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分布、空间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城乡论文,收入差距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典型特征。1978年以来，中国实际GDP的增速达到了两位数[1]。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扩大至2010年的3.23，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城乡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何在经济增长中防止居民收入差距的恶化，已成了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2]。尽管对该问题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一个共识是，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不能以牺牲总体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因为GDP的增长对于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居民的就业、收入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解决本身也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增长[3]。那么，如何才能在保持总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减轻城乡收入差距①?
王少平和欧阳志刚[8]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阻碍了经济增长，为了经济能持续发展，应加大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沈凌和田国强[9]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的两部门理论模型，说明减少低收入者数量所引致的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创新，从而能促进经济增长，与单纯提高农民收入相比，推进城市化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发展更有利。Wang和Piesse[10]采用CHIP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偏向的税收和福利政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要减轻城乡差距，必须改变城市偏向的政策。Lin和Chen[11]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降低了资本积累率，从而造成城市化水平低下，以及持久的城乡差距。Song等[12]通过采用NEG框架分析了异质性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其研究显示，在一定条件下城市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可以同时实现。
以上研究为理解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并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市化、城市偏向的政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劳动力流动等视角提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对策。但他们的研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如何才能在保持总体经济增速的前提下，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也没有涉及经济活动在产业间、地区间的分布，而这不仅对总体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也有重要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严重的产业间和地区间分布不平衡。在1978年，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8.2％、47.9％和23.9％，而到2009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为10.3％、46.3％和43.4％。显然，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增长明显滞后。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的分布不平衡更为突出。1978到2009年期间，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实际GDP的平均增速高达13％，而西部贵州、云南和甘肃三省实际GDP的平均增速不到10％。到2009年，浙江、江苏和广东的人均GDP已分别达44641元、44744元和41166元，而贵州、云南和甘肃的人均GDP仅分别为10309元、13539元和12872元，前者是后者的3到4倍。
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非平衡模式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如果经济增长能够从现在的非平衡分布转向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平衡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将如何变化?比如，假如每个省GDP的增长速度和全国GDP增速相同，每个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和全国GDP增长速度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总体增长速度没有变化，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会得以减轻?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平衡分布和在产业之间的平衡分布相比，哪个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这是本文拟回答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分布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Ravallion和Datt[13]对印度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产业分布和地区结构对贫困人口的减少有重要作用，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减贫效果更为明显。Ravallion和Chen[14]，以及Montalvo和Ravallion[15]对中国的研究同样表明，贫困率的降低与经济增长的分布有关。与印度不同的是，农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减贫最为有利。Loayza和Raddatz[16]利用跨国截面样本数据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增长的分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关于经济增长分布的现有文献集中于其减贫效果，尚没有探讨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本文是朝此方向的一个尝试。利用1978年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我们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分布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首先考察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然后进行模拟实验，观察经济增长在空间和产业间的平衡分布对减轻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第一产业增长对城乡差距的作用在省与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二、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效应。经济增长的产业分布和空间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在保持总体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平衡分布对减轻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与经济增长在省与省之间的平衡分布和三次产业增长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相比，三次产业增长在省内的平衡分布对减轻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与Montalvo和Ravallion[15]的做法类似，我们的研究分为三步。第一步，考察经济增长的产业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此，建立以下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
其中，i表示各省，j表示各产业，t表示时间。LnDIS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值的对数，用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②。LnSGDP是各个产业实际增加值占实际GDP比重的对数，我们使用了三次产业的划分。LnY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PGDP)。
为地区固定效应，TR为时间趋势项，ε为随机误差项③。b、c、γ、λ是系数，其中b是我们关注的关键参数，其大小和符号表示三次产业的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式(1)中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通货膨胀(INFLATE)、教育水平(EDU)、投资(INV)、开放程度(TRADE)、政府支出(EXP)、非国有化程度(PRIVATE)等。其中，通货膨胀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变化率来表示。教育水平用受中学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表示。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支出的定义是除科教文卫支出以外的政府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非国有化水平用非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比重来表示。
要对式(1)进行估计，需要设法消除地区固定效应。为此，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的组内估计量(within estimator)，即从式(1)中减去各变量在样本期间的平均值，以消除固定效应，再用OLS方法估计。在模型的参数估计后，我们使用F检验来判断零假设
。如果该假设成立，表明各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没有差异，经济增长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影响。相反，如果该假设被拒绝，表明经济增长的产业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检验
，如果该假设成立，式(1)可以简化为：
第三步，我们利用以上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模拟当一、二、三产业以及28个省的GDP增长率和全国GDP的增长率相同时的城乡收入比，然后把模拟值与样本期间城乡收入比的实际值相比较，从而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在产业间和地区间平衡分布，城乡收入差距是否会得以减轻?
由于重庆、海南和西藏的数据缺失的较多，我们的分析中没有包含这三个地区，仅以其余28个省份为截面样本，采用了1978-2008年间的年度数据。有关教育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期。其余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列在了表1中。显然，不管是哪个变量，在样本期间都有明显的变动。比如，对于城乡收入比(DIS)，1978到2008年间28个省的平均值为2.45，而最大值为2004年云南的4.8，几乎是样本平均值的两倍。对于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SGDP1)，最小值为1999年的上海，不到1％，而最大值为1981年的安徽，高达52％。对于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SGDP2、SGDP3)以及各省人均实际GDP的对数(PGDP)，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估计结果
式(1)的组内估计量结果列在了表2第一列中。先从三次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看，显然，对于全国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LnSGDP1和LnSGDP3分别表示其对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LnSGDP2表示其对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其中，LnSGDP1的符号为负，而LnSGDP3的符号为正，表明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小，第三产业则相反，其在GDP中所占份额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严重。显然，各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明显不同，零假设
在1％显著水平上被拒绝，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三次产业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两大地区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把样本分为东部沿海和内陆⑤，重新估计式(1)，结果列在表2的第二和第三列中。从中可以看出，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全国一样，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符号为负且显著，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系数不显著，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系数虽仍为正但不再显著。对于中西部内陆地区，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全国相同，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系数不再显著，而第二产业的系数则变得高度显著。这说明，在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而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尽管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各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完全相同，但零假设b1=b2=b3都被拒绝，这说明从两个地区内部来看，三次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有显著影响。
对于式(1)中的其他变量，人均实际GDP(PGDP)在全国、东部和内陆地区三个方程中都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这说明，经济增长是保证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货膨胀(INFLATE)在三个方程中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说明价格水平的上涨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其原因在于：价格上涨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即使是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货膨胀，农民从价格上涨中获取的收益也很低，因为价格上涨的大部分发生在流通领域，而农民却要为生产资料的上涨支付更多的费用。时间趋势变量(TR)高度显著，表明样本期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很强的扩大趋势。其余变量系数显著的并不多。其中，对外开放(TRADE)在全国样本中(10％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对外开放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一个原因，但该发现在东部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内部却不成立。非国有经济(PRIVATE)系数的符号在三个方程中都为负，但仅在内陆地区的方程中显著。
表2 的最下面一行报告了零假设=c的F检验结果。显然，在全国和东部地区，该假设在1％显著水平上成立，只有在中西部内陆地区，该假设才在1％显著水平上被拒绝。因此，我们利用式(1)的简化式式(2)进一步验证经济增长的三次产业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影响。尽管在中西部内陆地区零假设=c被拒绝，为了比较，我们也用式(2)估计了内陆地区。结果列在表3中。
由表3可以看出，不管是对全国，还是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第一产业人均实际增加值(RGDP1)的符号都为负且高度显著，这和式(1)的估计结果(见表2)基本一致。同样说明，第一产业的增长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人均实际增加值提高1％，可以使城乡收入比缩小0.3％。第二产业(RGDP2)和第三产业(RGDP3)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二、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影响。零假设b1=b2=b3在三个方程中都被拒绝，进一步表明，经济增长在产业间的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和表2结果类似，通货膨胀、时间趋势项高度显著，而其他控制变量显著的并不多。
如前文所述，组内估计量有效所要求的解释变量严格外生的前提假设对我们的模型比较强，因此以下采用差分方法，利用式(3)再对经济增长产业分布的作用进行检验。由表4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和式(2)的估计结果一样(见表3)，第一产业的增长显著地减轻了城乡差距，而二、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⑥。同样，零假设也被拒绝。这再次证实，三次产业的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不同，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与式(1)和式(2)的结果相比，式(3)中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例外是投资(INV)和政府支出(EXP)，开始变得显著，其系数为正，说明投资和政府支出实际上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解释是我国的投资和政府支出具有严重的城市偏向，投资和政府支出更多的是用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非农民收入的提高。
总之，式(1)-式(3)的估计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的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一、二、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不同，经济增长的产业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我们的一个推断是，1978年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并非是由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过快引起，而是由于第一产业增长滞后所致。要抑制乃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使第一产业得到较快发展。 
显著。
以上研究是把全国，或者东部和内陆地区的所有省份混合在一起，假设式(1)-式(3)中各产业的系数对每个省都相同，即三次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省与省之间没有差别。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一、二、三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可能随着省份的不同而变化，三次产业在省与省之间的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有重要影响。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估计了式(4)，令三次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在每个省中取不同的值，然后采用Poolability Test检验零假设
是否成立。
表5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省与省之间无差异的零假设不能被拒绝，第二和第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省与省之间相同的零假设被拒绝，说明第一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省与省之间没有显著区别，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省与省差异。因此，我们给式(4)施加一个约束条件
，再对其进行估计，结果见表6⑦。
由表6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增长对每个省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为负，第一产业人均实际增加值增长1％，会使城乡收入比降低0.4％，这和前文得出的结论一致。第二产业增长在大多数省份中系数不显著，只有五个省例外，其中福建和河南的系数为正，湖北、甘肃和新疆的系数为负，说明在福建和河南两省第二产业的增长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湖北、甘肃和新疆三省第二产业的增长改善了城乡差距。第三产业系数显著的省份要多一些，但在不同的省份第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明显不同。北京、福建、安徽和湖南等省中第三产业的增长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北京的作用最为明显，其第三产业人均实际增加值增长1％，城乡收入比降低0.73％。上海、广东、四川和贵州等省第三产业的增长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在贵州和四川的作用最为明显，第三产业人均实际增加值增长1％，两省的城乡收入比增加将近1％。不同省份二、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可能缘于不同省份二、三产业增长的模式不同。如果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会有助于改善城乡差距。相反，如果二、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对城乡差距的改善作用就有限，甚至会扩大城乡差距。
总之，表5和表6结果表明，尽管第一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省与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二、三产业增长的地区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
数值模拟
上一部分的研究表明，三次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同，二、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省际差异效应，经济增长的产业分布以及省际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一个问题是：如果每个产业，每个地区具有和全国总体经济相同的增长速度，或者是说，在保持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如果经济增长能够在地区间、产业间平衡分布，城乡收入差距会不会得以缩小?为了回答该问题，我们利用式(3)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了三个模拟实验，具体如下：
模拟实验1：假设每个省GDP的增长率、每个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和全国GDP的增长率相同，即经济增长在省与省之间和产业间平衡分布。此时，我们可以利用下式求出每个省城乡收入比对数的变动值：
模拟实验2：假设每个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和该省GDP的增长率相同，但省与省之间GDP增长率可以不同，即经济增长在产业间平衡分布。此时，可以利用下式求出每个省城乡收入比对数的变动值：
模拟实验3：假设每个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全国各省各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平均值，三次产业的增长率在省与省之间完全相同，即三次产业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平衡分布。此时，可以利用下式求出每个省城乡收入比对数的变动值。
最后，以各省的人口为权重，计算各省城乡收入比模拟值的加权平均值，即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模拟值。模拟结果见图1-图4。其中DIS表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值，DIS1、DIS2和DIS3分别对应三种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模拟值。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第一和第二种模拟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模拟值和实际值相比，要小很多，而且相对平稳。1990到1994年期间城乡收入比模拟值有小幅上升，其后持续下降，基本稳定在2.1左右。这说明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平衡分布，会极大地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如果每个省GDP增长率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能和全国GDP增长率一样，城乡收入比将稳定在90年代初期的水平，不至于扩大到现在的3.23。
图1 模拟1值和实际值比较
图2 模拟2值和实际值比较
图3 模拟1值和模拟2值的比较
图4 模拟3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为了比较第一和第二种模拟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有差异，我们将两种模拟值放在一起，报告在图3中。显然，与第二种模拟相比，第一种模拟条件下城乡收入比的模拟值要略低，但两者的差距并不大。第一种模拟实际上是在第二种模拟假设条件，即在每个省内部三次产业平衡分布的基础上，施加了省与省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同的附加条件，模拟值1和模拟值2的比较表明，该附加假设条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较小。这说明，经济增长在省内三次产业之间的平衡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大，而经济增长在省与省之间的平衡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小。
图4报告了第三种模拟条件下的城乡收入比与实际值。除了在90年代初期外，模拟3的结果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值并没有太大区别，模拟期间城乡收入比具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到2007年，模拟值甚至超过了实际值。这说明三次产业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改善的贡献很小，即使每个省一、二、三产业的增长率和全国三次产业的增长率相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也难以得到遏止。
总之，以上模拟实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平衡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有积极作用。与GDP增长在省与省之间的平衡分布和三次产业增长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相比，三次产业增长在各省内部的平衡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经济增长的分布模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非平衡模式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为了验证该推断，我们利用1978年后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城乡收入比为被解释变量，以三次产业分布和其他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建立了一个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第一产业增长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增长在产业之间的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对于各省而言，第一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第一产业人均实际增加值提高1％，会使城乡收入比降低约0.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省与省之间存在差异，多数省份二、三产业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即使作用显著的省份，其作用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有的省份二、三产业的增长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另一些省份二、三产业的增长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观察在保持总体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平衡分布是否会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我们进行了三组模拟实验，分别模拟各省GDP增长率和省内三次产业增长率与全国GDP增长率相同，各省内三次产业增长率和该省GDP增长率相同，各省三次产业增长率和全国三次产业增长率相同情况下的城乡收入比。然后把模拟值与样本期间城乡收入比的实际值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平衡分布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其中三次产业增长在各省内部的平衡分布对减轻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而三次产业增长在省与省之间的平衡分布，以及总体经济增长在省与省之间的平衡分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相对较小。
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要在保持总体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缓解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在注重经济增长在省与省之间平衡分布的同时，着力于三次产业增长在每个省内部的合理分布。在保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促进第一产业的增长，提高第一产业的人均产出水平。
注释：
①本文集中于城乡收入差距。关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最新研究见Li和Haynes[4]、Zhu和Wan[5]、Lin等[6]、Sakamoto和Fan[7]等。
②我们注意到使用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文献中有使用城乡人口来对城乡收入比进行调整的研究[3]。考虑到我国人口统计中多数年份是以户籍为单位，城乡人口并不能准确反映城乡人口真实状况，所以我们没有采用这种方法。使用城乡收入比的一个好处是，这是文献中广泛使用的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使用该指标便于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
③我们也尝试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使用Long Panel的方法，发现结果并无明显区别。
⑤东部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海南、福建、广西，其余省份为内陆地区。
⑥表3和表4中第一产业的系数估计值尽管不同，但其95％置信区间有重叠部分，说明式(2)和式(3)中第一产业系数的估计值没有显著区别。
⑦为了节省篇幅，表6没有报告式(4)中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
⑨之所以选择1990年为基期，是由于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快速拉大的趋势，通过模拟可以观察经济增长的产业间和地区间平衡分布能否起到抑制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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