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学对于语言本体的研究属于基础研究，亦即属于静态分析的纯粹语言学范畴。可是由于语言是人类表达和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基本工具，运用遍及人人，范围最为广泛，所以语言学应用的研究与实践自古即有所进行：特别在现代信息社会前景更为广阔，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格外的关注与重视。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非常强调语言的动态研究即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语言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由于老一辈专家的倡导和帮助，面临社会语言生活的种种现实课题，在固有的基础上大为拓宽扩展，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交叉、渗透，相互结合，产生了不少边缘学科，可谓欣欣向荣，成绩令人瞩目。这里囿于篇幅，只能部分简略介绍。
1.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
改革开放政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使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包括语文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科学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现代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与进步也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足够的规范与稳定）。为了加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国务院于1985年12月决定将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规定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并做好有关的社会服务工作。
针对新时期的特点，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本身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如50年代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90年代初改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原文字改革的方针“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不再作为任务提出；“简化汉字”则作为“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归入学术问题的范畴。所有这些政策调整都体现了对语言文字规范和稳定的要求。
语言规划的许多具体工作顺利开展并且取得实质性成果，如80年代开始进行的对现代汉字的量化研究（主要成果有《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等），发布了若干国家标准（如汉字标准交换码GB2312-80《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及其5个辅助集），制订了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三级六等的等级标准等。关于语言文字的立法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近年来已拟出“语言文字法”草案，正在研讨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此外，“我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已在国务院批准立项并拨给经费，开始运作了。
2.辞书编纂
从50年代起，全国在社会上和教学部门内，长期使用的主要工具书，只是一部50多万字篇幅的《新华字典》。为了改变这种“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周恩来总理在他生命的晚年即对辞书编纂工作有所组织和部署。这项工作自“文革”后期启动，首先是恢复了始于五、六十年代的几部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定稿、新版《辞海》《辞源》的修订工作并于70年代末陆续正式出版，其次是先后组织开展了几部国家级的大项目，如《汉语大字典》（1975年始编，1990年出齐；1200万字）、《汉语大词典》（1975年始编，1993年出齐；4760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1978年始编，1993年出齐；12500万字）等，都是多卷本的大部头辞书。上述辞书的问世，既体现了语言学及各门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又使我国的辞书编纂出版状况顿改旧观。随着新时期出版事业的繁荣和语言学的发展，辞书的品种和数量有着惊人的增长。据统计，新中国前30年的辞书出版总量不过640余种，而后20年多达6000种，几乎增长了10倍。印行数量最大的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前者几达3亿2千万（含“文革”印量），后者已逾3千万册。我国早已成为辞书出版的大国了。
辞书事业的发达，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改善国民素质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汉语文教学
包括三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小学语文教学。1978年吕叔湘先生对此曾有“少慢差费”的尖锐批评，引起语文学界震动和社会反响。20年来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在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与任务、语文教学内容的优化选择、语文教学结构改革、语文教材改革、识字方法改革等方面都作了大量思考、探索和实验，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许多问题因未形成共识而尚待解决。二是口语和口语教学。口语作为语言的根本和基础，在信息化和高科技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80年代以后我国语言学界追赶国际潮流，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语结构功能、口语表达和口语教学三个方面，近年来也纷纷重视口语语料库的建设。上述方面都有一定进展，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三是对外汉语教学。这是一门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和教学的新兴学科，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主要是围绕“教什么、怎样教、如何学”三方面开展实践和研究，同时也重视汉语言测试的设计研究，1993年汉语水平考试(HSK)被正式定为国家级标准化考试，是这门学科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4.中文信息处理
中文信息处理就是汉语汉字面向电子计算机并对其加以运用。这个问题对中国进入现代化信息化国际社会，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关系綦大。这是汉语汉字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与当代高科技的结合，对于经济建设、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可以说无与伦比。
这项工作在我国主要从70年代中期起步，80年代以来由于它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使得境外众多科技和商业机构也加入其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中文信息处理在技术问题和应用领域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绩主要有：
中文输入经历过三个阶段即汉字键盘输入技术、汉字识别技术、语音识别技术，这使中文输入趋向于自动化，高速度，但目前三个阶段都尚未做到尽如人意，同时各自的内部也还未能归于一统。
汉字必须统一编码进入计算机专用字库，方能存储调用。为此我国于1980年发布了国家标准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其后又制订了五个辅助集并陆续发布，可以解决诸如繁简字体的对应使用问题。而从1984年开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着手研制《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并于1993年正式发布该标准的第一部分《ISO-IEC10646.1》，其中收入中、日、韩汉字20902个字符以及若干少数民族文字字符。我国则于1994年制订出与上述国际标准对应的国家标准《GB-13000.1》。
利用计算机建立语料库，进行大规模中文真实文本的信息处理（如字词频统计，词典编纂等），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如确立了现代汉语自动分词与分词规范（虽然还有待修订和完善）。国家语委近年来正致力于建立国内最大的语料库。一期工程为7000万字，以后每年补充5%即350万字。它的建成将对我国的信息处理技术和相关的语言学等学科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与中文信息处理直接相关的中文与其他文种的机器翻译，也有长足的进步，不少研制成果已达到工业化、商品化的实用水平。
5.社会语言学
这是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与语言的直接关系的边缘性学科，其萌芽的历史十分久远，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不过始于本世纪60年代，我国则自70年代末开始引入。1980年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书问世，标志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建立。其后发展很快，对这门学科感到兴趣并致力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多，成立了若干专门的机构如国家语委所属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一些大学也有专门的教研室，开设了专业课程并编写出版相关教材，如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6)、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从本学科的性质、内容、方法等方面着手，围绕若干重大专题，如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语言规划、语言交际、语言的接触与变异、双语双方言等，陆续产生了不少有较高水平的专著，如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陈章太、于根元《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1985)、邱大任《语言识别》(1985)、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刘焕辉《言语交际学》(1986)、董兆杰《口语训练》(1986)、陈建民《说话的艺术》(1987)、胡明扬《北京话初探》(1987)、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1990)、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1994)、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1996)、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1997)等。此外，有关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总篇数在500以上。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社会语言学目前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
6.广告语言研究
广告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商品大潮的涌动而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已经是80年代下半期渐次凸显的社会景观了，因此为数不多的一些专著都问世于90年代，如邵敬敏《广告实用写作》(1991)、曹志耘《广告语言艺术》(1992)、林乐腾（主编）《广告语言》(1992)、陈先枢《实用广告辞典》(1993)等。但语言学家的关心和介入应该说还是比较及时的。一些报刊如《经济日报》《汉语学习》《修辞学习》就曾发表过不少有关文章。国家语委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80年代就开始注意广告语言的社会调查，并于90年代初成立广告语言课题组。该所主办的《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到1996年第3期止，发表的有关广告语言的研究文章有23篇。目前不少高校还开设了有关广告语言的课程和培训班，受到社会广泛欢迎。1994年10月，还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国内首届“广告语言研讨会”。
7.法律语言 加强法制建设是新时期的重大举措，“法律语言”自然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首先是结合司法文书中的语言运用讲授有关汉语知识，如宁致远《同政法工作者谈语法》、（合编，1981）、《司法工作者应该学习语法修辞》(1982)；其后则陆续出了一些有关法律语言的研究专著，如邱实《法律语言》(1990)、余致纯等《法律语言学》(1990)、周广然《法律用词技巧》(1992)、华尔赓等《法律语言概论》(1995)。
司法部从1994年春天起开始组织编写《法律语言学教程》，由王洁主编的这部统编教材现已出版。1994年8月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了“全国首届法律语言研究会”。上述的学术研究和活动，都有语言学家积极参加。随着香港、澳门的已经和即将回归，有关的法律语言研究又增加了引人重视的新课题。
8.广播电视语言 广播电视作为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在我国有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除了一般的语言运用规律外，广播电视在语言方面还有不少独特的形式和要求。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很大重视，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如张颂《朗读学》(1983)、《中国播音学》（主编，1990）、《广播语言通论》(1994)、施旗《广播电视语言》(1988)、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广播的语言艺术》(1994)等。这些成果大多是广播、播音、语言学等方面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晶。这方面的研究在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运用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更大的成绩也是可以预期的。
9.术语学 术语是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是人类科学知识的结晶，也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重视并积极参与术语研究与制订工作，是语言学应用部门责无旁贷的任务。1985年，由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6年，该委员会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CNCTST)。到1998年年底为止，该委员会已完成了40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共出版了44册各学科的规范名词，累计142,000余条。语言学家在这个领域也做出了成绩，如参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汉语的术语数据库；在术语理论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如冯志伟的“潜在歧义论”（PA理论）“术语形成的经济律”“结构功能观”等。他的《现代术语学引论》(1997)则是我国学者写的第一部现代术语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