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①的感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语：敦煌学一度号称“显学”，即“地位显赫的学问”。然时至今日，其地位仍未有实质性改变。概因懂得此门学问的人屈指可数，其中某些领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例如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本该是个热门，但是目前国内外的专门研究者也就十数人，卓有建树者仅三五人而已。其中原因也许主客观纠葛复杂，但有一条显而易见：敦煌学不在教育部学科体系之列，属于立体交叉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现实特点，即敦煌学家总在各地星罗棋布，除了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批艺术考古类专家，高校、社科院系统都未能将三位以上的敦煌学家有效编制到一个单位。鉴于此，多辟些敦煌学阵地，将散落的敦煌学家通过集中发表科研成果的方式联结起来，就尤为必要且具备重要现实意义了。
目前，敦煌学研究的学术科研阵地，主要有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主办的《敦煌学辑刊》、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敦煌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台湾地区敦煌学会主办的《敦煌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唐研究》等。这些对于敦煌学的学术科研进展以致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很明显：周期长，倾向性强，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排版困难的考证性论文未能够及时刊发，书法史、写本笔法特征分析等方面的论文也较难发表。百花齐放，独缺一枝。鉴于此，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艺术百家编辑委员会决定开辟“敦煌学研究”栏目，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征先生敢于担当，勇担责任，不仅为该栏目的创办鼓与呼，且不辞辛劳，热情组稿，四处奔走，同时把《艺术百家》、更把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学术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气魄、“百家争鸣”的宽广胸襟推向了海外。栏目创设伊始，主要刊发与敦煌学相关之艺术、民俗、文化、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以促成敦煌学研究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全球共同繁荣之局面，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敦煌学自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江浙学者罗振玉分别发表第一篇论文，至2008年底《艺术百家》创设“敦煌学研究”专栏，恰为100周年。时代意义，自不待言。当此之际，编辑部衷心感谢“江浙散人”黄征教授的大力支持、毫无推脱、热心主持，同时也与黄征教授一道恳请广大学人为本栏目热诚撰稿，企盼支持，共同研讨，共襄盛举。
中图分类号：I207.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4-0095-03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位主编率领的团队，历尽三年多紧张而艰辛的奋战，终于完成了三百余件新获吐鲁番地区古代文献的整理释读工作，在组织撰写了数十篇研究文章的同时，精心编排成图录形式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我虽然在三十年前就因启功先生的教诲开始注意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工作，并得到唐长孺、李征等先生的指点，曾在自己研究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学位论文中引述了吐鲁番文书中天宝年间的马料账，但多年来还是有一种蜻蜓点水、若即若离的感觉，远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对此书的出版和这批文献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有许多的评论文章刊登，我不能赘言雌黄。因此，这篇短文只能谈些粗浅的感受以就正于方家。
第一个感受来自这批新获文书公开面世的速度。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的文物考古界就自觉不自觉地在执行一条不成文却几乎是铁定的“规则”——凡有新发现、新出土的文物，除了开始做一点新闻报道外，具体内容(包括照片)是不能“外露”的，一定要发掘(现)者自己做好了详细的报告，自己写成并发表了研究文章，细嚼之余才能“以饗读者”。有些发掘报告因种种原因过了十几年才发布，已经是“正常速度”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产生了某些新现象，如往往国内学界还未得其详，而外国学者却已经得到比较详尽的材料。我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呼吁改变此种情况，却收效甚微。就拿吐鲁番出土文书来讲，荣新江教授和我都曾经碰到过被谢绝观看的尴尬场面。据说有的出土文物、文书被锁放在发掘者的办公室里，几十年了还秘而不宣。国家文物、学术公器仿佛成了私有财产。比较之下，这批新获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刊布速度却是惊人地快。这次整理的文献，除了20世纪70年代末清理被盗的洋海一号墓地所得文书外，其余均是2002-2006年五年间新出土或征集的。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能毫无保留地迅速组织以局外学者为主的班子来整理与释读这批文书，确实是需要胸襟与勇气的。我们从三位主编为本书撰写的序中可以知道，不仅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此项工作“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吐鲁番地委与行署的领导也以很大的热情多次过问或亲临整理工作现场表示关切，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整理小组于2005年10月正式组建并启动，到2007年年底基本完成图版摄影编排、定名释读、文字校订等工作，期间又增添了2006年阿斯塔那607号墓和鄯善洋海1号墓地保管站北区的新出文书及从乌鲁木齐征集到的80余件吐鲁番文书，工作量之繁重可以想见，工作干劲之大和效率之高也令人钦佩。
第二个感受来自整理者的团队精神。
此项整理工作的繁重、干劲、效率当然与整理者的团队精神相关，尤其是与团队领导人的工作态度密不可分。三位主编中，李肖博士是文物局领导兼学者，既要全方位负责调度与资料、后勤保障，又要实际参与文书整理，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荣新江教授在小组里应该是核心与灵魂般的负责人，他这几年简直成了敦煌吐鲁番学界“拼命三郎”式的人物，他的“工作狂”精神肯定也感染了其他人；孟宪实教授这两年因在“百家讲坛”上的出色讲演而声名鹊起，又担负着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行政与教学任务，能在四周逢迎、八方调度之中同时承担这批文书的整理研究任务，也着实不易。他们的团队精神，还表现在荣新江教授对年轻学者的引领和培养以及对学界前辈或年龄相仿的同行的尊重。前者，集中体现在整理小组学习班式的工作进程中，年轻成员当有许多切身的感受，毋庸我在此赘言；后者，则反映于北京定稿会及会下的咨询交流中，诚如本书序中所说：陈国灿、朱雷、王素、冻国栋、张涌泉、黄征、刘安志等先生，“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基本的学术保证。”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里也包含有尊重前辈成果、遵循学术规范、重视学术传承的正确态度。同时，整理工作也得到了吉田豊、荒川正晴、关尾史郎等日本学者的帮助，体现了国际合作的精神。
第三个感受来自学界反映(包括宣传)的热度与力度。
本书出版之前，学界的“预热”程度已经非同寻常。这主要表现在整理小组已陆续将工作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分若干批次地刊发于报章杂志。据荣教授提供给笔者的信息统计，仅2007年一年就集中发表了八组41篇文章，即有：《文物》(2007年第4期)4篇、《光明日报》(2007年3月19日)4篇、《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6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11篇、《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5篇、《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4篇、《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4篇、《西域文史(2)》3篇；其他零散刊登的文章还有10篇之多(有些并非出自整理小组成员之手)。总计超过了半百之数。我的认识，在通常情况下，报刊宣传的热度并不等于力度，因为其中会有不少“水分”；但是，该书的情况却是超乎寻常的，因为这几十篇文章大多是经过认真钻研后潜心之作，其体现较高学术水准的力度亦不可轻视。是书出版后，除了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的学者座谈会外，媒体反应的热烈程度虽还称不上“轰动”，而“震动”还是不小的；我想整理者与出版社也不想去追求“轰动效应”，而是希望真正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重视。这种关注与重视，应该体现在将“热效应”转化成“推动力”，即推动与促进与出土吐鲁番文献密切相关的西域历史文化、语言的研究。这种研究应该与我国目前的“振兴国学”联系在一起，与全世界的西域文明研究、文化交融研究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与必须大力加强的对外文化宣传联系在一起。是书正式出版后，出版界的相应评介(我指的是不虚美、有深度的实质性评论)还显薄弱，这当然也要靠学者专家的积极配合。
我们对已经出土和发现的敦煌吐鲁番古代文献的认识和研究还远未达到透彻、到顶的地步，新的文献也还会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或其他什么地方冒出来。因此，我们在感谢和赞扬荣新江等学者的同时，也特别期盼学术界能以这次《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出版为契机，发扬该整理小组只争朝夕与脚踏实地相结合的团队精神，遵循规范，加强合作，鼓励创新，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注释：
①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