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理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解释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行为体的跨国政治行为与经济活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行为体是由人类个体及群体构成，其行为方式不可能不受人类认知能力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而人类认知能力和行为方式则与人类理性紧密相关。人的理性又受到信息结构和认知能力的影响，在不同的信息结构和认知能力的影响下，人的理性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复合相互依赖论①、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②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③，大都把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行为体的行为视为完全理性行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人具有完全理性是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内容，经济人是具有完全理性并以最优化为行动目标。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在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基础上④提出有限理性（boundary rationality）概念以及企业人或者管理人假设，认为满意为企业人或者管理人的目标。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词条“理性行为（rational behaviour）”中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⑤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Sargent）为同书撰写的词条“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也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概要说明，⑥N.E.萨文（N.E.Savin）撰写词条“理性预期：经济计量学含义（rational expectations：econometric implications）”则从计量经济学角度对理性预期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⑦社会行为体并不是在所有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完全理性，也不是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基于理性假设的社会行为体行为分析必然出现偏差。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行为体的真实理性（real rationality）表现出概率分布特点，即社会行为体的真实理性表现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完全无理性与非理性的某种概率分布特征。本文在借鉴国外文献⑧与中国学者研究成果⑨的基础上，提出分布理性（distribution rationality）概念和政治经济人假设（political economy agent），据此构建理论假说对社会行为体跨国政治权力配置与经济财富分配活动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方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社会行为体：类型及相关概念界定 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社会中社会行为体的跨国政治行为与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行为体跨国政治权力配置与经济财富分配及相互转换的内在机制及规律。人类及其组织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社会行为主体，可以区分为个人、家庭、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多种类型。 一般而言，社会行为体（social actor）是指参与社会建构与社会活动的人类个体、群体及其组织。作为社会建构与社会活动主体的社会行为体是社会构建的基础和主导力量，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人员数量多寡可区分为单人社会行为体与多人社会行为体，根据组织差异可以区分为个人、家庭、社区、企业、政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等类型，根据形成方式可以区分为政治行为体、经济行为体、思想行为体、伦理行为体、技术行为体等。组织功能和组织方式单一的社会行为体的数量有限，大量的社会行为体是混合了多种功能与组织方式的混合型社会行为体，例如混合了政治与经济因素的政治经济行为体（political economic actor）、混合了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的意识形态政治行为体（ideological political actor）、混合了宗教与伦理因素的宗教伦理行为体（religious ethical actor）、混合了种族与利益集团因素的种族利益集团行为体（racial benefit-group actor）。社会（society）则是由既有相互影响关系的人类成员构成的人类集合，根据不同的标准同样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人类集合聚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区分为地方型社会、国家型社会（state society）、区域性跨国社会（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与全球性跨国社会（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区域性跨国社会与全球性跨国社会可以统称为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社会行为体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也是市场体系形成的基础。离开社会行为体的人类社会是不存在的，离开社会行为体的市场体系也是不存在的。社会行为体、人类社会与市场体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个人、家庭、社区、企业、政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他人类组织是主要的社会行为体。国家是由不同的人类利益群体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以一定的治理方式形成的具有复杂特征与功能的社会行为体。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只考虑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配置及相互转换问题的社会行为体则可以称为政治经济行为体，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际社会中政治经济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及规律的科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社会行为体、市场体系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表示社会行为体、市场体系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社会行为体是由人类个体及其组织构成的集合，可以把社会行为体区分为政治行为体、经济行为体、思想行为体和混合行为体，由这四种社会行为体为集合构成的社会可以区分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思想社会和混合社会，政治社会中由政治行为体参与的政治权力配置与交易活动形成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中由市场行为体参与的经济财富交易活动形成经济市场，思想社会中由思想行为体参与的思想意识交流形成思想市场，混合社会中由混合行为体参与的要素配置与交易活动形成混合市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思想社会和混合社会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类型，市场体系是人类社会中社会行为体参与的政治权力配置、经济财富交易、思想意识和知识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机制及其安排，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重要构成部分。
本文把以一定治理结构构成的具有相互影响关系的人类集合称为社区，以一定的治理结构形成的国际社会也可以称为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本文为了研究方便，不对国际社会与国际社区进行明确区分，把国际社会和国际社区统称为国际社会。因此根据是否存在治理结构把国际社会区分为治理型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ociety）和非治理型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non-governance society），国际社区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特殊类型。国际社会是指由多个国家及地区构成的社会体系及治理形态，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地域范围差异可以区分为全球性国际社会和地区性国际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国家构成的发达国际社会与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发展中国际社会。 根据人类成员数量、规模和影响范围，可以把社会行为体区分为微观社会行为体和宏观社会行为体，微观社会行为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业、政党及地方性非政府组织。宏观社会行为体包括政府、国家、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可以区分为区域性跨国组织与全球性跨国组织，还可以区分为国际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不是社会黑箱，是由分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人类成员构成的宏观社会行为体。根据社会行为体的类型划分，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微观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如图2所示）。 简言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社会行为体是人类个体及群体的基本组织形式，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也是人类社会和市场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分析社会行为体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配置及相互转化问题，微观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社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配置及相互转化问题。 二、分布理性与社会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一个理论假说 社会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与人类个体及群体的认识和行动能力紧密相关，理性则是影响社会行为体认知与行动能力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理性是指个人或者社会行为体形成概念、进行判断、比较、综合、推理、计算与预测的能力，可以区分为认知事物的能力和通过行动实现目标的能力。本文中的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1）社会行为体具有完全的认知信息和完全的认知能力，具备完全的利益认知与利益计算能力，信息处理与利益计算成本为零；（2）社会行为体的行为与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备使行动最大化实现目标的能力；（3）社会行为体具有使用不确定外部环境的能力，能够协调自己的行为、目标并与外部环境充分协调。 新古典经济学在完全理性条件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中的完全理性需要基本满足三个条件：（1）经济人能够判断和计算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在不同的商品组合或者商品束（goods bundle）之间能够进行比较，即完备性假设（completeness）；（2）经济人能够保持思维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不会犯思维混乱的错误，即传递性假设（transitivity）；（3）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永不满足，没有最大、只有更大的利益追求，即局部非满足性假设（local nonsatiation）。同时，经济人还拥有决策的完全信息，具备完全的计算能力且其计算成本为零。经济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化的效用或者最大化的利润，求最优化是经济人决策及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则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性与经济人假设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批评后者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和管理人假设（或者企业人假设），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是介于完全理性与完全不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他提出的管理人，以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化为行动目标。也有学者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概念进行批判时，注意到不同学科对理性概念的认知差异。⑩自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后，学术界对有限理性认知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和论争，虽然仍没有达成共识，但有限理性假设已经成为经济学动态分析（11）、区域与空间分析（12）、博弈论（13）、心理学及认知科学研究（14）的重要假设条件，并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在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上，有文献提出了适应性理性，（15）有学者针对行为经济人分析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16）一些博弈论学者则试图通过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等分析工具把有限理性纳入传统的均衡分析框架之中并提出不同的有限理性概念，有文献对有限理性研究的演变进行总结。（17）无论是完全理性与经济人假设，还是有限理性与管理人假设，都只是部分地概括了人类理性的某些特征，需要不断地改进和扩展。
本文认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与经济人假设，还是以西蒙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的有限理性和管理人假设，都存在诸多方面的共同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都认为人类个体或者社会行为体的理性是稳定的或者说是固定不变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没有考虑人的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一面。以西蒙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学者则在强调有限理性的同时，忽略了某些条件下完全理性存在的可能性。（2）忽略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相对性，完全理性是一定条件下的完全理性，有限理性也是决策者面临信息和外部环境约束的产物，随着信息结构和约束条件的变化，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和完全理性的适用条件也会出现变化。（3）忽略了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如果信息条件和外部约束条件出现变化则完全理性可能转化为有限理性，当信息限制和相关约束条件消除时，有限理性也可能转化为完全理性。当然，可以把完全理性视为有限理性的特殊情况，也可以把经济人假设视为管理人假设的特殊情况。 据此，本文提出分布理性概念，试图把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西蒙的有限理性和完全无理性纳入一个新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之中，重新构建个人理性及社会行为体理性的分析基础。本文认为，完全理性、完全不理性与有限理性都只是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某种特殊表现形式，人类理性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存在的，因为决策信息、个人认知和实现目标的行动能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的。分布理性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人的认知能力与行动能力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的。因为人是有生命周期的，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是有差异的且呈现出一定的概率分布特征，完全理性和完全无理性作为两种极端情况而存在，有限理性的程度也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即完全理性、完全无理性、有限理性是分布理性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人的真实理性是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完全无理性的概率组合。 第二，决策信息和行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的。决策信息表现为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和完全无信息等多种状态，实际的决策信息是不同类型信息状况的概率组合。行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表现为一定的概率分布，决策环境表现为完全不确定性环境和完全确定性环境的概率组合。 第三，行动与目标的一致性程度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行动与目标完全的一致性是理性行为的主要特征，行动与目标的完全不一致性是非理性行为的主要特征，行动与目标的一致性程度介于前二者之间则是有限理性行为的主要特征。在现实社会中，行动与目标的完全一致性、完全不一致性和有限一致性都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行动与目标的一致性程度是前面三种情况的概率组合。 本文用理性程度（rational degree）描述真实理性与完全理性的比较关系，当社会行为体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力、完全的决策信息和完全确定性的行动环境时，则社会行为体具有完全理性，如果社会行为体不具有任何认知能力、完全缺乏决策信息且行动环境具有完全的不确定性，则社会行为体的认知和行动为完全非理性，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行为体具有有限理性。用理性系数表示理性的实现程度，得出式1：
我们可以采取心理学、经济学或者人工智能技术等多种方法得到真实理性度量值（real rational value，RRV）和完全理性度量值（perfect rational value，PRV）。当社会行为体具有完全理性时的理性系数为1，完全无理性时的理性系数为0，则真实的理性系数为θ∈[0，1]。人的理性系数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的。社会行为体的任何行动都是在一定的理性因素影响下进行的，判断社会行为体行动的理性程度可以用该行动方案的理性系数描述，现假定社会行为体的行动a，其中A为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集（action set），则在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集和理性系数集之间可以建立函数关系：
式2为社会行为体行动的理性系数函数（rational coefficient function），因为社会行为体的理性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形式存在的分布理性，可以构建社会行为体的理性分布函数（rational distribution function）如下： F(X)=P(θ≤x)，0≤x≤1 式3 其中理性系数为连续随机变量，x为实数，则有： F（x=0）=0，F（x=1）=1 式4 如果不考虑社会行为体的完全理性与完全无理性行动，而只考虑社会行为体的有限理性行动，则有社会行为体的理性分布函数为： F（x）=P（θ≤x），0＜x＜1 式5
因为理性系数是一个随机联系变量，可以构建社会行为体的理性分布函数如下：
其中p（x）为社会行为体理性系数的分布密度函数（distribution density function），有下式成立：
一般而言，社会行为体的理性系数的分布密度函数表现出正态分布特征，其理性系数分布函数F（θ）的分布密度函数P（θ）可以用下式表示：
其中，
表示社会行为体理性系数θ的方差，μ表示社会行为体理性系数θ的均值。本文把社会行为体的理性系数分布函数简称为理性分布函数（rational distribution function），则社会行为体的理性分布函数与分布密度函数可以用图3描述：
从图3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社会行为体的理性分布密度函数呈现出正态分布特征，则社会行为体的理性系数在0.5及其领域范畴出现的概率相对较高。就一个由多个社会行为体构成的社会而言，针对相同的决策和行动，如果该社会的分布理性呈现正态分布特征，则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无理性的社会行为体所占的比重最少，介于二者之间的有限理性特别是理性系数0.5及其领域范围的社会行为体所占的比重最高。 简言之，社会行为体的理性表现出一定的概率分布特征的分布理性。对一个社会行为体而言，分布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历史阶段或者同一时刻，社会行为体针对不同领域的决策与行动的理性表现出概率分布特征；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时刻，社会行为体针对同一领域的决策和行动的理性表现出概率分布特征。 三、政治经济人假设与社会行为体行为特征分析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行为体，其从事跨国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谋求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但其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均衡目标实现的条件存在差异。不仅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体所追求的政治与经济目标存在差异，同一类型的社会行为体在不同时刻或者历史阶段所追求的政治与经济目标也存在差异，因为社会行为体的理性表现出分布理性特征。不同社会行为体的理性在同一历史阶段或者同一时刻的概率分布类型也可能表现出差异性，同一社会行为体在不同时刻或者不同历史阶段理性的概率分布类型也可能存在差异。可见，一个具有分布理性的社会行为体，其决策和行动的目标表现出差异性特征。据此，本文以经济人假设、管理人假设为基础，提出政治人假设、政治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流派进行再审视。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西蒙的管理人假设难以对从事跨国政治与经济活动的社会行为体的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将完全理性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假设前提，强调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和最优化目标追求，难以解释不以最优化为目标的社会行为体的行为。西蒙以有限理性和管理人假设作为管理行为分析的假设前提，强调管理人的有限理性和满意目标追求，难以解释不以追求满意目标为决策和行动指南的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对于一个具有分布理性的社会行为体而言，其决策与行为目标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当社会行为体主要从事经济活动时，其行为可以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追求最优化目标实现的经济人行为进行模拟和解释，当社会行为体从事企业决策和管理活动时，其行为可以用有限理性条件下追求满意目标的管理人行为进行模拟和解释。但当具有分布理性特征的社会行为体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或者同时从事政治与经济活动时，其追求的就不一定是最优化目标和满意目标，经济人假设和管理人假设构建的相关理论的解释力必然受到约束，需要以分布理性为基础构建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事实上，当具有分布理性的社会行为体从事政治活动时，其决策和行动目标有可能受到其他相关社会行为体的支持，也有可能遭到反对，关键在于社会行为体如何把握在追求政治权力过程中使政治反对阻力不足以阻碍其决策和行为的推进、使政治支持力量足以支持其决策和行动的推进，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行是核心。一般而言，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是指社会行为体在社会公共生活、公共资源配置及公共治理中的强制性能力。政治权力与公共权力（public power）紧密相关。政治活动需要经济成本，经济活动具有政治影响，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换的可能性。要素跨国流动是国际社会中经济财富配置及调整的重要途径，权力竞争、冲突与合作是国际社会中政治权力配置及其调整的重要形式。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社会行为体通过强制方法影响自己和其他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及其利益的能力，后者是指社会行为体依法享有并获得的各种权力和利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影响和结果。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必须以绝对或者相当的强制力拥有为基础，暴力及其垄断性使用是获得强制力的主要方式，当然，意识形态、族群与宗族网络、道德伦理秩序、宗教及政治信仰等也是获得强制力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和运行是相关个人和社会行为体的重要目标。 本文把具有分布理性、专门从事政治活动、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力、在反对力量与支持力量博弈中能够顺利运行政治权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行为体称为“政治人”。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较早提出“政治人”概念，他认为真正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的组合体，但他认为一个纯粹的政治人会是一头野兽，因为他彻底丧失道德的约束。（18）当然，本文的“政治人”是指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或者相关社会行为体，具有三方面特征：（1）政治人专门从事政治活动，即一切活动都围绕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行展开；（2）政治人具有分布理性，即政治人的理性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形式存在的；（3）政治人决策与行动的目标在于在反对力量与支持力量的博弈中获得与运行政治权力，即获取与运行政治权力为政治人的主要目标。在分布理性条件下，政治人的决策与行动的主要目标不单纯是求最优化，也不单纯是达到满意标准，而在于利用各种政治资源获得政治权力并保证政治权力运行，也就是协调政治资源以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影响政治权力运行，即政治权力的可得性与可运行性。简言之，政治人的主要目的是在分布理性条件下解决权力可得性与可运行性问题。 现代社会中，社会行为体政治活动的经济化和经济活动的政治化趋势显著，建立在纯粹经济人假设与纯粹政治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力日益弱化。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行需要投入必要的经济成本，经济财富的分配和产权界定需要政治权力作保证，社会行为体从事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相互影响，仅仅从事政治活动或者仅仅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行为体都是少数，大多数社会行为体都同时从事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因此，以经济人假设和政治人假设为基础，在分布理性条件下构建政治经济人假设成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需要。本文的政治经济人是指具有分布理性、同时从事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配置活动、以追求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均衡配置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行为体。具体而言，政治经济人具有五方面特征： 第一，经济活动的最优化目标。政治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如果以消费者身份出现，则其决策与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如果以生产者或者商业交易者身份出现，则其决策与行动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可见，政治经济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需要像经济人一样在决策与行动时解决各种求最优化问题。如何面对或者解决所面临的经济最优化问题是政治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或者与经济相关的活动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管理活动的满意目标。政治经济人从事各种管理活动时，无论是从事企业管理、政府管理还是非政府组织管理活动，需要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使得各方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得到保障、基本诉求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其决策和行动的主要目标在于让各方利益主体能够满意。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人在从事管理活动时，需要像管理人一样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求获得各方面都较为满意的解决方案，满意标准是其决策与行动的主要目标。 第三，政治活动的可能与可实施目标。政治经济人在从事政治活动时，需要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协调并平衡各方面的政治利益关系，同时保证政治权力的获取或实施，如果不能够获得政治权力则必须保证对政治权力运行的影响力。因为政治权力的天然有限性和稀缺性，政治经济人需要像政治人一样在政治支持力量与政治反对力量的博弈中获得并运行政治权力或者保证对权力运行的政治影响力。政治经济人在进行政治决策与政治行动时，其主要目标在于获取、运行或者影响政治权力。 第四，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相互转化。政治经济人同时从事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时，需要在政治权力配置与经济财富分配之间进行平衡，寻找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配置的均衡点，保证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性。事实上，任何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行都必须投入必要的经济成本，任何经济财富的产权界定与安全都需要必要的政治权力作为保证，纯粹从事政治活动或者纯粹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行为体在现代社会中不占有优势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复杂关系，二者之间相互渗透形成政治经济活动（political economic activities）。 第五，分布理性条件下的最优、最满意可得与可实施目标设定。政治经济人往往同时从事经济、管理、政治等多项活动，其决策与行动目标也表现出与纯粹经济人、管理人和政治人不同的特点。政治经济人需要在经济目标、管理目标、政治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和统筹。同时，政治经济人是在分布理性条件下进行决策与行动，与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经济人、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管理人和政治人的决策与行动方式存在差异。政治经济人是在分布理性背景下追求在可获得与可实现目标中的最优与最满意者，即可获得及可实现的最优与最满意目标。 可见，传统文献中的经济人假设、管理人假设及政治人假设是政治经济人假设在特定理性与约束条件下的表现类型，而政治经济人假设则是经济人假设、管理人假设和政治人假设的一般化形式。同样，政治经济人假设的分布理性条件，也是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完全无理性甚至非理性假设的一般形式，完全理性、有限理性与完全无理性则是分布理性在特定条件下的表现类型。经济人假设、管理人假设、政治人假设与政治经济人假设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表1表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假设条件下的社会行为体的行为特征表现出差异性，管理人假设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政治人假设与政治经济人假设则是在放松完全理性假设与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构建的，政治经济人假设同时具有经济人假设、管理人假设、政治人假设的某些目标和行为特征。
简言之，在现代社会中，仅仅使用某种假设是不能完全解释不同类型社会行为体的行为特征的，需要综合使用多种理论假设构建相关理论解释体系，才能够对社会行为体的经济、管理与政治活动进行完整解释。在分布理性条件下构建的政治经济人假设，可以对社会行为体的各种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内在激励机制与外部条件进行分析，据此可以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流派进行比较与综合，不断拓展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内容。 四、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行为体跨国政治权力配置与经济财富分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新兴交叉学科，需要从研究假设、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进行新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其学科定义及属性、研究议题及方法存在着诸多争议，至今仍然难以达成一致，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该学科形成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接受过不同学术方法训练的学者共同构成的该学科学术共同体对该学科的界定、属性、议题及方法存在不同看法甚至较大分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第二，该学科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必须吸收其他传统学科特别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也必然受其他学科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交叉学科特征。第三，该学科正处于形成与发展之中，学科不成熟导致学科属性不明确，学科界定模糊导致研究议题宽泛，学科研究方法多样且不规范导致学科研究方法论基础薄弱。为了弥补现有理论和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多个领域进行拓展。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拓展，关键在于在主要理论流派之间建立能够相互沟通的共享型学术话语体系，能够实现学科内部的整合并形成一致性的方法论体系和核心研究议题。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三大主要理论流派——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以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Santo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把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作为国际政治权力的来源，引入敏感性和脆弱性概念。霸权稳定论以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供给为立论基础，把霸权国家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获得霸权的重要理论依据。依附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贸易、金融、工业与技术方面的依附关系。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理论流派众多，但彼此之间仍然缺乏共同的学术话语基础，处于碎片化的理论分裂状态。在各主要理论流派之间形成学术沟通机制和学科共有的话语基础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拓展的重要方面。现假定国际社会由A国、B国两个彼此孤立的国家构成，这两个彼此孤立的国家相互接近并建立联系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国际关系类型与演变态势，当两个孤立国建立联系后，国际关系结构逐渐向不同的方向演变：一方面，从彼此孤立的国际关系类型向相互联系型、相互需求型、相互依存型、相互融合型、和平伙伴型直至一体化联盟方向演变；另一方面，则可能从彼此孤立的国际关系类型向彼此联系型、相互排斥型、相互矛盾型、相互冲突型、战争对手型直至隔离化敌国方向演变，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彼此孤立的两个国家A国与B国发生联系并建立国家间关系后，其关系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变。当然，导致A、B两国关系类型的调整与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关系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除国家外，包括个人及家庭、企业、政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多种社会行为体的跨国政治与经济活动，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并且各种类型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主要关注国家和其他社会行为体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领域，其理论分析框架需要进一步拓展。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主要涉及五个领域。 第一，理性分析由单一类型向多元化类型拓展。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主要理论流派，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都把社会行为体具有完全理性特别是国家行为体具有完全理性作为其理论构建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国家作为主要的社会行为体，其理性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完全理性只是其理性的可能表现类型之一，大多数国家行为体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分布理性特征。只有把完全理性、不完全理性、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类型都能够纳入分析框架的理论才更具解释力。
第二，行为分析由单一模式向多样化模式拓展。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具有不同的类型，表现出多样性。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流派都只能解释国际关系的某种状况。例如，相互依存理论或者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并不能解释霸权稳定论所描述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状态，而霸权稳定论也不可能解释存在依附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依附论也不能解释存在着复合相互依存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状况。行为分析从单一模式向多样化模式拓展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拓展的重要方面。 第三，行为体类型分析由简单到复杂转变。国际社会是由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体共同构成的，除国家以外，还有从事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个人或者家庭、跨国公司、跨国政党、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其他新兴社会行为体，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忽略其他从事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社会行为体，则不能够全面解释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现象。因此，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拓展，以便更为系统和全面地解释宏观社会行为体（例如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活动，还需要从微观层面拓展以便更为系统和详细地解释微观社会行为体（例如企业和政党）的跨国政治经济活动。 第四，研究内容拓展。国际社会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复杂系统，社会行为体的政治经济活动不仅具有多样化类型，还表现出多样化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社会行为体不断出现，一些传统的社会行为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行为体跨国政治行为与经济活动方式也处于持续变化之中，一些新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内容需要不断拓展，把新出现的社会行为体、新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活动类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纳入研究视野。例如，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导致的跨国网络信息空间、跨国网络信息社区、跨国网络市场交易与政治活动等，也需要被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第五，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系统化与科学化。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继承了传统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研究范式，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仍然面临着学科分工产生的学术鸿沟和学术沟通障碍，全球统一的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完全形成。传统的以经济人假设、管理假设、政治人假设为前提的理论研究方法需要变革，以政治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研究方法将被引入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例如数理分析与博弈论方法、大数据技术及计量分析方法、网络信息技术与实验室研究方法等将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将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拓展的又一重要方向。 简言之，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需要在继承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不同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与综合，不断创新和拓展。需要从理性、行为、行为体类型、内容和方法等多个角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拓展，把分布理性和政治经济人假设纳入研究视野。还需要在梳理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与方法论基础进行系统研究。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虽然学术分歧显著且存在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论争和学术鸿沟，但在国家行为体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活动的理论解释的假设前提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一般都把国家视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社会行为体。事实上，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社会行为体，完全理性、完全无理性、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只是其理性特征在不同环境和阶段的表现类型，其真实理性是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的，也即本文所界定的分布理性。国际社会中社会行为体的分布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历史阶段或者同一时刻，社会行为体针对不同领域的决策与行动的理性表现出概率分布特征；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时刻，社会行为体针对同一领域的决策和行动的理性表现出概率分布特征。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国际社会主要构成单位的社会行为体，是人类个体及群体的基本组织形式，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为个人或者家庭、企业、政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新兴社会组织。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可以把社会行为体区分为宏观社会行为体与微观社会行为体两种主要类型，据此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微观国际政治经济学两个学科分支。 仅仅以完全理性条件下的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管理人假设、不同理性条件下的纯粹政治人假设，难以对从事跨国政治与经济活动的社会行为体的所有行为做出理论解释，分布理性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假设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能够弥补现有理论研究文献的某些不足，推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据此可以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流派进行比较与综合，同时对社会行为体的各种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内在激励机制与外部条件进行分析，对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政治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特别是对传统理论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给出新的合理解释。学者需要从理性、行为、行为体类型、内容和方法等多个角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拓展，把分布理性和政治经济人假设纳入研究视野。以分布理性和政治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是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人面临的重要课题和挑战。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贸易大国、经济大国与政治大国，离开中国视角的任何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与现象的理论解释都是不全面的，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者需要担负其历史责任，推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与拓展。 笔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做访问学者期间（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完成本文初稿，感谢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杨大力教授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①Richard 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New York:McGraw Hill,1968;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②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Charles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pp.242-252; 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 Robert Gilpin,"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No.1,1975,pp.37-60. ③Andre Gunder Frank,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7; Andre Gunder Frank,Latin America: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 Andre Gunder Frank,On Capitalist Underdevelopment,Bomb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Andre Gunder Frank,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Samir Amin,"Le Developpement Inegal:Essai sur les formations sociales du capitalisme peripherique," Paris:Editions de Minuit,1973. ④Herbert A.Simon,Models of Man,New York:Wiley,1957; Herbert A.Simon,Models of Though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Herbert A.Simon,Reason in Human Affairs,Oxford:Blackwell,1983. ⑤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Q-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81页。 ⑥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里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Q-Z），第81-84页。 ⑦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里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Q-Z），第85-90页。 ⑧Thomas B.Pepinsky,"Surveys,Experiments,and the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40,Issue 3,2014,pp.431-442; Nicola Phillips and Catherline E.Weaver,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Debating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New York:Routledge,2011; Nathan M.Jensen,et al.,Introduction:Survey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40,Issue 3,2014,pp.287-304. 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文莉：《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门洪华：《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邝梅：《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批判》，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7-15页。 （11）Zhanwen Ding,Xiaofeng Zhu and Shumin Jiang,"Dynamical Cournot Game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ime Delay for Marginal Profit,"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Vol.100,2014,pp.1-12; Zhanwen Ding,Qiao Wang and Shumin Jiang,"Analysis on the Dynamics of a Cournot Investment Game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Economic Modelling,Vol.39,2014,pp.204-212. （12）Qiuhui Pan,et al.,"Spatial Modes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Bounded Rationality," Physica A: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Vol.415,2014,pp.421-427. （13）M.T.Yassen,H.N.Agiza,"Analysis of a Duopoly Game with Delayed Bounded Rationality,"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Vol.138,Issues 2-3,2003,pp.387-402. （14）Yaniv Hanoch,"Neither an Angel Nor an Ant:Emotion as an Aid to Bounded Ration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Vol.23,Issue 1,2002,pp.1-25; Wooyoung Lim,Alexander Matros and Theodore L.Turocy,"Bounded Rationality and Group Size in Tullock Contests：Experimental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Vol.99,2014,pp.155-167; Yusuke Miyazaki,"A Remark on Topological Robustness to Bounded Rationality in Semialgebraic Model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Vol.55,2014,pp.33-35. （15）张荣楠：《从有限理性到适应性理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6期，第79-84页。 （16）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91-101页。 （17）袁艺、茅宁：《从经济理性到有限理性：经济学研究理性假设的演变》，载《经济学家》，2007年第2期，第21-26页。 （18）汉斯·摩根索著，李晖、孙芳译：《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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