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难题论文,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是，国家如何应对某一国权力的急剧增长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霸权企图。到目前为止，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 theory)基本 上垄断着对这一问题解答的话语霸权。不管是传统的均势理论，还是以“简洁、优雅” (parsimonious and elegant)著称的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都认为，国家在遇到它国权 力的急剧增长或称霸图谋时，必然会奉行均势政策，挫败该国的霸权企图，恢复体系的 均势。爱德华·古力克(Edward Vose Gulick)在他那本堪称均势研究的经典之作中指出 ，在一个每个国家只能管理本国的国家体系中，制衡他国的霸权企图是一种广泛的、每 个政治家合乎逻辑的行为反应。(注：Edward Vose 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A Case Histor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of the
Great Concepts of European Statecraft,W.W.Norton & Company,1967,pp.297-299.) 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也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 政治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每当某一国具有霸权企图或其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稳 定时，其它国家就会单独或联手制衡(balancing)该国的霸权野心或权力增长，恢复被 破坏的权力平衡，其结果是国际政治中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一再出现。(注：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Hill,Inc,1979,pp.120 -128.)
然而，翻开国际关系的历史，我们发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古代抑或是现 代，不制衡乃至追随(bandwagoning)霸权觊觎者的例子俯拾皆是。均势理论对这些重要 的历史史实的解释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避而不答。(注：Anthony Alexander Loh,“A Stripped-Down Conception of Hegemony,”Working Paper Series 99-10,August 1999,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也因 此，均势理论(特别是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受到了学者广泛的批评与挑战。那么，为什么 至少对体系中大多数国家都有利的制衡行为难以有效发生呢?为什么有些国家甚至还会 追随霸权觊觎者呢?本文借助集体行动的理论，试图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
一、公共物品、囚徒困境与集体行动的难题
在涉及集体行动的文献中，传统的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理论都认为，在一个由共同利益 组成的集团中，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会理所当然地为集体的或共同的利益服务 ，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一致的。然而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这 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个体的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的理性。他指出，“除非一个 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 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注：[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3年版，第2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集体物品的提供相对有效的小集团中， 所提供的集体物品也远非是最优的，“在小集团中存在着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 物品的倾向”。(注：[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奥尔森指出，这主要归因于公共物品(或曰集体物品
public/collective goods)的性质。所谓公共物品，简单地说，就是指集团中的任何人 都能消费的物品。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物品实际上具有两种属性：
(1)消费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eness)。
(2)供给的相联性(jointness of supply)。
公共物品的这两大属性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难题，给个体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 为提供了刺激和动机，并最终导致公共物品的无法供给或供应不足。既然公共物品一旦 生产出来就“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地为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所共享，这样，一方面， 集团成员会认为自己即使不付费也能消费公共物品，从而大大削弱个体为生产公共物品 付费的动机，鼓励了“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个体会担心自己在生产公共物品时， 他人会“搭便车”、坐享其成，从而自己成为他人“剥削”的对象。无论是哪一方面都 大大削弱了个体为生产公共物品付费的动机。在成员众多的大集团中，情况更是如此。 在大集团中，由于每个个体的贡献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无显著影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因而会产生“有我没我并无多大差别”的思想。(注：苏长和著：《全球公共问题与 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而且，随 着成员的增多，增进集团利益的人从集团总收益中获得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 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从而大大降低了为公共物品生产或付费的动机。最后，在大集团 中，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潜在的“搭便车者”，都担心自己成为他人的搭车对象，从而占 优的选择是不为集体物品付费或少为集体物品付费。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共物品无法 被提供出来或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这类集体行动的 困境比比皆是。小到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反盗版问题，大到全球环境保护以及集体安 全问题，都曾经遭遇过或正在面临着集体行动的难题。
集体行动的难题还因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而加剧。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 论里，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公共物品之所以无法提供或供应不足，主要是因为公共物品本 身的性质以及涉及的行为体过多造成的。但在囚徒困境中，对集体有利的行为之所以未 能能发生，则是因为行为体置身于其间的外部环境。在囚徒困境中，每个行为体在面临 着被惩治的严酷前景以及彼此间因缺乏有效沟通而产生的不信任和猜忌，使得对集体有 利的行为无法形成，个体独立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
如果我们对上述的“两个人的囚徒困境”作一扩展，将行为体由两人扩展为多人，则 囚徒困境更为加剧。在国家间的关系中，特别在面临严重危机的国际环境下，因囚徒困 境而产生的合作难题的例子是不难发现的。
二、制衡与集体行动的难题：历史的考察
在国际政治中，制衡一国的霸权图谋，维护体系的稳定，无疑有利于绝大多数国家的 利益。因为国际政治是个无政府的领域，国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全和生存寄托在它国的 善意之上，听任他国的称霸努力最终必然危及本国的安全与生存。(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sity Press,19 87,p.18.)然而，制衡一国的霸权图谋需要参与制衡的国家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 ，需要诸多国家协调一致、坚忍不拔的努力，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需要一个组织者或领导 者。但是，一旦制衡的努力获得了成功，霸权觊觎者的霸权图谋被挫败，其成果却非竞 争性、非排他性地为体系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所共享，即使那些没有参与制衡的国家也无 法被排除在外。这必然给一些国家逃避制衡的责任和努力提供了刺激和动机，鼓励它们 “搭便车”、坐享其成。显然，在制衡一国的霸权图谋时，也遇到了类似于公共物品提 供上的集体行动的难题。不仅如此，在信息不完备以及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每个国 家都担心在本国制衡时，它国会“搭便车”(不制衡)，甚至采取背叛行为(追随霸权觊 觎者)，从而自己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成为霸权觊觎者集中打击报复对象。此类担心 和猜忌又进一步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最终使制衡行为难以发生，导致反霸努力失败 或困难重重。
历史上，因集体行动的难题而导致制衡霸权努力的低效、甚至失败的例子十分常见。 中国战国时期六国抗秦失败就是一个明证。秦国本是一个地处西陲的弱国，地理位置偏 僻，文化落后，中原国家“不与盟会”。经过秦献公、特别是秦孝公两代的变法图强、 励精图治，国力逐渐强大，并积极参与中原的争霸斗争。到秦惠王时，泰国通过一系列 的兼并战争，夺取了西部邻国义渠和东部邻国魏国的大片土地，占有了黄河天险，威震 六国。公元前325年，秦惠王继魏、齐之后，自称为王。
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及称霸图谋，使中原各国都感到了威胁。随着秦国权力的急 剧增长，各国已无力单独抗衡秦国的侵略与称霸图谋，联合抗秦是六国摆脱被吞并命运 的唯一选择。前287年，齐、韩、赵、魏、燕等五国在著名说客、合纵的积极鼓吹者苏 秦的谋划下，组织了第二次合纵攻秦行动。但五国之间已是貌合神离，其内部间的矛盾 被秦国成功地加以利用，面对强秦的军事威胁下，六国间非但未能精诚合作、共同抗秦 ，相反在秦国的恩威并施下，或断割地求和，或委曲求全，最终，六国在强秦的分化瓦 解和军事攻击下，逐一被消灭。
六国抗秦的失败充分说明，个体理性的总和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的理性。在需要集体行 动的地方，由于行为体彼此间的猜忌或囿于眼前的一己私利，最终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 ，公共物品无法被提供出来。
在欧洲国际关系史中，此类史例也不鲜见。反对拿破仑的称霸战争就是一例。法国革 命的胜利对欧洲大陆的君主秩序无疑是个致命的冲击。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让欧洲 的每一位君主不寒而栗。而拿破仑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与战争相伴随的革命输出，使欧 洲国家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反对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的称霸图谋符合几乎所有 欧洲国家的利益。然而，在组织反对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称霸战争的过程中，由于集体 行动的难题，反霸努力多次遭受挫折。在整个反霸过程中，除了英国外，所有其它反法 联盟中的成员国都不止一次脱离了联盟，或与法国单独媾和，或追随法国，或选择中立 政策。许多成员国更感兴趣的是从反法联盟的组织者英国那里获取更多的津贴而非反法 本身，而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波兰的争夺与瓜分上。即使是联 盟的组织者、对反法最为热心的英国也不愿开展大规模的陆上军事行动，只满足于海上 封锁、对法国沿海以及海外殖民地进行袭击等“英国式的作战方式”。(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122-123.)到1795年时 ，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和约，退出了战争；整个北德意志宣布中立；荷兰成为法国的附庸 ；西班牙则抛弃联盟，转而追随法国。(注：Ibid,p.123.另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 系史》(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第一 次反法联盟分崩离析。
在第二次反法联盟行动中(1798—1801)，集体行动的难题也处处可见，并再一次导致 联盟的瓦解。普鲁士没有参加第二次反法战争，奥地利与俄国在战争中互不配合，俄国 对英国迟迟不派重兵展开大陆攻势而只是对法国的海岸线进行袭击的做法深感不满和满 腹狐疑，并因此而单独与拿破仑媾和，首先退出联盟，随后又与普鲁士、瑞典、丹麦等 国组织武装中立同盟，抵制英国。奥地利步俄国后尘也向法国求和。到1801年时，反法 联盟中只剩下英国还在单独苦撑，而且英国也多次考虑向法国求和，只因拿破仑的条件 太过苛刻而作罢。(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pp.123-126.) 虽然拿破仑的霸权企图最终被反法联盟的战火所摧毁，但这却是一个前后长达二十余年 的漫长时期。而且，若没有英国这样一个矢志不渝的组织者和出资者，这一过程无疑会 更为漫长，结果也将更难以逆料。
三、冷战后的国际政治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国际权力分布发生了绝对有利于美国的倾斜， 美国变成了“一枝独秀”的超级强国。十几年过去了，这种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 得日益明朗。美国的权力优势地位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军事方面，美国是 世界上唯一具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全球投送能力的国家。而且，美国的国防开支和研发 费用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报告显示，自1992年 以来，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总开支的近40%，它是少数几个军事开支在冷战 后不降反升的国家之一。其军事研发费用是排在其后的法国的八倍之多。(注：SIPRI
Yearbook 19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and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8-1999(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99),Quoted in Michael Cox,“September 11th and U.S.Hegemony-Or Will the 21s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00)3,p.63.)在经济方面，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占有世界生产总量的27%，按市场价格计算，相当于其它 三个经济强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总和。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100家公司里，美国占59 家。在世界500强公司中，美国占219家。在直接投资上，美国对外投资和吸收的外部投 资差不多是排在其后的英国的两倍。(注：[美]小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 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0 页。)在科技方面，美国更是将其它国家远远抛在身后。美国不仅在基础科学方面继续 保持着领先地位，在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新技术革命中更是遥遥领先。哈佛大学肯尼迪 政治学院院长、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小约瑟夫·奈由此断言：由于美国在信息革命方 面的领先优势和过去在传统力量资源方面的投资，在本世纪(二十一世纪)相当长的时间 里，美国可能将继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注：小约瑟夫·奈著：《美国霸权的困 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42页。)一位加拿大政治学者如此感叹道：“除非 美国经历一场严重的灾难(而这场灾难不影响其他主要国家)，美国与其它大国在20世纪 末形成的相对力量均势的改变，将非常缓慢，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注：小约瑟夫 ·奈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41页。)此外，美国在文 化等“软权力”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的自由价值观、消费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 力。一位德国新闻记者如此感言：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产看起来还要突 出。美国文化的强度只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可以见到。罗马帝国和苏俄的文化影响只能 达到其军事边界线，而美国的，软实力却统治了一个日不落帝国”。(注：胡鞍钢、门 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正是基于美国这种史无前例的权力优势，一些学者宣称美国已进入了稳定的“单极时 代”，另一些学者则鼓吹建立一个美利坚“新帝国”。(注：详细内容请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No.1,Summer 1999,pp.5-41;S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July/August 2002,pp.20-33;Max Boot,“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Weekly Standard,Vol.7,No.5,October 15,2001,pp.27-29;Ivan Eland,“The Empire Strikes Out:The
‘New Imperialism’and Its Fatal Flaws,”Cato Policy Analysis,No.459,
November 26,2002,Cato Institute.)
美国不仅享有超群的权力优势，更具有随时运用这种实力的意愿。冷战后，美国在对 外政策方面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执意发展和 部署NMD，追求一己的所谓“绝对安全”；拒不签署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 定书》；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和《生物武器控制条约》等等。据英国《卫报》在2002
年的一项统计，自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撕毁的国际条约和违背的联合国协议比世 界上其它国家在过去20年的总和还多。(注：乔治·蒙比奥特：《帝国逻辑》，载《卫 报》，2002年8月6日。转引自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而且在一些涉及国际稳定和安全的问题上，绕过或 企图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一意孤行。
在沃尔兹看来，这种情形是极不正常的，也是不能长久的。他在2000年撰写的一篇文 章中指出，即使目前的世界是单极，它也并不能持久，对美国权力的制衡肯定会发生。 “当它们之间的一个有可能或确实变得过于强大时，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都会做出反应 ：它们将设法恢复权力平衡。当前国际政治的现状是不正常的。”(注：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The National Interest,No.59,
Spring 2000,pp.55-56;See also,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Summer 2000,pp.27-39.)
然而，对美国权力优势地位以及单边主义霸权作风的制衡迟迟没有发生。不仅中小国 家如此，就连被结构现实主义看好的体系中的大国也是如此。与美国实力最为接近、被 沃尔兹等现实主义者认为最有资格及最有可能成为制衡美国的一支力量的欧盟，虽也致 力于加强内部团结、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并积极筹备建立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欧洲自 主军事力量”，(注：关于欧盟致力于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能力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朱 明权先生的新著：《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 版)。)但至今仍是一盘散沙，内部的猜忌和矛盾制约、甚至超过对美国的关注。这次伊 拉克战争就是明证。作为欧盟重要一员的英国并没有站在法、德一边，而是紧紧追随美 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是偏向美国一边。波兰等即将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不顾德、 法等国的劝告，也积极追随美国。(注：Peter Ford,“‘New Europe's’Iraq Squeez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11,2003.)即使是反对美国单边对伊动武的 法、德(以及俄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也并非根本目标上的分歧，而只是解 决问题的方式上的歧见。而且，一俟美国对伊动武取得了重大进展，法、德对美态度即 发生转变，向美国示好。(注：邱震海：《欧洲与伊战后全球格局》，《联合早报》，
2003年5月5日。)
曾经与美国对峙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前苏联的衣钵传入俄罗斯，不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 ，还是在科索沃危机上，抑或在阿富汗问题上，也采取了尽量不得罪美国、乃至紧紧跟 随美国的政策。虽然在对伊动武问题上，俄罗斯表现出冷战后时期少有的强硬，与法、 德两国在外交上密切配合，反对美国。但当美国在伊军事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俄罗 斯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注：梁广明：《俄德法向布什送礼》，《联合早报》，200 3年5月25日。)
至于日本，在冷战后美国的历次军事行动中总是积极支持、慷慨解囊。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与沃尔兹等均势论者的预期截然不同的行为反应呢?为什么大多数国 家没有对美国的优势权力及霸权行为进行制衡呢?这主要还是因为集体行动的难题。首 先，在权力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制衡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支付高额 的费用，即使一些国家有制衡的意愿，也缺乏有效制衡的手段。其次，国家还担心本国 在进行制衡时，其它国家会搭便车、甚至追随美国，从而使自己成为美国敌视的对象和 焦点。在权力落差巨大的情况下，成为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集中敌视的对象是危险的。 《莫斯科时报》就曾撰文批评政府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对美政策，认为与法、德站在一 起，开罪美国，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甚至会让某些大国趁机密切了与美国的关系，从 而对俄国不利。(注：Andrei Piontkovsky,“The Elite Is Not Up to the Job,”May 8,2003,http//www.themosowtimes.com/stories/2003/05/08/006.html.)再次，制衡 霸权国需要支付高额的成本，但对于最终的结果来说每个国家的单独努力可能又是微不 足道的。而且，一旦制衡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又无法有效阻止那些没有参与制衡的国家 从中受益。最后，虽然美国的优势权力地位令人担忧、霸权作风令人反感，但毕竟美国 没有赤裸裸地以武力夺取它国领土，体系中的大国没有感到来自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安全 或生存威胁。相反，美国总是以拯救国“人道主义灾难”、铲除“邪恶政权”、打击“ 恐怖主义”等为幌子，将自己的行为贴上提供“公共物品”的标签。更不消说美国的软 文化还具有一定吸引力，通过在部分地区提供安全等“服务”抵消了一些国家对美国霸 权的疑虑，甚至“欢迎”美国的霸权。所有这些都会大大削弱国家的制衡动机和努力， 使均势论者所预言的制衡没有有效发生，更不用说结成一个制衡美国霸权的大联盟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单极霸权”就能够持久，也不意味着一个美利坚“新帝 国”就能够建立和存在。国家兴衰的规律是国际政治中亘古不变的铁律。在国际关系的 历史上，不存在“日不落”帝国，也没有永久的霸权。诚如伏尔泰所言，“罗马和迦太 基都倒下了，还有哪个国家是不朽的呢?”。(注：Quoted in Paul Kennedy,“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World Policy Journal,Vol.16,No.1,Spring 1999,p.58.) 国家也许不会或难以在霸权国处于权力颠峰时进行有效的制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 霸权国权力处于衰退时不进行制衡或不能进行有效的制衡。退一步说，即使国家都不愿 对霸权国进行制衡，我们也无法由此得出霸权国就能持久地安享霸权，或者说历史就在 此“终结”。“过度扩展”常常是帝国或霸权国无法抗拒的诱惑，也是一张通向衰亡的 请柬。(注：Ivan Eland,“the Empire Strikes Out:the‘New Imperialism’and Its Fatal Flaws,”pp.5-16.)
尽管如此，制衡霸权所遭遇的集体行动难题，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教训和启示。首 先，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应具有起码的“体系”意识、“全局”意识。历史和 现实都清晰地告诉我们，巨大的权力总是会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仅着眼于当前、只从一 己私利出发，最终的结果不仅会危及集体利益，也反过来危及自身的安全与生存。无视 集体利益的个体最终会为短视的个体利益付出高昂的代价。其次，体系中的大国理应为 反霸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大国，不仅意味着具有更大的行动能力，也意味着肩负 着更大的“历史使命”，承担更多的“体系任务”。从本质上说，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 治，是大国间的游戏。若体系中的大国不为反霸多作贡献，则反霸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 的。因为中、小国家即使有此意愿，也缺乏执行使命的能力。最后，加强大国间的交流 ，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危机处理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制约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 员间彼此的不信任和猜忌，特别在面临危机期间。虽然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国 家间的不信任和猜忌是难免的，也很难有效地彻底根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就对 此束手无策或可以听之任之。大国间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特别是通过建立某种形式的 危机处理机制，是可以极大地增进了解、消除猜忌、协调立场，从而为最终形成有效的 集体行动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