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意象与“葵藿”心态——建国后新诗的文化反思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意象论文,心态论文,太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国后迄至七十年代末，“太阳”或“红日”意象频繁地出现在歌颂毛泽东同志的诗歌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北京有个金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之类的诗句在那个时代可谓妇孺悉知。作为历史的隐喻，“太阳”意象无疑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淀和当代诗人的文化心态，最能体现传统的“君臣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存续状态与文化特征。
一
以“太阳”比喻毛泽东同志，以红日东升光照万物比喻革命领袖造福于民众，这一特殊的文艺传统始于抗战后期的解放区。歌曲《东方红》的创作(1942)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由陕北农民李有源编写、鲁艺作家整理的《东方红》歌词采用将太阳人格化的手法，歌唱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明快流畅的曲调使这首反映了广大翻身农民心声的歌曲迅即在解放区广为传唱，“太阳”也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意象很快进入了诗坛。例如诗人殷白1945年12月创作的《毛主席从重庆回来了》就出现了“毛主席回来了！／今天的太阳特别亮”这样的诗句。建国以后，诗人们纷纷利用诗歌意象的递相沿袭性，借用“太阳”这一凝聚着现成意义的词语表达自己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敬与景仰。韶山旭日、井岗朝阳、延河岸边的红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光芒……，诸如此类的比喻和描写在建国后迄至七十年代末的新诗中，可谓俯拾俱是，不胜枚举，令人异常强烈而鲜明地感觉到，“太阳”与毛泽东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即“太阳就是毛泽东”。
二
按照西方现代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语言具有人为特征，语词的背后并无具体恒定的意义，它只能在每一次具体运用中不断产生意义。在此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起着极大的作用，具体的意义永远是在运用中由主体赋予的。然而，中国新诗中的“太阳”显然不能完全作如是观。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太阳”这一语词并非都具有常变常新的内涵，相反，在大量的诗作中，诗人们使用这一语词，都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毛泽东同志的象征，寄寓和表达自己的热爱之情，从而赋予“太阳”以一种恒常的文化意义。这是一种十分值得玩味的现象。
作为诗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意象的创造其实是过去有关的感受或知觉上的经验在头脑中的重现或回忆。这种重现或回忆可以是一次性经验的展示，也可以是多次经验的拼合；可以是诗人的亲身经历，也可以是间接知识，甚至可以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据说李有源创作《东方红》歌词是在一个冬日的早上，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找到了一个翻身农民向革命领袖表达感激、热爱之情的最佳方式。歌词中“太阳”意象的出现，自然环境的启示和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潜在影响以及由此积淀的集体无意识的巨大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人民与领袖的关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具有伦理与政治的双重性质。本来，它与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我们却通过“太阳”意象找到了二者的相似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日”意象通常就是君王的象征，“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边来”、“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等名句即系显例。中国古典哲学以“阴阳”之道的宇宙本体论作为理论支点，宇宙万物莫不具有阴阳二重性。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它们的交互作用与辩证运动衍生出和谐有序的大千世界。自然界的规律如此，人类社会的法则根据亦在于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易·系辞》），八卦又以两卦相叠演为六十四卦，以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每一类社会角色都可以在由阴阳之道推演而成的宇宙模式中找到自己的相应位置。“乾为天，……为君，为父”（注：《易传·说卦》），在“天道在阳而不在阴”、“阳尊阴卑”（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哲学与伦理学的双重意义上，君临天下、统治万民的封建帝王与普照山河、光耀万物的太阳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日君月妃”（注：韩愈《元和圣德诗》），天人一体。初唐诗人李峤《咏日》诗云：
旦出扶桑路，遥升若木枝。 东陆苍龙驾，南郊赤羽驰。
云间五色满，霞际九光披。 倾心比葵藿，朝夕奉光曦。既咏日又颂君，结尾二句以葵藿倾太阳比喻臣下对君主的忠心。由于具有哲学的内在支持，古代文学以日喻君的传统长盛不衰，日君一体的观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体验认同，化为了集体无意识积淀于民族个体成员的心灵深处，并通过中国诗人的想象定势和“太阳”意象显现出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曾一度中断了中国文学歌颂太阳的传统。在时代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一批爱国爱民族的作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大潮之中，他们举起如椽之笔，鞭挞君主专制的罪恶，抨击封建伦常的虚伪，声讨军阀混战的祸国殃民，揭露卖国贼的奴才嘴脸，古代文人普遍具有的“忠君”情结被一种强烈而又鲜明的“弑君”心态所取代。例如，鲁迅小说《铸剑》歌颂眉间尺敢于向暴君讨还血债的反抗精神，其杂文《忽然想到》猛然抨击暴君专制“使人变成死相”的罪恶，号召人们“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批判力度；郭沫若诗歌《我想起陈涉吴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贫穷困苦的根源正在于历史上“出了无数的始皇”，他的《天狗》、《女神》、《凤凰涅槃》等诗以“吞日”的气概蔑视君权神威，以彻底的反抗精神创造出一个无君的世界。
“五四”时期作家普遍的“弑君”心态既源于他们对中国上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吃人”本质的强烈愤慨，也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政治统治黑暗腐败状况的深恶痛绝。此外，从西方及俄国传入的新理论、新学说也如一股清新的风，苏醒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但是，这一切尚不足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文化心理结构，尤其无法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吞日”的气魄并不意味着对“阳光”内在需求的彻底摒弃，圣君明主仍是他们理想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一旦躬逢盛世便极易恢复颂日传统。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呐喊“我创造日月星辰”（《女神》），到五十年代后期则歌颂“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这一现象是极为耐人寻味的。事实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进步作家一方面继续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大旗，通过各种文体的作品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嘴脸和反动本质，另一方面则将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代表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同志身上。随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事业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巩固及其威望的不断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来到解放区走近毛泽东同志，中国文学的颂日传统便逐渐获得了恢复的契机。早在1941年9月，诗人贺敬之就在延安创作了一首名为《太阳在心头》的新诗，借农民张三之口解释丰收的原因：“因为有了毛泽东，——／温暖的太阳在心头。”开始将革命领袖造福万民的政治作用与太阳育养万物的自然功能联系起来。不过，此诗的影响并不大。文化程度不高的李有源在特定情境下创作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词，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深刻地契合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满足了民族个体成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达情感的需要，故“太阳”的象征意义得到了广大诗人的一致认同。
三
如果说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是出于翻身农民对革命领袖朴素而真挚的阶级感情的话（顺便说一句，如果暂时撇开阶级差异，这与明朝末年河南一带广为流传的“迎闯王，不纳粮”的民谣在情感基调上颇为相似），那么，建国后众多诗人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和讴歌颂扬，则逐步演变为自觉的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指对于某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的作用极端夸大乃至神化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个人崇拜形成的过程往往就是被崇拜者走上神坛的过程。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神是“达于完善之境的人形的东西”，“它的产生，是由于那些相似的图相连续地会流在同一个东西上，造成了图相的相似”（注：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P78。）。尽管这里分析的是上古神话中神产生的原因，但其法则却具有普适性并在后世的造神运动中体现出来。勿庸讳言，中国当代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造神”运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歌颂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盖世英才，一次又一次地过分夸大领袖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将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教义化、作用神圣化、人格偶象化，塑造出一个带有神之光环的“太阳”意象。在许多诗人笔下，毛泽东同志具有了超自然的神奇力量：“他放歌，三山五岳惊愕；他放歌，五湖四海应和”（周望望《领袖在长江上放歌》）；他是“人间的太阳，我们的父亲”、“走到哪儿，哪儿的生产就更快上升”（李累《是传统，还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沙粒就变成黄金”（李广田《他在各处行走》）；“毛泽东的手指向这里，一道光便赶走了草地的黑暗”（李瑛《金色的河》）……，类似的诗句比比皆是。固然，诗歌创作允许并需要夸张，然而，当艺术夸张的运用旨在突出个人的才能与作用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倾向时，它就会褪去艺术的原色而演变为造神的政治手段。
将被崇拜者推上神坛，崇拜者必然自觉放弃与之平等对视的权利。当代诗人对毛泽东同志多采取仰视的姿态，“高山仰止”的崇拜心理又必然拉大领袖与诗人的精神距离，进一步加深神化的程度。在新诗中，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是高大的，这既是诗人的视觉感受，更是他们的心理感受。自然界的太阳高挂天上，以日喻人则必然赋予本体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同时也决定了仰视是诗人唯一的选择。当一群青年水兵围绕在毛主席身旁时，“象朵朵葵花朝太阳”（梅明亮等《难忘的航行》）；当一位老诗人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前，感到“有什么殿堂可以和它比高？它崇高得象他手创的功业一般。大山遮不住，朝阳在顶端，天涯海角，一仰头就可以望见”（臧克家《仰望——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在这样的仰视中，诗人获得了一种心灵的直接的纯粹满足，并在满足中消蚀着主体人格的力量，强化着个人崇拜意识。长期以来，人民群众与领袖的关系变成了葵花向阳、百鸟朝凤的关系，能够目睹领袖的音容笑貌，实为三生有幸之事。惟其如此，毛主席到工厂，工人便“喜泪遮住眼”；到小巷，市民“欢乐的泪水呵，滚出了眼眶”；到农村，仅“棉花长得很好”一句话就使“暖流奔进人们的心胸”（注：以上诗句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诗集《红太阳颂》。）。我们毫不怀疑诗人描写的历史真实性，也不否认诗作情感的真诚性，问题在于其中所显示的受宠若惊、感激莫名的成分已远非用人们对领袖的热爱之情所能解释，而明显地带有个人崇拜的精神阴影。诗人臧克家在《在毛主席那里作客》一诗，企图努力营造一种与领袖平等对话的氛围，描写自己与毛泽东同志好象“密友”一样“促膝谈心”，然而，细味全诗的具体情景描写，却分明使人感到仍不过是“一个渺小的诗人”在聆听一个“赢得了新中国的伟大诗人”的教诲，潜意识深处仍然是仰视与崇拜。
崇拜他人、仰视他人，结果必然只能是无条件地以他人的意志为自我的内心律令。神的耀眼光环只能让神的信仰者自觉放逐独立思考的精神需要和天赋权利。作为整个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无疑是一种依据中国国情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同志的每句话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真理。当代许多诗人正是在这里步入了精神的泥淖，认定“他的话，句句是宝石”（臧克家《在毛主席那里作客》），由此出发，有人“为了一句名言，／我歌唱鞍钢。／‘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里处处体现／这个英明的指示”（冯至《歌唱鞍钢》）；有人将毛泽东的声明比作“雷音一发震天下，摩罗王宫屋堕瓦（赵朴初《雷音——毛主席声明》）；还有人甚至把毛泽东同志为华国锋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视为“雨后彩虹，明亮的北斗星座”（许国泰、王晓廉《伟大的决策》）。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被人为地赋予了无庸置疑的真理性和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性，因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剩下的只是贯彻与执行的义务，对于包括诗人在内的艺术家而言，也仅有讴歌与颂扬的天职。我们并无责备诗人的意图，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传统的力量。
四
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当代诗坛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决不仅仅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化传统对文学的渗透与制约从来离不开现实社会条件的催化，集体无意识也只有获得了适宜的现实文化土壤才会由隐而显，对人的现实行为发生作用。事实上，新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既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心理倾向，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倾向，当代诗坛个人崇拜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当代政治生活的特殊历史进程基本同步的。从建国后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崇拜经历了开始形成、肆意发展和恶性泛滥三个历史阶段（注：参见孙春山《中国的个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毛泽东同志忠诚与否最终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成员革命与否的首要标准。社会政治形势所构成的特殊氛围和巨大力量直接影响着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环境与生存状况，进而也影响着当代诗人的创作心态。本来，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优秀的领袖集体，这个集体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都发挥了任何个人均无法取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此，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曾有过艺术表现。当时，除了产生过《毛泽东的旗帜》、《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一类作品外，尚有《朱德歌》（贺敬之）、《朱德队员的枪》（寇西）、《陈毅同志》（莫洛）、《彭德怀速写》（丁玲）、《记贺龙将军》（何其芳）、《记罗司令员》（陈冰）、《聂荣臻将军在晋察冀》（邓拓）等诗文存在。建国后随着党内个人崇拜思想的抬头，随着万众心向毛泽东的政治格局的形成，诗人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放弃了对领袖集体的艺术表现，转而集中笔力讴歌“太阳”，亦即讴歌毛泽东同志，努力使内心的创作冲动与外在的政治要求相一致。
这里有必要提及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同志十分清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农工、依附封建政权的历史地位，十分了解他们软弱动摇的性格弱点，由此出发他深刻意识到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无意改变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的依附地位，而是要求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将立场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成为依附革命政权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用“毛”与“皮”的关系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定位是一个妙喻的话，那么，他的努力则集中于促使知识分子换一张所附的“皮”。从中国革命的全局看，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无疑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但也勿庸讳言，由于过份强调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依附性和劳动的从属性，使得这一特殊群体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未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长期存在着左倾思潮的干扰，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险恶的政治目的，更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这是不争的事实。重要的还在于，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诗人们出于对党的信任和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一开始就认真检讨自己，自觉接受改造。当其越是认识到自身改造的重要性，就越是衷心拥护这种改造；越觉得自我渺小，就越觉得毛泽东同志英明伟大。一俯一仰之间，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个人崇拜心理则是这一历程的必然产物。
个人崇拜思潮的泛滥给当代新诗创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扼杀了诗人的主体意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作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的生活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所以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P129。）。“神”是缺少独立意识的人创造的。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将自己视为他人从属物的人，经济上一贫如洗、生活苦不堪言的下层劳动群众往往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解民于倒悬的救世主身上，缺乏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的士阶层则将个人的升沉得失系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意志。当代诗人之于毛泽东同志，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心态。正如何其芳所写道的：“任何暴风雨不能改变／历史的行程。我们完全／信赖我们的舵手的英明：／中国有毛泽东，苏联有斯大林！”（《讨论宪法草案以后》）在表现出对英明领袖无保留的信赖的同时，泯灭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并消解了责任感。一旦失去了这样的领袖，则“悲逾失父嗟无怙，杞不忧天赖有纲”，“不见我导师，航行何所依”？老诗人赵朴初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吟出的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诗人们的普遍心态，即沉痛的追思与悼念之中，渗透着一种柱石崩陷、无所依凭的强烈的政治惶恐感。粉碎“四人帮”以后，诗人立刻又将希望“编成一个花环，献给华主席”（臧克家《迎春辞》），这些今天看来显系败笔之词，不过是个人崇拜心理符合逻辑的惯性运动的产物。
个人崇拜的过程本质上是崇拜者主体人格、价值、智慧泯灭的过程，是主体自我放逐的过程。与之相应的“葵藿”心态则是被动人格的自小心态。黑格尔曾经中肯地指出：“崇拜的行动本身开始于纯粹放弃某种所有物，……并且放弃自己的人格，不把自己的行动归功于自己”（注：《精神现象学》下卷P206，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显然，这种放弃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原本自由的精神生活转而无条件地以他人的意志为准绳。当我们审视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的新诗创作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整体上诗人盲目的服从性日益增强，而怀疑与批判的能力却逐渐萎缩与消失，以致最终丧失了向不公正的生存境遇抗争的意识和勇气。五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尚能听到诗人的不平之鸣，例如，因受到错误的政治打击而从东北师大调至鞍钢工作的诗人公木，就在《鞍山行》一诗中对“那些由于自私而变矮的人形，那些由于忌妒而歪斜的眼睛，那些由于猜疑和作伪而患梦游症的灵魂”进行了讽刺，忍辱负重的同时仍顽强地流露出愤懑的情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诗坛上的不平之鸣就逐渐消失于日益高亢的颂歌声中。十年浩劫时期，诗人普遍受到冲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敢于公开怀疑这场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正确性的作家并不多见。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冯至《我的感谢》一诗感谢“比太阳的光照还要普遍”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了良心”，显示了知识分子自我丧失的开始的话，那么，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的郭小川虔诚地表示“要让新时代的／大风大浪／痛痛快快地冲刷／我们灵魂中的泥污！”（《万里长江横渡》）（注：此诗初稿成于1971年7月，1973年7月改定。）则标志着自我丧失程度的加深；至于老诗人臧克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还要反复颂扬这种生活（注：见长诗《向阳湖啊，我深深怀念您》。），感激“毛主席教导，才能到向阳”（《忆向阳》），则更是放弃了独立思考之后的盲从。从这样一个粗线条的轮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代诗人的个人崇拜与古代文人忠君观念的内在相通之处，那就是“葵枯犹向日”（注：白居易《江南谪居十韵》。）——对主体之外的某一个体的绝对崇仰与忠诚。
个人崇拜对当代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扼杀诗人的创作个性，限制他们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许多人在塑造领袖形象时，由于崇仰心理的驱遣，无论观察角度、情感基调，抑或表现手法均如出一辙。尤其是在使用“太阳”一词时，根本缺乏创新意识。当然，诗歌意象本身具有由文化沉淀构成的递相沿袭性特征，诗人可以借一些具有某种现成意义和习惯用法的语词来表达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从而创造自己的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语词的多义性和使用语词的创新性。当代诗人在这一问题上走向了极端，他们长期不变地借用“太阳”一词来歌颂毛泽东同志，在这类作品中赋予“太阳”以唯一的意义内涵，从而导致了意象的凝滞恒定性，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诗坛的一种艺术的悲哀。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点。基于这一基本事实，建国后的诗人们对毛泽东同志产生爱戴、感谢、崇敬之情既是真诚的，也是正常的，本文对此毫无责难之意。但是，由此而趋于极端，演变为个人崇拜，这一文化现象则显然不是用诗人的个体情感所能解释的。本文所作的一些粗浅思考，仅仅意在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社会历史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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