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战争论文,格局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说来，决定国际格局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实力分布，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1](P.40)这两个因素，尤其是实力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由此决定了国际格局的相对稳定性。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实力中心的实力对比，但它牵动各实力中心调整政策，从而引起各实力中心的实力运用方式及相互关系的变化，最终引起国际格局的调整。本文拟从各实力中心战略调整的角度，分析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一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新特点
要理解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变化，首先要对伊拉克战争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有一个基本认识。我国理论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呈“一超多强”结构和“多极化”趋势，主要的力量中心有美、俄、欧、日、中等。“9·11”事件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很大，“一超”与“多强”的关系调整激烈。从力量对比看，“9·11”事件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在“9·11”事件中受到的打击主要在精神与心理方面，实力所受影响非常有限。不仅如此，受“9·11”事件刺激，美国全国动员，成立国土安全部，大幅增加国防与安全开支，国内实现了团结，对外更积极谋求大国合作，争取各大国支持反恐，其超强实力在和平时期进一步提前释放，优势进一步凸显。各大国也顺应时势，与美合作反恐。国际上一度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国合作局面。
伊拉克战争是对“9·11”事件后大国合作反恐局面的严峻考验。围绕如何解决伊拉克问题，大国出现分裂。美、英在日本支持下，坚持以武“倒萨”。法、德、俄、中等则默契制美，反对美、英对伊动武，并在联合国形成冷战后少有的对美、英优势。结果是，美、英不得不承受政治失分的代价，在没有世界主要大国法、德、俄、中支持或默许下单独发动了对伊战争。
美、英与法、德、俄、中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较量，使国际社会忧心忡忡，不少人认为大国竞争再度集团化，并由此将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一方以美、英为主，另一方以法、德、俄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印度等。但是，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出现大国集团对峙长期化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美国虽然在伊拉克善后问题上一心确保主导地位，但没有坚持“排它主义”。在其它问题上，如朝鲜核问题、反恐和反大规模武器扩散、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和其它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美国依然致力于谋求与其它大国合作。而一度坚决反对美、英对伊动武的法、德、俄、中各国也主动修复与美关系，寻求合作。美与中、俄、日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美与欧、俄在中东和平“路线图”问题上的合作；“八国集团”埃维昂峰会上美与德、法、俄的和解、有关各方在反恐、反贫困、反危机等问题上的谅解，说明围绕伊拉克问题产生的大国分歧、对峙，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9·11”事件后形成的大国合作总体氛围，没有打断大国合作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总趋势。
综而述之，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大国对峙只是“9·11”事件后大国合作大潮中的一个小插曲。大国依然保持相互借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基本力量结构和关系模式；单极与多极依然保持磨合、竞争与斗争关系；多极化依然保持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如此，伊拉克战争仍然揭示了“9·11”事件以来国际格局的不少新特点。
第一，美国继续享有超强优势。美国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7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32.5%，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同比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2](P.7)[3](P.27)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4][3](P.27)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年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美2004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
第二，“一超多强”结构中的角色正在变异。在伊拉克战争中，欧洲的分组离合异常突出，有多重表现，包括美欧裂痕加深、法德与英争吵、“老欧洲”与“新欧洲”的龃龉、俄加大对欧洲的参与，与德、法密切合作等。欧洲不是以一个声音发言，而是各主要成员单独登台表演、英、德、法的立场都不代表欧洲，俄罗斯更不能代表欧洲。“多强”不再是简单的欧、俄、日、中，而是从欧洲分离出来的德、法、英及俄、中、日。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还加上印度、意大利这样一些次大国甚至土耳其、伊朗这类区域强国。“多强”排序也在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趋于活跃，中国的排序大大靠前。
第三，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弱化，大国分组离合更加灵活、多变。在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集团”对抗中，号称制度相同、文化价值观相同的西方及欧洲发生了分裂。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德、法激烈对抗；英国也与其欧洲伙伴站在对立面，这包含美欧分裂、北约分裂、欧洲分裂三层含义。而“半西方”、“半发达”、“半民主”的俄罗斯、文化价值观及政治制度被美欧视为“异类”的中国，则成了德、法的反美盟友。美欧在这场“集团”对峙中，显然是按各自的国家利益、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选择盟友，超越了意识形态因素。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甚至自冷战结束以来还是首次。不仅如此，大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集团”对峙，完全是议题性的，这是大国关系成熟的标志。合作而避免永久同盟、对峙而避免大国战争，可使大国依据具体议题决定自己的政策，获得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本身就意味着国际格局从质的方面朝多极化方向推进了一步，预示着未来多极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新趋势、新模式。
第四，大国合作成为基调。与20世纪相比，大国力量对比与结构及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国冲突不再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目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虽然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制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包括俄、印、中等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因而对其采取了“正向认同”[5](P.10)，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更没有一个大国愿意采取反体制立场。凡此种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的大国冲突似乎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6](P.19)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7](P.2)
第五，国际格局越来越受区域化制约。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从空间分布看，由三个子系统构成。这三个子系统分别是：围绕科索沃战争形成的欧洲格局、围绕伊拉克问题及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和石油利益正在形成的中东格局、围绕朝鲜半岛问题正在形成的东亚格局。其中欧洲子系统以美、欧为主；中东子系统以美、欧、俄为主，中、日部分参与；东亚子系统以美、中、日为主，俄、欧部分参与。美国是在所有三个子系统中都占主导地位的惟一大国，其余大国只在其中某一个子系统中起主导作用。这与“一超多强”并存的全球力量结构完全一致。
二新格局中主要大国的位置与政策
美国是新格局中惟一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其实力对“多强”享有极大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性力量，其所厘定的战略目标、任务也是全球性的。“9·11”事件后，美国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大国关系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实力弱点有了不少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认识。单从统计数字看，美国的综合实力确实独步天下。保罗·肯尼迪也评论说：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8]但是，“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然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9·11”事件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对恐怖分子开战，收效并不理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虚弱的国家。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安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分析说：“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9]
第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整个20世纪，美国都把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谋求“统治”世界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和威胁源，视中、俄为潜在战略对手。“9·11”事件及各大国在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积极支持，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竞争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据此，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挑战，则从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排序表上的位置大幅后移。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事件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幸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中、俄两个“体制外”大国率先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尤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正面影响。一年多的反恐实践也促使美国认识到，反恐战争既是一场“外交战争”、“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难以捉摸的战争”，美国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增进大国合作由此成为美国的主流战略思想。从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事件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美国要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俄罗斯横跨欧亚，是与国际格局三大子系统——欧洲子系统、中东子系统、东亚子系统——都保持直接地理联系的惟一大国，享有地缘优势。俄也是军事上有能力与美一比高低的惟一大国。但俄经济实力不足，仍将以潜心发展经济、致力于提升综合国力为中心任务。为此，俄对外战略有三大支柱：其一，维护对独联体的影响与主导权；其二，继续奉行“双头鹰”外交，但以欧洲为重点，加强与法、德合作，加大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包括参与解决朝核问题及亚洲多边机制。推进中、俄合作则是俄亚太外交的核心；其三，继续加强与美合作，同时也要继续打“多极化”旗号。
日本综合实力居世界第二，但其对外战略受三重因素制约。一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日本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但政治上继续受战败国地位拖累，与经济实力不相称。二是经济已下滑10余年，且还在继续下滑。三是面临中国的崛起及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加快的新难题。日本外交的新课题是：如何创造条件提升政治地位、恢复经济增长拉紧日美同盟，借美制约中国、保障安全；二是以亚太为外交重心，努力争取亚洲国家的信任，在亚太区域化建设中争当盟主；三是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可能是带动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发动机”；另一方面，日本要想在亚太区域化建设中有所成就，必须以中日合作为基石，取得中国的谅解。
欧洲各大国作为一支集体力量，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可能性在削弱，德、法合作是例外。法国的独立性只会继续加强，不会削弱。其独立性的核心内容是对美、英保持独立。为此，法国今后一是要以德、法合作为基础，继续推进与俄、中合作，并在有利时继续打“多极化”旗号；二是在涉及法国重要利益的领域、区域，法国将不惜继续对美顽强“顶撞”，但也以美法关系不破裂为底线。德国因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三，统一取得成功，与法俄关系同时改善，反思战争罪取得成功，政治上打了翻身仗。今后德国将逐步走出对国际事务的“低调”时期，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角色。英国对外仍将背靠美国，继续从追随美国中获取战略利益，仍将游离于欧洲之外，并通过接近“新欧洲”，与法、德、俄竞争在欧洲的影响。
三国际新格局与中国
当前国际格局总体上是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演变。中国是大国体系中越来越有影响的成员。在一个以“一超多强”为框架，以大国合作为基调、以多极化为发展方向的新格局中，中国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不少挑战，必须、也能够有所作为。
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改善中美合作关系。中美隔洋相望，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美国既有人视中国为美潜在竞争对手，也有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全球“重要伙伴”，并认为贯彻美21世纪“融合战略”的“最大考验”是中国，主张推进中美“战略合作”。[10]中国则以美国为最大的“交往对象”。“9·11”事件以来，中美合作反恐促使两国关系回稳，美国对华定位从“战略竞争对手”向“战略伙伴”加速调整，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10余年来的“最好阶段”和“最稳定时期”。[11](P.45)
一般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强势，是相对主动的一方，中国则相对被动。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调整中美关系的系统工程中无能为力。军事学上有一种“间接战略”，其要诀是避开正面，从侧翼迂回。中国完全可以采取这类“间接战略”，努力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具体而论，就是对中美间的分歧点能回避则回避，尽量去发现、厚植两国的各种利益交叉点和战略互信。比如，按中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为971亿美元[12](P.61)，而按美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甚至高达1452亿美元。中国是美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厚实经济基础。中国可继续努力开拓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增大两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又如在缓解朝鲜半岛核危机、维护南亚战略平衡及中亚、东南亚稳定、反恐、反毒等领域，两国也有合作空间，可通过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健全两国的合作渠道和机制，形成合作惯性，促使美国真正认识到中国是其实现繁荣、安全和解决各类全球性议题的“战略伙伴”。
当然，寻求合作不等于放弃斗争。在台湾、人权、NMD等分歧领域，中国不能一言不发，不能任由美国自编、自导、自演。但斗争要把握时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尤其要做到“衅不由我起”，不向其它领域扩散。中美加深战略理解、互信，把目前的反恐合作及其它合作向各领域推展、向“后反恐时代”延伸对实现国际稳定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应积极推进与其它大国的各类双边、多边合作关系。“9·11”事件以来，中国与各大国的合作关系普遍有新发展。中俄关系连上台阶，《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开始落到实处，两国元首频频互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合作范围包括经贸、能源、科技、军工以及各种国际问题。两国2002年贸易额已达120亿美元。中欧关系保持稳步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1126亿美元。中日在经贸、投资、金融和地区问题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拓宽、深化，2002年两国贸易额更超过千亿美元。中国应进一步挖掘与各大国的合作潜力。包括继续求同存异，继续挖掘经贸投资及能源交通合作潜力，把经贸合作向战略领域延伸，增大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注意加强多边合作，与联合国协调，建立大国合作的双边、多边新机制等。
第三，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亚太，致力于推进亚太区域化建设。这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亚太积极、主动地与美合作，使美相信中美是亚太伙伴；二是在东北亚与日、韩合作，其中改善中日关系是重点；三是加强与东盟合作，使东盟认识到中国是“好邻居，好伙伴”。还包括三个区域重点目标：其一，与美、日、俄、韩合作，解决好朝鲜半岛问题及朝核问题，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其二，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工程；其三，与美、日、韩、东盟合作，共同推动亚太区域化。
此外，中国还应继续加速自身经济、政治发展。目前中国人口总量在世界大国排名中居第一、领土面积居第三，但经济总量依然落后于美、日、德、法、英。虽然中国已经名列大国，综合国力却难与美、欧、日等超级经济体相提并论，这限制了中国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今后10——20年，是中国发展综合国力新的机遇期，如能抓住大国冲突“退场”、致力于合作的战略机遇，使中国综合国力再攀升一两个台阶，则中国的大国地位、作用和影响会相应增大，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