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当代伦理学研究的热点——第三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热点论文,讨论会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应用伦理学已日益成为伦理学的“显学”。近20余年来，改革开放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大量的现实道德问题促使伦理学家为之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并做出积极的反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三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于2003年1月9～10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40余位与会代表通过专题演讲、大会讨论和分组发言、小组研讨等多种形式，就应用伦理学的基础问题、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科技伦理和其他应用伦理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研讨。
关于应用伦理学的基础问题。清华大学教授卢风博士认为，西方应用伦理学之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研究热潮，是有着其深刻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的。20世纪上半叶，分析哲学在英语国家居于主流地位，它把伦理学归结为对道德语词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主张不过问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实践。稍后，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分析哲学土崩瓦解，元伦理学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实际生活要求人们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反思，大量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医学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特别是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出现，都要求伦理学的介入。复旦大学教授冯平认为，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仅表现着哲学对实践问题的重新关注，而且反映着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20世纪哲学理念的转变，更孕育着一种新的伦理学理念。这种新的伦理学理念将有可能对整个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变革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显著不足在于对研究的前提缺乏深刻的反思和建构，这就使应用伦理学容易停留在常识层面，流于一种缺乏理性基础的个人意见和偏好。因此，在肯定应用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对它的研究前提进行反思和建构。在价值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应用伦理学前提进行反思和建构，也许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中心甘绍平博士认为，应用伦理学的实质是一种论证或决策程序以及由这一程序本身体现出来的主导价值，因此，它在民主时代向人们所提供的基本功能不可能是一道攀登道德理想高峰的阶梯，而可能是一圈围栏像法律那样使社会中拥有不同利益与兴趣、不同宇宙观和价值观的人们（包括未来人类）获得一种最基本的保障。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把传统伦理学看成是自上而下颁布的精英伦理，把应用伦理看成是自下而上对话的公民伦理并不妥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廖申白博士提出，应用伦理学的讨论应该在把多种健全的伦理学持久共存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性的背景下来进行与发展。原则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是一种将某些持久共存的健全伦理学体系间的重要共存点作为在各应用领域中讨论那些紧迫的伦理学疑难问题的起点的可能性与建议，它有两个优点：在讨论的起点上会通不同伦理学体系并得到这些体系的不同理由的共同支持；它比理论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更适合于合理多元主义的伦理对话背景。
关于政治伦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李德顺研究员等人认为，要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就必须摆正民主、法治与道德的关系，这就首先要区分在不同历史形态中德治与法治的不同含义，如德治大体可分为“德政”、“德教”和“礼教”等模式；中国古代的所谓法治仅指“以法治国”，不同于现在讲的“依法治国”。因此，我们今天谈论的法治和德治必须赋予全新的含义：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必然；人民是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加强道德建设。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广东商学院涂争鸣教授详细阐述了在社会主义进程中道德与法的具体同一性，驳斥了“道德决定论”和“法制至上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中心主任陈瑛研究员认为，政治与政治伦理关系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和政治伦理。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应当提倡和遵循的政治伦理，它包括若干主要内容，如爱民为民、奉公守法、明智科学、公正无私和勇敢果决等。遵循这种伦理，执政党对于维护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责任。徐州师大陈延斌教授则鲜明地提出，在建设政治文明、道德文明中，公正始终是政治生活领域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的一个基本的永恒的伦理原则，这个原则与作为社会最高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与作为整个道德体系的核心的为人民服务丝毫没有矛盾：它受最高原则的统帅、受道德体系“核心”的制约，但又决定和统领着政治生活领域的所有规范、准则和范畴，是该领域的最为根本的道德要求和最为基本的行为指南。广东行政学院吴灿新教授说，在现今的行政伦理建设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公职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双重人格，其突出的表现为行政道德意识与行政道德践行在相当程度上的分离。克服这种现象必须从重视制度建设尤其是干部人事制度的建设和从加强对公职人员的行政道德教化两方面入手。南京师大叶勤讲师认为，在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中，最广泛存在的就是灰色腐败，这与人情“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受制于行政制度上的漏洞和人情文化的影响。用严格的制度保障将人的情感与偏好控制在体系能够容忍的程度，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是减少和防止灰色腐败的一条可操作的途径。
关于经济伦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中心孙春晨博士从自由主义的市场伦理观入手，论证了市场伦理发展的自然逻辑和人性基础问题。他提出，由市场和市场秩序自发演进的逻辑来论证市场伦理和市场伦理秩序自然演进的逻辑，从市场和伦理关系来看，是一种可以认同的推演逻辑。但是，如何在市场之外寻求解决市场自身不能处理的伦理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市场伦理演进的人性基础。他推崇斯密的观点，即利己和利他这两种人性都有伦理意义，利已是基础，利他是目标，用利己来发展利他，用利他来监督利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晨虹博士对此观点不予认同。她认为，经济活动既是主体对客观规律的遵从，恪守利益、效用原则，体现了人类主体对技术、工具手段的认知理性，又是主体对客观经济规律在意识中的自觉把握，是对合乎人道、正义、善良、公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体现着人类主体“合理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理性。道德价值理性是一切合理有序的经济活动的价值标矢和理性基础。河南财经学院乔法容教授专就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及其道德治理谈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尊重市场运作规律是决策与管理必须树立的基本伦理理念；弥补市场缺陷是政府的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是政府行为的道德价值方针；而政府工作的着力点是建立和维护社会政府威信。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进一步分析了经济信用与道德信用的关系。经济信用关涉交易双方的经济关系及其秩序，具有回报性、风险性、信任性和客观性；道德信用是在人们交往中由一定的约定、承诺、契约、誓言等引发的一种伦理关系、原则及其相应的品行，它涵盖了其他信用活动，具有责任性、意志性、自律性、精神性和广泛性。湖北大学教授强以华博士提出，根据中国建构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特殊性，传统伦理学难以作为中国建构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平台；这个平台应该是直指市场经济自身的具体情况、考虑市场经济复杂性的应用性平台，应该是能够兼顾市场经济的特殊情况和市场经济的赢利本性的应用性平台，这个平台就是经济伦理学的平台。陕西师范大学李健教授认为，企业伦理形象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战略资源，强调要通过制度支撑、教育培训、设计传播来树立这种形象。
关于生命伦理。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指出，人们现在对于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研究及其可能性过于担忧其必然遇到的伦理困惑，而没有看到克隆人的出现带来的社会伦理前景。在他看来，一种克隆人构成的社会将展现一个新质的人类，他不仅在体质或智能上超过现在的人类，更重要的是具有全新的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以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世界可能真正实现。台湾国立中正大学谢世民先生也同意“当克隆人的技术成熟时，应该允许”的观点。他还对几种反对复制人类的伦理理由进行了论证和检讨，如确定复制人类是否安全的实验必然违反研究伦理，无法取得复制者的同意，无法确保出生者基因的惟一性，复制者的人生可能性、未来开放性受到限制，家庭关系的混乱，其他负面社会效果。其他学者则从伦理学的某项原则与生命伦理的关联性出发来阐明自己的立场。西南交通大学肖平教授认为，人类的道德信仰与其生命存在密不可分，人类的生物存在是其道德认识的基础，也是道德价值的基础，还是道德主体行动的基础。她从人的生物性特性、生命来源方式以及与其他动物物质存在的区别三个角度，探讨了当今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对人类道德信仰形成的具有颠覆性质的冲击。香港浸会大学陈强立博士反对Beauchamp所主张的人权是人类的共同道德的核心的观点。他说，这一主张没有考虑到“道德多元化”这样一个事实。道德多元化虽是一个没有逻辑必然性的事实，但它却是恒常存在的，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仍会存在；并且，这一观点与儒家的道德观不相容。因此，要在国际性生命伦理学中找出一组普遍性、跨越文化、地域和年代的生命伦理原则是不可能的。台湾国立中正大学许汉先生提出在生命伦理学中关键是确立道德地位。复旦大学高国希博士认为，彼德·辛格(Peter Singer)从康德伦理学的反省与批判中发现了西方现代伦理对人性和道德理解的弊端，试图明晰关于作为生物类的人与作为人格、位格的人的区分，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是人、应当如何对待人”的传统观念，是一场“哥白尼革命”。
关于环境伦理。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曾建平博士把生态伦理看成是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他指出，人类对自然的解释经历了三次转向：从自然宗教观到有机论自然观，从有机论自然观到机械论自然观，从机械论自然观到新有机论自然观。生态伦理思想正是第三次转向的结果，亦即有机论——机械论——新有机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的产物。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自然观如何与道德观关联还要深入确证。东南大学教授田海平博士说，深层生态学的三条原则典型地表达了生态伦理的价值观念，它必然遇到如此的诘问：谁能够遵循生态伦理？他认为，遵循生态伦理必须进入生态觉悟，这意味着对人的伦理特性的“深层”界定；遵循生态伦理必须进入文明的觉悟即遵循人类文明演进的总体趋势，这意味着对现代性文明进行全面反省的“深层”视域之敞开；生态学既是科学又是伦理，遵循生态伦理即是遵循生态学，这是科学发展和伦理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个主张。他们提出，把生态学既当成科学又当成伦理严重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哪种自然观都既可以导出保护环境也可以导出不一定保护环境的结论。北京行政学院鄯爱红教授阐述了儒家人物关系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的关系。她认为，儒家的人物关系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的，基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基础，儒家提出了“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人物关系原则，这些思想对于建构现代生态伦理学和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香港浸会大学叶国洪博士提出环境教育要突出环境伦理思想，他以由他组织的“疑难为本学习”应用于小学环境教育与中文写作为例展示了他的理论。
关于网络伦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苑立强博士指出，作为网络社会和信息时代人们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而发生的社会行为所应当遵守的规范和准则，网络道德具有开放、自主、多元、平等、超地域等特点。上海师范大学王正平教授认为，当代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引起的道德问题，涉及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和编程、硬件的设计和制造、产品的销售和服务、网络的设置和运作、个人的应用和创作等广泛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信息与网络安全、个人隐私、信息技术产品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等问题。他提出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点的计算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孙伟平博士指出，“虚拟实在”作为一种在效应上而不是“事实上”真实的事件或实体，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但也带来了伦理挑战：直接而论，虚拟实在存在着诱使人们走向远离真实世界的危险；从更理性化的层面而论，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网络中，对于一切虚拟的道德行为，其管理、监督、约束、制裁往往比较困难，道德规范的可操作性比较弱，这给传统道德及其运作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兆明博士对网络社会中的自我认同问题比较关心。他说，现代性社会存在着以时空虚化为特征的时空分离之特质，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化、平等自由即时的交互世界，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人的存在方式呈现为“真我”与“网我”二重性，存在着“自我”与“失自我”、“个性化”与“失个性化”的双重性特质的可能。因此，网络社会的自我认同特别是信任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网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确立可能性和依据；“网我”向“真我”转换时所遇到的彼此之间信任问题。
关于其他应用伦理。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叶敬德博士就罗素的婚姻伦理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分析现代婚姻所面对的困难之后阐明了罗素爱情观、试婚与离婚观念，并且明确表示：罗素期望容许配偶发展婚外感情和性关系能够为人带来更幸福的婚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学校教授戴木才博士论述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管理伦理之发展趋势：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通过合乎法律和伦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从以所有者为中心到注重利益相关者；从手段人到目的人；从遵守法律到法律和道德并重；从注重目标、战略、结构、制度到强调企业价值观；从他律到自律；从对立到兼得；从玩弄技巧到注重管理道德修养等。其他学者还论及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及其必要性，学术腐败、西方伦理的科学化倾向等问题。