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和模式建构的探索，始终贯穿在他们毕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并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融合各种文化因素而凝聚成了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模式。它的确立与实现，为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为把中国早日建成文明、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拉开了序幕。
一、毛泽东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模式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合理选择
1.毛泽东正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与模式作出了合理的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实现社会主义。当帝国主义的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打断了，同时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也表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一目标也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宣告破产。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明确地把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实现资本主义上，而这一目标却在实践中化为泡影。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走俄国人的路”，实现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西方社会发展已陷入穷途末路，中国学习西方的失败，表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适合我国国情。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一是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的内外结合，形成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实现中国现代化是毛泽东所建构的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又一重要内容。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就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 105年历史告诫全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在新民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这样，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第一次作为政治政策和国家发展目标被提出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总之，毛泽东所建构的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一是现代化。这一目标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建构
社会主义加现代化这一目标的确立，无疑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毛泽东接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目的与手段、目标与途径应该是统一的，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必须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能达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的目的。这样一来，建构一种既能发展生产，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公平等原则的社会发展模式已成为必然。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因为这一社会发展模式恰恰建立在这样一个结合点上，既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生产，同时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也就达到了发展生产与深化公平的统一，生产力不断发展与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统一，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也只有通过这一社会发展模式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加现代化的目标在实践中的合理地实现。然而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是否合理地保证社会主义加现代化的目标的实现呢？
（三）对毛泽东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目标与模式的认同与评价
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定位于社会主义加现代化，这实际上解决了既学习西方，又超越西方的双重课题。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变动，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得经受这一大潮的冲击和洗礼。社会主义虽然也是外来之学，但其本身却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在对资本主义实行价值评估和批判基础上出现的新事物、新目标和新方向，所以，“社会主义加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在本质上摒弃了“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局限，在“认同西方”的时候，实现超越西方的目的”。所以说，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目标的选择是在对世界现代化大趋势认同与对本国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目标的选择也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同时，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独创。
与社会发展目标相比，社会发展模式的意义要小得多。“抓革命，促进生产”这一社会发展模式中的某些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通过改进和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的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并没有什么不对，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精神也是十分有益的，在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中，警惕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颠覆，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多地受着自身法则的限制，把人的精神当作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纯正的动力，显然是行不通的。
从实践结果看，毛泽东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目标并没有找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尽管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所建构的目标与手段在现实中却恰恰相互分离，目标与手段，理想与现实，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出现巨大的矛盾与反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的局限。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纯粹公有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产品经济的、分配大体平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制成分单一，消灭了私有制，因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社会分工模糊，消灭了各种差别，因而很公正；产品并不很丰富，但分配平均，因而很公平。这样，毛泽东就把社会主义的理解设定在一个固定的思维框架之中：毛泽东在处理贫与富、社会主义纯洁性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毛泽东向往中国富强，在50年代他曾用“开除地球”说明尽快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命攸关的问题。1958年发动“大跃进”，本意也在于用较短的时间把生产搞上去，甚至实现赶超英美。另一方面，他又有“富则变修”，丧失社会主义纯洁性的顾虑。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毛泽东自己作出了选择，宁可贫穷一点，生产力发展落后一点，也不能变修，也要保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之中，所以，毛泽东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模式在实际的操作中出现了偏颇。“社会主义加现代化”的目标，在实际中重心往往偏向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上，而忽略或淡化现代化的内容。与此相关，在社会发展模式的运作中，“抓革命”变成了第一位的，而“促生产”则以能否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为前提。在这样错误的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往往事与愿违，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确认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建构
（一）邓小平对毛泽东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目标给的认同
在邓小平看来，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仍然是社会主义加现代化，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获得的。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时代课题，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页。）的基本结论。这就是说，过去我们走社会主义，尽管我们走过的道路艰难坎坷，但我们依然要走下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仅如此，邓小平在1980年2月明确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 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240页。）所以说， 邓小平对社会发展目标的确立是对毛泽东的社会发展目标的认同。
（二）邓小平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建构
1.社会主义加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就需要有相应的达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尽管邓小平坚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毛泽东有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和内在统一。为什么说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模式能够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呢？这主要是由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把握以及改革开放的确定内涵所决定的。
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和毛泽东，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都是以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的，就本质而言都未曾做过明确的概括。但认清这一问题无疑对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至关重要。对此，邓小平经过长期探索，逐渐悟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经过深思熟虑，他在1992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高度，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较为完整的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这一概括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对“左”的影响和唯心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和根本上的拨乱反正，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在这里， 邓小平不仅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更重要地是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和结果上强调社会主义。这样，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从更深层次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3.邓小平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因此在达到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与途径上采取了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统一。
从近几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对此，1992年初，邓小平在总结14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由此可见，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重要观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封锁以及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仇视的心理，同时，对姓资、姓社问题也存在着不正常的心态。为了排除人们对开放政策的误解和“恐资症”，邓小平肯定地指出：“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他认为“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至于“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效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在这里，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高度，阐明了开放政策的实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
总之，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之所在。所以，在邓小平这里，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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