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五大研究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新经济论文,思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内生技术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论文，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浪潮。新增长理论的突出之处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递增收益、开放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垄断化等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而持久的跨国差异，为长期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在国际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追踪和把握这一理论前沿，我们把新增长理论划分为五大研究思路，加以概括和分析。
一、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思路
1986年罗默在题为《收益递增长和长期增长》一文中，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式作了重大修正和扩展，提出了一个由外在效应、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的收益递减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竞争性均衡模式，开拓了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思路的研究。随后，卢卡斯、斯多克和阿温·杨相继扩展和完善了这一研究思路。这一研究思路包括四个模式：罗默的“知识外溢长期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在性增长模式”；斯多克的“新产品引进知识外溢内生增长模式”；阿温·杨的“有限的边干边学增长模式”。
这些模式都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知识和人力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入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资的副产品，每一厂商的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即一个人或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人或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这就意味着，每一厂商的知识水平是与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进而与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成比例。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作用，资本（物质或人力资本）的私人边际产品就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产出生产出现递增收益。因此，这些模式预见，通过产生正的外在效应的投入（知识或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增长就可以持续。
尽管这些模式都强调“外在经济”在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各个模式的侧重点却不同。在罗默模式中，知识是非竞争性的产品，且有外溢效应。罗默强调这种知识外溢不仅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即这种递增收益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外在效应的存在又使竞争性均衡成为可能，从而首次在动态增长中协调了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的一致性。
在卢卡斯模式中，卢卡斯主要讨论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以及可容纳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制度。卢卡斯强调了人力资本（特定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人类知识’正是人类而不是日本人、中国或朝鲜人，…各国之间的技术差别…不是…关于一般的知识，而是关于“特定人的知识或一个民族的特殊的文化。”〔1 〕因而在卢卡斯模式中，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中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区别。内部效应即是人力资本对投资者本身的生产率的贡献，但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作用，正是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它可以在人们之间传递，其结果是不仅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并增加了劳动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并产生产出生产中的递增收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终究会耗尽，并丧失其作为增长的发动机的地位，如何避免这种令人难堪的结局呢？斯多克在其模式中加入“新产品引进”要素，解决了这一难题。新产品的不断引进，旧产品的不断被淘汰，且边干边学在各产品间具有溢出效应，这样，只要不断有新产品的引入，边干边学就会绵延不断，从而经济就能保持持续的增长。
在阿温·杨模式中，杨进一步突出了边干边学的有限性，强调只有持续的技术进步才能维持持续的边干边学，否则知识外溢就会失去增长发动机的性质。 由此， 杨建了一个边干边学与发明相互作用的杂交（Hybrid）模式，把外在性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在杨模式中有两个重要性质，其一，如果市场相对于发明的预期成本太小，就既没有边干边学，也没有发明，就会在这一思路中，具有显著特点的是生产函数的线性技术（或称凸性技术convex technology）出现停滞均衡；其二， 一般而言，任何特定技术的边干边学都是有限的，因此，均衡增长率不仅受发明约束，而且受边干边学约束。
二、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思路
外在效应和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思路解释了意外的发现如何产生和利用，但忽视了有意识的创新和发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大量的创新和发明是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有意识的投资的产物，因此市场垄断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如果不让那些产生新思想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拥有某些垄断力的话，那任何人就都不愿意把他们自己的资源用到产生新思想上。
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变化》一文开拓了关于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思路的研究，此后，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格辛、霍维特以及史格斯罗姆等人从不同侧面推进了这一研究思路。
这一思路的共同点是，强调研究与开发（R＆D）是经济刺激的产物，由这一R＆D产生的知识必定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新思想的开发者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典型地，开发者对思想的使用具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并把其使用权出租给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发明者对思想的使用的索价受思想在生产中的有用性，或受其他的投入资源学习新思想的可能性的限制。在这一思路中，源于有意识的R＆D努力的知识（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基本机制是：确立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研究部门把技术投资加诸于当前的知识存量，产生新的知识，新知识会提高生产率，并以零边际成本供给其他使用者。因此，这种经济不会是完全竞争，它需要某种垄断力。
这一研究思路包括四个基本模式，它们分别是：罗默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阿格辛——霍维特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技术变化增长模式”，格尔斯曼—赫尔普曼的“产品质量阶梯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以及史格斯罗姆的“创新和模仿诱致的技术变化增长模式。”
在罗默模式中，知识（或技术）被赋于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它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而且它具有独特的性质，既不是传统的经济产品，也不是一般的公共产品，它是非竞争性的，部分排他性的产品，具体地以产品的设计形式出现。这种新知识（或新设计）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其一是新设计可用来生产新的中间品，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其二是新设计具有溢出效应，它会提高研究部门的知识存量的积累，进而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使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
阿格辛和霍维特扩展了罗默对水平产品创新的研究，在模式中引入产品质量提高的垂直产品创新。这模式继承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基本动态思想，在增长过程中融入老化因素。创新或新产品创造一部分人的利润的同时，破坏另一部分人的垄断租金，这种受利润极大化驱动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进而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格罗斯曼——赫文普曼模式中，每一产品都有一个随机爬升的质量阶梯，且这种爬升在部门间是不均匀的，而经济增长就是源于中间品质量阶梯不断提升。
史格斯罗姆模式是对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式的进一步扩展。史氏强调，厂商不仅从事创新性R＆D活动，而且从事模仿性R＆D活动，在均衡中，创新与模仿交互作用，低廉的创新会诱致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快速的创新，从而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三、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思路
这一研究思路是由内比罗在其论文《长期政策分析和长期增长》中开拓的。这一研究思路是对新古典增长模式的继承和扩展。一方面，它继承了以索罗、卡思和库普曼斯等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的一些主要性质，如完全竞争性均衡、规模收益不变等；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一模式扩展到可以产生内生增长，因此，这一思路又称为“扩展的新古典含义的内生增长研究”。
在这一思路中，具有显著特点的是生产函数的线性技术（或称凸性技术Convex technology），即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这里的资本是广义概念的资本，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而且包括人力资本，即是两者的一个“复合”，因此，尽管产出关于资本仍具有递减收益，但关于复合的资本品却具规模不变收益，从而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产出同比例的增加，进而长期增长就成为可能。
为什么不变规模收益能产生持续的增长？这主要源于关于资本边际收益的不同假定。在新古典模式中，资本的边际产品是其存量的递减函数，随着资本无限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品最终会收敛于零，从而经济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个“零增长”的稳定状态。与此不同的是，这一研究思路假定，由于存在无须非再生要素的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就可生产出来的资本品“核”（core）因此，尽管资本的边际产品仍是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但这一边际产品有一个大于零的下界，这一下界大于投资的（主观）贴现率，这就确保了投资是持续有利可图的。由此，这一研究思路走得更远，它指出，罗默外在性模式中的递增规模收益对长期增长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而唯一重要的是线性技术存在。
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对政府政策的分析。在这一思路中，政府的作用是解释持久而广泛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跨国差异的源泉。政府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增长奇迹”（growth miracl-es），也可使一国滑入“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罗伯特·巴罗则走得更远，他强调政府服务是与私人投入一样的生产性支出，如果离开了它的作用，生产关于私人投入只会具有递减收益，而一旦生产性政府服务进入，生产就具有不变规模收益，从而持续增长就成为可能。在这里，政府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atalyst of growth） ，政府活动被完全内生化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思路也意识到政府政策效应的复杂性，指出政府政策在开放经济中的效应——是增长效应还是水平效应——取决于各种政策的配套，因此评估政策效应必须“面面俱到”（look at everything）。
这一研究思路主要包括以下模式：其一，金—内比罗的“扩展的‘新古典含义’的内生增长模式”；其二，琼斯—曼纽里的“凸性技术变化均衡增长模式”；其三，巴罗—萨拉—I —马丁的“政府支出增长模式”；其四，贝克尔—墨菲—塔莫拉的“人力资本和内生生育决定的增长模式”。
四、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思路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视每一个国家为一个孤岛，忽视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新贸易理论的激发，一批新增长理论家如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史格斯罗姆、克鲁格曼等人，把内生创新的模式扩张到包括商品、资本和思想的国际流动，提出一个更富于预见性且与可观测现象更为一致的新理论框架。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强调政府贸易政策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具有影响。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内生的技术投资结构决定了技术进步水平的差异，因此，如果政府的政策能够对技术投资的结构施加影响，那么世界经济增长的状况就会呈现相应的变化。例如，如果一个在研究开发中较为有利的国家对研究进行补贴，那么世界经济增长就会迅速上升；同样，如果一个经济效率更高的国家对产业而不是对技术创新进行类似的补贴，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对贸易政策而言，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行为可能影响资源向知识创造部门的分配，对制造业进行保护的贸易政策，会促使熟练劳动力从研究领域向制造产业的转移，这就对技术创新起到了抑制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采取积极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来说，贸易政策致使资源由研究领域向制造业转移，反之，对采取消极保护政策的国家来说，资源将逆向流动。
这一研究思路强调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首先，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活动，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学习的补偿可望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研究思路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一，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力的素质，不仅可以提高本国资本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有效地吸引外资，加速技术吸收和转移；其二，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主要的获益并不在于有更广大的市场，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其三，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吸收适合本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使本国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上移，对维持一个有利的贸易条件和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有重要意义；其四，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会相互竞争，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即将稀缺的资源引入资本和技术人力资源密集度高的重工业，将会使一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五、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思路
亚当·斯密第一次把分工放到了经济增长研究的中心位置，但在19世纪下半叶，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在经济文献中却日渐淡化，20世纪80年代，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重新激起人们极大兴趣，许多经济学家再次认识到古典分工思想的启示意义，认为如果把分工从经济学中消除掉，就不能完整地理解经济活动，特别是不能理解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这些认识直接受益于艾林·杨1928年发表的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他在文中把“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命题总结为“斯密定理”，指出这是“经济学中所能发现的最辉煌和最有成果的概括之一。”他把分工视为一个累积和自我扩张的过程，从中推演出收益递增。这个思路成为启发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受艾林·杨思想的激发，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森的组织推动下，《政治经济学杂志》从1988年起，逐年发表了鲍姆、洛克伊论文，形成了一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增长思路。这一研究思路包括三个主要模式：一是博兰德—杨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模式”；二是克姆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模式”；三是贝克文——墨菲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模式”。
在博兰德—杨模式中，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的容量，从而加速了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形成经济实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内生化的比较利益。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刺激分工向深度演进，正是在这种分工的循环演进的过程中，人均收入和产出数量与品种增加，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模式将分工水平、生产和消费者活动及产品数目全部内生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
在克姆的劳动专业化增长模式中，克姆指出，在博兰德—杨模式中，劳动分工被视为不同工人生产不同产品，其结果是，工人生产率随同一产品的产出水平增加而增加。在克姆模式中，生产率不是随各种产品生产的间接增加而增加，而是随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劳动专业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这种劳动专业化是以集约性的人力资本与粗放性人力资本的区分为基础，前者是在既定生产活动中提高工人生产率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后者是使工人在各种生产活动中更具适应性的一般知识的存量。因而，提高专业化即是意味具有更多的集约性人力资本和较少的粗放性人力资本。克姆强调，即使没有技术变化或边干边学，但只要通过提高这种劳动的专业化，长期经济增长就是可能的。
在贝克尔—墨菲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模式中，一方面，他们克服了博兰德—杨模式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展中的作用的缺陷，继承了自阿罗以来的知识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他们指出，劳动分工不仅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那样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s）以及可获得一般知识的数量的限制，而且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贝克尔和墨菲计算出均衡增长率。这一均衡增长率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成正比，与协调成本函数中分工人数的弹性成反比，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乘子的水平成正比。如果参与分工的人数在协调分工的成本函数中的弹性与其在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弹性之间的相对差异小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那么均衡的增长率将大于零，即增长可以无限制地持续下去。
注释：
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载《货币经济学杂志》，1988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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