研究”作为论文选题,集中解答了以下五方面问题。(1)为何要开展专门性的汉字规划研究?汉字规划的属性和定义是什么?(2)中国汉字规划经历了怎样的古今演变?(3)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汉字规划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4)中国汉字规划的主要范畴是什么?其划分依据和理论内涵又是什么?(5)当前的中国汉字规划问题有哪些?我们应如何有效应对?虽然汉字规划对汉语规划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但其独立性也十分显着。换言之,汉字规划兼具依附性和独立性两重属性。这一观点可由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来证实。我们认为,国家认同、社会交往、教育启蒙和文化传播是汉字规划的主要社会功能。一方面,由于汉字规划在国家认同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方面是汉语规划的有益补充,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汉语规划而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形体表意性和文化传承性赋予了汉字规划超越汉语规划的特殊功能优势——教育启蒙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因此汉字规划的独立性也十分鲜明。据此,我们应在承认汉字规划依附性的基础上,强调和重视汉字规划的相对独立性,并将汉字规划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加以界定。所谓汉字规划,是指政府、社团、学者或个人通过颁行汉字政策、制定汉字法律、编写汉字规范等方式,对汉字的政治地位、本体要素(主要包括汉字的字形、字音、字量、字序等)、社会使用、国内教育和海外传播等方面所进行的前瞻性的动态引导与调节,旨在妥善解决与汉字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使汉字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从古到今,中国汉字规划先后经历了启蒙与成长、变革与探索、改革与稳进等阶段。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中国汉字规划不仅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指导体系,实践范围也不断扩大,全面涵盖了汉字地位、汉字字形、汉字字音、汉字字量、汉字字序、汉字典籍、社会用字、汉字教育、汉字传播和汉字社会活动等规划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规划特点如下：启蒙时期(先秦时期)的汉字规划内容简单、形式原始；成长时期(秦代-清代)的汉字规划注重汉字统一,服务于专制统治；变革与探索时期(民国时期)的汉字规划注重汉字改良,突出汉字普及；改革与稳进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汉字规划注重宏观引导,强调汉字规范。除中国大陆外,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汉字规划经验,也值得探讨与学习。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双文政策和繁简由之,台湾地区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繁体为正和简体为用,日本的规划经验表现为分门别类和注重应用,韩国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教育为先和韩汉并用,新加坡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全面简化和数位教学,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顺时简化和简化推广。中国汉字规划具有政治范畴、社会范畴、教育范畴和传播范畴四个主要范畴。四大范畴的划分依据为：第一,避免了类型划分的弊端；第二,与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相互照应,突出了本文的理论主线；第叁,有助于揭示中国汉字规划的本质与规律。四大范畴的理论内涵为：政治范畴是指汉字的政治地位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显隐之辨、民国时期的存废之争和新中国时期的文字平等为代表；社会范畴是指汉字的社会使用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统一、民国时期的汉字改良和新中国时期的汉字标准制定为代表；教育范畴是指汉字的国内教育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强权、民国以后的汉字启蒙和近年来的汉字能力建设为代表；传播范畴是指汉字的海外传播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字教学和2000年以后的汉字推广为代表。当前的汉字规划问题可以分为四类：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传播问题。其中,政治问题包括字母词的地位界定和汉字国际地位规划,社会问题包括繁体字的境内使用、地名用字规范、人名用字规范、网络用字管理和汉字信息产业建设,教育问题包括汉字教育安全维护和汉字书写能力提升,传播问题包括简化字的境外推广和对外汉字传播探索。我们建议：在开展字母词地位界定时,应明确字母词的性质,区分字母词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地位。在开展汉字国际地位规划时,应避免文字霸权主义,积极应对大国文字的挑战,以获取国际话语权为规划核心。在开展繁体字的境内使用规划时,应理清简繁字关系,巩固简化字的社会通用地位,制定专门性的“繁体字表”,开展多种类型的繁体字活动。在开展地名用字规划时,应将规范观与实用观相结合,地名选字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政府、公众、企业利益相结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在开展人名用字规划时,应吸取他国的规划经验,开展人名用字动态监测,完善人名用字法规建设,研制推荐性人名用字表。在开展网络用字管理时,应认清网络新字的作用与性质,对其使用范围加以限制。在开展汉字信息产业建设时,应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汉字信息法律建设,注重汉字信息行业升级。在维护国内汉字教育安全时,应提高汉字教育安全意识,重视各阶段的汉字教育,合理部署外文教育战略。在提升全民汉字书写能力时,应正视“提笔忘字”问题,加强汉字书写教育,勿忘汉字文化之根。在完善简化字的境外推广时,应摒弃简繁对立的错误观念,发挥简化字固有的形体优势,增加简化字文化介绍。在开展对外汉字传播规划时,应增强宏观政策引导,构建对外汉字传播模式,开辟汉字文化走廊。
贾俊玲[4]2012年在《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综合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它是构成人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人整体素质的形成、发展具有内在的促进作用。但是现今的高校毕业生在面试求职时普遍表现出临场心理紧张，不能准确、得体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简历和求职信的格式书写不正确，内容方面词汇贫乏，表达上辞不达意，形式上错别字多、标点滥用现象频繁。此外，大学生平时的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方言，语言规范意识淡薄，语言基础知识和常用的应用文体写作知识匮乏等现象不但在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就连师范院校部分文科专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这普遍反映出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偏低。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哪些有效对策？本文以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和讨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缘起，梳理、评述了语言文字规范的相关研究，说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第二章是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现状。首先，考察了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问题。此考察以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的实际调查材料为依据，为保证收集到的语料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在收集语料时尽量使语料具有广泛性和典型性，为此我们以不同层次、性质的高等院校不同专业大学生的论文为对象进行了考察。尽管如此，我们收集到的语料只是对大学生论文中语言现象的一种考察，它还不能更全面地代表所有大学生语言运用的整体水平，为此我们又从《语法修辞讲话》及其习题、《现代汉语语误》、《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中选取了15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对高职高专院校和普通高等师范院校部分专业总共400名大学生进行了语言基础知识的考察。其次，对大学生的文字运用、标点、摘要、注释、参考文献的不规范现象也进行了考察。第叁章是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成因分析。首先，对大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现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在分析时运用的是问卷调查法。调查的结果发现语言教育之外的干扰因素和语言教育本身的失误是形成大学生语言能力偏低现象的主要原因。前者主要表现为英语对汉语的冲击以及社会语言环境（如广告用语、网络语言、媒体语言、街头用字等现象）对大学生的语言规范意识有着潜移默化地影响；后者主要表现为高校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材的使用、教学方式和教学考评机制尚需改革完善的一些方面。其次，大学生出现文字运用、标点、摘要、注释、参考文献的不规范现象主要是由大学生的心理因素、意识态度、汉字信息处理系统、语言规范知识的掌握、平时的训练、应用能力情况所决定的。第四章是大学生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对策研究。这一章是在第二章、第叁章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提出的策略。具体包括针对语言教育之外的干扰因素和语言教育本身的失误两方面的措施。为使提出的措施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能对大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论文在研究中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对相关资料、文献进行了梳理，并运用问卷调查法将所得的数据用SPSS17.0软件行了分析、处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问题的成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保证对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的综合考察做到客观、全面。这种研究方法将行文内容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使研究的结论更科学、客观，这也是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点。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只是生活中语言不规范现象的一个方面，它反映出大学生的语文素质和语言运用能力。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为大学生在生活、交际中准确表达、在今后的就业、工作中增强自身实力做准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母语教育水平乃至现阶段公民素质的提高。
张素玲[5]2008年在《新时期以来的新词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以来新词语的专论和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成为词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或者对新出现的词条进行及时的收集和整理,或者对新词语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和探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论着明显增多,质量有所提高。经过研究者们将近30年的努力,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由浅入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笔者收集整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新词语的研究论文和专着、报纸等资料,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按新词语研究的发展程度将其划分为叁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新词语研究的初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新词语研究的繁荣发展、21世纪以来新词语研究的创新发展。在行文过程中力争将本阶段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对其不足及发展前景做了总结和归纳,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将研究的发展变化与本人的观点分析相结合,以期对新词语研究提供一点参考。笔者认为,新词语研究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范式”,目前新词语研究可以说处于瓶颈时期,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建立一种“新范式”,笔者在结语部分从要在整体上把握新词语研究,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四个方面对“新范式”的建立进行了论述。
王韬[6]2007年在《成都市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状况调查》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工作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全国各大中城市作为对外交流和合作最频繁的平台，其语言文字的应用状况及其规范备受关注。成都作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极具影响力，其公共场所的语言文字应用不仅对公众有极大的引导作用，其规范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成都的城市形象。因此，对成都市公共场所的语言文字应用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成都市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状况的实地调查，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语言文字应用中不规范现象的特点及规律，探索其成因，以期引起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针对这些现象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办法，使成都市的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工作向前推进。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绪论部分整理了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明确了调查的目的和意义，确定了调查对象、范围和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从汉语用字、用词、语法、修辞以及汉英对照五个方面全面反映了成都市语言文字应用的现状。第叁部分从语言文字使用者的主观方面和规范标准等客观方面，分析了成都市语言文字应用状况的原因。第四部分从原因出发，提出了解决成都市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问题的一些对策和思考。
蓝翠柳[7]2011年在《少数民族地区校本课程规范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少数民族地区校本课程规范化问题”为研究内容,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校本课程不规范的原因,并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学校和国家的层面,就校本课程的规范化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对策。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校本课程教学实践不规范的现象,主要体现在课程设计方面、教学方面和师资力量方面。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和调查,笔者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校本课程不规范的原因。首先,课程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学校课程领导能力和课程开发能力不足,且缺乏有效地课程组织管理体系和经费保障；其次,教学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课程质量管理体系保障性不足,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设计不合理、简单化；最后,师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学校对本校教师的资源分析不到位,教师结构欠缺合理性,同时,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较低。校本课程的规范化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因此,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对少数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必须规范化提出了一些对策和思考。首先,在学校层面上,一是学校要加强学校要加强课程组织管理,提升学校课程领导能力；建立校内、校外资源邮寄互补的资源开发体系,提高课程资源开发能力；建立科学的课程组织管理体制,在课程类型上,实行选修课和必修课相结合的课程管理体系,实行弹性化课时制度；同时,保障课程教学的经费支出。二是在教学方面,完善教学设施,促进教学多元化和规范化,具体如下：设计规范化的教学目标和多元化的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使用规范化的教学材料,合理使用教具、改善教学材料的组织顺序、组织教材编写,改善教学评价方式,形成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同时,建立本校师资与外校专家和文化传承人联合教学的教学模式,改善教学管理,建立校本课程档案库,规范化课堂管理。叁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校本课程教师培训机制,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同时,引进教师奖励机制,对优秀教师进行奖励,疏通教学科研渠道,并根据学校情况适当引进教师。其次,在国家层面上,一是树立校本课程规范化意识,加强课程规范化管理力度；二是制定相关政策,将校本课程规范化纳入国家政策范畴；叁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王渊博[8]2015年在《双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双语教育的指导文件和相关政策,然而,政策所能发挥效果的好坏、所能释放效力的强弱也与政策的执行过程密切相关。基于我国教育的层级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本研究从国家、省、盟、旗(县)到学校的各个层面对双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分析探究。本研究主要基于公共政策学和社会建构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双语教育政策所内隐的价值,探讨了双语教育政策执行效能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提出了促进双语教育政策效能提升的路径,以期使政策的执行效果达到最大化,从而为我国各级政府提供可资借鉴的双语教育政策执行模式。这不仅对完善我国双语教育理论、完善双语教育制度有积极的启发作用,也为推进我国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论文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梳理了内蒙古自治区建国以来的双语教育政策文本,并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双语教育政策在制定时的应然价值判断。其次,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双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要行动者,以及目标群体的相关情况。再次,以锡林郭勒盟、旗(县)主管教育的管理人员、多所中小学的管理者、教师以及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双语教育政策的执行现状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主要采用了文献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等方法；针对调查数据,具体采用了多个案分析法、质性数据的分类、编码方法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通过研究得出：内蒙古自治区的双语教育在开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双语教育的政策协同性得到增强,等等。同样,双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在自治区层面,双语教育政策保障机制不完善,双语教育政策监督机制不完善,行政人员问题解决能力差,政策工具单一等；第二,在盟市与县级层面,“双语型”教师培训政策的执行过程出现偏差,且监督机制和反馈机制不完善,教师对政府执行力存在不信任,等等；第叁,在学校层面,教师参与培训政策执行的保障措施不足,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机会较少。接着,对上述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不同参与群体的利益博弈；第二,国家教育治理模式单一；第叁,双语教育政策执行资源的限制；第四,双语教育政策内容本身的限制性因素。最后,提出了双语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途径：第一,明确双语教育概念和政策价值取向；第二,完善双语教育工作组织机构和服务型职能；第叁,提高双语教育决策者的教育治理能力；第四,完善双语教育政策的执行机制。结论部分,笔者重点分析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存在的不足,并对后续的相关研究作了一些积极的展望。
赵建梅[9]2011年在《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人类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如何处理好既要融入主流社会,又要保持本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两难困境,实施双语教育无疑是正确选择,新疆双语教育正是在促使民族发展及各民族团结的道路上应运而生、蓬勃向前。本研究以乌鲁木齐市T区及其所属W小学作为田野点,并通过教育事件向外辐射,试图以“解剖麻雀”的方法不断探讨与回答“什么是新疆双语教育”、“新疆双语教育现状如何?”以及“什么样的双语教育才是好的双语教育”等问题。本研究发现,新疆双语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于培养双语双文化人。因此,“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成为本篇论文的核心词贯穿始终。可以说,本论文一直在言说与表达的是在新疆为什么要培养双语双文化人以及应该如何培养的问题。本研究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在回答为什么要研究新疆双语教育、用什么方法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新疆双语教育与双语双文化人概念,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二章介绍了新疆双语教育的文化土壤,即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其所属T区的自然、社会与文化现状。第叁章是对田野点W小学双语教育现状观察后的客观描述,发现了影响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第四章对影响新疆双语教育的四个主要因素——教师、教材、生源与模式进行了一一探讨,并针对每一因素提炼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个人思考及观点。第五章在对主要影响因素探讨的基础上提炼出新疆双语教育的四条理念。其中前叁条理念围绕新疆双语教育的首要目标“培养双语双文化人”展开,第四条理念为第二目标“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全面归纳与总结,重申了“立足新疆实际,培养双语双文化人”的主题。新疆双语教育无论在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各民族团结以及国家稳定方面都承担着巨大责任,期望新疆双语教育在培养双语双文化人的目标下稳步健康发展,期望一个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新疆成为我们温暖的家园与世界文化的宝地。
韩鸿[10]2004年在《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是对当下中国非职业、大众化的民间影像生产(主要是以DV为代表的录像生产)的历史、现状、文本、功能、走向及发展对策的研究。 第一章是对影像生产的本体观照。第一节首先对本文的大众影像生产作出界定，即指个人的影视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从专业化的转为业余的，从工业化的转变为个人的，从公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转变为小众的或个人的的话语媒介。从内容上讲，大众影像是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从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从主流文化转向民间意识形态。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影像生产的工具(摄像机)、表述符号(影像)以及影像生产本身进行的本体追问。即摄像机、影像、影像生产到底是什么?它们具有什么本体上的功能属性?其大众化可能产生什么意义? 第二章主要以历史分期的方式，对近百年来的大众影像生产进行历时性的扫描，梳理在各个历史阶段上大众影像生产的发展轨迹。作者认为在20世纪的10、20年代是中国早期大众影像生产的初步发育时期，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中，批年轻的业余影人创立了中国电影生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后在救亡和内战期间，虽有零星的业余影像生产，但只是雪泥鸿爪。从1949年至1977年，中国大陆的个人影像生产发生断裂。1977年之后，中国个人的业余影像生产开始复苏。“八九”前后，中国第一批民间影人开始个人影像的业余创作。1996年以后，DV给中国个人影像生产推波助澜。2001年9月的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成为中国影像生产史上一个里程碑。此前一直潜行的民间影像得到正式命名进一步大众化，中国的影像生产开始从“中心—边缘”模式走向多极化的共存，中国的影像生产迎来了一个大众参与的时代。 第叁章文本分析，着重解读现阶段大众影像文本中表现出的彰明较着的几个特点，即影像生产的个人化、视角的底层和边缘化以及对话语权力的解构。个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人化是大众化的另一个方面。个人影像作为个人对客观存在和主体自身多样化表述的一种文本，可以折射历史时空的多种存在状态，形成对历史现实的多样化阐释，并组成历史事实的多重面向，提供一种在主流叙事之外的历史内层的个人阐释。从关注对象和关注方式来看，大众影像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平民视角，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情结与底层倾向，这是一种来自内部的观看，可以成为历史的另类书写方式和存在方式。这些对准弱势群体的大众影像作为社会良心的一种镜像，成为与社会运动互动的力量。影像生产是一个斗争的场域，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符号生产和传播体制的形态。影像生产的大众化正在滋生一种新的对抗性权力。DV作为大众化的影像书写工具，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力量。其中包括对体制内影像生产方式的反抗、对权力意识和特权阶层的反抗、对自我权利的维护、对民间意识形态的张扬与自我身份的建构。同时也将生成新的权力关系。 第四章功能分析，着重探讨影像大众生产的意义。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要件，语言文字的大众化是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初，语言文字的平民化和大众化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在从文字主导进入视觉文化主导的当代，中国影像生产的大众化与平民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进程和文化转向也将产生深刻影响，尤其在影视生产领域，对大众影像思维的启蒙、节目类型的拓展与双向传播型态的确立、影像社区与公共领域的构建、影像生产中的女性主义张扬等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章第一节首先对中国图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认为在光影、色彩、焦点透视、图像叙事等基本元素上，中国人影像思维的开发似有先天不足之嫌。在这个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如何创造视觉文化，怎样培养我们在形象符号环境中的生存力、竞争力与创造力，意义重大。影像的大众生产无疑将从根本上对国人进行一次影像思维的启蒙。第二节在有关大众影像传播方面，作者认为在传统的“播放型传播模式”与批判理念中，大众是被动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消费选择的自由或者通过颠覆性的读解来生产自己意义和快感的能动性。但是影像技术下移之后，他们可望介入符号生产领域，参与符号编码过程，打破以前影像传播的一对多的模式，形成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多元化。第叁节在有关影像社区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方面，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认为当下民间影像运动的开展类似于哈贝马斯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即可能形成与哈氏描述的早期“文学的公共领域”相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类似的“大众影像的公共领域”。通过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影像社区的传播模式，给影像专制和舆论一统的当下中国社会传导出一种多样化的声音。在新型社区关系的构建中，在边缘群体、亚文化群体及少数族群体的生存中，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将有助于沟通和对话，成为这些族群自我维权和实现社会连接的文化纽带之一。第四节认为，影像生产的大众化对女性来说也是一次新的话语机会。作者认为在摆脱了笨重的摄像(影)机的束缚和职业化生产的压力下，中国的女性影像作者的女性意识开始真正出场，这一方面是对好莱坞式的父系秩序的意识形?
参考文献：
[1]. 关于现阶段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的思考[D]. 程慧琴. 福建师范大学. 2001
[2]. 论语言文字规范化[D]. 杨茂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3]. 中国汉字规划研究[D]. 许念一. 武汉大学. 2015
[4]. 大学生论文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综合考察[D]. 贾俊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5]. 新时期以来的新词语发展研究[D]. 张素玲. 天津师范大学. 2008
[6]. 成都市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状况调查[D]. 王韬. 四川大学. 2007
[7]. 少数民族地区校本课程规范化问题研究[D]. 蓝翠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8]. 双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研究[D]. 王渊博. 中央民族大学. 2015
[9]. 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人类学研究[D]. 赵建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0]. 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D]. 韩鸿. 四川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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