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访陈祖武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研究员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陈祖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祖武 ■邹兆辰
一、研究生院的读书生活
■：陈先生，很高兴能访问您。从年岁来看，您似乎是处于老一辈学者和当今中青年学者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学者。以前也听过您的学术讲演，很有启发，但一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今天可以当面向您请教了。
●：您太客气，我们是学史、治史的同行，彼此交流，大有益处。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一般我们都是从进入史学殿堂之前的学习阶段开始谈。
●：好！那就从我的读书生活开始吧。我是1965年在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毕业后，先到昆明粮食学校教书。执教不到一年，就遭遇到“文化大革命”。我被下放到一个货场的仓库和装卸工人一起劳动，但艰苦的生活中，读书一直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
■：您在这十年动乱中仍然能够坚持读书，这是受了什么影响，与家庭影响有关系吗？
●：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少年时代起即接受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每日不可离开书本的家庭教育。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您很快就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得以进入大学任教。这时候，我给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写了信，并有幸结识了他。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在郑天挺教授的鼓励下，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从此踏进了清史研究的殿堂。作为研究生院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都是相当艰苦的，研究生院还没有独立的校舍，只能跟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住在一起。
■：那样说来当时的学习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当时的生活情况，确实是很苦的。但是大家没有因为生活清苦放弃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这些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同学都有一种“时不我待”之感，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生活虽然清苦，但当时的学术氛围确实是很好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是我们经常去读书的地方。有时为了占个位置而不得不凌晨四五点钟就爬起来去图书馆，中午就啃一个冷馒头。社科院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北京丰富的资料来源，加上得到诸多史学大师的悉心指导，使我们的学问日渐长进。在这三年的研究生院生活中，我经常以“时不我待”四个字来鞭策自己，只争朝夕，孤灯相伴，苦读清儒之作。可以说研究生院的读书生活让我受益终生，研究生院的养育深恩，我是终身难报。
■：研究生院毕业以后，您就留在了历史所工作了吗？
●：是的。1981年研究生院毕业后，就留在历史所工作了，岗位在清史研究室。这30年来，我专注于清代学术史的探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其中的《清初学术思辨录》和《中国学案史》可以说是我的主要代表作。
《清初学术思辨录》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社会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以顺治、康熙二朝学术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合众多个案研究为一体，对清初80年间的学术演进趋势、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
这本书问世以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鼓励。杨向奎先生对我的习作给予了肯定评价，认为结合清初的社会实际来谈学术思想，这是最正确的方法之一。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社会而谈社会思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与当时之社会相关。我此后的研究工作，便是遵循先师教诲，逐步推进的。
二、我的学案史研究
■：上次您到我们历史学院来作学术报告，您专门讲了您的学案史研究的情况。我看到学术界对您的《中国学案史》一书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性著作。它远溯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上起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徐世昌《清儒学案》，对于学案体史籍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做了第一次系统梳理。今天可以请您谈一谈您从事学案史研究的情况吗？
●：我进入学案史领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致力搞黄宗羲研究，就要读他的《明夷待访录》，读他的《明儒学案》。关于《明儒学案》，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追溯到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所以我去读《伊洛渊源录》，并写成《朱熹与〈伊洛渊源录〉》一文。那么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朱子的《伊洛渊源录》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谈中国学案史，首先就要追溯到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了？
●：是的。谈中国学案史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这是梁启超先生首倡，中经陈垣先生等史学大师的认同，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朱熹是与孔子后先辉映的两位大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儒学开派宗师而影响中国学术界两千多年。朱熹则以理学泰斗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并且将它导向一个崭新的天地。《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学说形成初期的一部著述。它诞生于南宋初叶，并非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伊洛渊源录》全书十四卷，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至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程氏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既立足于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又博采佛家的僧传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使记行与记言，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开启了史籍编纂的一条新路。自《伊洛渊源录》问世后，从元代到明清两代，以至民国初期的学术史编纂，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无疑也受到它的影响。
■：上次您谈到《明儒学案》的成书年代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我感到读《明儒学案》问题太多。首先一个问题，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它是在什么时候成书的呢？黄宗羲曾在序中说：书成于丙辰之后。丙辰年是康熙十五年，但把此书的成书定于康熙十五年恐怕是不对的。
黄宗羲的这部书不可能在康熙十五年完成。因为之前一年他才完成了《明文案》，不可能这么快就完成另一部书。黄宗羲的这部书，最初并不叫《明儒学案》，而是叫《蕺山学案》，这是专谈他的老师刘宗周学术的史书，大概在康熙二十年完成。北方大儒汤斌，还为该书作了序。这样，就有一个从《蕺山学案》到《明儒学案》的过程。
我提出了《明儒学案》的初始是什么的问题，但没有搞清楚，问题太多。我想弄清楚这部书最近的渊源是什么？就是直接的来源是什么？于是读他的诗文年谱，发现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很重要。
■：孙奇逢是什么人呢？他的《理学宗传》是怎样的一部书？
●：那就先说说孙奇逢这个人。孙奇逢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享年九十二岁。所以，他的一生和明清更迭的历史过程相始终。他经明清两朝的征聘而不出，所以人称孙征君，晚年号岁寒老人。他的门人如云，弟子遍及南北。晚年，于课徒授业的同时勤勉著述，以著述终老，成为清朝初年北学泰斗。他的主要著述有《理学宗传》、《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等。
《理学宗传》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始刊于康熙五年春，但是编纂的过程已经经过了三十年，并且是三易其稿。就是说，他在崇祯初年就开始结撰，那时正当他的中年时代，等到该书刊刻，已经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了。这部书共二十六卷，前十一卷主要写他所称的“宋明理学十一子”，就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煊、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另外，还有附载四人。卷十二以后已经逾出理学家的范围，主要包括汉、隋、唐、宋、元、明各代的儒者。他的编纂方针就是“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辅也。”全书总共记述了历代学者共一百七十人。
孙奇逢尽管是出自阳明学，但他并不抱残守阙。一方面肯定阳明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正视自身学派所面临的危机，试图把朱子学和阳明学合在一起，他的书要解决王阳明的儒学正统地位。在编纂体例上，他上承朱熹《伊洛渊源录》开启的路径，变通纪传体史籍中的儒林列传体裁，采取了合传记及学术资料选编于一堂的编纂形式。《理学宗传》的结撰，试图通过中国古代学术史，尤其是宋明理学史的总结，寻找儒学发展的新途径，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您怎么知道黄宗羲与孙奇逢有关系呢？
●：据黄宗羲的裔孙黄炳垕所辑《黄梨洲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生前与黄宗羲之间有过一次书札往还。康熙十二年，正值黄宗羲母亲80诞辰，孙奇逢千里寄诗一章，并将他所辑的《理学宗传》一部作为祝贺。黄宗羲在康熙十五年以后着手去作《明儒学案》，应当不排除《理学宗传》的影响。
孙奇逢有一个《日谱》，记述了他辑《理学宗传》的过程。我也读过这部《日谱》，发现南北学术交流的问题。八十年代初，先是写了《孙夏峰与黄梨洲》的读书札记，后来即以之为探讨内容，再成《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一文。
■：除了《理学宗传》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书影响到黄宗羲呢？
●：对于黄宗羲影响最大的人应该说是他的老师刘宗周，《明儒学案》的直接来源我认为当是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此书完稿于天启七年（1627），共七卷。它的编纂体例是仿照朱熹的《名臣言行录》。结构是三段式，第一段平生行履，第二段语录，第三段论断。《明儒学案》的体系和《皇明道统录》很相似，都是分三个部分，不过是将论断置于各案的卷首。所以，我揣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脱胎于《皇明道统录》，并进一步加以充实、完善：
关于《明儒学案》，我过去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大都辑入新近修订的《中国学案史》中。最近，又据读书所得再成《〈明儒学案〉发微》一文，很快会在《中国史研究》上刊出，或许可以参考。
■：您的讲座中还谈到黄宗羲的书之所以称为“学案”的问题，您是否可以再谈谈这一点？
●：为什么叫“学案”？这是我二十年来没解决的问题。
八十年代中，陈金生先生最先撰文提出定义，说了中国古代“案”和“按”两个字是相通的，“按”是判断、考察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沿着陈先生的思路写了一篇《学案试释》，提出“学案”是学术公案的意思，未必能成立。今年初，又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写了一篇《学案再释》，请参考。
■：在学案史的研究中，您除了研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外，您还在搞《清儒学案》的点校是吧？
●：《明儒学案》往下继续读还有两部重要的著作，第一部就是《宋元学案》。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的结撰以后，以耄耋之年致力于《宋元学案》的结撰，虽然因为他年事已高，没有能够完成，但他发凡起例的辛勤劳动是功不可没的。黄宗羲去世后，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父志，继续进行纂修，为《宋元学案》的成书立下不可磨灭的业绩。据我的粗略统计，在今本《宋元学案》中，载有黄百家的案语二百一十条，数量之多大大超过其父。黄氏父子先后谢世以后，所遗留下来的《宋元儒学案》稿本没有人去整理，几乎散失。到乾隆初年，幸好得到浙东学者全祖望继续对书稿续加补辑，使这部濒于失散的稿本最终得以完成。全祖望既有对宋元学术的深厚素养，又曾读过《宋元儒学案》和《明儒学案》的稿本，所以他是完成此书的最好的人选。原来叫《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全祖望把它们合二为一，成为今天的《宋元学案》。
另一本就是徐世昌主持的《清儒学案》。《清儒学案》共二百零八卷，上起明清之际的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下至清末民初的宋书升、王先谦、柯劭态，一代学林中的人物，大多网罗其间。不仅内容的丰富超过了先前诸家的学案，而且体例的严整也可以说深得黄宗羲、全祖望这样的一代大师的遗法。《清儒学案》的纂修始于民国十七年（1928），民国二十七年完成，历时十余年。这部书修纂由徐世昌主持、提供经费，并且亲自审定。具体的纂修者是夏孙桐等十人。它是继《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后又一部成功的学案体史籍。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读它，九十年代初开始点校，历时十多年，总算在今年初出版了，疏失一定很多，敬请大家指教。
■：您的《中国学案史》最初是在台湾出版的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把学案史的发展源流作了一个梳理，写成了《中国学案史》书稿。承台湾文化大学邱镇京教授错爱，把书稿送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十几年过去了，学案史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史研究中还是一个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处于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文献学的交汇点上，随着学术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它也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的注意。所以，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在2008年底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承南北学术界的朋友们错爱，据我所能见到的文字，迄今已有五位专家分别撰文，对拙著修订本进行专题批评。
三、对乾嘉学派的研究
■：我看到您的学术论著中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乾嘉学术编年》，是一个大部头的著作；还有一本《乾嘉学派研究》也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是否可以谈一谈，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您为何要投入这项研究？
●：这是一个大问题，只能粗略地谈一下。最近十多年间，乾嘉学派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若干问题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不少论著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在乾隆初叶以后，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章太炎先生所著的《馗书》中曾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原因。“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讲的是学术原因。是说经过宋明数百年演进，入清以后，理学在理论上已经枯竭，不可能再有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术要继续往前走，就只有寻求其他途径。也就是说，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去取代理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多忌”、“愚民”等等说法讲的都是明清更迭所酿成的政治原因。“多忌”指学术界所受到的政治制约而言，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高压，避忌太多，学术失去生机，万马齐喑；“愚民”是就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而言，由于愚民政策的需要，自然不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正是这学术、政治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乾嘉诸儒“治经以纾死”的局面。
我觉得章太炎先生所谈的这两方面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章先生正倡导“革命排满”，对清政权成见很深，所以他没有，或者是不愿意去考虑清中叶以后，迄于乾隆中，中国社会的由乱而治，相对稳定的情况。正是看到了章先生论证的不周密，稍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方面既承袭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去观察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社会相对稳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梁先生就此提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他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这样，梁先生便在探索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于学术、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之外，又加上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继章太炎、梁启超二位先生之后，钱穆先生和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可以说鞭辟近里，后来居上。无论是钱穆先生视宋明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为一整体，凭以揭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和“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认识规律，还是余英时先生就学术演进而首次阐发的“内在理路”学说都是领异立新，超迈前贤的，他们把问题的探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大陆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可以具体地谈一谈。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钱先生、余先生深入开拓、精进不已的同时，中国大陆以侯外庐、杨向奎诸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乾嘉学派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著业绩。
侯外庐先生论究乾嘉学派，首先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侯先生从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入手，认为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这是一个蹒跚而痛苦的过程。当历史演进到十七世纪中叶，由于明清更迭所酿成的社会动荡，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因而历史的发展遂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侯外庐先生说：“在清初的大破坏时期和康熙朝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中国历史蹒跚不前。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出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通过对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叶国情的研究，侯外庐先生得出了他观察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结论，那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以此为认识基点，侯先生进而论究十八世纪的中国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见解：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从发展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都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这里侯先生所称的“专门汉学”，就是指乾嘉学派而言的。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也附诸位先进之骥尾，专心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研究。一方面承受了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更以自己不间寒暑的文献爬梳，经过多年的思考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您谈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是不是可以再具体谈一下乾嘉学派出现的具体原因？
●：好。要说明这个问题，要先从顺、康之际的批判理学思潮谈起。顺、康之际，伴随着理学的衰微，理论思维领域逐渐酝酿起同传统的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尽一致的新思潮。这一思潮发端于明末以来的实学思潮，以朴实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试图据以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清初的这种批判理学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这种思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但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是建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上的理论形态，而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这种法古的倾向，导致了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上朴实考证经史的途径，从而也就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随着清初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发生了变化，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主要的方面，而经世的宗旨则无人响应。这样，经过清初诸儒对理学的批判，中国古代儒学并没有超越理学而大步前进，只是经过了一场如梁启超所说的“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到了乾隆中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考证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这就是清代汉学，也就是乾嘉学派。
■：我觉得您所谈的乾嘉学派形成的背景很具有说服力，既承袭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创新见解，侧重于学术发展的视野，令人信服。对于如何把握乾嘉学者的学术主流上您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
●：清代学术以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基本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色的，就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章太炎先生在《馗书》中说的“好博而尊闻”，“综形名，任裁断”，已经隐约道出了乾嘉学派朴实考经证史的为学特色。梁启超先生则将章先生的主张加以发挥，称清代学术为考证学。他认为：“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先生还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以乾嘉为全盛期，指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又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章、梁二位先生，尤其是梁先生对乾嘉学术主流的把握，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可。最近十多年间，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再沿袭章、梁二家之说，试图表彰此一时期的经世思想，重评文字狱，进而提出乾嘉时期存在一个新义理学的主张。这样一来，什么是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就成了问题。
■：那么您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呢？
●：对于今日学术界年轻朋友的学术创新精神，我是十分敬重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学术研究就无从推进。然而学术创新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如何去把握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亦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恐怕首先要解决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采用习惯的吴皖分派方法，还是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研究的方法。
在说明我自己的观点以前，我还是要把前辈学者的看法梳理一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章太炎先生、梁启超先生等前辈大师，都是以吴皖分派法来谈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三十年代中，钱穆先生从章、梁二先生忽略的地方入手，着意论究惠栋对于戴震为学的影响，提出“吴皖非分帜”的主张，这样就把研究引向了深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侯外庐先生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位先生的研究所得为起点，继续向纵深推进。一方面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诸家的思想、学术的个性和贡献，侯先生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我觉得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
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这是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1964年7月号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一场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轰然而起。
■：新时期以来，您继承了侯、杨二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意见，把他们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扬。谈谈您是怎么作的呢？
●：改革开放以后，我秉承侯、杨二位先生之教，于1992年冬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提交了《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的文章。我在文章中说道：“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出“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问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
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我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同研究所里的年轻学人合作，完成了《乾嘉学术编年》的结撰。全书上起乾隆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我们试图通过这一百年间学术史资料的长编，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至于这一思想是否得到了实现，还要请学术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
■：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乾嘉学术编年》在学术上的特点再具体地介绍一下？
●：《乾嘉学术编年》为编年体乾嘉学术史资料长编。在中国学术史上，编年体史籍虽成书甚早，然以之述学，则又较之其他体裁史书为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或可视为其发轫。之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为开山之作。《乾嘉学术编年》之结撰，即系遵循前辈师长开辟之门径而摸索向前。
■：您曾经探讨过中国社会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总结和衰微的阶段，那么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乾隆末、嘉庆初，也就是中国社会进入十九世纪门槛的时候，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了总结和衰微的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危机迭起，衰相毕露，中国学术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早在乾隆四十年代末，《四库全书》馆臣程晋芳撰《正学论》，即对风靡朝野的汉学也就是考证学提出了质疑，他批评了当时的学术界“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但宋学遭到贬斥。他说：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在乾嘉学术史上，章学诚的一生几乎与考据学的兴衰相始终。他同一时主流学派的人物，开始过从甚密，以后渐生龃龉，最后分道扬镳，成为考据学风的一位不妥协批评者。章学诚是嘉庆六年病逝的，在他去世前数年，几乎每年都要撰文抨弹一时学风。嘉庆元年，章学诚在给汪辉祖的信中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嘉庆二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稿送钱大昕，并致书阐发著述宗旨，重申：“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嘉庆五年，章学诚再撰长文论浙东学术，系统地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他的结论是：“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类似上述诸家的主张很多。足见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质疑和否定主盟学坛的考证学，已经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
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的依据，只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很快，但文献准备尚不充分，所以2002年，我在高雄中山大学参加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曾提出进一步做好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建议，以与出席会议的学人共勉。我想，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的乾嘉学派研究定然会创造出一个可以告慰前贤的局面来。
四、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您在很多大学的讲演中都提到孔子的教诲“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什么您今天要提出这个观点呢？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追求，同时也是我给在校学生的寄语。这句话源出《论语》，孔子回答弟子为学之问，主张“博学于文”，而为人之问，则答为“行己有耻”。后来清初学术大师顾炎武将这两句话合而为一，就成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我之所以要重申这样的主张，是有感于当前学术界和社会的不良风气而提出来的。我认为，要合为人与为学于一体。“博学于文”中的“文”不是简单的书本知识，而是指整个人文知识，是学者的学术素养。史学工作者最要讲素养，因为历史学科是讲求积累的学问，如果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取得发言权的。而“行己有耻”就是说要知道什么是耻辱，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即要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自己脑子里要十分清楚才行。学人不仅要“博学于文”，更要“行己有耻”，强调做人要律己，应当树立一个做人的原则，即什么事情对国家民族有利就要做，对国家民族不利就不做。
■：您在学术讲演中经常提到要学习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传统，这是您对当今年轻一代学者的重要期盼吧？
●：是的。我建议大家学习老前辈的治学传统，读书要入乎其里，出乎其外，要善于效法他们去解决问题，要认真读书。最近二三十年，许多学者坚持了这个好传统，但有些人没有坚持。我希望大家要潜心读书。近十多年来，我每年要看许多博士论文，平均不下十五部。从2月到6月，都要为各高校服务。看到好的文章很高兴，不好的也很担心。有的年轻的同志刚出了一本书，就很着急出版自己的第二本著作，我觉得不能这么急。我们所里的老前辈，有的人终身没有出一本书，但没有人不承认他们的学术地位，已故张政烺先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楷模。
■：我最近看到您谈到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问题，为什么您要强调这个问题？
●：我们回顾中国史学最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应该看到，成果很丰硕，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有的同志把中国史学研究的好传统丢掉了，对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和社会责任很淡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有的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怀疑，认为它有很多缺陷，必须加以修订。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有所抬头，有人借“重新评价”之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历史学的功能庸俗化，把严谨的历史研究弄成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些现象说明，确有部分史学工作者忘记了历史学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责任。
■：您长期致力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也有一些可以为今天学术事业健康发展借鉴的东西。
●：是啊！“经世致用”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任何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要践行那个时代的社会责任。当前，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中华文化等重大命题，史学工作者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为我们党和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建言献策。
■：2009年，您担任了中国史学会的副会长，您觉得当前史学工作者有哪些重要工作要做？
●：史学工作者首先是要自觉地加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真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唯物史观，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同时还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努力学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之化为我有。
■：结合自己多年治史的实践，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呢？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表述。比如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家的素养进行理论总结，提出了“才、学、识”三个字。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才、学、识”三个字之后，又提出一个“德”字。我认为，德、才、学、识这四个字，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要尽职尽责做到的。如果把这四个字与我们新的时代任务结合起来解释，就是应当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良好的学术素养。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我认为在当前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最要紧的是要做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史学工作者最讲素养，因为历史学科是讲求积累的学问，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是起码的治学要求。如果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取得发言权的。《礼记》的《学记》篇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学然后知不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文献山积，汗牛充栋，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总结和整理这些宝贵财富，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于今日及而后的社会发展，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我们既然选择治史为毕生的事业，一生有读不尽的书，学不尽的知识，做不尽的学问。因此，就应当永远以孜孜求学的学子心志，刻苦读书，精进不已。这是我们的天职，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谢谢您接受访谈。您的谈话回顾了您自己走过的学术历程，也提出了对当代史学工作者的期望。我相信您在治学中所得到的体验，对于不同学科的史学工作者都是有益的。祝您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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